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交往理论及当代启示

孔庆茵 孙江

[摘要]摘要：世界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世界交往产生的基本前提、基本主体、内在动力、基本形式、基本范围、最终归宿，这一理论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主动参与世界交往；超越资本运行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注入力量。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世界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4）02—0055—07

交往理论贯穿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始终，世界交往理论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逻辑主线。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推动生产力突破世界范围内交往主体的单一限制，转向为真正的世界普遍交往，《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世界交往”是相对于“地域交往”范畴而言，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开创了世界历史，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普遍发展，推动“交往”由“地域交往”转变为“世界交往”，但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世界交往”最终没有上升为真正“普遍交往”，只有到达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真正普遍交往。而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形成了系统的世界交往理论。《宣言》所揭示的世界交往理论，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积极主动参与世界交往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引。

一、“世界交往”范畴的厘定

何为交往？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提及“交往”一词，但从哲学的立场思考，“交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站位是非常高的，基于马克思思想文本的解读和时代背景的考察，其“交往”可以拟定为交际和往来，涉及的概念十分广泛，涉及合作、交易、交流、竞争、沟通乃至战争交往等社会生活的多方面，贯穿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各个历史时期。

“交往”一词德文是kommunication，英文是communication，词源上解析都起源于communcis，意思是从最初的分享、交流演化为信息交流、传播、沟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verkehr代表“交往”，其“交往”二字就被提到约150余次，同时也在著作中第一次提及“世界交往”这个范畴，遗憾的是文中并没有确切的厘定“世界交往”范畴，后来马克思也曾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用commerce界定“交往”一词，更加深了我们对“交往”范畴的厘定。直到马克思在《宣言》中多次阐述到“世界交往”范畴的相关的论述，包括建立世界分工、获取世界原材料、建立世界市场、建立世界殖民地等等。

近年来，国内学者基于“世界交往”范畴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是从“世界交往”的渊源、概念、过程、内容、特征、启示方面深入研究。胡为雄（2003）按空间分类，将“交往”分为内部交往、外部交往和世界交往[1]。陈琼（2002）认为，人类的交往为地域性交往、国家交往和世界交往等三类。其中，世界交往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突破交往单一限制，转向为世界真正普遍交往的范畴[2]。高永久、杨文龙（2022）阐释生产力和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力决定交往，侧面突出生产力等同于交往这一本质[3]。李维意，赵英杰（2018）认为世界交往包含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实践、历史地理等范畴，表现为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4]。王菲菲、周丽琳（2022）把“世界交往”看作是资本主义为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而开辟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5]。

归纳近几年学者关于世界交往的研究成果，可以从这些方面厘定世界交往范畴：第一，就时间范畴上看，世界交往起始于16—17世纪的世界地理大发现，是在资本主义文明向外殖民扩张时期发展起来的。第二，就形成历程看，世界交往是社会生产力普遍发展后所产生的一种新型交往模式；第三，就交往主体看，世界交往是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和国际之间的同频互动；第四，就交往的范围而言，世界交往超越了地理范围界限，向全球扩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交往；第五，就其交往影响来看，与过去的交往相比，世界交往的影响和范围更广和更大。

二、《共产党宣言》中的世界交往理论溯源

（一）从交往的前提看，世界交往是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国家殖民扩张的结果

15—16世纪，西欧国家开拓了一条新航路，并通过一系列的出征远征，开拓出了通向印度、美洲等全球范围的航路。通常人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地理大发现”。这一发现冲破了中西方等世界各地自始至终被孤立的隔阂状况，推动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范围视域。追根溯源，马克思在《宣言》里交代了欧洲社会分工的扩大，欧洲生产力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以及航海技术的改变，欧洲开始爆发工业革命，西欧国家在“资本逻辑”驱动下，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寻求销售产品的目的地，“世界市场使商業、航海业、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6]401，加速了与东方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进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7]371。因此，地理大发现使中西方民族国家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打破了世界上各地区相互隔阂的局面，随着欧洲社会掀起的殖民扩张热潮，使得西欧列强开始对内实施“圈地运动”，对外以坚船利炮的暴力手段掠夺海外原材料、买卖奴隶、制定垄断高价，开拓自己的殖民地，这些血腥腥的肮脏龌龊手段一方面给殖民地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促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另一方面，这种暴力行为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发展，促进了全球地区的交往速度更加频繁，加速封建社会分崩瓦解，为世界交往的展开创造了极大的可能。

