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子

郭文强 曾鑫 雷明 尹凤至 韦星羽

作者简介

郭文强（1975- ），男，新疆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工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振兴与区域发展管理（乌鲁木齐，830012）；曾鑫（2000- ），女，新疆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雷明，新疆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天池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尹凤至、韦星羽，新疆财经大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边疆民族地区规模性返贫的防范与治理机制研究”（23XMZ060）；新疆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模式及实现路径”（21BGL098），主持人：郭文强

摘 要 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是激发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关键举措。基于西北地区五省（自治区）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值法、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趋势分析法以及地理探测器，对两系统协调演进关系定量测定。研究结果发现：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大致呈现递增趋势且具有“西低东高，南高北低”空间布局特征；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协调互促作用愈加显著，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多因子的综合影响。基于此提出促进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区域间协调发展建议：改革教育模式，实现供需匹配；促进创新氛围，吸引人才回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挖掘乡村价值。

关键词 中等职业教育；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地理探测器；西北地区

中图分类号 G71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4）09-0053-09

人才兴则乡村兴，人力资源作为乡村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最艰巨的问题在振兴农村，并就人才强国、科教兴国做出了重要部署。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于乡村振兴，职业院校作为直接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平台，依托其培养乡村多元建设人才队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西北地区乡村经济转型升级，激发改革创新，是产生乡村内源性动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乡村振兴作为政策驱动力，可以为西北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践平台、硬性条件以及资源帮助等，进而促进职业院校的规模扩大以及质量提高。因此，实现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乡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攻克西北地区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现状

基于两者现有关系，相关文献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政策解读以及价值等理论研究，第二类是针对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分析。关于两者之间的理论研究，首先是两者的关系解读，职业教育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1]，以提升内生动力形式促进乡村振兴[2]，并且两者之间需要构建一个耦合机制实现从单向服务转变为互助共促系统[3]。其次，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政策、路径价值等方面，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政策多注重于教育质量、人才供给等方面[4]；还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发现存在的现实困境，即教育体系不完善、资源匮乏等问题[5]，还有基于共生理论提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存在办学模式单一、教学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6]，并提出相关优化路径。关于实证研究，针对职业教育的促进效果测算，有学者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发现职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能够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贡献率为16.19%[7]，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效果最显著[8]；针对不同类型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赵红霞等学者测算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并利用灰色GM（1，1）预测模型对未来五年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9]，叶蓓蓓等对我国所有省域的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测算[10]，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11]，还有学者利用VAR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了我国西部八省（自治区）中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12]。

综上所述，关于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化，但是在研究对象上，缺乏对典型区域的分析，没有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时空特征的细分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也鲜有对其驱动因子的研究。中等职业教育承载着培育青少年职业技能以及成年人技术培训的发展责任，直接对接乡村振兴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与“三农”问题密切关联。基于此，通过构建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评价法、趋势面分析法以及耦合协调模型评价其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测量影响其系统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以期为实现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助力西北地区乡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借鉴。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概况

选取我国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青海省、陕西省五个省（自治区）。我国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植被稀疏、气候干旱，土地总面积为304平方千米，约占我国土地面积的32%，2021年末的常住人口为10352万人，约占我国总人口的7.34%，2022年西北地区五省的GDP值为70395.3亿元，约占我国GDP总值的5.85%。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于自然环境较特殊、历史欠账过多等原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仍具有一定的艰巨性。从中等职业教育功能视角来看，其作为培养兼具技术知识与专业技能人才的重要方式，直接与产业结构对接，能够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從教育内部结构来看，在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提到，应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视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基石，强调其基础性作用。虽然我国现已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要实现产业兴、生态美、治理强、人民富、乡风淳的乡村多元发展局面，建成现代化农业强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因此，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厘清两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并探究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可以为探索推动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图1 研究区域示意

注：本图根据自然资源部提供的审图号为GS（2022）187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图6同。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为综合测量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及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关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关于实现乡村振兴的五大维度指标，再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以及有关地方政府文件，再借鉴现有文献[13][14]的研究成果进行参考和更新，最终得到5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尝试建立了乡村振兴的评估指标体系。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关研究大多是关于教育的经费投入、师资力量等方面，还需加入教育的办学条件[15]、规模[16]以及质量[17]用于评价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再基于已有文献以及有关地方政府文件中提到有关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培养乡村紧缺人才方面的内容，最终完善更新形成中等职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在面板数据选择层面，综合考量了数据的可得性、科学性等多项原则后，选取2011-2021年的相关原始数据，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相关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其中存在的指标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计算补充。

