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国际化背景下浙江地区佛寺旅游资源整理

杨思佳 闫文慧 王一同 金艳

浙江拥有极其丰富的佛寺旅游资源，其中不少佛寺在历史上曾是日韩来华高僧的求法请益之所，在旅游国际化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将浙江地区丰富的文旅资源挖掘整理出来，助力佛寺旅游向文化内涵式发展，促进浙江地区佛寺旅游的国际化。

由于地貌及历史环境与经济富庶等原因，浙江是全国拥有寺庙数量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拥有极为丰富的佛寺旅游资源。歷史上浙江地区佛寺与日韩交流密切，是佛教文化在亚洲传播发展的重要区域，韩国和日本的很多高僧渡海而来求法，学成后渡海归去，成为当地佛教传播的中流砥柱。

但目前浙江地区的佛寺旅游资源并未得到良好的开发利用，也未在日韩有较好的推广与宣传，且佛寺旅游内容形式单一，旅游产品缺乏，旅游路线未得到良好规划，旅游宣传推广方式比较落后。作者认为应该首先有针对性地将浙江地区的佛寺旅游文化资源整理出来，即针对国际游客佛寺旅游信息的整理，这是吸引国际游客、服务国际游客的基础。

杭州地区的灵隐寺、慧音寺、六和塔寺、龙井寺、净慈寺、龙兴寺；普陀地区的普济寺、普陀珞珈山、慧济寺；天台山地区的国清寺、真觉寺、万年寺、善兴寺；宁波地区的阿育王寺、雪窦寺等，在历史上均与来华求法的朝鲜留学僧有过交往。这里着重整理古代与朝鲜半岛有过密切交往，至今在国内外相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几座寺庙——国清寺、慧音寺进行深度整理，为日后佛寺旅游资源开发与推广、中韩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信息储备。

国清寺的旅游国际化资源

国清寺位于浙江省天台县天台山，天台山因其山色奇绝，自古为修道者所憧憬，享有“佛宗道源”美誉。陈太建七年（575年），智顗携徒二十余辈始入天台山，在佛陇银地草创伽蓝；太建十年（578年），宣帝敕号“修禅寺”。开皇十八年（598年），晋王遣司马王弘主持建寺；仁寿元年（601年）寺宇初成，开始称“天台寺”；大业元年（605年）杨广即位（炀帝），赐名“国清寺”。自此天台山国清寺成为佛教圣地、宗门祖庭。

1995年6月中韩天台宗祖师纪念堂落成，其中供奉有智者大师、大觉国师、上月大师等三尊图像。国清寺曾是朝鲜半岛求法僧最重要的拜师问道之地之一，高句丽的波若日山，新罗的悟空，高丽的义通与谛观、理应、纯英、道育、智宗、义天、寿介、道颂、壁宣、德善、悟空、学一、慧徹等，都与国清寺有着不解之缘，留下千古佳话。国清寺可谓是韩国求法僧在中国的“根据地”。

波若。台山又有沙门波若者，俗姓，高句丽人也，陈世归国，在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并陈，游方学业，十六入天台北而智者求授禅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证，谓曰：“汝于此有缘，宜须闲居静处，成备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寺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愁虑衣食。”其即遵旨，以开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晓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垄上寺，净人见三白衣担衣钵从，须臾不见。至于国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寿命将尽非久，今故出与大众别耳。不盈数日，无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国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龛山所，出寺大门回舆示别，眼即便开，至山仍闭。是时也，莫问官私道俗，咸皆叹仰，俱发道心。外睹灵瑞若此。余则山中神异，人所不见，固难详矣。

