从基于必然性的行动到基于偶然性的行动

张康之

从基于必然性的行动到基于偶然性的行动

张康之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310018)

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它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将其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它是在对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否定中生成的。风险社会中的行动将面临许多根本性的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其中，关于必然性、偶然性这对哲学概念的认识，对于构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模式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已经形成了基于必然性行动的共识，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必然性无法认识和把握的问题涌现了出来，致使人们需要将行动方式调整到基于偶然性行动上来。风险社会中的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合作行动，在形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风险社会；行动原则；必然性；偶然性；合作行动

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行动会有不同的依据，也会具有不同的特征。人类的总体环境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就是那个历史时期中的人们生活和活动的总体环境。人们在工业社会中所开展的行动不同于农业社会，说明了作为人类总体环境的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是不同的。现在，人类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堕入了风险社会，也意味着我们是生活和活动在这样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环境中的。风险社会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环境，我们必须在这个环境中开展行动。因而，人类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以及为了开展行动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都需要再一次接受审查。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提出，其要旨之一便是回应风险社会这一人类生存的总体环境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张中的“命运”一词，则催发了人们对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风险社会显现出来的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在人的行动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是人的思维方式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如果人的行动形式、方式不同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些行动背后包含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工业社会所拥有的行动模式已经不再适用，重建行动模式已成必然之势。与此相应，也就提出了思维方式变革的要求。所以，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实是一个思维方式重建的问题。在近代以来得到了充分发展的认识论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必然性与偶然性是一对基础性的范畴。在整个工业社会中，人们得益于认识论哲学，形成了基于必然性而行动的行动模式。在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后，不得不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时，必然性也就无法成为行动的依据，致使人们必须基于偶然性而行动。这将是一场重建思维方式的运动，也将导致哲学的转型。

一、认识论哲学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偶然性”是一对哲学范畴，是认识论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在认识论哲学出现之前，本体论哲学中的关于认识的理论就已经注意到了“必然性”“偶然性”的问题，并作了一些探讨。在宗教哲学中，必然性与偶然性也转化成了人生观的一部分。如果说“命运”是宗教哲学观中的必然性的话，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必然性相交集的话，那么也可以将必然性、偶然性的问题列入世界观范畴。特别是在“因果观”中，包含了必然性的信念和判断。认识论哲学的主旨在于认识必然性，为了认识必然性，就需要排除认识过程中时时都会遭遇的偶然性的干扰。对偶然性的排除，需要有坚定的必然性信念。所以，与宗教哲学相比，在认识论哲学中，必然性、偶然性是世界观中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在宗教哲学中以“命运”指称的必然性是世界观中的一项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生观的构成部分，那么在认识论哲学这里，必然性以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则成了世界图式中的主要脉络。在理性哲学和科学叙事中，基本上是用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概念置换了宗教哲学的“命运”，而且这也是从宗教观念向科学观念转变的标志之一。

认识论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概念在历史哲学中是以“自由”与“必然”两个概念出现的，即将自由与必然配对成了一对辩证法范畴。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没有必然，也就无法想象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不知道自由是人的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所以，在德国的辩证法大师宣称人类社会必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时候，完全是在与必然王国相对应的意义上去表达一个不同于必然王国的社会将会出现的判断，而不是说在那个必然王国中的人们会体验到自由，更不是指那个社会中的人们会关注自由的问题。如果说工业社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使用“命运”一词，可能是因为认识论哲学的贡献，即人们普遍地拥有了科学观念，所使用的“命运”一词表达的是对偶然性的判断。一般情况下，人们是将突然发生的对人有着巨大影响的偶然事件解释为“命运”的，所要表达的是，偶然性是反自由的。这说明，对于拥有科学观念的人们来说，“命运”一词的含义是不同于宗教哲学的。在宗教哲学中，命运是一种必然性，而在认识论哲学中，命运恰恰是人们无法认识、无法把握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偶然性。就认识论哲学要求我们通过偶然性认识必然性而言，一旦人们把握了必然性，也就意味着可以驾驭命运了。

应当说，在认识论哲学中也容纳了一种历史哲学。在历史哲学中，正是认识论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被表述为“必然”与“自由”。但是，历史哲学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又都是与自由相对立的状态。不仅必然性没有给予人以自由的空间，偶然性也对人百般戏弄，使人变得不自由。如果说根源于认识论哲学范式的历史哲学认为人在认识和把握了必然性的时候能够获得自由，那么偶然性却因为无法通过认识论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手段来加以驾驭而使人失去了自由。反映到认识论上来，或者说，将思考的范围从历史哲学重新缩回到认识论中来，即对必然性与偶然性间的关系重新进行规定，所看到的争议结果就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必然性则是偶然性的实质。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在历史的维度中开辟前进道路的，透过偶然性而把握必然性，所指示的是人们获得自由的路径。

萨特认为：“必然性涉及理想命题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存在物的关系。一个存在的现象永远不可能派生于另一个存在物，因为它是存在物。”[1]虽然萨特这样说显得有些武断，但却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必然性、因果关系都无非是一种观念。当人们带着这种观念去看世界时，虽然能够得到验证，但并未改变它们作为观念的性质。同样，可能性亦如此，所代表的是一种推测。不过，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与必然性、偶然性相比，可能性的观念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一观念可以促使行动者以开放的心态去承担任务，能够更主动地在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并做出选择。

