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仁庆长篇新作：《红色任务》《红色命令》漫谈

姬志海

一、《红色任务》《红色命令》的高超叙事和不朽主题

《红色任务》和《红色命令》这两部小说讲述的年代背景，正是处于20世纪20、30年代之交的这段特殊历史时期。

《红色任务》和《红色命令》在题材处理及谋篇布局上显示了高超的叙事水平。两部小说按照“戏剧”化的原则，各自围绕一个主题来安排情节，有前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尾声，充分彰显了小说叙事上的整一性。具体而言，两部小说在“故事时间”上都涉及了几十年的跨度（《红色任务》从1927年冬讲到20世纪60年代初，《红色命令》则从1932年秋延展到20世纪80年代），但从“叙事时间”上来看，作家都采取了情节密度的概括和浓缩的手法，把主干故事全都集中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左右予以完成，而把交代故事主要主人公各自结局的故事部分均以不足万字的“后记”形式附于小说的结尾，蜻蜓点水、画龙点睛地一笔带过。主体故事的这种浓缩化处理，在阅读进程中，自然给读者以平地惊雷、排山倒海般的震撼性审美感受。正基于此，在两部小说的推进中，戏剧性的小“突转”，小“发现”和小高潮多次出现。在阅读小说时，读者的心也随着错综复杂的情节而跌宕起伏，这样的情节在两部小说中还有很多，这些小的“突转”和“发现”，在两部小说各自的整体大叙事中，或剑拔弩张、或峰回路转、或蓄势待发，每每给读者的阅读带来“银河落九天”的巅峰体验。

《红色任务》和《红色命令》紧紧围绕着“在满洲里建立特别交通站护送中共代表过境参加会议”和“破坏敌人‘云计划、拦截军用物资、夺回100名学生兵、策划劫狱暴动、争取爱国将领曹相彬、消灭国民党独立团和潜伏敌人内部”的七项“红色命令”这两根主线，来组织各自典型化的各类大小矛盾冲突，通过取材于真实历史的故事素材，热情地赞扬了身处隐秘阵线上的我党谍报人员，在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与各类敌人斗智斗勇过程中展现的深邃智慧和惊人胆略，揭示了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英勇顽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在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感染之余，必然也会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人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当年用他们前赴后继地负重前行乃至舍身取义、壮烈牺牲换来的！

二、《红色任务》《红色命令》的人物形象探骊

除了拥有跌宕起伏、不落俗套的精彩情节外，《红色任务》《红色命令》还创造出了一个个立体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是许多好小说着力塑造的一大因素，人物塑造得能不能“站”起来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尺。因为就读者而言，往往总是首先被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所吸引，继而为他们（她们）的命运而担忧。就小说要表现出的思想主题、价值意义而言，也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这一介质载体的成功勾勒、精彩描绘来予以传达的。对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来说，其中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能够直接传递出作品所描写的时代最强音，一言以蔽之，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通过对读，笔者注意到，在人物塑造方面，《红色任务》和《红色命令》既有不同的特点又有相似的表征。不同的是，前者主要用众星拱月、层层铺垫的笔法力图凸出革命英雄胡春江这一主要英雄人物形象。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使用塑造“五虎将”的民间文学模式，对文本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进行各有侧重地刻画。相似的是，两个文本均成功地塑造了层次丰富的女性人物形象和摇摆在敌我阵营之间的若干“中間人物”。以下，笔者就着重对两部长篇小说中不同类型的人物析而论之。

在《红色任务》中，小说遵循的是“集中”和“突出”的美学原则，在小说的起笔之初，作者就以中心主人公在大上海执行锄奸任务时的一个特写镜头呈现在读者眼前：

“深邃的夜空中，悬挂着一镰弯弯的冷月，月光中有一条披霜的长枪，伸出干枯的树枝。冰冷的准星，静静的扳机，躺在枪膛里带有火药味的子弹，还有一双机警的眼睛，都在等待目标的出现。当胡春江手中的长枪准星瞄准目标的头颅时，他什么也没有想，就轻轻地扳动了一下扳机，瞬间，目标倒地了。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个场景时，还有些激动。而当时，他很平静。”