表1 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目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中等职业教育 教育规模 学校数 所 ﹢

每十萬人口中职在校生数 人 ﹢

师资队伍建设 生师比 / -

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所占比例 / ﹢

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占比 / ﹢

教育质量 学生职业能力 / ﹢

教育吸引力 / ﹢

教育经费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元 ﹢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 元 ﹢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 元 ﹢

办学条件 生均校舍面积 平方米/人 ﹢

生均图书册数 册/人 ﹢

生均计算机数 台/人 ﹢

生均多媒体教室数 间/人 ﹢

生均固定资产值 万元/人 ﹢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万吨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

农田节水灌溉率 % ﹢

生态宜居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

森林覆盖率 % ﹢

供水普及率 % ﹢

生活垃圾处理率 % ﹢

乡风文明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 % ﹢

乡镇文化站 个 ﹢

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米 ﹢

学龄儿童入学率 % ﹢

治理有效 村庄选举登记选民投票率 % ﹢

村庄规划及整治占全部行政村比例 % ﹢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万人 ﹢

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

生活富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万人 ﹢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数 辆 ﹢

农村贫困发生率 % -

（三）研究方法

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同量纲以及测度量级的影响，为了消除各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同时考虑到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所有指标数据均通过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处理，并利用熵权法即客观赋权方法，根据信息熵的大小[18]计算指标权重。

1.综合发展评价模型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法科学测量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每一年的发展水平，相关的综合评价函数如下所示：

Vi=∑mj=1  Wj  X'ij                           （1）

Ri=∑tj=1  Wj  X'ij                           （2）

其中，Vi、Ri分别表示第i年的中等职业教育、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指数，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X'ij表示第i年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

2.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定量反映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反映两者关联的强弱程度，借助耦合度C，其值越大，表示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强度越大，反之则越差，具体分类标准如表2所示。参考张建威[19]等相关学者的研究，建立本文耦合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i表示第i年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指数，Vi表示第i年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Ri表示第i年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

表2 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度等级标准

C值 0 （0，0.3] （0.3，0.5] （0.5，0.8] （0.8，1] 1

耦合等级 严重失调 低耦合水平 颉颃耦合 磨合耦合 高水平耦合 最佳耦合

为进一步衡量两系统之间的耦合良性程度，即用来反映乡村振兴与中等职业教育两系统间协调共振、互促作用的影响程度，避免“伪耦合”所形成的误差，借助耦合协调度D用来表示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D值取值范围为[0，1]，值越接近0代表系统越混乱无序，反之越接近1代表两者的发展越协调共振。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i表示总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用来反映整个系统的发展水平，α、β分别是两者的待定系数，结合相关文献以及资料可知这两个系统对等重要，所以取值为α=β=0.5。Di表示耦合协调度，Ci表示耦合度，通过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方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不同区间以及等级，见表3。

表3 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划分类型

耦合协调度值 协调类型

（0，0.1] 极度失调

（0.1，0.2] 严重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0.4，0.5] 濒临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6，0.7] 初级协调

（0.7，0.8] 中级协调

（0.8，0.9] 良好协调

（0.9，1.0] 优质协调

3.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是根据拟合数学曲面的一种方法，就是借助数学的方法来拟合数据在区域内的变化趋势，将二维数据结合空间布局，通过空间采样，以三维立体可视化曲线形式模拟其空间趋势，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是用来反映空间分布情况的主要方法。设第i个地理元素的真实值为Ri（xi，yi），其趋势面拟合值为Mi（xi，yi），则其计算公式如下[20]：

