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灾害诗叙事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大国，自然气候关系百姓的生存命脉，江南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水灾旱灾交替频繁，更兼具虫灾风灾等灾害，实人力难以抗争。沈德潜自幼目睹这些灾难，用诗表达其所见所感，创作了大量灾害诗，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以诗补史与诗史互证

沈德潜灾害诗达67首，包括蝗灾、水灾、旱灾、地震、疫灾等多种灾害类型，涵盖面颇广。这些诗歌所述灾害多为诗人自身亲历或耳闻目睹，被诗人用史家笔法记录，比之史书更具体、生动。有的诗还记叙了史书未记录的灾害，具有以诗补史的功用。

以诗补史。重大自然灾害多由官方文献记录，但官方文献也偶有阙漏。沈德潜中青年时期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许多灾害的发生，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对灾害史具有补充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春夏之交的某日清晨，沈德潜经平江路，路遇衢州逃难而来的难民，有感而作《晓经平江路》，诗中记录了衢州难民遭遇洪涝灾害、田亩歉收，最终不得不背井离乡的凄惨情景。一直到夏天，雨水仍然下得很频繁，诗人对遭遇天灾的百姓深感忧心和悲悯，故作《后愁霖叹》：

前年赤地千余里，去年三吴逢大水。今年霪雨仍不休，波涛滚滚通平畴。鱼鳖出没蛟龙游，田家有麦刈不得，对此嗷嗷叹无食。……比岁柴荒贾无比，况今菜麦淹欲死。百斤三百青铜钱，乡村日髙无爨烟……

这一灾害情况在《衢州府志》和《清实录》中均未找到记载。沈德潜以灾害目睹者的角度详细记录了这次洪灾的全过程，可补史之失载。如果没有沈德潜的诗歌记述，我们将缺乏对这一年吴中灾民的了解。《后愁霖叹》不仅描写了连日阴雨的情况，还补充了前年百姓遭遇旱灾的民间实况：“前年赤地千余里，去年三吴逢大水。”诗歌跨越时空，联系甚广，比起史料记载，更加生动地反映了在天灾的连年打击下民不聊生的况景。

诗史互证。以诗证史与以史证诗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兩个方面，在沈德潜灾害诗考察中融二为一。沈德潜诗中含有的灾害情况兼在《清实录》《苏州府志》《沈归愚自订年谱》等史料中有所记载。史料证实了诗歌叙述的真实性，诗歌又生动化了史料涉及的灾难图景；用沈诗考订清朝史料记载，同时也借史实证明沈诗的非虚构性。

康熙四十六年，中原发生连续三月无雨水的干旱天灾。此次旱灾，不仅有史书为证：《苏州府志》卷一四三“四十六年，大旱。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沈德潜所作的《忧旱三首》亦可佐证，诗云：

春秋特书六月雨，六月不雨真天灾。况今五月至六月，千里赤地人民哀。版田确确苗不活，租牛戽水牛蹄脱。沟渠熯干河底裂，农夫尽叫人力竭……

富家遏籴闭仓囷，愚民不靖声喧呼。传闻越邦亦亢旱，民情物力同艰虞。贱子三旬九得食，无田转复忧稼穑。

此诗开篇交代旱灾发生在天气最为炎热的六月，不仅描写旱灾时绵延千里的赤地、干涸枯死的庄稼和物资匮乏的百姓：“版田确确苗不活，租牛戽水牛蹄脱。沟渠熯干河底裂，农夫尽叫人力竭。”更用“富家遏籴闭仓囷，愚民不靖声喧呼”交代了这场干旱导致百姓贫富差距更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诗人不仅记录天灾，还对灾害进行生动诠释，诗人不是虚构事件以抒发情感，而是用诗记录亲眼所见的具体事件。这些灾景，在《府志》中只有寥寥数语，在沈诗中更加细腻具体，读者不仅能了解到发生的旱情，还能感受到当时百姓的艰难。与《府志》相比，沈诗能更加还原当时的图景，牵动读者的思绪，加深读者的了解，具有史书无法替代的价值。

