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摘    要：分析问题的能力是本科生科研素养的重要体现。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利于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亦是问题意识培养的重中之重。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对象，采用文本解读法、体系建构法、比较分析法、生态还原法、交叉研究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整合材料，分析问题，从而达到综合运用、活学活用的目的。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分析问题；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4）05-0021-03

科学研究始于问题。问题意识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兴趣，是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更是创新能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有价值、有意义问题的提出固然开拓研究的视野，甚至可以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而分析问题的能力更是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步骤，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发展。胡适讲：“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如何分析或证明自己的观点，就要求本科生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整合材料，建立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更高质量、高效率地分析、解决问题。笔者以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为例，探索其适用的分析问题基本方法，以期有效提升本科生的基本素养，为其更快进入学术研究提供路径与方法的有益借鉴。

一、文本解读法

文本作为最重要且最基础的文献材料，是本科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的基石。一般来说，文本解读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解读，二是对新材料的分析。这种方法往往对问题的分析及解决有直接且重要的助益。

对已有材料的重新解读，往往是在本科生所熟知的材料中发现前人所未发现的问题及规律，从而达到以旧为新、推陈出新的目的。杜桂萍教授曾指出，戏曲批评中论及元曲时往往涉及“金、元本色”“金、元风格”等话语，“金”与“元”常常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作为元曲共同体的面貌出现[1]。这就是以往学者没有关注到的问题，是发前人所未发现推陈出新的视角。又如，有学者对中国古代曲谱进行考察，发现“仙吕人双调”五字本是【桂花遍南枝】一牌的部分释文，把它作为南曲宫调是由文献传抄中的讹误所致，所以其所辖牌调应悉数归入双调[2]。正是通过对文献的重新考证，得出了新的观点、新的结论，获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对新材料的分析是建立在新材料的发现这一基础之上。新材料的发现往往能重新解读一位作家，重新定位一种文体，重新认识一种文学现象，可以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甚至是推翻学界已有定论。如山东图书馆收藏的王士骊《幔亭公漫录》钞本是未见人引用的记载王士禛暮年生活的重要史料，为人们了解王渔洋晚年的生活及其师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细节，实是补传记之缺[3]。廖可斌教授对新编《稀见明代戏曲丛刊》中收录的包括46种海内孤本在内的80 种稀见戏曲进行分析后认为，晚明戏曲呈现出“戏剧化”的倾向，明末清初苏州剧作家群和李渔的戏曲理论、戏曲创作取得的重要突破是戏曲艺术总体发展趋势下的必然结果[4]。

当然，广义的“文本”还包括与文本文献相关的文物材料。比如《张协状元》作为南戏早期的戏曲文本，其编剧时代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杨栋教授利用磁州窑器物上的金元词曲调牌，结合剧本中的系列内证互相印证阐发，指出剧本中与元曲本生曲的同名曲调来源于北曲，对学界一般认为的宋代编剧说提出质疑，将《张协状元》的创作时期定位在元初[5]。这一论断的提出也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对新材料的解读也为戏曲研究与问题的重新思考指出了新的方向。

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特点，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复杂性出发，凸显其独特的专业魅力，重视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的表达。比如，法式善的怀人诗作题材内容蕴含着诗史之精神，组诗的形成除了诗坛创作风气的因素外，亦离不开法式善自身的个性情怀与仕宦经历的影响[6]。

二、体系建构法

中国古代文学所研究的对象从上古一直延续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出现一代又一代的杰出文学家和数不清的优秀作品，出现了各种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形成了各样的文学现象、文学潮流和文学理论，内容极其丰富。如何将这些作家和作品纳入到整个古代文学的体系中，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古代文学体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前后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当时是什么样的表现形态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亦是进行问题分析的重要方法。

体系建构的方式也有很多种，一是对一种文体体系的整体建构，如对明清戏曲创作和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其中存在着较明显的“宗元”观念，也就是说，将元曲视为文体的最高标准和典范形态，以之建构戏曲话语范式，指导新的创作，审视戏曲史现象。“宗元”观念不仅表现形式多样且复杂，其亦深刻地影响了戏曲的创作、文体的变迁、理论特性的生成乃至发展走向[7]。