（二）从交往的主体看，世界交往是现实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脚点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之间将逐步增强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并未对“现实的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作过明确的论述，但在文中多次提及“交往的需要”“同别人的交往”等话语字句。由于资产阶级的快速发展，资本逐利的本性给人们之间的交往筑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藩篱，马克思期望全人类实现从政治解放上升为人类解放，认为个人解放就是对私有制的扬弃，揭示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本质关联，证实了私有制状态下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的异化根源，初步探寻了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摆脱异化奴役的藩篱，并且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消灭阶级对立两极分化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著作中提到“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核心理论，阐明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社会属性：即人们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同自然、社会以及其他人之间发生交往关系。马克思在《宣言》交代了交往的主体不仅局限于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是扩大到民族国家交往主体。民族国家是世界交往角色中最为活跃的力量，纵观人类历史长河，随着人的实践活动及其交往活动的扩大化，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社会关系也就确立起来，人的社会性心理也就得到了全面彰显。特别是受世界分工和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扩大化发展影响，世界市场中民族国家也会从狭隘的民族利益中产生共同利益，基于共同利益驱动，这种民族共同利益范围也会扩大到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方案的实现前提。

（三）从交往的动力看，世界交往是生产力的进步、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和阶级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

世界交往是指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宣言》中交代了世界交往打破了地域交往限制，历史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从世界交往的动力看，世界交往无疑是生产力、资产阶级追求剩余价值以及阶级斗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世界交往的根本动力、基本动力和直接动力。

1.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交往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十分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基础性作用。“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 [6]147。世界交往是在民族国家之间交往得更加频繁、分工的不断深化，各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断联系中确立的，在《宣言》里，马克思分析了工厂手工业、大工业、行会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替使用，表明生产力对世界交往具有决定作用。在封建社会，封建保守的自耕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人们之间的交往受到狭隘地域分工限制，那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普遍交往是不可能的。随着新航路地理大发现的开辟，资本食利本性的诞生，生产力得到了普遍的发展。资本拓展国际市场，打破了传统地域隔阂的单一限制，世界范围开始建立普遍交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食利性本就具有扩张性，它为了得到无限的利润价值，把资本从较为发达的国家转向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因此，东西方全球范围内资源得到了统筹配置，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从此由被动变为主动，东西方国家之间联系得到了更加的普遍化，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6]166，同时，只有伴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才能摆脱旧式分工的奴役和交往的异化状态，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世界交往的基本动力。世界交往之所以在资产阶级时期快速发展，主要就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始终存在，即资本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只要当资本家还存在，他们就不停地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压榨出来，这样，当他们有了更多的资本，他们就可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因此，再社会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上就促进了世界交往的快速发展。

马克思在《宣言》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描述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随着资本流通的不断循环扩大，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因此会出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404然而越是生产社会化的大发展步伐加速，推动世界范围内爆发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危机，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肩负起推翻资产阶级旧世界的使命，世界交往的最终走向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3.阶级斗争是世界交往的直接动力。《宣言》引言部分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6]399。这表明在欧洲，共产主义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所有的反动势力都团结在一起，想要把它压制下去。这种由阶级斗争所驱动的历史现象，已超越了原来的狭隘地域范围，扩展到了欧洲和全世界。“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6]400，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从低到高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相比于其他旧社会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孕育出来的资产阶级，把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由于大机器工业化的推广，以前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食利者都沦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業，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6]408，因而自己沦为资本家机器的附庸，同世界上绝大多数被剥削无产阶级一样，仍遭受着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资产阶级愈是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愈是扩大化，工人阶级开始建立同盟反对资产阶级，他们以联合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工资保障，这种联合汇合成阶级斗争，从最初的分散走向联合，因为这种无产阶级联合斗争成为世界交往的直接动力，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四）从交往的形式看，世界市场是世界交往的基本形式

资本主义为了最大化追求自己的剩余价值，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找资本输出的销售路径，扩大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最终促进了世界大市场的真正形成，其21世纪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基本形成，从客观上说，成功推动“交往”由民族性转变为世界性，由地域性变为全球性。

