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要旨与特质：习近平资本观的三维阐释

张红岩 刘金伟

[摘要]习近平资本观是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观，它的生成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理论赓续看，它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从历史来源看，它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络；从文化继承看，它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从现实洞视看，它体现了对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深刻审思。资本作用系統认识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构成了习近平资本观的内容要旨。在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认为，资本具有繁荣市场经济、优化人民生活、强化国际竞争、助力科技发展等多重功用价值；在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既肯定了规范和引导的政治、经济价值，也明确了法律制度保障、主流价值弘扬、利益分配协调、资本领域反腐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规范和引导的实践路径；在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方面，习近平资本观认为，深化研究既要明确着力点，也要注重历史维度与现实关照。这一资本观具有显著的特质，首先，视野特质，具有深远宏阔的战略视野；其次，实践特质，秉持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再次，思维特质，坚持科学严谨的辩证思维；最后，价值特质，体现深厚浓烈的人民情怀。

[关键词]习近平；资本观；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11—07

习近平资本观具有清晰的生成机理、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及显著的特质。它是创造性回应新时代资本发展问题的理论表达，为丰富马克思主义资本观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资本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一、生成之维：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机理

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与发展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从理论、历史、文化、现实等维度综合把握。

（一）理论赓续：承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是习近平审视现实问题的基本理论指导。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资本思想的丰富滋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思想理解不够全面，而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以及唯物辩证法。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货币的商业资本”[1]。换言之，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资本进行了全面、理性批判。第一，关于资本剥削剩余劳动的批判。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核心就在于它能增殖。“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2]。资本实现其价值增殖的方式是尽可能多地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在考察剩余价值生产时，深刻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途径。“资本的增殖，即资本所生产的超过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包含在被资本占为己有的剩余劳动中。”[3]只要资本存在，其最大限度地剥削剩余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就不会改变。第二，关于资本引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从资本生成维度看，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是由社会许多成员集体创造。“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集体的产物，对于它的主要创造者——工人阶级而言，却是一种支配与压迫的力量。工人阶级，“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吸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5]。随着资本积累以及扩散，更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马克思也阐明了资本的历史作用。一方面，资本这一价值增殖动力机制关系的生成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动力作用，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6]另一方面，资本推动了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社会分工以及生产交换需要不断扩大，要突破地域以及民族界限，将各个区域、各个民族置于生产以及交换的普遍联系之中，突破了过去狭隘的地域性历史对交往的限制。

马克思虽然对于资本问题提出了丰富思想，但是在现实实践上，没有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何运用资本留下具体的实践指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对苏维埃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进行了深入分析之后，在深入理解马克思资本观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他一方面主张，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一切机会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特别是资本的运用。“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的国家，在一个破产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没有资本的帮助，要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7]另一方面，他也主张，要重视对资本的有效调控。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任由资本泛滥，要规定资本的发展范围，这个范围是“十分狭小，十分‘适度的”[8]。无产阶级政权要始终保持对资本的驾驭权，“将来怎样，这要由我们来决定”[9]。

由上可见，马克思、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资本思想可谓内涵丰富且价值立意深远，对资本有透彻分析，这为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二）历史来源：延续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路

习近平资本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它延续了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的主脉路。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资本的论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是从思想主脉路来看，从革命、建设到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丰富的关于资本的思想观念。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认识到要想巩固统一战线，就需要允许一定资本的存在与发展。他强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10]159。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0]159。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于民族资本有两大基本观点。一是要注重对私人资本的限制。“就我们的整个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1]二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由于中国经济仍较为落后，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的积极作用。“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积极性……应当容许它们在战后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发展。”[12]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对资本相关焦点问题进行了深刻回答。首先，社会主义可以使用资本。“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13]130其次，对待资本运用要敢闯敢试。他鼓励大家不要怕，要大胆试，要自信。“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13]65江泽民重视资本运用问题，特别是对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有深刻认知。“外资利用得好不好，极为重要。我们的经济早日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有本事利用好外资。”[14]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资本组织形式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另外，他对资本与所有制没有绝对对应关系也有更加深入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之后，胡锦涛深刻认识到，要想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向前发展，必须深化对资本要素的认识与运用。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15]633。胡锦涛也认为，资本要素应给社会带来剩余积累，国家要以此为基础。“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5]642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本观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创新。习近平资本观的生成也离不开对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人资本观主脉路的赓续。