Ri（xi，yi）=Mi（xi，yi）+εi                          （6）

其中（xi，yi）為地理位置坐标，εi即表示真实值与预测值之间的偏差。

4.地理探测器

运用地理探测器从空间分异的角度识别驱动因子的影响程度，相较于传统统计学方法，可以分别探测单因子以及多因子的影响程度[21]，以及检验这种作用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是增加还是减弱。本文采用此方法基于变量的空间分布相似性，测度不同因子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驱动程度，用q值反映影响程度大小。

q=1-（∑Lh=1 Nhσ2h）/（Nσ2 ）=1-SSW/SST                         （7）

其中，q表示因子的解释力度，取值范围为0到1，其数值越接近1表明因子X对因变量Y的解释力度越大，反之则越小。L代表因子的分层情况，Nh和N分别为层h和全区的单元数量，σ2h和σ2分别为h区和全区的方差，SSW代表各层内部方差的累加和，SST代表全区方差的累加和。

三、实证分析

（一）综合发展指数分析

通过图2、图3所示可知，西北五省（自治区）在2011-2021年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变化。从时间演变视角来看，大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保持在0.2～0.8之间，且呈现波动变化态势，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具体而言，在2011-2014年，新疆和甘肃保持增幅稳定，宁夏、陕西、青海均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015-2021年，除新疆出现较长时间明显的下降趋势外，其他均大致保持波动上升趋势，且样本期间内的峰值由2011年新疆的0.3929变为2021年甘肃的0.7582。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大致保持在逐年稳定上升的趋势，具体来看，2011-2016年五个地区的增幅显著；在2017-2021年，只有宁夏、陕西、甘肃三个地区存在某一年份骤然下降，其他均保持较稳定的增速上升，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相较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更为迅速，且增幅较稳定，可见五个地区在样本期间的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较为显著。

从区域变化视角来看，2011-2021年，西北地区内的中等职业教育平均指数由0.337上升到0.673，就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以及年平均增长速率来说，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五个地区的综合指数均呈现不断波动上升态势，增减交替较频繁。其中，甘肃省的变化趋势以及浮动区间最大，逐渐摆脱2011年的次谷值，其发展指数跃居为2021年的峰值。甘肃省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相较于其他四个地区的发展增速显著，增幅达到约1.54倍，主要体现在甘肃省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规模的不断优化、教育经费投入的进一步加大以及办学条件的巩固扩大。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增速明显，排名为：青海＞宁夏＞陕西＞甘肃＞新疆，乡村振兴平均指数由2011年的0.122提升至2021年的0.855，增幅高达60%，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著。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西北地区在产业、生态、治理、乡风文明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形成对西北地区的资源倾斜，推动乡村振兴快速发展。

（二）综合发展指数空间趋势演化

为进一步了解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空间变化趋势，借助趋势分布工具，选取2011、2018、2021年三个时间点来分析，其综合指数趋势面拟合结果如图4、图5所示，绿色线条代表东西走向，蓝色线条代表南北走向，X轴的指向为由西向东方向，Y轴的指向为由南向北方向，Z轴代表综合指数的大小。从图4可知，在研究期间内，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在东西方向由2011年的U型逐渐转变为“倒U”型曲线，由西向东递减趋势变为递增趋势，表明西北地区西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较好逐渐变为东部发展较好；在南北方向，由2011年的递减趋势转变为递增趋势，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空间布局由“南低北高”转变为“南高北低”，即西北地区南部发展态势逐渐变好，且在样本期间后期此变化趋势保持不变。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趋势倾斜度较为一致，表明在东西方向的空间布局特征与南北方向也较为相似。

由图5可知，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态势在不同方向的趋势面都有差异，但是在2011年和2021年均保持在“西低东高，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具体来说，在2011年，东西方向空间趋势面较陡峭，表明西北地区乡村振兴的综合发展水平在东西方向上的分布特征较为显著且地区发展不均衡明显，且由直线型转变为2021年的“倒U”型曲线，由西向东保持递增趋势。从南北方向上来看，由2011年的递增态势转变为2018年的降低趋势，最后在2021年变回递增趋势，恢复了南部发展水平高于北部的空间分异特征。在2017年首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西北地區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地区，得到政策与相关资源的倾斜式帮扶机制，弥补掣肘其发展的短板，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其空间分异格局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基础条件的限制、自然环境的约束等问题，其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空间趋势面依旧较为陡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特征依旧很显著。