就历史过程来看，随着认识论哲学以及科学的兴起，人的世界取代了神的世界。在人的世界中，特别是当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特征时，人们获得了因为认识论哲学以及科学所给予的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信念。但是，在这样一个人的世界中，即在这样一个人们相信能够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世界中，却发现人是这个世界中的“变数”。在科学的发展一日千里的情况下，在人征服自然界的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时候，认识论哲学认为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信念得到了证明。然而，却又发现人为世界带来偶然性。也就是说，在人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如果存在偶然性的话，还可以做出一个逻辑判断，那就是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是因为人没有充分地掌握客观规律才使某些突然出现的东西以偶然性的形式出现。随着人的认识局限性不断地得到突破，却又发现人的活动赋予世界以不确定性。所有的不确定性一旦反射到了人这里，就让人将其感知为偶然性。这说明，认识论哲学为人指引了一条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道路，却让人在这条道路上所开展的一切活动都生产出了偶然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虽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一种社会特征，却对认识论哲学构成了某种挑战。具体地说，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上，所显现出来的是，整个世界处处弥漫着偶然性。在这种条件下，偶然性是实在的客观现象，必然性反而只是一种信念。这个时候，如果还以为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话，那只能说是“迷信”而不是“自信”了。所以，如果坚持必然性的信念，即便通过科学的手段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构造出必然性，也不意味着它在客观实在的意义上如此。即便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由科学所认识到的必然性也是经不起深究的。因为，它在此处显现为必然性，而在彼处就可能不再显现为必然性了。事实上，所有得到了认识的必然性都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被证明是错误的认识。也许是看到了这一点，恩格斯才会提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问题。

不过，偶然性应当被理解成理性的增强剂。如果人们只拥有必然性的信念，就有可能对指向未来的行动抱有盲目的自信，就不会考虑行动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只有也同时承认偶然性是客观存在的，才会在行动中进行理性规划，并做好随时应对偶然性的准备。在必然性的信念中，偶然性是被放在从属于必然性的地位上的，是必然性所指向的那条道路上的一种必然会出现的波动。也就是说，必然性是一根轴线，偶然性只是围绕着这个轴线的上下波动。当偶然性呈现长波状态时，认识和实践的道路就显得平顺，相关的体系就显得稳定；当偶然性呈现短波状态，即高频波动时，就意味着风险，相关体系就显得动荡。不过，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认识是可以接受的，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让偶然性从属于必然性的看法就应受到质疑。姑且不说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否存在着必然性的问题，即便存在着必然性，也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会显现为偶然事件间的连线。

偶然性并不意味着行动上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机会主义也许正是在人们普遍拥有必然性信念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一种希望逃脱必然性的行为上的现象。一旦人们正视偶然性，就会寻求与偶然性相一致的行动方式。这种行动方式就是即时行动，是与建立在必然性信念基础上的行动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人都关心的养生话题入手来看人们是如何对待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的。养生是建立在必然性信念的基础上的，或者说，当必然性信念以决定论的形式出现后，人们就会在一些现象之间建立起因果关系，认为达成某个结果必然有着相应的原因，只要在“原因端”进行控制，就能够获得所欲之结果。因为人们根据必然性的信念而认为养生与否决定了人能否长寿，想长寿的人也就刻意地在作为原因端的养生这里着手。对于个人而言，一生注重养生，每天坚持节食、锻炼，处处谨慎，从不冒险，然而却可能死于一次坠机或别的什么事故。对于这样的一个努力把威胁生命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的人来说，这确实是非常可悲的。特别是与那些每天在冒险中寻求刺激而仍活得好好的人比较起来，就更显得可悲。当然，这种生命终结的偶然性不应成为人们放弃珍惜生命的根据。而且，我们也不是要从这个例子中去引申出个人的风险应对策略。我们的目的是要说明，必然性信念在风险社会中可能会显现出某种窘态。

可以认为，在社会简单和确定的状态中，养生的人长寿概率是非常高的；在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养生能否带来长寿，就会受到偶然性的挑战；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养生，但不应将长寿的希望寄托于养生。在某种意义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们要将观念转变到健康比长寿更值得追求上来，即为行动而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说也许会让人觉得非常残酷，却又是我们面对必然性信念衰减而不得不拥有的人生观。也就是说，我们对待人生的态度是应包含着风险意识的。在风险社会中，虽然每个人的风险意识的获得和增强都有益于整个社会风险意识的提升，但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风险意识应当渗透于制度、行动模式以及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而且是以自觉建构的结果的形式出现的。

认识论因为有了必然性信念而生成了决定论的观念或观点，并展开了机械决定论与“相对的”决定论的争议。其实，展开后的争议都没有超越认识论范式，而是在同一个范式中进行的争论。所以，决定论在历史哲学中也仅仅是一种解释框架，特别是它通过因果范畴的话语来加以表达时，似乎可以解释自然的以及社会的所有现象。但是，正如所有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框架都有着历史适应性一样，决定论的各种解释原则也都只适应于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或者说，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决定了决定论的适应性。一旦社会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状态转变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态，决定论也就失去了着力点。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决定论的时代”，那么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概率论的时代”。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寻求必然性，按照决定论的逻辑去制订行动策略，将会发现，“回溯式”的归因和“前进式”的求果，都会遭遇失败的风险。我们面对的总是偶然性和可能性，我们基于必然性的期望总会落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关注点调整到当下的现实。我们应基于现实去做出行为选择，而不是去关注行为以及行动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决定。

