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老师的训诫

韩焕忠

我读硕士时的导师李景明教授，已经从曲阜师范大学退休十余年了，平常居住在曲阜乡下的农场中，以种庄稼、养家禽为乐，过着许多当代人都很羡慕的耕读生活。李老师是研究秦汉儒家经学史的，曾经在论文中指出，秦朝以水为德，数用六，色尚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极其重大而深远。李老师对我的训诫和教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终身受用，甚至在我做了研究生导师后，也经常引用来指导我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读研时，我的想法很多，阅读过某个领域的一两部著作、几篇论文，就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很有研究，可以深入下去。读了周桂钿的《董学探微》《虚实之辨》，就很想探讨先秦两汉时期的天人之辨；读了杨俊光的墨子研究，就很想去研究实用主义在中国兴盛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读了潘富恩、陈来、杨国荣关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著作，就觉得宇宙吾心、古今一念、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读了大卫·格里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小册子，就想对解构主义之与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建表达点看法。

现在想来，那时正是我思若飘风、意若涌泉的时期，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但都像过眼云烟一样，很难稳定下来，所以未能真正形成什么气候。大多时候，李老师都是提着杯子，静静地听我絮絮叨叨，不置可否，偶尔也会鼓励我认真读、读完整。有一次，好像是1998年元旦，我和几个同学在李老师家里吃饭时，李老师说：“你们想学这，想学那，想在很多领域都成为专家，这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我们这一辈子，也许可以干好一件事，也许一件事都干不好。记住‘一招鲜，吃遍天；招招会，活受罪。”真是一语警醒梦中人，当时我心头一震，原来满肚子的话语竟然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长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李老师又说了一句：“你必须将自己的想法集中在一个学科上。”可以说，李老师的话如同重锤一般，敲在我的心上，让我至今都记忆深刻。从那以后，我就只关注思想史方面的问题了。

李老师见我不再嘟囔，就接着启发我们：“你们一定要多写文章。要知道，想想是气体，多想只是比较容易形成氛围而已；说说是液体，多与人讨论虽然也可以增长知识，但最多也就是锻炼一下口头语言的表达能力罢了；只有写出来才是固体，才是可以展示的成果。你们要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这样才有用。”自那以后，我的话语逐渐变少，开始进入勤奋写作的阶段，两三个星期就写一篇文字交给李老师。有时是写儒家的，有时是写宋明理学的，具体怎么写的，现在都忘了。当时，我还没有电脑，都是手写的，我先是起个草稿，将自己的所有想法一股脑儿都写出来，然后整理成自己还算满意的文稿，再重新抄写一遍。30 000个空格的草稿纸，我几天就写完一本，抄好了就交给李老师。李老师对我的这些所谓文章有时不置可否，有时也会說点今后应该注意的事项之类。有一天晚上，李老师见我在教室里与一个同学讨论，就加入进来，闲扯几句，很自然地就聊到写论文上。李老师说：“写论文一定要写系列性的专题论文，无论多少篇，主题都要单一，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斧头，胡砍乱榷，那样很难成气候的。”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我胡乱写作而说的。自那之后，我进一步集中关注领域，决定只写儒家人性论方面的东西，其他的即便读了，也不再去写了。

后来，我写孔子的人性论，写好了交给李老师；写孔门后学的人性论，写好了交给李老师。写孟子的人性论，写荀子的人性论，写董仲舒的人性论，写韩愈的人性论……我就这样写呀写呀，也不管李老师是否受得了，反正写好了就交给他。读书、写论文，读书、写论文，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在别人看来，这种生活也许是单调的、枯燥的、乏味的，但我沉浸其中，觉得充实而有味。

李老师时不时地会与我谈如何写论文。有一次，李老师说：“读书的时候不写作，写作的时候不读书。”我对这句话的体会是，读书的时候不写作，可以防止有意无意地抄袭别人的东西；写作的时候不读书，可以保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有一次，李老师说：“思考的时候，过程在前，结论在后；写作的时候，结论在前，过程在后。”之后，我几乎所有的论文是开门见山，先把本文的核心观点写出来，所谓下文，无非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解说、阐释和论证而已。有一次，李老师说：“你要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锤炼成一句通俗易懂的口号。”说起来惭愧得很，直到今天，这一点我还是做不到。我那时年轻气盛，对于与自己看法不同的论文和著作，有时不免信口雌黄。李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焕忠，你读一本书，关键是要学习其中的知识、思路和写作方法，学习作者的优点和长处，在作者的启发下展开深入的思考。”自那以后，我的文字中便没有了批评、嘲笑和讥讽别人的语言。后来，我在专业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要感谢李老师的指导。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李老师已不愿再与我谈论学问，而是时常巡视他的稻田，驱赶他的鸭群，栖息在远离名利喧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