（三）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再基于表2和表3对其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进行划分，可以得到，在2011-2021年间，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大部分属于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处于0.3821～0.8949区间内，且长期处于中级协调以上。从时序变化来看，西北五省（自治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呈逐年递增趋势，且增速稳定，耦合度由0.8592变为0.9918，耦合协调度由0.4429变为0.8703，年平均增长0.0389，自2012年迈入初级协调，五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都经历了2011年的濒临失调逐渐过渡到2021年的优质协调的过程，两系统的协调互促作用愈加显著。

从省域层面来看，耦合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甘肃、陕西、青海、宁夏、新疆，耦合协调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青海、甘肃、陕西、宁夏、新疆，耦合度与协调度的排名并不一致，但都是朝向优质协调的方向提升，青海省的波动趋势最明显，且较其他省晚一步进入中级协调，省域之间存在相应的带动作用，可能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地理位置等其他相关限制因素，新疆和宁夏的耦合协调度低于五个地区的均值。其中，虽然新疆的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样本期间内的谷值，但是其年均增长率最高，为8.09%，表明新疆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的协调发展趋势逐渐向好，在相关战略政策的推动下，两者的相互促进取得了显著成效，中等职业教育的作用逐渐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得到凸显，同时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又给予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支撑。伴随着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布，乡村产业的促进、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治理等方面相关工作的推进，西北五省（自治区）的乡村振兴也逐渐优先发展于中等职业教育，且呈现随时间变化两者差距增大的特征，因此实现两者的优质协调以及区域间的辐射带动高质量协同发展仍存在一定的空间。

（四）耦合协调度空间布局驱动因子分析

1.驱动因子选取

针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子测度，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22][23]基础，结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选取经济发展水平X1（人均GDP）、对外开放程度X2（平均每万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区域创新环境X3（人均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基础设施X4（公路里程占土地面积比重）、产业结构X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政府能力X6（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六个驱动因子进行分析。通过ArcGIS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栅格化处理并分类，将相应的数据投影到地图，结合GeoDetector分析计算，最后得到不同因子对于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影响的q值，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

2.单因子探测结果

通过地理探测器分别计算得到2010年和2021年六个驱动因子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空间分异耦合协调度的解释力值q值，如表4所示，2010年和2021年各因子的影响解释力q值的排名情况以及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大部分因子的q值都大于0.5，且驱动因子的时间异质性显著，对协调度的解释力随时间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因子的均值排序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发展水平X1、对外开放程度X2、区域创新环境X3、基础设施X4、政府能力X6、产业结构X5。其中，因子X1即经济发展水平始终位居首位或者次首位，均值为0.958，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影响力逐渐增强，对其促进作用最显著，可考虑持续增强对西北地区的经济投入，地区的经济水平高低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实现资源配置平衡以及发展要素补给具有重要影响。处于上升趋势的因子增幅排名依次是：X2＞X6＞X1，增幅最大的因子为X2即对外开放程度，高达约31%，表明在西北地区实现的外商企业扩大投资对于促进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果。处于影响力降低趋势的因子减幅排名依次是：X4＞X5＞X3，表明这三个因子对于协调度的作用逐渐减小，其中减幅最大的是X4即基础设施，q值由2011年的0.859变为2021年的0.248，下降约71%，表明基础设施的影响可能已经达到了边际效益递减边缘，导致其对协调度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表4 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时空分异因子探测

因子 2010年 2021年 均值

q 排序 q 排序 q 排序

X1 0.926*** 1 0.990*** 2 0.958 1

X2 0.755*** 3 0.992*** 1 0.873 2

X3 0.681*** 4 0.507*** 4 0.594 3

X4 0.859*** 2 0.248*** 6 0.553 4

X5 0.422*** 6 0.265*** 5 0.344 6

X6 0.429*** 5 0.523*** 3 0.476 5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3.多因子交互项探测结果

将选取的六个因子加入地理探测器模型，选取2011年和2021年这两年为观察时间节点分析综合因子对其协调度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程度，也可以得到两两因子交互作用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度的影响解释力，具体交互探测结果如图7所示。各因子相互关联，且大部分属于双因子增强作用，不存在因子相互独立或者线性减弱的情况，只有2011年X5∩X6以及2021年X3∩X4等共五组交互因子为非线性增强，非线性增强因子数量逐渐增多，但双因子增强组合因子数量仍多于非线性增强组合因子。这说明任意两个驱动因子的影响力都大于单个因子的影响力以及单因子的影响力之和，即其地域发展逐渐受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