二、对基于必然性信念开展行动的审视

认识论中的必然性以及因果范畴也许都是从时间的存在特征中领悟出来的，但在作为哲学范畴确立起来后，特别是转化为人们的信念后，就在人的行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必然性的信念给人以信心，而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则让人主动地通过对因的操控而达成所欲之果。假如因果关系不是一种反映而是一种构造的话，也许它就是从人的必然性信念中产生出来的。是因为人们首先有了必然性信念，然后又将这种信念概括或提升为因果范畴，致使人们所确认的所有因果关系中都包含着必然性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也被植入全部分析性思维的逻辑分析之中了。

昂格尔指出：“逻辑分析的真正奥秘在于，以它的纯粹形式，它怎能以及它以什么方式适用于现实世界。因果关系的矛盾则与具体因果关系判断的可能性有关。因果关系解释要求将特定的结果归于特定的原因，然而，说明越全面并且因此越精确，所有过去的事就越似乎对现在发生的任何事负责。因果关系链在空间和时间的每一个方向不断地延伸，这样，在因果认识当中具体化的需要和全面性的需要之间就有冲突。”[2]鉴于此，对因果分析的使用必须是有节制的。因为，因果关系的无限延伸会使分析陷入困境，以至于让思维无法承受。就因果关系在思维上不可以无限延伸而言，也意味着它与逻辑关系是不一样的，即不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具有“质性”。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思维展开时的环境，也会看到，与在纯粹形式的意义上展开的逻辑分析不同，因果关系因为有了内容，或者说有了浅浅的一层质性，从而获得了相对于逻辑关系的一定的特殊性，以致在思维的展开中也不被允许无限地延伸开来。

性质本身就意味着特殊性，性质决定了事物、事件的具体性。对于一切与性质相关的存在的认识，都必须在具体性的意义上去加以把握。如果把因果关系等同逻辑关系而视之，并按照逻辑分析的方法去对待因果关系，还有可能陷入因果循环论中，即认为具有相关性的事物和事件是互为原因或互为结果的。关于因果关系与逻辑关系的这种不同，还只是理论表现上的不同。如果考虑到现实的话，就会看到，在一些简单的事件上，因果关系是清晰的，不需要去进行因果分析就可以把握事件运行的脉络。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事物、事件，或者说，具有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事物、事件，其中的因果关系往往会显得不甚清晰。这个时候，就需要求助于因果分析。所以，我们对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因果分析方法的运用，是抱着承认的态度，而不像昂格尔那样提出批评。但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因果分析是不可能的。如果此时的人们还试图运用因果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认识还是对行动来说，都是无益的。

从根本上看，逻辑分析和因果分析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要赋予事物、事件以有序性。然而不难发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事物、事件之间的“次序”是根本无法获得的，更不用说为事物、事件规划和建构有着次序特征的秩序了。这也构成了对逻辑分析和因果分析的否定。昂格尔在对逻辑分析和因果分析做出批评后所提出的设想是：“代替那些与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有序性模式，我们则需要一种描述和解释某种社会状况的不同方面在时间世界中的联系方式。任务再一次是把我们关于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前后相继的认识与承认一种状况中的所有因素彼此相互联系调和起来。”[2]

实际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昂格尔所说的这种“描述”和“解释”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达成什么“调和”的效果。若能把握事物、事件间的联系，固然是好事，尽管不一定把握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可是，这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完全是一种奢望。因而，一种客观性的要求就提了出来，那就是，人们必须在无法把握事物、事件间的联系的条件下开展行动。如果基于“实践哲学”的观念去考虑一切行动都应当从现实出发的话，那么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认识及其成果被纳入行动之中时，或者说，这种条件下的行动与认识是统一起来的，也就意味着不会出现在纯粹认识过程中去把握事物、事件的联系这样一种做法，至于是否需要和能否把握事物、事件间的联系，则完全取决于行动展开的具体境况。总之，行动中的认识终结了纯粹认识。

为事物、事件确立次序，把握事物、事件间的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在主观追求上都是指向必然性的。一旦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所遭遇的是偶然性，特别是这种条件下的行动是基于直观本质而展开认识过程的，那么所面对的就是表象上的具体性，而不是必然性了。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者满眼所见的都是偶然性，行动失去了必然性的支持，即无法以必然性为依据而开展行动。其一，是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无法借助现代性的哲学以及科学方法去透过偶然性而认识和把握必然性；其二，在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风险社会中，人们又必须行动，不行动就只能被动地承受风险的压力，就会使得人类命运受到风险的支配。这意味着，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必须抛弃认识和把握必然性的追求，必须正视作为行动条件的偶然性。总之，在认识和把握必然性变得不再可能的情况下又必须行动的时候，也就不再能够将行动建立在对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的前提下了。

