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树

温志国，1989年生，河南洛阳人。洛阳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见于《洛阳晚报》《中国煤炭报》《牡丹》《河南诗人》等。

我挚爱我的故乡，因为她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有我生活过的气息。

小时候，除了到东河沟里摸鱼捉虾，故乡的树也成了我们嬉戏打闹的好去处。梧桐先开花后长叶，干柴最不耐烧，而且烧起来会像炮仗一样噼里啪啦地响。梧桐树叶硕大，洗干净之后可以用来包炸好的油饼、油条，不渗油；沟底的大杨树，晚上可以在树根附近找刚出土的知了猴；在窑洞前边的枣树打枣吃；用跷跷板树摘的八角板当洋碱洗衣服等等，无一不是我们童年的乐园。

人活一世，落叶归根；游子千里，必思故乡。大多数人都会有我这样一番恋恋故乡的情结吧。

故乡的树，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神秘的柏王树、实在的柿子树和芳香的洋槐树了。

柏王树

森森古柏，忠义千秋。

还是上小学时，偏瘫多年的爷爷斥“巨资”，让父亲牵头在村南面的祖茔前立了一块祖碑。

小时候看不懂爷爷堂屋悬挂的家谱，直到再大一些看到祖碑上关于我们一大家子详细的记载，才知道祖上是清朝中叶从新安县逃难至此，经过十几辈的繁衍生息，才有了我们村如今的模样。我这才明白爷爷立祖碑时的良苦用心。他是为了让后世能不忘本，牢记祖上的不易，将来能有出息，一代更比一代强。

柏王树，屹立在村北头的半山腰上。与祖茔笔直挺拔的柏树相比，柏王树可谓奇丑无比，歪歪扭扭的，树冠却有三四米长，树龄近一千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柏，村里人习惯称之为“柏王树”。

村北头是钟岭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道岭。义马、渑池、新安、宜阳三县一市交汇于此，我对故乡的树的故有记忆也展开于此。

柏王树虽然在义马市的地界上，属于义马市的重点保护对象，但其实离我们村更近一些。家里在石北有块地，顺着下去二三十米就是柏王树了。

老人们说，柏王树很有灵气，从古至今都在护佑一方百姓的周全。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义马煤矿的工人也好，领导也罢，十里八村做生意求财的、求平安、求富贵的都来柏王树认干亲，一根根红线绳在树冠上千缠万绕，似乎谁的红线更长，心便更诚一些。临了要敬上三炷香，放上一挂满地红，此刻，柏王树俨然成了名山顶上的许愿树，兴许它也愿大家所愿皆成真吧。

那些年，煤矿的开采成本地，村子周围大大小小的煤矿星罗棋布。我印象里边，离我们最近的当属坡头煤矿，村里人都习惯叫它小煤窑。

小煤窑，一般都是个体承包户，为控制成本，在开采时往往有很多偷工减料，防护不到位的地方。常常会有事故发生。我们当地人是很少下煤窑的，下煤窑虽然工资高些，但是那毕竟是拿命换钱，没有种地来的安生。

小煤窑的工人大部分是四川来的，那时候，在贫穷偏僻的小山村里，这些不远千里来此下煤窑讨生活的人，工作之外的业余生活是极其匮乏的。每至夜深人静，总有一些好事的四川人，三五成群的到村里偷鸡摸狗，搞的村子不得安宁。村里人不堪其扰，随后组织村里年轻人成立了巡逻队，被偷盗的事儿才少了些。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卧榻之侧有人一直虎视眈眈，大家的精神一直紧绷着。长此以往，也不是个办法。

爷爷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高中当了一辈子校长，教书一教就是四十余年。村里每逢大事，必会向他请教，或是让他定夺。村里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自然是不能坐视不理的。

爷爷到街上买了三斤卤肉，带了两瓶自己珍藏二十年的老酒，到坡头矿找到那帮四川人里主事儿的人，边喝酒边言语道，最近礦上是不是老出事儿呀，主事儿人说你怎么知道？爷爷说你们初来乍到，不懂这边的规矩，像义马那边国有大矿的人每年都要去拜拜我们村的神树——柏王树，可保下煤窑之人一年平安无事。之前没有拜柏王树的时候，千秋、常村那些大矿哪一年不出一两起事故，伤几个人的，你看这些年，他们这些矿井哪一个不是全国五优？什么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之类的事故再也没出现过。

这帮出来谋生计的四川人本来文化程度就不高，再经过爷爷这么一顿有理有据的输出，更是对眼前这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儒雅的文化人讲的话，笃信不疑。