（三）文化继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

前面论及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殖，它是一种追求价值增殖的商品经济存在形式。它并非仅局限在现代时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就有诸如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等“古老形式”的资本实践。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储藏有丰富博大的与规范和引导资本有关的智慧结晶，成为习近平资本观生成的重要来源。其一，儒家民本思想。孟子曾基于王道主义的政治主张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在儒家价值观中，统治者在社会治理中必须体恤民情，它为习近平资本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精神养分。其二，传统分配正义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贫富有度、均贫富等”的分配正义观。儒家反思兼并土地、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在财富分配上提出等级分配以保证社会秩序稳定。管仲曾指出“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五辅》）。而墨家、道家对于社会财富分配则有另一重维度理解。他们认为“官无常贵，民无常贱”，不能因为固定的社会阶层而予以适当分配，应该做到“有财者勉以分人”，换言之，富者应该将多余的财富分给穷苦的人，保证穷人能够生存下来。《老子》更是具体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尽管存在不同认知，但是总体来看，都强调要注重分配正义问题。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加剧社会贫富。习近平资本观，其中一大重要方面涉及如何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处理好资本与利益分配问题。这一资本观，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分配正义观中的精华部分，摈弃了其不合时宜的部分。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思想精粹是习近平资本观生成不可或缺的精神酵素。

（四）现实洞视：省思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倾听时代声音并找到问题所在。习近平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习近平资本观的提出，也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它也是省思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对于经济增长以及改善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从经济层面看，资本无序扩张在资产管理、房地产等领域尤为突出。在资产管理领域，不少银行机构的资金以及非银行机构的资金，抑或部分实体企业资金，较大部分都融入资本扩张的进程中；在房地产领域，资本扩张集中表现在，一些企业不断利用高杠杆推动高地價，再利用高地价推动高房价，很多工薪阶层面对高房价，贷款买房，购买力被严重透支，出现大量“房奴”，实体经济受到挤压。从政治层面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资本在获取经济利益之后，资本可能会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渗透，甚至会通过贿选、结成利益联盟等方式，影响政权运行，影响党的作风、消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宗旨。从文化层面看，在资本扩张的影响下，我国的文化艺术领域出现过于娱乐化、商业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欲望的驱使下，资本通过不断制造娱乐受众的虚假性需求，并运用各种策略来“圈粉”，把这种对娱乐的虚假性需求转化为受众对娱乐的无度需求，从而达到使受众沉沦于娱乐化景观的规训与引导。总之，如何有效应对现实实践中资本无序扩张问题，使资本能够得到有效引导、健康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更好向前发展，这是习近平资本观形成的现实因素。

二、要旨之维：习近平资本观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对于新时代资本问题作了重要论述。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构成了习近平资本观的内容要旨。

（一）资本作用系统认识论

习近平资本观深刻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作用问题。其一，资本对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价值。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具有双重性，它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般性；可是又体现生产关系，故而也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制度架构下，又具有个别性。作为工具、手段属性的资本，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对此有深刻洞察，“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16]。其二，资本对于优化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价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长期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习近平对于资本优化人民生活问题具有深刻把握。因为资本会将社会中各种资源都投入到市场流通中，继而“便利人民生活”[16]。其三，资本对于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价值。资本是金融体系的重要部分，资本市场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因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发挥资本对于参与国际竞争的作用[19]。其四，资本对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而言，科技强国建设是一大重要任务。科技强国建设，必须重视科技发展。习近平指出：“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协同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17]因此，资本有益于“促进科技进步”[16]。

（二）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论

习近平对于资本的负面性，也有深刻理解。资本具有显著的逐利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16]。因此，这一资本观，基于对资本的辩证认识，提出了要加强对资本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这一资本观对于“为何”“如何”对资本发展进行规范和引导问题，进行了科学而又深刻地回答。

一方面，深刻阐述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的重要价值。既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6]，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16]。特别是对于“共同富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坚持在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等方面应作出持续有效的努力，强调“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8]。资本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它的负面影响就会扩大，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实践。

另一方面，对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也提供了明确的实践路径。其一，要重视法律、制度保障作用。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要设立“红绿灯”，健全资本发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19]。其二，要注重社会主流价值文化的弘扬。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德治与法治协同发挥作用，才能使成效长久。习近平认为要想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也必须重视主流价值文化建设，“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16]。第三，处理好资本与利益分配的问题。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利益是人们实践活动的重要动力，也是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必须注重利益分配。第四，注重资本领域反腐败斗争。“腐败”是社会的“毒瘤”，腐败行为的发生必然会出现损害人民利益的情况，也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资本的逐利本性，更是容易滋生腐败。因此，习近平资本观强调，要想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16]。第五，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在我国，党的坚强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对于改革开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方向引领以及实践推进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20]。习近平明确指出，对于资本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16]。除了强调资本健康发展需要党的领导之外，习近平资本观还指出了如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以推进资本健康发展。一是明確党领导资本发展的战略定位。战略定位清晰，有利于增强行为主体具体战略实践的行动积极性以及使命感。习近平强调，“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16]，明确将党领导资本发展，纳入党领导经济工作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中来，展现其战略定位。二是发挥各级党委组织作用。各级党组织起到“战斗堡垒”作用。党中央所作出的重要决策，需要各级党组织推动落实，各级党组织必须强化执行力。