从空间感知上看，逻辑分析和因果分析所欲获得的必然性给我们展示的是一种线性关系，或者说，无论是逻辑关系还是因果关系，都是以线性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即使我们希望去把握事物、事件间的关系，也不应满足于对其线性关系的把握。即使不能基于事物、事件的具体性而不是它们间的联系去行动的话，也至少应在一种“网络空间”的观念中去把握那些关系。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实践论的“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是最为根本的依据，思维上的逻辑分析和因果分析，都只有从属于这一行动原则，才是有价值的。实际上，一切分析都应因具体情况而定，而不是依据普遍性的方法和思维方式进行。

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从资产阶级革命中是能够找到某种客观必然性的，或者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就现代民主政治以及“法治国”的出现来看，则与启蒙时期的思想、理论有着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多数原则都是由启蒙运动中所做的设计的结果，是用思想的材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其他的样子，现代化所走过的道路是这一条而不是另外一条，都可以从中看出设计的痕迹，应当归功于启蒙思想。的确，人类历史的进步也是反映在人的能动性的增强上的。特别是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并著述了经典，让更多的人可以按照他们的规划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从而造就了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可是，当我们看到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设计出来的时候，也就对关于历史必然性的看法抱着某些保留态度了。如果说启蒙思想反映了历史进步的要求，包含着对历史必然性的认知，那么由它提供的现代社会建构方案只能说至多具有二级必然性，而不是对历史进步必然性的一级认知。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启蒙思想在其后的演化中形成了一种主导性的话语权，让西方有了塑造资本主义话语霸权的依仗，而作为另一个设计方案的社会主义则受到西方话语的压制和攻击。

一种设计方案的提出，显然有着某种偶然性的成分，尽管思想依据中包含着客观认识。果若如此，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推测道，现代化也许不只既成事实的这样一种方案和一条道路，只是其他的方案和其他的道路没有被设计出来或没有找到而已。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启蒙思想所设计的是社会主义方案的话，也许工业社会就会展现给我们另一种面貌。这说明，设计方案代替了历史必然性。不过，当中国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显然包含了探索另一条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当然，就历史是既成事实而言，是不可以去做假设的，但指出一个历史阶段的起点所具有的偶然性则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的我们需要持有这种观点，以便激发我们探索走向未来道路的热情。全球化、后工业化是一场人类历史再一次转型的运动，处在这场运动中的人们显然肩负着探索走向未来和设计未来社会的使命。由于这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与风险社会相伴随，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课题便急切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使之必须主动地以拥抱未来之姿回应现实中的挑战。也就是说，以设计师的姿态参与到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来。

拥有必然性的信念，人们就会生成预测未来的信心，并对行动做出理性设计。在如何将必然性的信念放置到预测中来的问题上，还需要有着更多的考虑。诚如贝尔所说：“对预见和预测有所区分……预见是对‘点事件’的规定，即是说：某一事件将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预测则识别哪些结构脉络出现问题，或者哪些动向将可能出现。一系列的事件——这正是人们企图预见的东西——常常是结构的动向与特殊的偶然性的结合。由于诸如此类的偶然性是无法预测的(它们不可能服从于规则或定型为某种公式)，人们在预见未来时，可以乞灵于‘智慧’(内在的信息)，可以乞灵于种种敏锐的猜测和学问常识，但是却不可能求助于任何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简言之，人们可以预测条件，却无法预测催发因素；可以预测结构变化，却无法预测偶然性。这是任何预测都具有的局限性，纵然分析并不一定具有这种局限性。”[3]

就认识的价值而言，指向未来的价值要高得多。事实上，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研究都是指向未来的，即便声言出于解决当下问题的需要，也是指向近距未来的。之所以既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难堪预测之任，是因为它过于重视分析而忽视了想象。未来是尚未呈现出来的，分析是难于找到着力点的，只有想象，才是把握未来的门径。今天，人们之所以轻视、忽视想象，是因为它显得不具有科学性。其实，任何一种思维方法的科学性都来源于人的建构。认为想象缺乏科学性，恰恰是人的失误，是因为人们没有对想象进行科学形塑而使它游离于科学思维及其方法之外。所以，我们不应当轻视想象，反而应当在建构想象和赋予想象以科学性方面进行探索。一旦我们拥有了作为科学思维方式的想象，预测就将成为微不足道的思维训练。因为，对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而言，作为一种科学思维方式的想象将会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

滕尼斯在工业社会的背景下观察人的行动时指出了预见的有限性。他说：“正确的预见省去无谓的尝试，能鼓励进行别的、更有前途的尝试。但是，正是这种预见只有在有限的领域里是可能的：作为纯粹实际的认识，它是极不可靠的；作为从原因得出的认识，它是极不充分的——倘若它既可靠又充分，那么它就可以扬弃偶然的概念，然而，在一切可能发生事件的领域里，作为不寻常的或者未知的情况的作用，仍然留给偶然以最广阔的回旋空间：遗忘越是遥远，成果越是不依赖我们自己的力量，越是不依赖由一种坚忍不拔的意志的性质所确定的我们自己的力量，偶然的活动空间就越大，虽然这种力量仅仅时不时是其命运的一种可靠的因素。”[4]