非虚构叙事与感事传统

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要从具体的现象出发，才能把握和再现它们。沈德潜的自然灾害诗多依据诗人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灾难事实，具有纪实性。记录的灾害事件影响范围较广，涉及大范围群众的生命财产问题，反映了百姓的面貌，也将灾害事实反馈给更多人以了解，诗歌具有公众性，不是一人之诗。纵观沈德潜的灾害诗歌，其中反映的民生痛楚和灾难细节令人惊惧，具有可怖性。纪实性、公众性、可怖性组成了其非虚构叙事的三大特点。

沈德潜的灾害诗“赋予了景和人高度的细节性，最大程度地呈现出事件现场”，达到震动人心、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高度的纪实性使诗歌拥有灾难记忆的存储和再现功能。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七月二十日，吴中区大风，继之以暴雨房屋倒塌，城墙崩坏，居民逃窜，性命淹没。沈德潜作《大风行》云：“黑云如泼墨，欻忽漫苍穹。……华屋倾，大木拔，城垣崩，帆樯折。沙户居民尽奔窜，顷刻性命随鱼鳖。”描绘了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飞鸟绝迹，商贾泪下，千里同悲的惨烈情景。

除了凝聚诗人的思考观察，灾害诗还反映了大众的苦难，“公众性”的实现需要诗歌采用更通俗的形式记叙，增强流行程度，传播给广泛人群。以《刈麦行》为例，其云：“前年麦田三尺水，去年麦田半枯死。今年二麦俱有秋，髙下黄云遍千里。”诗风平易，又为歌行体，受到中唐新乐府诗渲染，语言浅显通俗，用词日常，取景生活，便于引起共情，形成更广泛的传播。

再论“可怖性”，自然灾难本就令人恐惧，巨大灾难造成的民生痛苦使人内心震撼，沈诗将苦难之人和悲壮之景同时置于特定的时间、空间中，随眼目睹比起道途所闻，痛苦又得到加深。读者阅读诗歌时，透过文字开始联想，如同亲眼所见，更易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食豆粥》云：“连朝缺粮粒，土竈煮豆粥。颇近田家味，取足充我腹。……连年山左荒，齐鲁一路哭。掘草剥树皮，形状如鸠鹄。夫妇两相弃，儿女无处鬻。人肉上砧俎，骸胔乌鸢啄。”极端的灾难下，人会有极端的行为，现实中呈现如此惨绝人寰的一幕，读者也不禁悲恸不已。

“感事”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礼记·乐记》中的“物感说”，“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物也”，即认为音乐的产生本质是人内心受到外界事物感动。唐人孟棨认为诗歌情感的抒发大部分为“触事兴咏”，在其《本事诗》中明确提出“事感”，认为重要的是挖掘出隐藏在诗歌背后各种各样的“本事”。“事”是抒发情感的源头，诗人因为某种“事”触发了内心的“情”，产生创作冲动。所以在事态叙写上，诗人常常只求提供“最能引发情感体验的场景片段”。

沈德潜灾害诗的书写具有鲜明感事色彩，以零星片段的描写，指向具体事件的核心，不脱离事件，也不走常规叙事诗的道路，而是“弱化事件，强化抒情”。

《晓经平江路》中“非人复非鬼，匍匐泥涂间。老翁拄竹杖，老妻相牵攀。病妇布裹头，双足赤不缠。儿女盛竹筐，其父担道边”，通过刻画流民逃难的境况，诗人揭露了灾难对下层百姓的沉重打击，灾害带来的破坏力令人惊悸。作者身临其境与流民对话，了解灾害的发生和百姓的被迫无奈，为之黯然神伤。整首诗既有自述又有问答，“戏剧性”更强，表达情感也更生动真实。

感事叙述将社会时政和民生疾苦引入读者眼帘，流露当时人的真实心声，读者从诗人独特的感事视角出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當时社会的惨状。“面对自然灾难，诗人不会置身事外，无论当时是否处于灾难事件发生的特定空间，对现实的深切关注都使其保持着在场性”，感事叙述也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慑力，读者穿越到不同的时空与诗人会面，不仅事件被诗人记叙下来，那份哀伤和思考也一并被保存。