这个开头，真可谓如爆竹般响亮惊人，似奇峰般峭拔突起，它既能造成悬念引起读者的惊奇，从而激起他们强烈的阅读兴趣，又能一针见血地为整部小说定下来谍战的主调，并轻松切入小说的主要矛盾，自然而然地引出下文。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开头，可以省略不必要的冗长过渡情节，直接将整部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胡春江推到前台。在接下来小说处理各方面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作家更是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处处将胡春江置于文本聚焦和辐射的中心，以之作为枢纽来组织和展开矛盾冲突，从而突出表现胡春江这一主要英雄人物在推动矛盾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具体而言，在《红色任务》中，主要组织了三对矛盾，即：中共能否在满洲里边关小城反动当局的控制下顺利建立交通站并确保交通站顺利通行的矛盾；地下党员与满洲里警察局和东北军政府展开的各线斗争的矛盾；以及地下党员与以师伟、瞿华莹及井上春树等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秘密侵华势力的矛盾。这三对矛盾，其矛盾的主要方面都集中在胡春江身上，这样既突出了胡春江在矛盾冲突中的主导地位，又构成了他形象的多侧面丰富内容。深读由上述三组矛盾生发的小说情节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在由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构成的全书小说人物群中，由师伟夫妇、叛徒秋风和“细胞”、日本商人、警局丁基元之流构成的各种反面人物都是为了衬托金牙大妈、小枫、胡母、胡春海、胡秋实、井黎黎、落娃等正面人物的，而无论是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他们最终又都以“卫星人物”的存在形式众星拱月般地烘托胡春江这一主要英雄人物。

总之，在《红色任务》中，就艺术手法而言，为了突出胡春江这一主要英雄人物，作家主要使用了两种做法：一是以压低甚至压掉次要人物来突出胡春江；二是在不压掉其他人物的情节的情况下，使胡春江在其他人物的陪衬下更加突出。显然，在塑造胡春江这一中心人物时，刁仁庆主要是采用了后一种做法。当然，在处理胡春江这一人物塑造方面，刁仁庆在吸收传统革命文学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又有着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小说《红色任务》非常注重胡春江这一英雄人物作为拥有血肉之躯的普通人同样拥有的（对女性爱情的）情感诉求的一面，作品在安置虎胆英雄胡春江积极完成“红色任务”这一潜伏主线的同时，又巧妙地植入了他和小枫二人的情感副线，从而使得胡春江这一人物显得更加立体和饱满。

与《红色任务》不同的是，《红色命令》在人物描摹方面采取了对主要英雄人物群像等量并重的艺术塑造手法，这种处理充分见证了作家刁仁庆艺术武库的丰盈。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主要有昌辉市公安局局长常洪波、保安团副司令齐国良、保安团政治部主任刁大鹏、特务排长程丹阳和中共昌辉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表面身份是市永昌租车行老板的）史和平。在小说中，作家采用了类似三国故事中关、张、赵、马、黄那样“五虎将”的人物配置模式。这种群体性的英雄叙事使得这五位地下党员不仅形成其内在和谐的战斗群体，而且他们在各自独立的故事中同样也能有声有色、独当一面地完成自己承担的那部分战斗任务。就人物关系而言，这后一点尤为重要，有别于《红色任务》，在这五位主要角色各自一系列自成单元的独立小故事中，并不要求彼此在人物关系上的映照衬托，《红色命令》整体的英雄大叙事也随之在这种合中有分的人员结构配置中予以最后完成。在小说铺排的谍战情节中，这五个英雄人物均被刻画得个性鲜明。他们身上所迸发出来的“火花”、记忆点也都深深留存在了读者的印象中。这种群像并重的处理，侧漏了作家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艺术手法的谙熟和化用之才能。在中国经典的传世章回小说中，从《三国演义》《水浒》到《杨家将》《说岳全传》莫不擅长于群体性英雄人物的叙事。三国故事中塑造的“五虎上将”和《水浒》里描绘的一百单八将的出彩之处这里不必笔者赘述，在《杨家将》里从老令公杨业到杨宗保、杨文广，加上流芳百世的杨门女将，在《说岳全传》里汤怀、牛皋等重要将军而外挑滑车的高充、名扬小商河的杨再兴、威震敌胆的陆文龙全都构成了各自集团的英雄群体，民间文学对这些轰轰烈烈的群体英雄的成功塑造无疑成为像刁仁庆这样的中国当代小说作家汲取艺术汁液的无尽活水源头。