我们知道，在滕尼斯开展著述活动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还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这个时候，科学信念的确立和人的社会活动的能动性的增强，使这个社会成了人们大谈必然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相信规律，认为遵循规律就可以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可靠的预测，能够大跨度地预见到未来所发生的事件。然而，滕尼斯却对预见持有保留态度，而是要求人们关注偶然性，不应因为对必然性的把握而变得信心满满。这无疑是一种表现得比较理智的意见。在今天，当我们的社会显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滕尼斯的这一意见更应引起重视。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因为对预见有着过高的期望而将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也不应因为对必然性的信念而在所谓科学预测方面做出过度的投入。与其把精力放在了预测上，还不如将有限的资源应用于即时行动上，即随时准备回应迎面而来的突发性事件。

三、超越必然性信念的思维方式

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世界中，一切都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作为一种信念，这也许在工业社会中是能够经常性地得到证实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逻辑世界本身能否成立，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也许在宗教宣称的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中包含着一个逻辑世界，但在逻辑世界之外，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如果说逻辑世界并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被建构起来的，那么这个世界本身也证明了它是在人类发展史的特定阶段才是社会生活、科学以及思维方式赖以展开的空间。

即便是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逻辑世界给予我们合乎逻辑的想象也是：在逻辑展开的每一处地方，都不会有新的事物和新知，在指向未来的维度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在工业社会的行进中，无论是指向一个待开发的领域，还是指向未来，都会遭遇尚未预知的东西。所以，工业社会无法对“逻辑充满着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5]的观点形成支持。显然，逻辑世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并不重合，它只是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之于我们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也是变化着的。而且，世界的变化并不一定接受逻辑的规定，也许根本就不运行在逻辑的轨 道上。

逻辑使人显得理性，逻辑也使人的行动显得有条理，逻辑还赋予人的构造物以秩序。可是，人们又似乎天生地有着把握行动契机的愿望和追求。所谓契机，并不是必然出现的，但在其出现时，如果能够及时把握住的话，对于行动而言，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人们会非常关注契机，并希望也努力在契机出现的时候将其把握住。特别是在较为复杂的环境中面对较为复杂的行动事项时，更渴望能够有适当的行动契机出现在面前。契机意味着偶然性，是分析性思维无从把握的，或者说，只有相似性思维才会注重对契机的把握。在注重探寻规律、信奉必然性的工业社会，较少关注契机。即使在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人们不得不给予偶然性以重视的时候，人们也只是表现出将契机表述为和理解为“时间窗口”的倾向，而不是直接将其视作具有偶然性的契机。显然，在将契机表述为“时间窗口”时，人们只停留在了形式上，从而使契机所包含的质性因素流失了。

其实，在工业社会中，在非模式化的社会生活和活动领域中的各类事项上，对行动契机的把握是包含着某种成功的可能性的。与公共领域相比，在私人领域中，商人、企业家等因为营利的需要，都表现出了重视把握契机的行为特征。如果说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能够更好地得到制度的支持，不需要去把握所谓行动的契机，那么市场中的行动除了得到排斥性规范的约束之外，成功或失败都更多地取决于行动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所以，市场主体才会表现出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契机的行动热情。即便在公共领域中，在以政治家身份出现的人与行政角色扮演者之间，在是否有着把握契机的主动性方面，也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对于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特别是对于应对危机事件的行动来说，关注和把握契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人的几乎所有行动而言，一旦将视线投向了契机，就意味着必然性信念的衰减。把握契机，就是不放过偶然性带来的机遇。在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在社会的运行和变化中发现契机的。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所予人的就是开展行动的契机。如果说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已经唤醒人们去把握行动的契机，那么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将对人形成某种刺激，从而充分地调动起人们努力把握行动契机的热情。事实上，人们将不难发现，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契机在量的意义上增多了。一方面，契机对人的行动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契机的增多，又激发出人们把握行动契机的要求，甚至会生成一种把契机作为行动资源的意识。

我们说契机意味着偶然性，但又不能等同于偶然性。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既有观念中，必然性被认为是寓于偶然性之中的。对契机的认识却不适用于这一原理。无论人的行动契机在数量的意义上增长到了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契机所具有的“时间之点”这一重属性。契机与契机之间并无联系，甚至契机的出现与逝去也无规律可循。在“时间之点”的角度看契机，就会发现，简单的和确定的社会中的契机是包含在必然性的结构之中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社会中的契机，既可能包含在必然性的结构中，也可能具有偶然性的性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的契机则意味着偶然性，不再与必然性之间有什么瓜葛。

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旦人们普遍地获得了把握行动契机的愿望和要求，行动者也就不再会仅仅被动地等待契机。相反，会在制造契机方面也发挥其主动性。契机在这种条件下表现为偶然性，如果说通过人的行动不能造就必然性，那么造就偶然性则是完全可能的。在人所造就的偶然性中，就会包含着契机。总之，生活和存在于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应更加关注和把握各种各样的契机，以求在应急行动中获取更多的优势。也就是说，风险社会中的人并不像农业社会中的人们那样等待播种和收割的契机，而且也没有那种呈现出规律性的契机可供把握。所以，需要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去识别和把握行动的契机，将契机转化为资源而加以利用。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应拥有契机意识，并借助于这种意识去捕捉每一个到来的契机而不使其错过。如果说人们通过行动去创造契机的话，也应尽可能避免这个过程产生 风险。