灾难诗歌虽然多即时即事而作，沈德潜却能感事而兴，以叙事为先。沈德潜将主体情感体验与价值评判凌驾于叙事之上，对事件进行议论，显出明显的社会批判意义。

工于比兴的表现手法

沈德潜认为，陈事、言理、抒情都需比兴互陈：“事难显陈，理难言磬，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以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沈德潜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认为诗是有感触而发，托物、比兴、唱叹是基本手法。通过比兴可以用有限的言辞传递出无限的情感，见不尽之意于言外，破除平铺直叙的局限。在灾害诗中，他将比兴与叙事结合，呈现出独特的叙事效果。

叙事中有比兴。第一，营造叙事背景。诗人通过比兴达到兴象与拟象的对接，实现主体与客体交融；在文本中经常位于开头甚或贯彻全篇，为营造叙事背景提供了天然便利。以《晚渡朝天湖观刈稻书感》为例，诗首四句“一帆暝色渡湖船，高浪茫茫欲拍天。寒雁立残沙岸雨，昏鸦冲断远村烟”，以暮色渡船望见江岸炊烟起兴，触动了诗人对百姓收成的思量，引出“岁收未足中人赋，奢望虚占大有年”的事件描述；同时，也以拟人手法，提取渡船、海浪、大雁、雨水、昏鸦、村烟等物象，为叙述灾况营造了一个高大开阔、色调冷清的环境。

第二，丰富叙事，使叙事生动化。如《苦热三首》通篇用比，以赤乌展翅、祝融挥鞭比喻天气之酷热，以飞鸟坠落、海枯山焦比喻生灵亡逝，以火云烧天比喻天干燥热，甚至以南山旱魃比喻操控权术的奸吏。诗人将严重的旱灾当作了对人民发难的主体，脑海中想到的有关物象都用来呈现这样一幅民不聊生的焦灼画面。借比兴叙事，凭借事物间的相似性，读者可以通过喻体的神话传说或自然物象进入事件，诗歌演化为某种神话寓言，激发读者产生反复阅读的兴趣和诗歌画面的联想。

以微言通讽谏。除了参与完成叙事，比兴还具有十分重要的讽谏功能。专制统治的时代背景下，诗人对时政作出的思考和批评要求采取较为含蓄蕴藉的方式，委婉表达对政治得失的劝谏，“比兴”正好契合这种表达的需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天大旱，诗人的灾害诗中记叙了民不聊生的惨况：“林间一鸟死，百鸟声喧呼。同类为举幡，苍黄走街衢。官长赫然怒，谓此梗化徒。誓将一网尽，那复分龙鱼？”除开篇以芳草起兴外，还以百鸟争鸣喧闹比喻百姓为同类奔走喧呼的场景，官吏面对弱小的平民不去关心问询，只是一味驱赶，利用权威欺压百姓的嘴脸一览无遗。

《百一诗》其一云：“年来旱潦余，十室九悬罄。而何奸牙徒，手握贵贱柄……金多阙粮粒，蘖芽未敢横。一朝通内地，种类交手庆。奸牙尔何心，豢寇夺民命。……敢为民食蠹，根柢那可问？”诗以“奸牙”借喻蠹吏，以“枭獍”比喻嚣张残忍的寇贼，用“饕餮”比喻贪官，贪官污吏和可怕的贼寇对百姓施加了极大的伤害，旱情之下，百姓生活本就不易，还要面对他们的压榨，诗人利用比兴表达了无情的讥讽和深刻的批判。

沈德潜通过比兴实现了讽谏的蕴藉之美，书写灾害质朴而不过浅直，中肯却不尖锐，蕴蓄但不深藏，丰富了表达层次；诗中不仅寄托了对百姓的深切悲悯，更蕴含了对官吏胡乱作为等黑暗现实的无情批判，动人心魄。

清代发生灾难次数繁多，许多诗人均以诗歌记录所见所感，多数灾难因需要及时记录而来不及精细雕琢，沈德潜的灾害诗能在其中脱颖而出，离不开比兴之神思和感事叙述之精妙，人生经历也使沈氏创作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和变化，促成了叙事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作者简介：

贺雯，2000年出生，女，汉族，本科，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本文为安徽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110370158。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