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汪克亮　韩念文

摘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的关键。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波动提高趋势，其中上海和广东位居前列，海南和广西相对落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显著提高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且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关键词：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高质量发展;双重差分法;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P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857（2024）02-0045-10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均强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2022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9.4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在我国海洋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资源环境约束、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1-3]，海洋资源环境状况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亟须改善[4]。因此，提高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迫在眉睫。

近年来，围绕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5-6]。学者们从发展理念[7]、系统对象[8]、内在要求[9]等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波动提高的结论。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狄乾斌等[10]提出海洋经济创新驱动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最大;蹇令香等[11]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和偏效应模型，提出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海洋产业结构、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海洋新兴产业占比等也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12]。③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王伟萍等[13]验证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邢澜等[14]以113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①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相对较新的概念，现有文献大多从区域固有属性的角度探究其影响因素，而忽视宏观政策的影响;②虽有对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经济效应的考察，但未涉及对其环境效应的探究。因此，本研究构建包含经济和环境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考察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环境的综合效应;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丰富对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研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2个方面。①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着力于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海洋科学技术研发，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3];②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通过设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完善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等手段，实现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保护，提升试点地区的环境效益[15]。由此提出假设1，即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2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科技创新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宏观角度来看，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有利于吸引高端人才、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资本等创新要素的集聚，为试点地区的科技创新提供动力[16]。从微观角度来看，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够为企业获取和整合创新资源提供便利，从而提高企业科技创新水平[14];随着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企業可以采用清洁生产方式和绿色生产技术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对海洋环境的损害[17]。由此提出假设2，即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通过科技创新来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3 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且邻近事物的联系更加紧密[18]。因此，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邻近地区通过学习和借鉴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动海洋经济增长和减少海洋资源损耗，从而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虹吸效应”可能导致邻近地区流失科技创新资源，从而阻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9]。由此提出假设3，即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1 模型构建

2.1.1 双重差分模型

为精准识别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研究根据2011—2013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名单，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推断。在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将入选试点的5省（直辖市）（山东、浙江、广东、福建、天津）作为实验组，将其他6省（自治区、直辖市）（辽宁、河北、江苏、上海、广西、海南）作为控制组，构建基准模型：

HQDit =α0 +α1didit +α2Xit +μi +vt +εit式中：i 为地区;t 为时间;HQDit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didit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α 为估计系数;Xit 为控制变量;μi 和vt 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2.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HQDit =α0 +α1didit +α2Xit +μi +vt +εitTIit =β0 +β1didit +β2Xit +μi +vt +εitHQDit =λ0 +λ1didit +λ2TIit +λ3Xit +μi +vt +εit

式中：TIit为中介变量，即科技创新;β 和λ 均为估计系数。

如 果α1 、β1 和λ1 同时显著，且λ1 与α1 相比变小或显著性水平降低，表明中介变量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如果λ1 不显著，表明中介变量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已有研究[7，11，20]，本研究构建包含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生态环境、社会保障6个方面，共14个纬度、25个指标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算。

2.2.2 核心解释变量：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

根据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原理设立2个虚拟变量：①组别虚拟变量（treat），即将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定义为1和0，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差异;②时间虚拟变量（period），即将设立和未设立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的年份分别定义为1和0，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设立前后的差异。将2个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2.3 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

中介变量为科技创新，结合已有研究[21]，以海洋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数表征。

控制变量包括：①信息化水平（il），以互联网用户数占比表征;②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以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比重表征;③城镇化水平（ur），以城镇化率表征;④工业化水平（ni），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表征;⑤基础设施水平（inf），以每平方千米范围的公路里程数表征。

2.3 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9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各地的统计年鉴与公报，将涉及价格的变量转换为2008年不变价。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函数反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变特征。核密度曲线逐渐向右移动，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与2008年相比，2019年核密度函数峰值减小，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减小（图1）。经测算，上海和广东的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居于前列，海南和广西相对落后。

3.2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设立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相同的时间变化趋势。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平行趋势，构建模型为：