就契机意味着偶然性而言，一般说来，是不能够在分析性思维中得到把握的，分析性思维方式至多可以用来把握“时间窗口”。总的说来，分析性思维始终对偶然性抱持畏惧心理，因为偶然性的出现意味着逻辑链条的断裂，从而使分析性思维发生中断。但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偶然性往往成为各种各样创新活动的机遇。也就是说，人们一旦遭遇了偶然性，就可以在偶然性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周边去发现其他因素，以便把断裂的链条接续起来。结果，把偶然性纳入必然性之中，消除了偶然性。这无论是反映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意味着创新成果的出现。所以，分析性思维虽然担心偶然性破坏了思维的连续性，但对于社会来说，则会得益于偶然性提供的创新机遇。与分析性思维不同，相似性思维从不畏惧偶然性，反而会表现出非常习惯于偶然性的状况，认为偶然性本身就是一种常态。相似性思维所擅长的就是，轻而易举地在很多偶然性事件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在所建立起来的那些联系的基础上形成行动方案。

对于分析性思维而言，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构成对必然性的否定，或者说，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只意味着更多的偶然性。根据分析性思维，对必然性、偶然性也是可以加以分析的，正如汤普森所说的：“复杂性意味着更多和更深的相互依赖，从而更多的偶然性节点。”[6]按照这个逻辑，这些偶然性节点的增多，在方向上是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提升相一致的。可以认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每提高一分，都意味着偶然性节点的倍增。所以，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必然性完全被偶然性所掩盖，以至于关于必然性的信念有可能误导我们的行动。这样一来，在分析性思维中去对汤普森所说的“偶然性节点”进行把握，也变得不可能了。至少在今天，我们在分析性思维中是无法找到把握无限增多的偶然性节点的合适路径的。因此，只能寄托于通过直观、想象的方式去把握这些节点。

直观、想象等都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而相似性思维是一种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的历史性特征来看，在前工业社会中，相似性思维是最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之所以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分析性思维而抛弃了相似性思维，是不能简单地用偶然性来加以解释的。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从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可操作性的角度来做出解释会显得较为合理。比较而言，分析性思维的线性特征意味着它的可操作性是很强的，而相似性思维的运行则要显得复杂多了，以至于人们掌握它和运用它都会显得较为困难。不过，我们需要辩证地看所谓操作性的问题。就如操作机器的人与操作家务活动工具的人互换角色后都会显得笨拙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说哪一种思维方式更具有可操作性，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理解这两种思维方式得以应用的情况。工业社会所显现出来的是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分析性思维已经能够满足人们认识和实践的要求，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开启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中，分析性思维作为认识和实践工具则无法满足要求，以至于不得不让位于相似性思维。作为相似性思维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环节，直观、想象等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所承担起来的认识功能是根源于行动的需要的。

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往往也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并不受必然性的支配。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在人的交往活动中，有许多细微的方面是无法在逻辑性的认知中得到反映的。这些细微的方面不只是人的情感、行为上的，更多的是综合性场景所给予人的。能否把握这些细微的方面，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很多历史现象无法理解而将其归入偶然性范畴中去的原因。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论的逻辑性认知模式中无法把握那些细微的方面，以至于觉察不到其原因。一旦人们拥有了相似性思维方式，能够把握那些细微的方面，也就不会感觉到许多历史现象不可理解了。人的认知敏感性是反映在对事物的细微方面的感知上的，有了相似性思维，人们就会表现出认知敏感性。这不仅能促使人的精神能力的提升，还将影响到人的行为选择和行动。

总体看来，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导性思维方式是分析性思维，认识论哲学在这种思维方式的生成和定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分析性思维方式其实就是由认识论哲学建构起来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认识论哲学将这种思维方式系统化和定型化，然后推荐给了其他各门具体的科学门类，使人们可以借助于这种思维方式开展科学研究。当科学研究使用了分析性思维方式的时候，认识论哲学的几乎所有关键性的范畴都是以信念、观念的形式而为科学研究者所持有的。必然性、偶然性是认识论哲学的基本范畴，也反映在了工业社会的科学研究中，而且也是实践中须臾不可缺失的信念和观念。

基于认识论的科学研究，对于每一个研究对象，都需要从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空间结构去加以解析，因为“事件、性质和过程的实现，以及各个个体的特殊行为，都以在时空中存在着的物体的结构为转移，物体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决定着和制约着每一事件的发生和消失”[7]。否则，所看到的就只能是“事物发生的先后顺序或事物存在的各种依赖关系，都是一些偶然的联系，而不是某种固定的、统一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模型的体现”[7]。虽然必然性、偶然性都是认识论哲学的重要范畴，但这种哲学似乎天然地具有排斥偶然性的倾向，总是极力捕捉必然性，甚至将对偶然性的排斥当作人类的事业。

四、风险社会对必然性的否定

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也许是某个偶然的原因促成了他成为现在这个人。从教育的需要来看，可以将此说成是他的选择，以便激励年轻人去自觉地选择他未来的道路，但我们基本没见过一个人的自觉选择是成功的。所以，我们只能将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闻达或堕落归于交互作用中的某个偶然的契机。我们必须承认，在人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最初出现的某个动机也许是偶然的，但在走上了那条道路后，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则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成功。尽管如此，这条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交互作用才是真正的现实，而交互作用带来的则是偶然性，是发生在任何一种可能的交互作用节点上的偶然性。