样本期间内，有较多因子的组合解释力达到1，说明其在促进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对空间分异的影响显著。从中可以得到2011年q值最小的组合因子：区域创新环境以及对外开放程度（X3∩X2）、区域创新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X3∩X1）转变为2021年的主导因素，说明推动区域创新环境，增大经济投入力度，吸引外商企业投资，形成创新氛围，实现技术进步、资源、人才等要素的流通，对于推动西北地区的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缩减空间分异差距具有重要作用。组合因子为：X5∩X2、X5∩X4、X6∩X3、X6∩X4，这四组因子对于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的解释力逐渐降低，其中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X5∩X4）的影响力降幅最大，约为73%，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三产业在区域间形成的竞争效应，其特殊性只是针对本地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对于带动周边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以及基础设施可能形成的边际效应。在2021年，除了X5∩X4以及X6∩X3这两组因子，其他组合因子的解释值q值均达到了0.8以上，说明对于促进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区域间协调共促的影响力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其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11-2021年的省（自治区）级面板数据，并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借助综合发展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程度进行定量研究，利用趋势面分析法立体可视化展示并分析其发展水平的空间变化规律，最后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加入六个驱动因子，分析影响其协同发展的阻碍因素，得到三点主要结论。

第一，从时序视角来看，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逐渐递增态勢，并且乡村振兴的增长幅度较大且相对稳定，从空间视角来看，其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趋势面的分布主要以“倒U”型为主，在2021年其综合发展水平分布均具有明显的“西低东高，南高北低”空间布局特征。

第二，西北地区五个省份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排序依次是：青海＞甘肃＞陕西＞宁夏＞新疆，保持逐年递增态势。其中，虽然新疆的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样本期间内的谷值，但是其年均增长率最高，发展速度最快。除此之外，五个省份均经历了从2011年的濒临失调逐渐过渡到2021年的优质协调的过程，表明两系统之间协调互促作用愈加显著，且在2017年以后，乡村振兴优先发展于中等职业教育，并呈现随时间差异逐渐变大的特征。

第三，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主要受多重综合因子的影响，且各因子随时间的推移影响力也在改变，其空间分异影响解释力从小到大依次为：产业结构X5＜政府能力X6＜基础设施X4＜区域创新环境X3＜对外开放程度X2＜经济发展水平X1。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与其他因子的组合因子解释值q值始终位居影响力排名前列，说明其对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影响起主导作用。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结论，为实现促进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同互促，改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乡村振兴发展情况，巩固乡村振兴成果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改革教育模式，实现供需匹配。持续完善西北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办学条件保障机制，改革创新办学模式、优化专业结构布局，给予中职学校办学硬件保障，中职教育要兼顾技能培育与文明素质教育，重点关注与乡村振兴的供给与需求匹配，推动新阶段所需高素质专业人才资源要素合理流动。

第二，促进创新氛围，吸引人才回流。注重区域内的创新氛围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增加相应资金投入以及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可增加西北地区之间、职业学校之间、涉农等企业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学习和经验分享，给予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足够的创新氛围以及学习空间，建立完善人才保护机制，逐渐改善职业教育学生就业观，鼓励职业人才返乡就业，联动乡村振兴推进举措，创造中等职业教育就业机会，增加相应福利鼓励机制吸引职业技术人才，补齐乡村振兴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不足的短板。

第三，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挖掘乡村价值。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利用不同地区的不同资源条件优势，把握政策导向，在带动当地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地区之间的强化辐射带动作用，削减空间分异特征，在更大的空间域内实现两大系统的互促共进与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全面进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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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orthwest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Guo Wenqiang ， Zeng Xin， Lei Ming， Yin Fengzhi， Wei Xingyu

Abstrac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key measure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fiv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2011-2021，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constru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was quantitatively measured by using entropy metho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rend analysis method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shows an increasing trend and has a spatial layout characteristic of “low in the west and high in the east， high in the south and low in the north”;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coordin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which is influenc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gree of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to promote the inter-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education model to realize the matching of supply and demand; to promote an innovative atmosphere to attract talents to return; an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region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geographic detectors; northwest region

Author  Guo Wenqiang， second-level professo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 Zeng Xin， master student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ei Ming， professo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ofessor of 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 Fengzhi，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ei Xingyu，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