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文化
——传基于承文化发社会展学的视角实的分践析逻辑

黄燕华

一、引言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文化战略意识明显增强。许多发达国家针对目前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新特点，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战略。将发展文化产业、让文化产业走出去、扩大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已成为世界各国顶层设计的共识。就我国而言，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共二十大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高度，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就“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部署安排，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共二十大报告还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23 年10 月7日至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会议指出，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显。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1〕

从国内外的文化发展态势和相关政策思想来看，文化是个体、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关键动力、思想底蕴和战略资源。然而，就具体语境而言，学界对文化乃至文化发展缺乏系统框架。在中国当前语境下，文化的主要构成或内涵指什么？文化发展中的异质性要素和多层次行动者如何组织起来？何种文化构成和发展路径才能实现国家文化工作的目的？历史、制度和技术等如何共同形塑了这一过程？宏观层面的文化政策、中观层面的文化产品或服务的组织行为、个体层面的文化参与，如何在文化发展中互动，最终生成了怎样的现代文化图景和组织发展体系？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答。

二、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构建：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阐释

如何思考和破解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关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阶序地位和前途命运。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质是如何解决文化主体性的构建问题。中华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唯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文明形态，这一事实充分展现中华文明不仅能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还具有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如果没有文化主体性，我们就难以坚定在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和意志。〔2〕2021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这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 年6 月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3〕

主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有关主体性的讨论通常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展开。笛卡尔的“我思”为主体性概念奠定了基础，康德则阐释了主体性的完整结构。主体性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具有认知主权和道德主权并具有自我意识的思想—行为终端，定义了“人之为人”的条件。〔4〕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性产生于社会内部的无数互动之中，因此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正是主体性给了我们在生活中选择走自己道路的能力，因为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和客观的价值，也不存在确定的答案——关于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的本质。20 世纪90 年代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对“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过深刻论述。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5〕，文化自觉的养成需要理清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6〕养成“文化自觉”旨在构建“文化主体性”，指涉本土、传统的文化对现代化的主动适应。所谓“适应”，既指努力找寻本土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资源，建构更具主体性的特色现代化道路，又指在本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规律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自主适应和进一步认识现代化发展的原则和规律，赋予自身文化以新时代内涵。从费孝通对“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论述来看，“文化自觉”指的是对本民族或本土文化在应对现代化发展诉求时的主动的理性认知；“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以“文化自觉”为基础。

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文化既包含宏观层面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规范、思想传统和理想信念，又为个人和群体提供行动根据，形塑行为的目的和意义；不仅呈现为抽象的思想价值体系，还穿行于社会生活和个体行为之中。因此，文化自觉乃至文化主体性的构建也必然是一个处于历史发展动态中的意识和实践过程，是一个在适应社会历史变迁中因时因势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发展的过程，涉及从个人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等多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异质性要素。这不仅关系本国或本民族的生存发展问题，还能为人类文明和人类命运贡献思想资源。基于此，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和物质性，这与当前文化社会学的实践转向不谋而合。文化社会学的实践转向认为，文化仅存于社会实践之中。文化并非始终处于静态且呈现整体性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具体的实践之中的，是一种联结社会、经济等宏观结构力量和影响微观日常生活的涉及各个层次、方方面面的社会活动。〔7〕这一分析视角特别关注在特定的现实情境和社会转型中，多元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和发展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日益成为常态，文化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也是我们确立文化自信、建设世界强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支撑和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指导，又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既明确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和内涵，在理论观点上进行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彰显了这一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点。因此，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可以被视为一个问题的两面。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传承发展

（一）文明形态学视角下的中华现代文化

1918 年，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创立了“文明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其核心观点是，与生物相似，文化也是一个会经历生、长、盛、衰的有机体。斯宾格勒反对“西方中心论”，通过绘制多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包括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埃及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等，来论证他的观点。〔8〕立足于斯宾格勒的分析，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进一步扩展了文化系统的类型。但相对于斯宾格勒，汤因比对文化的发展更乐观。他相信，如果人类能够从文明发展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就有可能改变衰亡的命运。〔9〕上述关于文化的类型学分析虽然凸显了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却未能充分纳入人与物的关系、生产方式以及制度变革等关键要素，缺乏对文明形态发展的纵向分析。

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的主体化，社会是人的对象化。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共同呈现了文明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面向。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和人的历史发展的分析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可划分为三种文明形态。第一种是传统文明，基于简单再生产发展而来；第二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基于工业化发展而来；第三种是未来文明，其基础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在当前语境下，人类文明形态由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共同构成；而在未来，社会主义文明必会战胜资本主义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确实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物质丰裕程度与生产力水平，但其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对抗主义和扩张主义等致使西方现代社会存在诸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困境，例如政治改革深陷困局，金融市场危机四伏，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极端思潮冲击多元文化，以及种族歧视、暴力事件频发等。〔10〕