二是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流派在文学史中地位的建构。比如关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学界历来关注较多，评价王国维在整个戏曲批评体系中的位置是个重要问题，这有助于全面把握王国维的戏曲思想。学者们在经过对王国维及其前后时代的戏曲评论进行研究后表明：王国维以元杂剧的研究为基础，构建了戏曲研究的现代学术观念，完成了中国古典戏曲的现代学术转型，也促成了现代戏曲研究格局的形成[8]。

三是对一种文学现象、文艺思潮、文学批评在文学史、批评史上的建构。如有学者总结了明代万历年间传奇的批评与创作中存在着“雅俗并陈”的曲辞观，推进了传奇曲辞由雅俗分裂到雅俗融合的转化，助力了明末清初传奇鼎盛局面的到来。“雅俗并陈”的曲辞观亦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在戏曲史上有重要而特殊的意义[9]。再如，有学者以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的“松陵四子”為切入点，深入考察文人并称现象出现、演变的过程，还原文人作为独立创作个体的面貌，深入阐释文学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方面接受与影响[10]。

体系建构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有宏观的理解和全局意识，有助于本科生把握作家、作品，对本科生思考及分析问题，建立知识体系，完善知识结构，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三、比较分析法

“对比”分析的比较双方必然呈现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相似性，而对相似的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可以准确地把握研究对象的特质。出于不同的“问题”及写作预期，可以对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对不同作家表达同类思想观念、表现同类题材、使用同类表现手法的作品进行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对比。具体来说，对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比较，可以明确每种版本表达的倾向，了解这个版本所在时代的文化特征，明晰这种改编的意义。比较

《赵氏孤儿》的元明刊本后发现，元刊本主要表现了孝与义的思想，明刊本则更倾向于忠的表达，这不仅是元明两代文学思想嬗变的重要表征，也对人物形象及情节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亦引发了戏剧冲突本质及悲剧形式的变化[11]。又如，通过对相关题材及主题的作品比较，可以更明确作者的思想倾向、作品的主题及所蕴含的思想内涵。为了更好地理解《临川梦》所阐释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就可以从与“临川四梦”的对比分析入手。同样主张“情”，蒋士铨以“情正”的理念阐释汤显祖的“情至”理想，所禀持的风教思想和道德激情没能使他成为汤显祖的真正知音者，以《临川梦》表达对汤显祖的膜拜其实可以理解为作家自我成长的一个历程[12]。再如，对一位作家不同体裁作品的比较可以反映出其独特的审美理想及美学价值。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和散曲就各有侧重：杂剧面对社会生活，散曲面向心灵世界；杂剧以社会价值为主，散曲以审美价值为主；杂剧的创作主旨是惩恶扬善，散曲的创作主旨则是弘扬美质；杂剧以叙事为主，散曲以抒情为主[13]。因所比较对象通常相对具体、明确，所以比较分析法通常观点鲜明，有很强的说服力，也因其简单、直接、易于掌握，而成为本科生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

四、生態还原法

“文学生态”是借鉴美学领域的“生态美学”发展而来，是将“生态美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文学研究领域中，从而形成的一种适合于文学分析的新的研究方法。所谓文学生态，就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与状态。具体来说，分两个逻辑层面：一是文学自身的内部生态，其中包括文体、题材、结构、表现手法、文学思潮、文学活动等。比如，《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一文，将“文丐”产生的重要原因归为“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这一高压政治使创作主体锐气顿失，在人事和舆论两方面给文人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呈现出集体怔忡症和失语症。基于这样的生存状态，创作主体大多选择用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姿态来适应这种变异，创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14]。二是文学的外部生态，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文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从清初文坛上的两个小人物袁骏与孙默入手，他们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对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15]。再如明初扬州的“士商互动”、朝鲜古代诗学的接受生态等，都在文学生态的不同领域有着较大的阐释空间[16-17]。这种对文学生态的还原，有助于本科生了解文学的内部及外部环境，扩展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研究研究的不仅是文学本身，还包括文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五、交叉研究法