爷爷说，柏王树是我们村的神树，千百年来日夜守护我们村的安宁，你们手底下眼皮子薄的人去村里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柏王树都看着哩！再说那值几个钱呀，兄弟们想吃肉喝酒了，随时给我说就行了，多个朋友多条路，我温某人向来是喜欢结交江湖上的朋友的。

此番语罢，主事儿的更是惭愧不已，连干三杯，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那天究竟喝了多少杯，爷爷也不清楚，只是说大家聊得都很开心。

一周后，便是当月初一。一大早，主事儿的便买了六斤六两红绳，一万响的大鞭，带着手下一帮子好事者，到柏王树那儿三跪九叩，虔诚祈福。小心翼翼地将红绳在柏王树周缠了又缠，绕了又绕，以求柏王树能保他们平平安安，挣了大钱好回四川。

果真，此后坡头煤窑再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了。因为，没多久随着国家开始大力整顿，小煤窑被一一取缔了，坡头煤窑也随之关门大吉了。

其实哪有什么鬼怪神灵啊，只是爷爷见多识广，消息比较灵通。义马的煤矿是国有大型煤矿，防护技术相当先进，开采起来操作也相当规范，才没有那么多的事故发生。

柏王树虽离我们村很近，但打我记事儿起村里几乎没人去柏王树那儿放红绳、放鞭炮的。可能是因为那些都是有钱人才会有的嗜好吧。

柏王树我们从不祭拜，但也敬而远之。老人说，柏王树通天达地，十分灵气。受过教育的我对此当然是一笑置之。小时候看三国，曹操晚年修建宫殿时大梁不够，便要砍掉跃龙祠旁的百年梨树，结果砍出一身血来。感觉此番情景应当是杜撰的，不足以使人信服。后来村里有好事者效仿之，夜里去砍了柏王树旁的一株姊妹树，结果回到家里害了一场大病。自那以后，柏王树在我心里愈发神圣起来。

柏王树栉风沐雨矗立在那里，千百年来，不死不争。作为十里八乡百姓精神的图腾，表达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像灯塔一样，散发着希望，给人以包容。

而今，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每每回到故乡，总会找时间去柏王树面前瞻仰一番，一不上供，二不放鞭，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一任每一阵风吹过。就像我不曾有求于它，它也不曾亏欠于我。

柿子树

柿子树，打我记事儿起就屹立在那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栽种的，父亲分家的时候分到了两颗柿子树，这柿子树最少是爷爷他们年轻时栽种的。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柿子树，当属村北岭上的一排，大约有十几颗，一字排开，炎炎夏日，在田间劳作的间隙，柿子树下是纳凉的好去处。

柿子树树干壮硕，枝丫大都很低，且错落有致。柿子小时，我们一群孩子可以轻松地爬树，打闹，嬉戏。有不小心压断树枝摔下来疼的哇哇叫的，有不经意被狼拉刺蜇得得哗哗哭的。

岭上最东头有棵较小的柿子树，是分到父亲这里的柿子树。柿子又大又甜，核又少，是母亲和我们最喜欢的柿子，我们都叫它欧信柿子。因为品种稀缺，所以每年柿子还未大熟的时候，村里便会有不少的孩子抑或是大人来摘，待我们来时，每每只剩下树梢约略几个不大好摘的柿子。于是，母亲常常抱怨父亲不看着点柿子树，早点来摘。父亲总是笑着说，谁摘不是摘呀，那么多我们也吃不完的。

柿子树浑身是宝，柿子熟时，红透的便可以摘下来吃，鸟雀啄过的，特别甜。小时候，每到秋收农忙时节，地里干活干得满头大汗時，能寻摘几个火红的柿子来吃，那简直比喝上汽水、吃上雪糕还要开心得多。

小时候家里用的都是煤火，而生煤火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好点的煤尚好，煤质差一点的，但凡灭一次，再想要生起火来做饭，是很耽搁时间的。一到晚上，几乎家家都要用煤面拌些土浇水和成煤渣把煤火封起来，中间用火杵扎一个通风眼，这样煤火便可以保证整晚不灭。第二天一早做饭时，把煤渣起开，添上新煤，便不耽搁做饭了。

皮黄还不红的柿子，可以摘下来用温水揽着吃。水温太高，柿子就煮熟了；温度太低，柿子就没法揽了。要想揽柿子的一瓦罐水保持恒温的状态，放在灶台的煤火旁便成了极好的选择。