式中：didkit为入选试点的虚拟变量，假设地区i 被设立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的年份为yi ，令k=t-yi 。本研究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实施的前二年作为基准年份，因此排除k=-2的虚拟变量。

为直观观察平行趋势以及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绘制估计系数αk 的估计值图（图2）。

由图2可以看出：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实施之前（pre），αk 在0值附近波动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实验组和控制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变化趋势并无显著差异，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实施之后（post）的前二年，αk 并未显著上升，表明政策实施成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实施的第三年和第四年，αk 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3.3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1仅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did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单一的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模型2至模型6中依次加入控制变量，did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且显著性提升，表明在控制变量影响下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仍然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初步验证假设1（表3）

进一步以海洋经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创新、生态环境、社会保障6个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为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试点地区摒弃粗放型资源开发模式并尝试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从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表4）。

3.4 稳健性检验

3.4.1 安慰剂检验

由于数据有限，如果不排除随机因素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影响，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出现偏差。鉴于此，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过程为：①从样本所属地区中随机抽取部分地区，并将其命名为treatfalse;②随机抽取1个年份作为虚拟的政策实施时间，并将其命名为periodfalse;③ 得到新的交互项didfalse =treatfalse ×periodfalse;④將上述过程分别重复500次和1000次并重新进行回归，最终得到核密度分布图（图3）。可以发现，估计值呈正态分布于0值附近，且与基准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可以排除其他政策等随机因素的影响。

3.4.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消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本研究分别通过改变试点政策实施时间、剔除直辖市和排除其他政策，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5）。

由表5可以看出，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进一步验证。①当试点政策实施时间分别提前2年或3年时，did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确是由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引起的，而非其他随机因素。②直辖市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和城镇化水平等方面与普通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在剔除直辖市后did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受直辖市因素的影响。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受其他政策的影响，导致高估或低估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对相邻年份的政策梳理以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自贸区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作为其他政策（虚拟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模型并重新回归，did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受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3.5 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第一步：d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步：did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显著推进科技创新;第三步：TI和did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did的估计系数比第一步有所下降，表明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4 空间溢出效应

4.1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其中，SDM 是SLM 和SEM 的一般形式，能够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同时，在SDM 中纳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能够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选用动态SDM 进一步讨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动态SDM 的具体形式为：

HQDit =α0 +ρHQDi，t-1 +α2WijHQDi，t-1 +α3WijHQDit +α4Wijdidit +α5didit +βXit +θWijXit +μi +vt +εit

式中：ρ 和θ 均为估计系数;Wij 为基于经纬度坐标和人均GDP计算的地区i 和地区j 的空间经济距离权重矩阵。

Wij 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dij 为地区i 和地区j 之间的地理距离，以地区政府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计算;Yi 为研究期内地区i 的人均GDP平均值（i=1，2，…，r）;Y 为研究期内所有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值。

4.2 空间自相关

本研究从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2个角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①样本期内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莫兰指数（Moran'sI）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表7）。②绘制2008年和2019年的局部莫兰散点图，大多数地区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特征（图4）。综合来看，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散点图均表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4.3 空间溢出效应

动态SDM 的基准回归结果及其分解效应如表8所示。

根据回归结果，本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会对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直接效应（对本地区的影响）和间接效应（对邻近地区的影响）并区分长期和短期，可以看出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够循序渐进地促进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2008—2019年我国沿海1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动态SDM 考察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得到4点结论。①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整体呈波动提高趋势且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上海和广东位居前列，海南和广西相对落后;②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一系列检验证实该结论的稳健性;③科技创新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④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不仅促进本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对邻近地区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3 项政策建议。①深入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加强执行手段和促进技术交流等方式充分实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同时及时总结建设经验和发挥示范作用，充分发挥政策红利。②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充分考虑科技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科技创新带动和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应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强化海洋企业科技创新的优势地位，加大核心技术领域的资本投入，提高海洋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协同创新水平。③非试点地区应积极把握试点地区的政策红利和正外部性，吸收和借鉴试点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强与试点地区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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