中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正是现代化发展、文明进步所要求和需要的，也是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道路则可以提供制度保障和实践基础。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还从未有过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引发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经济体系产生这么剧烈的变动。中华文明与中国现代化之间存在彼此贯通、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铸就的中华文明不仅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还充分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锻造出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形态。中华文明新形态不仅深化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充实了人类文明的时代内涵，还丰富了人类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径选择，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奉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文化传承发展为了什么：文化功能的多重性

文化传承发展涉及从个人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等多个层次，因此具有多重意义。关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曾有深刻的论述，指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1〕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生成。马克思从实践角度出发把一切有目的、有计划的人类活动都纳入实践中，指出这种实践不同于动物本能、自在之物的精神运动，还不同于自然界的机械运动，并将实践和社会整合结合在一起，认为社会实践和个体实践是社会整合的核心、动力。〔12〕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文化传承发展具有从个体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乃至世界等多重功能属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列为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指出在我国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具体来讲，从个体层面来看，我国的文化传承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注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社会和国家层面来看，文化传承发展是为了打造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支撑中国社会现代化构建深厚底蕴和精神力量，这关系到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的实现。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文化传承发展对标国际文化发展，目的是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仅如此，相较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民主所带来的文明冲突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是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和世界秩序重构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传承发展什么文化：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既有明确区分，又相互借鉴，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还能为国际秩序重构提供中国智慧。因此，“传承发展什么文化”这一议题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如何在古今中外文化发展进程中找到接榫之处、确立自己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特性，同时阐释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在5000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两个结合”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重要内容构成和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3〕。

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优秀成果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内容。首先，中华现代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融入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内核的复杂“质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能够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断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70 多年的艰苦奋斗，在实现国家繁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征程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指导下，中国社会发展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中华传统文化只有注入马克思主义之“魂”，才能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进而发展为中华现代文化。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深厚底蕴，建设中华现代文化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建设性作用。最后，中华现代文化需要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这要求我们必须在保持文化上的自我主体性和自主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文化上的开放姿态，充分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对话和交往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

（四）如何传承发展文化：跨层次、异质性要素的协同演化

传承发展文化是一个牵涉个体、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等多层主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异质性要素的协同演化过程。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出席一系列重要会议、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就推进文化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对网信、文艺、新闻、哲学社会科学、思政、文化传承发展等各个领域，都进行统筹谋划、分类指导、部署推进，倾注了巨大心血，投入了大量精力，旨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化文化科技融合、促进创意创新发展、引导文化消费、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等。

具体而言，文化传承发展要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要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要素条件，促进形成文化发展新格局。从这些部署来看，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点在于促进形成文化供给与文化需求平衡发展、繁荣有序的局面。文化供给主要包含供给渠道和供给结构两方面。从供给渠道来看，目前我国的文化供给受政府、市场和社会三重力量形塑，主要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市场文化服务和自组织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体提供或组织的文化设施、服务和活动。市场文化服务指以企业为主体提供或组织的文化产品、服务和活动。自组织文化服务是指以社会层面力量为主体（包括社会组织、居民等）提供或组织的文化产品、服务和活动。从供给结构来看，结合文化政策思想和社会发展实际来看，当前文化类型主要包括主旋律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群众文化、流行文化、专业文化和网络文化等，应注重这些文化类型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和发展。文化发展总是在持续交往和相互借鉴中实现的，随着数字技术和交通工具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普遍交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建设中华现代文化还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充分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果，这要求注重中华现代文化的向外传播。

四、小结

从全球范围来看，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突出特点是文化战略意识明显增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我们新时代的重要使命。应进一步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和世界秩序重构贡献中国方案。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文化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受个体、社会、国家等多层次主体和政治、经济、技术等异质性要素的交互形塑，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基于此，文化传承发展可经验化为“文化传承发展为了什么”“传承发展什么文化”“如何传承发展文化”三个议题，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构建的题中之义。就第一个议题而言，文化传承发展具有多重功能性，从个体层面来看，文化传承发展是为了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从社会和国家层面来看，文化传承发展是为了打造和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文化传承发展能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和世界秩序重构贡献中国智慧。就第二个议题而言，传承发展什么文化涉及中华现代文化的思想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重要内容构成和文化资源；同时，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在对话和交往中不断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关键所在。就第三个议题而言，文化传承发展是一个跨层次的、异质性要素协同演化的过程，需要考虑个体、群体或社会乃至国家多层主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异质性要素，需要在文化供给和文化需求方面进行统筹组织和规划，在内容和形式、国内和国外传播等多方面进行全面部署、创新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