交叉研究主要是指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也让这门古老的学科散发出新的光芒，取得了新的成绩。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地理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的考察》是文学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其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貌为重心进行考察，指出唐代政治的统一并未改变各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其中所积淀的地域文学传统对唐诗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8]。又如《论明清清赏清玩之风对小说插图的影响》是文学与艺术学的交叉研究。明清时期，小说人物绣像逐渐取代情节插图，一些插图甚至并不描绘故事情节或人物绣像，而侧重构建小说中幽雅的景致，出现了构思精巧别致的月光式插图。这弱化了小说插图原本的叙事与导读功能，而使其独立审美价值走向极端，小说插图也成为了读者清赏清玩的对象[19]。另外，很多文学史料本身就涉及到政治、历史、天文、水利等方面，如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的《何汝霖日记》所描绘的仆人、塾师、市井亲友等基层人物，是重要的社会史和生活史资料；他对于天气、水况的记录，为道光年间两次最大的水灾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气象学、水利学、灾害学数据；日记中对江苏吏治败坏和绅风不竞的批判与揭露，亦具有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特殊意义[20]。

文学研究的方法很多，除以上五种基本研究方法外，还有如文献考证法、心态分析法等[21-22]。在此基础上，还要鼓励本科生在方法上多作有益的探索，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及对象，综合运用，活学活用。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阶段，积极探索培养本科生分析问题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不仅需要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努力，家庭、学校、社会也有重要的助力作用，相信在各方的齐心协力下，本科生分析问题及综合的科研能力必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杜桂萍.金元风范——“金、元”话语与明清戏曲“宗元”风尚[N].光明日报，2019-05-27（13）.

[2]  魏洪洲.南九宫“仙吕人双调”新探[J].励耘学刊，2017（1）.

[3]  蒋寅.新见的一种记载王渔洋暮年事迹的重要史料——读王士骊《幔亭公漫录》札记[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

[4]  廖可斌.晚明戏曲的“戏剧化”倾向——以部分稀见剧本为例[J].文学遗产，2018（4）.

[5]  杨栋.《张协状元》编剧时代新证[J].文艺研究，2010（8）.

[6]  李淑岩.法式善怀人组诗与乾嘉文坛生态[J].社会科学辑刊，2013（4）.

[7]  杜桂萍.明清戲曲“宗元”观念及相关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18（3）.

[8]  马丽敏.晚清戏曲宗元观念与王国维的元代戏曲研究[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9]  李亦辉.论明代万历时期“雅俗并陈”的传奇曲辞观[J].文艺理论研究，2018（3）.

[10]  于金苗.“松陵四子”并称的意义及文学影响[J].苏州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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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杜桂萍.从“临川四梦”到《临川梦》——汤显祖与蒋士  铨的精神映照和戏曲追求[J].文学遗产，2016（4）.

[13]  关四平.关汉卿散曲美学价值重估[J].求是学刊，2009（2）.

[14]  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  期间的文学生态[J].文学遗产，2003（3）.

[15]  杜桂萍.“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  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J].求是学刊，2016（5）.

[16]  马铭明.孙枝蔚与徽籍汪姓文人交游考——兼论清初  扬州文坛“士商互动”[J].励耘学刊，2019（1）.

[17]  王成.副文本与朝鲜古代诗学批评研究范式[J].东疆学  刊，2022（1）.

[18]  李浩.大唐之音 和而不同——以唐代三大地域文学风  貌为重心的考察[J].文学遗产，2005（4）.

[19]  陈才训.论明清清赏清玩之风对小说插图的影响[J].社  会科学辑刊，2017（5）.

[20]  张剑.居乡诚不易——从《何汝霖日记》看一位晚清显宦  的乡居生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21]  鲁慧.20世纪以来王猷定研究若干问题述论[J].励耘学  刊，2021（2）.

[22]  蒋金芳.“种菜”诗唱和与顺康时期江南文人心态[J].学  术交流，2019（11）.

[责任编辑  包玉红]

收稿日期：2023-06-25

作者简介：刘建欣，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实践”（2022C52）；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委托项目“疫情防控背景下以学为中心的在线教学设计与实施——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为例”（SJGZ20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