谛观。高丽来宋的求法僧中，当属义通与谛观与国清寺的渊源最值得一提。从时间上说，义通比谛观入华早差不多十年，但从所起的作用看，必须首先介绍谛观，谛观的入华与中国方面寻求天台教籍有直接关系。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主教师痛感教籍的短缺，曾竭力搜求之。吴越国忠懿王钱弘俶就教义问于义寂，义寂回说所问“同除四住”义出自《妙法莲华经玄义》，但由于唐末离乱，教籍散毁，此等章疏多在海外，言外之意是想借助忠懿王之力求取之。忠懿王于是遣使10人，携50种宝，前往高丽、日本求之。建隆元年（960年），高丽国王令谛观前来进奉天台诸部教典。遗珠复还，忠懿王为此在天台螺溪专门建定慧院请义寂居住研讲新得教典。于是，“一家教学，郁儿复兴”。而谛观则随义寂乘法就学，历十年而坐亡。此间，谛观在探索研究《金光明经玄义》“广本”之后，专门抄录出“五十八教”的内容，编成《天台四教仪》上、下二卷，上卷揭示天台一家的教判，下卷突出南北台宗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异。《天台四教仪》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简明易懂，被称为“台宗之关钥”。

义通（927年—988年），高丽国人，在北宋乾祐年间（948年—950年）来到中国，在螺溪义寂禅师（宋代天台宗高僧）门下修学，义寂禅师有10名外国人弟子，其中义通为弟子之首。义通得到义寂大师真传，名声远扬，为中国天台宗作出重大贡献，后世尊其为天台宗十六祖，可见其在天台宗的地位之高。义通十多岁时在开城龟山院学习华严大德石宗，向释宗学习《华严经》和《大乘起信论》，享有盛誉。21岁时前往宋，向天台德昭学习法眼禅。此后，义通并没有回到高丽，而是在杭州和宁波等浙江地区活动，以弘扬天台教义为主。当时山家、山外之争中，义通在天台之义的正统立场上建立了逻辑，对山家派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山外派具有华严和如来藏思想及唯心论的倾向，脱离了天台圣具说，具有融合性质，站在山家派的立场，义通有《金光明经玄义赞释》《金光明经文具备急抄》等著作，对抗山外派观点。他的思想被弟子司命知礼延续了，知礼则编写了《釋難扶宗記》，支持义通的见解。最终，凭借继承义通思想的四明知礼，将山家派与山外派的争论引向胜利，这些事实都说明高丽义通进入浙江，对吴越、宋天台宗的复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智宗。义通入华后的数年，又有高丽高僧智宗怀着游学请益之志来到浙东。智宗（930年—1018年）8岁出家，后周广顺三年（高丽光宗四年，953年），投曦阳山超禅师门下，颇受器重。显得二年（高丽光宗六年），智宗奏请入华求法，高丽光宗亲子送行。入浙后，他首先在奉化雪窦寺和杭州净慈寺、灵隐寺师从延寿禅师修学法眼禅，得到延寿真传的智宗不久达到“入亲近地，修对治门”“时时止饱于醍醐，更无他味；日日惟闻于薝卜，不杂余香。默识玄旨，神情朝徹”境地。两年后，智宗转为天台山义寂门下潜心研读《大定慧论》与天台教旨，可谓“精研慧刃，足可屠龙；每发玄机，宜堪中鹄”，得到盛赞。开宝元年（968年）受《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与天台县宰相任埴等人的邀请于传教院（即义通为开山的传教院，后来由宋太宗敕额为“宝云禅院”）开讲《大定慧论》于《法华经》，讲解精彩，大受欢迎，可谓盛况空前。又两年后，智宗携带延寿禅师新撰写的《宗镜录》百卷及天台宗法门从海路回国。入华时，国王专门设宴为其饯行，回国后历经五朝受封十次封号，一次比一次高，进封的同时还多受赏赐。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台宗方面，智宗至今被推为本宗的一位大师，在禅宗方面，他带回的《宗敬录》因为反映了中国佛教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受到光宗国王的高度重视，随即又派遣36位僧人带着礼物到延寿处学习新的禅观，也就是《宗镜录》所开示的新法门，智宗在中韩佛教交流中的重大贡献由此可见。

高丽王子义天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到天台山国清寺参学中国佛教天台宗的教义。学成回国后弘扬天台宗教义，创立了韩国佛教天台宗。正因为国清寺与韩国求法僧及韩国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對韩国游客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慧因寺的旅游国际化资源

