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楼业偏爱天津法租界

史宏伟 赵志丹 赵宇轩

天津法租界一角

天津法租界中法银行外景

天津作为清晚期直隶总督的驻地及“洋务运动”主要基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繁荣的经济引起了外国列强的窥视，以至于英国在中英《北京条约》中特别要求天津开埠通商。随后，英、法、美、德、意、俄、日、奥、比等九国相继通过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协议在天津设立租界，总面积约为天津老城面积的八倍。自此，天津成为国内拥有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并逐步发展成近代殖民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更是在民国中后期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东方“小巴黎”

天津法租界，作为法国在我国开设的四个租界（另外三个位于上海、广州、汉口）之一，同时也是天津设立的第二个租界，其在天津租界史中占有特殊地位。1861年，法国参赞哥士奇与清廷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订立《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租地约3 6 0亩用于设立法租界。最初，法国政府并未重视天津法租界也未开发建设，甚至一度将租界的管理机构设在英租界内。随着租界内土地价格的疯涨，法租界才逐步兴建并先后进行两次扩张侵占，最终使得租界面积扩充到2 3 6 0余亩。其中，第一次扩张发生于19 0 0 年，向西扩展到墙子河；第二次发生于1916年，向外扩展至老西开。民国初期，法租界开始大兴土木，陆续兴建有天津劝业场、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等大型商场，并吸引了浙江兴业银行、东方汇理商业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万国储蓄会、中法储蓄会等70多家银行和50多家银号前来经营，租界内的商业、宗教、文化等均快速发展。

至民国中期，法租界不仅拥有天津半数以上电影院、2 0余家西装店、70余家绸缎庄、50余家鞋帽店及十余家著名饭店，还拥有天主教西开总堂、西开若瑟天主堂、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卫理公会维斯理堂、伦敦会海大道教堂等众多教堂，以及《大公报》《益世报》等2 0 多家报社，形成了以劝业场为中心的新的天津商业中心，正式超越英租界成为天津九个租界中最繁华的租界，并享有“小巴黎”的美誉。

法租界内繁荣的景象及良好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官僚军阀富商来此居住、消费、娱乐，同时也引起了诸多作家的关注。其中著名作家曹禺以法租界“惠中饭店”为背景创作出戏剧《日出》，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更是以法租界为背景创作出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又称《年轻人的情事》），进一步提升了天津法租界在国际上的声誉。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同年6月5日汪伪政府接收天津法租界。19 4 5 年“八一五”以后，国民政府收回各国租界，包括法租界在内的天津租界历史正式结束。

天祥市场外景

天津日租界旭街内天宝银楼外景

法租界梨棧大街天祥市场及宝昌金店外景

银楼集中地

天津法租界内的银楼业，因租界设立之初并未兴建而开始较晚，当时天津的众多银楼尚集中在老城内的北门内大街、宫南大街等地。19 1 2 年，“壬子兵变”爆发，老城内许多店铺遭到抢劫、毁坏，银楼纷纷选择搬到治安较好的法、日租界内营业。自此，法租界内的银楼业才正式开始。1921年上海“金业交易所”开业时，天津尚无专门的黄金交易市场，仅有部分天津商人往返于上海进行黄金投机，并在法租界内的“兴裕洋行”、日租界内的“ 平井洋行”、英租界内的“永盛洋行”分别开展钱票、黄金、证券的黑市交易。1928年，天津“正阳金店”老板冯国仁、“泰丰恒银号”张墨亭、“永济银号”陈宗彝、“ 宝生银号”张蕴白等人，联合5 0余家银号、金店以及“裕津银行”共同组织成立天津“商业经济所”，进行黄金、证券、钱票等交易。

天津“商业经济所”成立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与上海“金业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功能相似的北方黄金、证券交易中心，其开展的黄金市场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天津银楼业的发展，包括永祥、恒孚、正兴、天华、万宝等在内的一大批银楼金店相继选择在法租界内杜总领事路（即梨栈大街）天祥商场附近开业，就此形成了天津新的银楼聚集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伪占据天津，“商业经济所”被迫停业，黄金市场交易也随即转入地下。为避免日军抢劫，日租界内的物华、恒利、天宝、凤祥、宝成、正阳、天成、宝昌等银楼金店选择迁往法租界或在法租界设立分号，造就了法租界成为天津九个租界中乃至整个天津银楼业最为繁荣的地区。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实行经济掠夺政策，疯涨的物价引发黄金投机的猖獗，最终在法租界梨栈大街天祥市场后门和杨福荫路附近形成了黄金交易黑市。19 3 9年，天津发生洪灾，物价持续飞涨，除银楼金店外，彩票行、股票行、贸易行等也参与黄金投机从中渔利，进一步促进了银楼金锭的生产流通与银楼业的发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失利，日伪当局开始对黄金进行管控、掠夺，并于194 4年初在法租界内的永安饭店成立“正福公司”，专门从事黄金交易，大量搜刮市面上的黄金和白金，此举使得法租界内的银楼业遭受严重破坏。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管天津，混乱的时局促使黄金成为保值的热门商品，当地银楼业得到短暂的恢复与繁荣。194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收兑民间金银并禁止黄金买卖，银楼业再次由盛转衰。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要求“停止金银买卖”，天津银楼业正式终结。

上海黄金交易所十两标金条

带有“天津法租界”戳记的十两金条，重313克，其中“万宝”戳记代表天津“ 万宝银楼”，该银楼于1928年在法租界劝业场附近开业，并在塘沽开设有分号。

实物证历史

作为民国中晚期天津银楼业最为发达的租界，法租界内银楼金店数目众多，其所制的金锭数量巨大，但经过日伪的掠夺以及国民政府通过滥发“金圆券”的收兑，留存至今、明确带有“法租界”戳记的金锭却寥寥无几，堪比上海“金业交易所”“骠金”条在当今市面的稀见程度。

目前，可见一根带有“天津法租界”戳记的十两金条，重31 3克，实测成色为9 8 .1%，正面长6 . 3厘米、宽2厘米、高1.1厘米，底部长6厘米、宽1. 8厘米，呈倒梯形，附有手工缝制的粗布袋。该金条正面带有“万宝”“赤金”等五枚葫芦形戳记，两侧面分别带有一枚“拾两”长方形戳记及两枚“加炼金料”六边形戳记，尤为特别的是底部带有一枚“天津法租界”椭圆形戳记，共计12枚戳记，为目前所见民国时期十两银楼金条中戳记数量最多者。其中，“万宝”戳记代表天津“万宝银楼”，该银楼于19 2 8年在法租界勸业场附近开业，并在塘沽开设有分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宝银楼积极响应军管会“停止金银买卖”的要求，于1949年5月30日将剩余金银饰品送交中国银行兑换后停业。此外，还可见该银楼所制的一两及五钱花生锭，两种规格金锭的底部均带有与该十两金条侧面相同的“加炼金料”六边形戳记，但并未带有椭圆形的“天津法租界”戳记，推测可能是因为金锭的戳记加盖空间不足所致。

天津法租界银楼业的发展可被看作是民国时期天津银楼业发展历程的缩影，而该“天津法租界”戳记十两金条实物的出现，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天津法租界的历史文化背景及租界内银楼业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万宝银楼所制的一两及五钱花生锭，两种规格金锭的底部均带有与该十两金条侧面相同的“加炼金料”六边形戳记，但并未带有椭圆形的“天津法租界”戳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