三、《红色任务》《红色命令》的艺术实绩鸟瞰

就《红色任务》《红色命令》取得的艺术实绩而言，首先，作为书写革命英雄题材的长篇现实主义文学，两部小说通过扣人心弦的谍战斗争，把活跃在隐秘阵线上的许多英雄推到风口浪尖，作家从充满矛盾张力的情节冲突各方面集中概括地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光彩照人、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这一点，笔者在上一节已经做了充分的展开，这里就不再赘述。

其次，现实主义小说的根本生命就在于它的真实。而支撑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真实的细节真实，更是衡量小说成败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红色任务》《红色命令》之所以取得艺术上的成功，不能不归功于作家在细节真实方面的苦心经营，两部小说不仅没有出现像一般谍战小说或谍战剧那样通过主人公变身超人，飞檐走壁等炫人耳目的传奇噱头进行渲染，而且常常能够以绵密入微的专业化工笔勾勒，真实地还原20世纪20、30年代原生态的历史情境。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仅就《红色任务》中胡春江营救金牙大妈的这一幕场景进行阐述。

胡春江走向前，慢慢地弯下腰问金牙大妈：“昨天我给你说的话，想好了吗？ 如果你合作，什么都好说！我希望咱俩好好合作，合作了，前面的路一片光明。”

金牙大妈扭过头，睁开双眼，看了胡春江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在她看胡春江的一瞬间，胡春江放在胸前的指头给她发了暗语，内容是：

房间有窃听器，切记！

金牙大妈目光平平地没有反应。胡春江知道，这是金牙大妈的城府。

胡春江笑笑说：“这是我们的师组长，北京派来的督察专员，他能说佩服你、崇拜你，这很不容易，你要识时务而后行。你是知道的，你落到我们手里，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配合我们，把棋下活。”

胡春江讲这一番话，纯粹是无话找话，主要是利用这说话期间，给金牙大妈发手语。他这一次发的内容是：

党组织正想办法让你住院，在住院期间实施营救行动。

金牙大妈的左手放在床上，她用左手指给胡春江回了两个字：

明白。

谍战小说离不开支撑故事推进的情报传递。作为地下党员神秘工作的技巧，情报的传递是构成小说摄人心魄的看点之一。作家正是通过两个地下党员主人公之间利用加密了的手势暗语进行交流的“细节真实”，从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将斗争变得更具张力，情节变得更加精彩，人物也塑造得更加沉稳。可见，在上述场景中，情节波折的迭起无疑得益于作家刁仁庆对情报传递载体即谍传媒介这一细节真实的谙熟和运用。除了上述这一例证，在《红色任务》《红色命令》中，从利用发报电台传递情报到利用报刊寻人启事传递情报，再到利用接头暗号传递情报等等各种各样的谍报传媒工具层出不穷——没有像刁仁庆那样军人出身的科班背景，对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细节，能够做到几乎是毫不走样的刻画，是一般谍战小说作家根本无法做到的。

复次，较之谍报传递，悬念的设置对于两部小说而言同样也是一种故事推演的动力机能和维持读者阅读兴趣的手段。对比《红色任务》中悬念基本上围绕着革命家庭成员进行设置的情形，在《红色命令》中，悬念的处理无疑更加让读者“烧脑”。从小说开局齐国良被不明身份的枪手威逼开具出城证明的背后指使人是谁的疑窦，到日本商人久永玉本对常洪波局长前倨后恭的态度急转的真正原因，再到女特务兆小哲意料之外的起死回生以及特务熊连辉屡次逃脱我党设下的设置的包围、伏击圈因不知所踪给昌辉城地下党造成的潜在威胁，最后直到小说结局处七项红色命令绝密情报的曝光……腾挪跌宕的故事主线中层层铺垫的悬念可谓是一个接续一个！当然，有时为了便于故事的展开，《红色命令》中的部分人物身份会在悬念的揭示下由表及里地向读者作出呈示：譬如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常洪波，在故事伊始，作家就故意使用了外聚焦的叙述视角，不像交待刁大鹏、程丹阳、常洁晶那样直接点出常的地下党身份，而是先让他在日本商人久永玉本的府上进行了非同一般的亮相，这时大多数读者肯定会像曹相彬、刘方元那样以为常洪波有日本人撑腰的背景，继而直到他与一众地下黨员的私自见面，才让观众厘清了他是潜伏地下党的真相。再联系前文，在《红色命令》中，曹相彬的转变情节之所以写得较之《红色任务》中的罗高明而言更有戏剧性的波澜，也无疑得益于作家刁仁庆大胆使用的“桌面摊明牌”的以通过解密旧悬念来埋伏新悬念的特殊手法，这集中表现在小说不是到最后，而是在小说大结局来到之前，作家刁仁庆就把包袱给抖了开来：在我党地下党员全部亮明了身份以后，小说朝后再写完全就是在 “桌面明牌”的情势下推进的，一般说来，作为谍战小说，暗着来写出人意料的偷天换日、倒转乾坤的情节相对容易，但明着来写却很难，作家对情节的这种处理，从某种意义上却让读者感受到旧悬念解密后由新的悬念带来的更加驰魂夺魄的“紧张感 ”。