马克思曾在《宣言》中对世界市场注入了许多的描绘分析。首先，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资产阶级开拓的世界市场是“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6]404的直接作用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要原材料、劳动力、器械等实现生产周期上的不断循环，资本家通过扩大生产和再生产来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和销售利润，而生产出的商品必须要尽快地卖掉，才能获取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因此，“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实现世界市场扩大化的内在动力。但从空间场域上客观分析，由于国内市场规模受地域狭隘性阻隔，不能很好地满足大宗国际商品的需求，所以，扩大化的“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6]405，成为资产阶级追加资本运行的内在动力。其次，资产阶级是世界市场的主导力量。受“资本逻辑”的内在驱动，资产阶级利用自身在经济、科学技术方面的实然优越性，不断通过向国外输出商品，迫使别国或地区与自己的文明同频接轨，并采取资本主义周期运行的生产模式去建设一个新世界。他们强迫落后的民族国家向资产阶级的民族靠拢，“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405，这就意味着这种不平等的世界交往的直接结果是全球社会文明结构的空间两极化“断裂”，由此可见，世界市场是由资产阶级支配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在《宣言》中对世界市场作了辨证的分析，他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力量所推动的，它具有强制、不平等的性質；同时，也说明了世界市场在推动国际交流的同时，也使得各国之间的隔离与对立逐渐消失。

（五）从交往的范围看，世界交往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是一部交往篇章，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世界交往的范围不断突破地域限制，转向世界范围的交往。在全球化世界普遍交往发展的今天，世界交往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界限，阶级、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交往的基本主体。马克思在《宣言》中描绘到资产阶级到处开辟市场建立与外界的联系，世界交往的主体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6]404转变为全球各民族主体国家之间普遍交往、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各民族主体之间从孤立、封闭、自守转变为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关系，也就是说，交往的主体不再囿于个人和民族国家之间，这种交往超越以往地域局限的多维交往关系，使整个世界都成为为了“资本”，依靠“资本”的普遍交往整体，这种世界交往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世界性普遍交往。

（五）从交往的目的看，世界交往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宣言》中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世界交往的发展规律的描述更加完善和系统，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立场进行了科学对比剖析，旗帜阐述整个世界的交往趋势在“资本”与“劳动”对立的基础上，向着“自由人联合”的趋势发展，即世界交往尽管是资本逻辑的簇拥下形成而来，但世界交往的最终归宿仍为共产主义：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交往的背景下才能产生”[8]160，这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基本轮廓的概括总结，这种交往的最终走向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也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终价值旨归。

资本无限制的无序扩张促生资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本性骤然产生，资本逻辑的本性要求突破一切交往阻碍，资产阶级日益消灭生产资料、财产、人口的相对分散状态，将世界各个国家联结为一个经济整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6]404，为纵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推广，为资产阶级文明创造一个新图景，同时也激化了全球范围内的两大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交往往往具有残酷性和不平衡性，常常是以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追根溯源，在这种不平等世界交往中孕育出来的世界无产阶级则必然担负起了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压迫的任务。无产阶级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把自己置身于阶级压迫之外，从肉体的枷锁和精神压迫中获得彻底的思想解放，以共产主义的使命鼓舞自己，要从现实的压迫奴役中解脱出来，就需要消灭私有制。因此，世界交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与自由。

二、《共产党宣言》中世界交往理论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全人类社会的交往概念描绘更加系统。在这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交流日益频繁、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人类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化传播阶段。《宣言》中所蕴含的国际交流理念，给我们以启迪，要把握时代的大势，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长久发展，只有积极参与世界交往，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大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才能把握更多发展机遇，处理好当代中国国际交往的各种问题，实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和多方面的发展。