慧因寺于赤山埠与岑山之间，是以寺庙建筑为载体，以宗教文化为基调的特色旅游景点，慧因寺用于层山之间是始建于927年，到晚清寺庙建筑基本无存，2007年这座历史名刹得到复建。复建后的慧因高丽寺具有超越一般寺院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一方面由于北宋时期净源法师的大力弘扬与海东法子义天的捐资现今使得它成为华严宗的中兴重地和教堂中心，对中国佛教史和朝鲜半岛佛教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长久友好历史的见证。慧因寺本身虽非文物建筑，但蕴藏着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承担着以当代精神继续发扬佛教文化，持续见证佛教文化交流历史的使命。慧因寺是一处具有宗教文化展示性质的旅游景点，复建后的慧因高丽寺参照古高丽寺图的规模和布局，建筑风格为宋式，在尊重传统佛寺格局的基础上，融合了宗教博物馆与佛寺的特色，营造出文化庙的效果，意在继承与阐释高丽寺在佛教文化交流上的历史渊源，展现唐宋时期中国佛寺的氛围和艺术特色。

慧因寺也称高丽寺，这座寺庙的闻名与高丽王子义天息息相关。义天俗姓王名煦，字义天，朝鲜高丽王朝第十一代王文宗王徽第四子，母仁睿顺德太后李氏，公元1055年生，因避宋哲宗讳，以字义天行世，当时高丽举国崇尚佛法，以出家求法为荣，在这种环境下，王子和王族也争当僧侣。义天11岁便出家，义天天资聪明，悟性极高，通过勤奋的学习，终于成为一位卓尔非凡的佛教学人。高丽时期中国宋朝是世界佛教的中心，义天一直仰慕中国佛教文化，早有前往宋朝问道广泛搜求佛教典籍之志。公元1085年4月，义天乘宋人商船渡送。义天从山东密州（今胶州）板桥镇登陆后，在宋朝专史的引导下，从海路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然后经泗州、南京（今河南商丘），7月达于宋都开封得到宋哲宗接见。义天提出要参见名师大德寻礼问道，哲宗当即恩准，先从京师有城法师学华研义一个月左右，后提出要去杭州求法，哲宗派主管员外郎杨杰伴行。路过金山拜见佛印禅师了元，然后去杭州执弟子礼拜见华严宗大师净源。华严宗大师净源是华严宗大师子璇的弟子，继子璇之后振兴华严宗，当时称为中兴教主，净源讲经慧因寺。当时华严经已有缺失，义天带来了高丽所保存的华严宗的疏钞，且出钱四处收购了全本《华严经》，使中国的佛教典籍失而复得，这些文献在中国得以流传，推动了华严宗的发展。义天不仅支持净源讲经，又施舍钱财，为寺内藏经阁置教藏7500余卷，了却了净源的心愿，高丽宣宗国王、仁睿太后和义天又以轻纸金书3译《华严经》共180卷赠送慧因寺，并祝宋朝皇帝圣寿。

元瓘与安珦。到了元朝时期，高丽国与慧音寺依然保持紧密联系。据高丽的闵渍（1248年—1326年）所撰《高丽国佥议赞成事元公捨大藏经记》中记录了佥议赞成事元瓘与佥议中赞安珦（1243年—1306年）一道印刻一部《大藏经》送于四明山天童寺崇奉，觉不足，又刻一部送于慧音寺崇奉的过程。

笔者对浙江地区与韩国颇有渊源的几座寺庙的文旅环境及历史国际交往中的重要人物为线索进行了整理。相关人物也许不在中韩佛教界声名远扬，但与相关佛寺相关联进行整理，为寺庙的旅游国际化提供资料支撑，还属第一次。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先生曾经将中韩日佛教交流比喻为三国间友好关系的“黄金纽带”，希望我们能继续发挥好这“黄金纽带”的作用，通过佛寺文化促进中韩之间的友好交往，吸引更多的日韩游客来华体验佛寺文化，也希望继续有学者深耕相关资料，为浙江旅游的国际化、佛寺文旅的繁荣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