又复次，《红色任务》《红色命令》打破了小说和诗歌的题材壁垒，分别呈现了边塞诗中经常吟诵的大漠草原风情或象征性极强的诗歌审美意象。

在《红色任务》中，小说于蒙古草原之城满洲里取材，其中多处章节对该地的景色描写融合了一系列地域风情、文化元素，譬如在小说的“四十五”节：“早上8点多，风轻云淡，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小轿车一前一后出了城，向满洲里的东南方向驶去。车辆驶过一个浅浅的沟壑后，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蓝天白云下郁郁葱葱的大草原。不远处，有成群的牛羊在慢慢地滚动，很像一幅立体画。大草原的上空，雄鹰在天上盘旋，它们围绕着地面上的某个目标，不忍离去。白色的蒙古包四周飘着印满吉祥物图形的风马旗，被风吹得猎猎有声。几只牧羊犬在狂奔，向草原纵深奔去，不知道它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放牧人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马背上，始终是一个姿势……来到草原深处，牛羊越来越少，蒙古包越来越稀。然而大片的马匹多起来，有的上百匹，有的上千匹，成群结队地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小说接下来还用传神的笔触向读者传达了妙龄女子在悠扬的马头琴伴奏下流风回雪的翩翩舞姿以及描写草原、毡房、骏马、骆驼、牛羊、 蓝天、白云、太阳、月亮、启星、鸿雁、雄鹰、天堂、江河、湖泊、柳林、芦苇等自然万物的长调民歌“乌日冬道”的千年历史……《红色任务》是目前我国谍战小说不可多见的描绘大漠风情的谍战小说。在保证小说主题色彩纯正的同时，通过将该地独特的地域文化符号充分融入进叙事环节，有效地实现了小说的本地化表达。

在《红色命令》中，杜鹃作为意蕴丰厚的诗性审美意象，在女地下党员常洁晶英勇牺牲前后反复出现，当反革命独立团团长陈济瑞把子弹射进常洁晶的后背后，万箭攒心，五内俱焚的刁大鹏扑过去把她抱到怀里。常洁晶用最后一口气轻轻地对丈夫说：“大鹏，杜鹃花……杜鹃花下面……我爱你……”然后就光荣牺牲了。这之后的第二天，刁大鹏和战友们含悲把常洁晶掩埋在了永河西岸的山岗上。这里依山傍水，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郁郁葱葱。掩埋了常洁晶的第三天上午，刁大鹏在整理妻子的遗物时，在窗台上那盆马上生绿芽的杜鹃花土层的下面发现了用白蜡封着的瓶子藏着的“红色命令”秘密文件……从杜鹃这一意象的表层象征来看，无疑可以轻松解读出作者以花来衬托女性之美的用意。但我们把杜鹃花和我党秘密文件联系起来时，就能从“杜鹃”这一意象中感受到一股浓重的有关牺牲、热血、奉献的革命气息。杜鹃花的颜色是红的，和两部小说的题名——《红色任务》《红色命令》使用的颜色相同，由此进一步阐发，读者就更能领略其中深刻的内涵：本来只是一种客观物质现象的红色，在近现代的革命话语中，它往往代表着用流血牺牲的暴力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最终建立的红色政权！红色不仅代表着革命的希望和热情，更是暗喻对革命的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老一辈的革命文学经典《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红岩》《红日》《红旗谱》，无不是使用红色作为自己醒目的标识和符码的。

公正地講，两部小说“诗化”的移植、嫁接，给当下谍战小说创作带来了新景观、新气象，它们在滋润、催发小说这一体裁繁荣生长的同时，无疑赋予了传统小说文体某些崭新的品位和风格，刁仁庆的这一可贵探索对于打破传统谍战小说的固化叙事模式，开辟谍战小说创作的多元化格局，无疑有其不可抹杀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