摘下的柿子除了可以揽着吃，剩下完好的可以放红吃。皮破的可以掰成瓣泡柿子醋，那些年柿子熟时几乎家家都会弄个醋缸泡柿子醋，自己家泡的柿子比山西老陈醋还要酸，能酸掉牙齿。大人们自嘲媳妇爱吃醋，经常会说我们家那个醋坛子云云。

干枯掉的柿子树枝干是烧锅做饭的好烧柴，不会喷火，还特别耐烧。

记得有一次，放学回来，家里来了个要饭的天宇之，爆炸头，疯疯癫癫的。可能是因为家里原因吧，他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家里却供不起。一气之下他便和家人断绝了来往，从此流落街头，四方行乞为生，时而清醒，时而癫狂。却画的一手好粉笔画。

那时候家家很少有院墙，我家也没有，只有一间灶火，三间上房。院子中间父亲给我栽下一棵山楂树，山楂树下是一块父亲做的一米见方的小石板，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唯一的餐桌，也是为数不多平整的有水泥面可以作画的地方。

天宇之到我家时，父母都还在地里干活。放学归来我和小伙伴们在我家的院子和他撞了个正着。看见蓬头垢面的他，我并未有丝毫的胆怯。一是仰慕他的才学，二是他也并未有伤害我的意思。我便跑到灶房给他取来两个柿子，并对他说，“吃吧，这个是欧信柿子，可甜了。”

天宇之接过柿子，笑了笑，便潇洒地在院子山楂树下我们的餐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火车头。临走时，还送我几节他手里本也不多的粉笔。他算是我生命中第一个接触到的“大师”，却也在三十多年前开始流浪，想来未尝不令人唏嘘。

白土嘴儿也有柿树，地南边一棵，地北边三棵，小时候一直茂密的为在地里干活的我们遮蔽着刺眼的光，待到中学时，北边的树便莫名的干死了一棵，后来发现是地邻嫌树歇地，在树根处埋了生石灰，活活把树烧死了。我那时开始觉得，左邻右舍的，并不见得都是好人。再后来另外三棵树也都死了，有被野火烧死的，有被砍枝断叶折磨死的。而今，致树死的人也死了，地也荒了。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黄了皮。柿子熟时，像树上挂满了红灯笼，红红火火，总能给人无限欣喜。现如今，这种场景，我只在去栾川出差的路上看到过。

那里有山有水有柿子树，如梦里田园般清幽寂静，却再无喧闹声，再无故人来。

洋槐树

洋槐树，同洋火、洋油一样，应该都是舶来品，属于外来的品种。

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的树除了梧桐树，就要属洋槐树了。每到四五月份，洋槐花开时，村东头便会赶来不少养蜂的人来此放蜂，可能是洋槐的花更香，所酿的蜜更甜吧。这时候放学的路上总会有蜂一路相伴，放蜂的人说，你不招惹它，它是不会蜇人的，蜜蜂蜇人以后它是会死的。我不明白也管不了蜜蜂的死活，因为被马蜂蜇过，那肿胀的眼，像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的帘忘了掀开。

洋槐花蒂部有绿色的，有粉色的，绿的花偏小，粉的花偏大，味道如蜜一般还要更甜一些。花开时节，蒸洋槐花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佳肴。将摘好的洋槐花清洗干净，再放点盐，捞出来晾晒至半干，裹上面粉，上蒸笼小火慢蒸，蒸至七八分熟以后，再放些油蒜、辣椒等爆炒一下，那简直神仙来了也不当；也有凉拌的，我们一般很少那样吃。

对于这些吃食，母亲是不在行的。西院的苏花子婶子是最爱吃，最会吃的。

记得苏花子是被拽子叔用面包车迎进门的，她个子不高，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却大大咧咧的，待人处事极为热情。

母亲和父亲一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下地干活，他们是不擅长研究吃这些东西的，也没时间去摘洋槐花。苏花子婶子嫁过来以后，由于是街坊邻居，母亲便顺理成章成了她的摘洋槐花的搭子，从那时起母亲也学会了蒸洋槐花菜。

母亲娘家亲戚大部分是市里人，那时候市里人大都没吃过洋槐花菜，更没见过洋槐花。郭俞璞——我的小姨，是母亲小舅家的长女，也是老郭家一大家子的独苗。小舅爷在家里最小，最受疼爱，只大母亲几岁。郭俞璞和姐姐同岁，只大我两岁。

有一年又是槐花开时，我跟母亲到市里小舅爷家走亲戚，临走时，小姨吵着闹着要跟我们回家，要看看什么是洋槐花，怎么做洋槐花蒸菜。

一路颠簸到了小镇上，父亲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小姨说，还是这个车好，四面透气，不晕车。