（三）资本理论深化研究论

实践需要与理论融通、互动、整体推进。资本实践，离不开资本的理论研究、理论创新。习近平资本观对于资本理论深化研究问题也极为关注。首先，它明确了资本理论深化研究的着力点。当下如何有效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建设重要任务。因此，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16]不同的重大理论问题，从研究的学科归属来看，往往存在侧重点。习近平资本观，明确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理论研究的学科侧重点，强调它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6]。其次，它指出资本理论深化研究需要注重历史维度。“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国的资本实践并非进入新时代才开始，对于新中国的资本实践而言，改革开放之后与改革开放之前两个时期的资本实践经验，都值得去总结、分析。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并强调，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21]。因此，对于资本理论的深化研究而言，必须重视历史维度的研究。“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再次，它指出资本理论的深化研究要加强对现实关照。当前，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过程中，资本理论有很多重要的现实问题需要深入探索。此外，如何发挥资本作用，使之更好地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也是一大重要现实研究课题。因此，习近平强调资本理论的深化研究要强化对现实的关照，通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16]，进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三、特质之维：习近平资本观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资本观是习近平创造性回应资本发展的理论表达，在战略视野、实践态度、辩证思维、人民情怀等四个方面体现出鲜明特质。

（一）视野特质：深远宏阔的战略视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导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阔步前进的战略体系”[22]。战略视野深远宏阔，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大重要理论品格。习近平从共时态与历时态双重维度阐明了，对于资本及其实践，应围绕巩固推动共同富裕、巩固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国家安全与稳定等方面开展。从共时态维度看，“共时态”，主要基于空间维度。习近平以国际视野审视了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加强国际竞争的重要性，强调应当加强战略研判，统筹战略部署，制定清晰的战略路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深入、有效实践提供清晰的战略路线图。从历时态维度看，“历时态”，主要基于时间维度，强调要放眼社会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习近平注重历史思维，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他特别强调“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中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23]。因此，对于资本问题，习近平极为注重历史维度的梳理与分析。他跨越历史长河，纵观百年党的历史奋斗历程中对于资本的认识以及资本实践，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要充分认识到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但也要注意加强规范和引导资本。

（二）实践特质：实事求是的实践态度

人的认识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等复杂过程，通过实践产生对事物外在及表现的感性认识，再经过抽象思维的深入分析，形成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理性认识，然后再回归实践，由实践检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习近平资本观是在对中国具体实际有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通过对资本实践的充分总结，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始终坚守。首先，地气连接——充分把握现实国情。习近平资本观的实践特质，其中一大重要体现就在于，它对当代中国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有充分认识，对新时代国情有深刻把握。例如，前文就论及，当下，资本存在一定的无序扩张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因此，习近平强调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其次，解放思想——持续不断开拓进取。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紧密关联，“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解放思想”[24]。习近平资本观的实践特质，不仅体现对现实国情的认识与把握，也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资本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资本观主脉路继承基础上的开拓创新。例如，在对资本作用认识深化方面、在党的领导与资本发展关系方面，等等，都有显著的理论创新。

（三）思维特质：科学严谨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思维，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武器。它借由对事物内部矛盾结构以及变化演进的探究与阐释，反映了物质世界发展的同一性及其斗争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25]习近平资本观秉持科学严谨的辩证思维。一是体现在价值审思与危害研判的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要求一分为二看待问题，既要看到有利方面，也要看到不利方面。习近平资本观中对于资本的认识充分体现了这一认知逻辑。它既看到了资本发展的有利影响，也深刻认识到资本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无序扩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二是体现在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的辩证统一。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具有普遍联系性、永恒发展性，需要我们用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习近平资本观，特别强调既要立足当前，也要放眼长远。三是体现在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辩证统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世界正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是化解矛盾、破解难题的有效方法。强化问题导向犹如“埋头拉车”；坚持目标导向恰似“抬头望路”。习近平资本观，既直面了资本实践的现实难题，也基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重要价值目标，使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实现了有机统一。四是体现在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辩证统一。习近平资本观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强调整体推进，又善于抓住“牛鼻子”。在整体推进方面，习近平资本觀对于资本的具体问题分析，也善于抓重点、抓关键。

（四）价值特质：深厚浓烈的人民情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推动社会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群众的思想以及活动就表现为历史上的思想和活动。[26]深厚浓烈的人民情怀也是贯穿习近平资本观的一条主线。首先，习近平资本观将是否利民作为观察资本作用、出台资本政策的重要维度。“利民”解决了资本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即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例如，习近平资本观明确指出，发展资本有利于“便利人民生活”，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又如，提出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发挥党的领导的作用、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等等，这些路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人民，不断巩固、扩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习近平资本观将依民作为推动资本实践的重要力量。“依民”解决了资本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即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作用。“依民”从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来看，极少有直观体现，更多是间接体现。例如，习近平指出，“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16]。制度规则一旦制定施行，自然需要广大民众，特别是资本主体去遵守执行，这本身就是“依民”的重要体现。

总之，习近平资本观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积淀，在主动回应现实、积极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时代资本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理论表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要积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资本观，推动资本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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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