当然，在历史的大视野中，可以说一个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如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出现柏拉图那样的哲学家，而在古希腊也同样不可能出现图灵这样的工程师。时代中的既定场景决定了一个人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即令他能够凭着自己的信念、毅力、能力等超越自我，但那只是相对于他人的自我超越，而不是对其所在时代及其所在场景的超越。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观点，是与在具体事项上寻找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机械决定论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个人成了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要为其找到一个明确的原因，也许基于宗教中的“因果观”能够给出某种令人信服的答案，而传记作者所给出的往往只是他的个人判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臆造成分的。比如，说某个人因为在杭州西湖边遇到了一个澳大利亚人才成了首富，那要么是传记作家的杜撰，要么是那个首富的臆想。在他没有成为首富的时候，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个澳大利亚人对他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即便遇到了那个澳大利亚人，也不可能成为首富。这就是时代意义上的必然性。

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时刻，虽然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偶然性，但某个人的贡献却有可能改变历史，或者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如亚当吃了苹果或不吃苹果是偶然的一样，他吃了苹果而有了人类所拥有的世界；如果他没有吃苹果的话，也许人类所拥有的就不是一个带有“原罪”的世界。同样，盘古如果不是一时兴起抡起了他的大板斧，那么人类也许就是混沌中的生物，先天具有了混沌气而不会竞争、争抢、掠夺。所以，世界是怎样的，都有可能是某个偶然的原因造就的，人亦如此。必然性、理性选择在某些方面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是无法看到的。必然性是秩序、规则等之中的必然性，而超出了秩序和规则，那就是偶然性的世界。所以，对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执着，都不可取。提出这种观点，在工业社会的语境中，也许会被看作某种类似于中世纪的“异端”。然而，在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时，满眼所见或亲身感受到的都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如果此时人们还带着必然性的信念去开展活动，所显现出来的就是盲目的自信，因而会处处碰壁。

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在所有方面都试图去把握那些被认为具有必然性的事物。因为，在人的心灵深处持有一种观念，认为具有必然性的事物是重要的事物。重要的，也就是需要认真对待和倾心去做的，是应当努力做好的。可是，当我们在风险社会开展行动的时候，在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还能把必然性与重要性相等同吗？显然不行。这是因为，在风险社会及其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必然性也许消失了，或者说，远离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我们无法寻觅到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了。事实上，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满眼所见的都是具有偶然性的事物。如果我们因为必然性信念而将某事看得无比重要，放弃了对威胁到了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的关注，或者说，因为这个事项被认为是偶然性的事件，判定它并不重要，那么其结果将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必然性与偶然性构成了“概念共生”意义上的一对范畴，那么在必然性消失了的时候，我们也不再倾向于使用偶然性的概念了，而是用“突发性”一词来替代偶然性的表述。所以，对于人们的行动而言，重要性已经与必然性失去了联系，反而是那些意味着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与“重要性”之间重合了起来。这正意味着我们上述所说，风险社会中的人们与近代早期的人们必须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工业社会的人们把具有必然性的事项看得非常重要，那是因为它具有战略意义，是基于对规律的认识而发现的事项。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当我们无法把握必然性的时候，如果将某个事项确认为是具有必然性的，其实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并不是客观上如此。

在近代早期，或者说在现代政治建构的初期，马基雅维利看到了现代政治有可能遭遇的偶然性和流动性，所以寄情于对制度稳定性的追求，以求通过制度的稳定性来克制偶然性和流动性。正是这一点，确立了马基雅维利在现代思想源头上的地位。在今天，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对于制度稳定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奢望。我们必须接受任何稳定的制度都无法确立的现实，并在行动方面去寻求社会治理重构的方案。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需要实现从制度关注向行动关注的转变。这是因为，偶然性、流动性都已经是无法再通过制度来加以控制和调节的了，而且制度的稳定性也会被这种偶然性、流动性轻易地冲垮。在我们已经无法获得制度的稳定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把社会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制度的稳定性，显然是不明智的做法。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要将视线转移到行动上来，而是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行动上来。

既然偶然性是与必然性相对应的概念，那么在没有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就无法理解偶然性。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很难寻觅必然性的踪迹，处处遭遇的都是突发性的事件。虽然从逻辑上讲这种状态是不应该用偶然性的概念来加以描述的，但因为工业社会已经赋予我们必然性信念，而且这种信念直到今天仍然显得非常稳固，致使我们不能不把突发性事件与偶然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不是按照预测所制订的方案进行的，而是一种根据情境和任务要求的即时行动，那么行动就是非模式化的，会表现为一种随机互动的状况，是在与行动事项以及行动伙伴间的交互作用中展开的。反过来对其加以观察，交互作用的发生是随机的和偶然的。当然，会因场景而定，会反映场景的需要。总体看来，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切都处在流动中，每一场景都有着高度流动性，从而使每一个现实存在物的相遇都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反映在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行动者因为任务的需要而共同行动，不是因为制度或规则的要求而必须成为共同行动的合作伙伴，也不是按照制度和规则的要求而必须行动。