到了家里没有怎么歇息，小姨便吵着要我们带她去摘洋槐花。村东头，麦场，沟堰，到处都是洋槐花，有的树大根深，需要用长的镰刀将树枝勾下来。手能够着时便一把抓住树枝没有刺的地方，慢慢地将槐花捋下来，太用力容易把树枝折断，来年便见不到开得这么浓密的洋槐花了。

小姨没摘过，没有经验，完全是凭着一股新奇的喜欢劲儿。我刚将树枝勾下来，她便着急忙慌的过来摘，一把正中洋槐的刺上，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她娇娇嫩嫩的手上鲜血便直流起来。母亲慌忙扔下盛槐花的篮子，疾步带她到村里卫生点把手包扎起来。

这对于我们打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寻常的事，扎破手了，自己撒上一把上等的细得如灰的黄土面，伤口就自然愈合了，而对于城里来的小姨，这是万般不能等闲视之的。

有过这么一遭经历，来自城里的小姨说，这洋槐花跟玫瑰似的，好吃却不好摘呢。以前你母亲给我们送洋槐花，说这个很多很多，村里稀松平常的事儿，我们也都以为这都不费什么事儿，也就没放在心上。来这一趟，才知道干什么事儿都不容易。你和你母亲没事常到市里去，我让我爸给你们做拿手的好菜吃。

来自城里的小姨哪里知道，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村人出一趟远门得多不容易。

虽然那时家里面的佐料不多，调料不全，但是家里蒸的洋槐花，是现在饭店里边的槐花炒鸡蛋永远也炒不出来的味道。

再后来不知道哪里传出来的消息，有人收购洋槐花，多少多少钱一斤，于是幾乎一夜之间，所有你能看得到的洋槐树，无一例外遭到杀鸡取卵式的毁坏，你折断一枝，我放倒一棵，有了今天没明天的，也不知道卖洋槐花的乡亲们因此获利多少钱，只是来年，那些往常轻而易得的洋槐花不会再有了。

已经有十多年没吃过母亲蒸的洋槐花菜了，去年岳母和妻子她们回老家时特意去摘了洋槐花，现在洋槐树极其少了，一个上午她们也只摘了半个篮筐，再焯水沥干，真的就没有多少了，岳母一家五六口人，整完甚至还不够她们一餐的。即便如此，岳母还是坚持把做好的洋槐花菜，留了一份给我。一个女婿半个儿，岳母向来这样惦记着我。

晚上下班到家，吃着妻子从岳母那儿带回来的洋槐花菜，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故乡的洋槐树，如同村里本就不多的老人一样，在村里日渐凋零，慢慢老去。

夕阳西下时，可曾有人还记得，那些老树如同母亲一样，把她所有的奶水幻化成蜜。我们不断地汲取蜜，直到我们变成一根根刺，刺进她们的躯干，刺进她们的心里。

结  语

对于故乡的树，我是惭愧的。他们默默向下扎根，慢慢开枝散叶，经霜历雪，一年又一年滋润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

树看着我长大，我望着它变老。我所能为它们做的，少之又少。

西苑路参天的法国梧桐无疑是幸运的，有人看管，有人呵护，从养到老都有保障；故乡的树却像一辈子种地为生的父辈们一样，靠天吃饭，没有任何保障。还要忍受被砍被刮被盗被杀的厄运，即便能够侥幸的存活，也只能在无人料理的残生里，兀自生长，孤独老去。

邻村有以伐木为生的人，父亲作为一名当过老师的木匠，常常从他们手里接过被结果了性命的树，含着泪给它们“开膛破肚”，让寂寂死去的它们，变成窗，变成门，变成校舍里守护学子的栋梁。

村子东头，我们儿时上的小学，就一个半大的明晃晃的操场，两间教室，没有围墙，而今早已荒废多年，杂草丛生，破败不堪。但是两间破瓦房的墙壁上的两行标语时隔多年却依然醒目：“挥笔战宏图，深造出栋梁”、“志在四化”。

小时候以为遥不可及的2020年，如今已经过去四年，女儿也已两岁，除了逢年过节如今我们已很少回去。在城市钢筋水泥包围下长大的女儿，再不会有我这样的乡愁了吧。

在她们的记忆里，不止是故乡的树，故乡的人和物，甚至连故乡这两个字，也会渐渐变得遥远，变得模糊。

此情可待，只是倏地成了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