个人的行动是为了生存和生活，在工业社会中主要表现为谋求利益，但对于社会而言，特别是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则是指向社会秩序的。或者说，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是指向社会秩序的。因为，秩序是最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对于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在如何规范社会并获得秩序的问题上，大致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取向和认识视角：一种是注重观察和理解社会及其组织的秩序；另一种则着重于认识社会及其组织中的冲突。“秩序观”要求防范冲突、消弭冲突，实现社会及其组织的稳定，进而在稳定中做出科学的安排，并选择正确的道路而求得发展。“冲突论”把既有的秩序看作是不合理的，把目光盯在一种未来的合理秩序上。应当说，还存在着试图调和这两种观念的立场，即同意冲突的动力功能和秩序的必要性，并形成了认识秩序中的动态平衡机制的要求。但是，一般说来，在这种调和立场上产生出来的只是一些空泛的宏论，难以转化为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方案。

比较而言，秩序观与冲突论则会在现实的社会和组织发展中交替占据上风。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人们倾向于对秩序观表达赞同。在另一个时期，也就是在人们感受到的秩序的压抑时，便会接受冲突论的各种主张。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革命”“改革”“再造”等等词语开始流行起来。其实，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和组织发展观都默认了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论是秩序观还是冲突论，都会显得不合时宜。我们根据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而提出了一种合作秩序主张。对于合作秩序，是不能在以往任何历史经验中去理解的，它甚至不能被理解成动态平衡。因为，合作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在社会拥有网络结构的情况下，在组织是合作场域中的行动体的情况下，并无静态存在着的结构性要素，因而也就不存在由这些要素互动而生成的动态平衡，而是由所有参与到合作过程中来的流动着的要素所形成的流动性的秩序。当秩序以一种平衡态的形式出现时，当秩序意味着稳定性时，相对于行动来说，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条必然性的通道。相反，如果秩序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不具有稳定性，那么行动就必须接受偶然性的挑战。

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也许认为会出现冲突普遍化的局面。确实，构成了社会和组织的所有因素都会处在冲撞之中，但所有的冲撞都不一定是相对的，更不可能是定向的，而是表现出一种偶然性冲撞。人们至多可以凭着科学手段去把握冲撞概率，而不会为了某种目的而进入冲突中去开展支持某个冲撞方的行动。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冲撞和冲突，都将不是我们的历史经验中的任何一种由目的引发的冲突状态。其实，如果人们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状态下确立起了人的共生共在理念，那么所有冲突和冲撞的主观基础都将被消除。因而，也就不再会出现能够对冲突论形成支持的力量。与源于利益追求之目的而引发的冲突不同，人的共生共在是风险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目的，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从属于这一目的的实现的。在所有行动方式中，合作行动是最合乎人的共生共在之要求的行动方式。

合作行动是体现了人的自主性的行动。这种自主性可以理解成不受外在性因素约束和支配的行动，不是由必然性决定的行动。也就是说，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关于行动者自主性的规定，要求人们凭着自己的经验而行动，抛却任何普遍性的原则，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或者说，行动者不仅在以何种方式行动的问题上，而且在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的问题上，都有着自我选择的自主性。就个体已经消融于行动者之中而言，这种自主选择是行动者而不是个体的人的选择。个体可以选择进出某个合作体系，但行动中的选择则是由合作行动者做出的。

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者面对的是充斥着偶然性的事件，在无法把握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凭借经验而将相似性的存在编织起来和联系起来。事实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意味着，即便人们抱持着工业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基于普遍原则建构起来的框架，那个框架也将不再具有康德知性范畴的功能，既不能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现实中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更不能对行动形成正确引导。所以，只有行动者的自我经验和依据经验的自主选择，才能保证行动者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就是基于偶然性而行动的原则，尽管偶然性已经很难构成有价值的哲学概念了。

[1] 萨特.存在与虚无[M]. 陈宣良,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26.

[2] 昂格尔.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 吴玉章, 周汉华,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9−10.

[3]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60.

[4]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78.

[5]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郭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79.

[6] 詹姆斯·汤普森. 行动中的组织——行政理论的社会科学基础[M]. 敬乂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50−151.

[7] 涂纪亮. 美国哲学史[M]. 2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284−285.

From necessity-based actions to contingency-based ones

ZHANG Kangzh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risk society, with its high complexity and high uncertainty, constitutes a social form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When such a society is linked to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ost- industrializ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isk society emerges as a neg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e actions in the risk society will face many fundamental philosophical changes, among wh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of necessity and contingen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haping action modes in the risk socie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w complexity and low uncertain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a consensus had been formed around actions based on necessity. Howev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igh complexity and high uncertainty in the risk society, issues arise that cannot be comprehended and grasped solely based on necessity so that action modes must be adjusted to that based on contingency. Actions in the risk society are inherently cooperative, taking the form of immediate, emergency-responsive actions. And the purpose of these actions is to promote human symbiosis and coexistence.

risk society; action principle; necessity; contingency; cooperative action

2023−12−01；

2023−12−2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23FGLB082)

张康之，男，江苏铜山人，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治理哲学与文化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4.01.001

C91；D035

A

1672-3104(2024)01−0001−13

[编辑: 谭晓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