（一）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主动参与世界交往

在当今全球现代性交往频繁的时代，国际交往已是大势所趋，各地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相连，世界日益融为一体。一个国家要想在越来越激烈的当今竞争中站稳脚跟，稳步向前发展，就必须要适应并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只有充分理解、正确把握国际形势和我国现实国情，才能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增长乏力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某些国家不断蜂拥而起，他们完全不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完全违背了国际交往趋势，使各国间交往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大幅增加。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9]，中国矢志不渝要大力推动对外开放，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主义，矢志不渝倾力于推进坚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秉持相互尊重全球理念，遵循共建共享的原则，尊重各主权国家利益，反对任何话语霸权和反人道干涉，矢志不渝着眼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和前途命运，努力改善世界政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规则，积极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各国相互合作、彼此尊重、共同安全。比如，“一带一路”就是我国为应对去全球化而采取的行动，主要包括努力改善世界政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规则，积极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积极同国际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平台，造福沿线各国，与国际150多个国家建立交往合作关系，充分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人民立场国际情怀，支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维护国际安全。因此，“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在新形势下的一次新实践，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借鉴参考。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对外开放，推动国际交往沿着高层次、多层次、宽领域的方向迈进新阶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深度结合，既要吸引外资，又要吸引人才，还要支持外资和跨国经营双向结合，推动中国经济向多层次、宽领域走深走实。

（二）超越资本运行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西方资本逻辑主宰的现代化价值观，伊始于中世纪的宗教改革，提倡古希腊与罗马的理性复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宣言》中对资本扩张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促进世界交往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6]402 以“资本逻辑”烙印为准绳的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借助资本主义现代性力量，叩开现代化之门，将人类文明推向新境界，为西方社会创造了宏大的物质财富，开拓了全新的文明图景，在《宣言》里，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阶级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6]405，资产阶级创造财富实现增值的根本属性是“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10]375，资本主义文明价值观的欺骗性、虚假性、排他性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1]24，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理念，虚假价值观的双面本性促发人精神异化，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0]552，这种所谓“文明国家”根本趋鹜于裹挟“普世利益”外衣，实质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价值利己的偏见”。归根结底，“普世价值”往往同西方资本扩张的本性紧密相连，把人类前途命运置身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其实，对于资本逻辑所产生的效应，从现实考量并没有绝对的最佳标准，而主要是看如何利用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我们必须辨证地看待资本逻辑对我国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筚路蓝缕，资本逻辑在改革现代化的发展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活力，这种资本逻辑的活力必然在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中增添光亮一笔，同时，如果盲目地利用资本逻辑发展现代化经济，必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利益带来的极大危害，对这种腐蚀性资本要尽可能地避害。特别是要清醒、理性吸收资本的动机与限度，辩证客观地利用资本逻辑在法律、法规的约束下运行，以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在中国式现代化审视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与资本主义逻辑所造成的“物化的人”相对立，规避了“资本逻辑”烙印引起的两极分化的发展痼疾，摒弃狭隘“文明优越性”的伪命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将资本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需要，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三）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注入力量

世界交往具有二重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宣言》中对资本扩张对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促进世界交往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世界交往不仅开拓世界历史的进程，但也形成了残酷的现代性交往异化问题。政治上，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隐蔽，阻滞国际交往进程，催生全球范围内地区冲突频发，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披着“普世价值”的真理外衣，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推行反人类、反人权的实际行为，使局部地区陷入水深火热、深陷重围，信任赤字不断加剧，给人类的和平事业和安全事业蒙上阴影；经济上，全球逆全球化趋势加强，发达国家排斥中国等方兴未艾的新兴市场主体国家，为了一己之利，施加关税，设置高额度双重标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制裁；文明上，文明交往冲突论难以耦合，扰乱全球文明交往秩序，部分西方国家自行臆造“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桎梏，在各种媒介频道制造“文明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2]6的伪命题，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的最终版，鼓励非西方文明向“西方中心文明”靠拢；安全上，全球安全治理困境频发，危害国际秩序的安全；生态上，全球生态共识分歧，滋生全球生态治理失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明多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相互依存、交往同频共舞的舞台仍然不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3]61全球化浪潮时代，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世界交往理论在中国当代實践的最新创造成果，正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成果，它是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目的的全球现代性交往新形态、新模式，是中国推动并引领世界秩序重构、解决各种风云变幻全球性赤字问题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为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覆辙，重构人类文明交往范式的大国担当，客观上是合乎历史必然和应然的价值定律，符合人类正义之举。因此，要矢志不渝打造政治互信、经济互通、文化互容、社会安全、生态美丽的全人类美好新图景。凝聚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方面的价值共识，“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532，坚持走“和而不同”道路，倡导“万物并育而不害”理念，引领中国对外交往之新实践，摒弃我赢你输、“零和游戏”的思想藩篱，打破“国强必霸”“赢者通吃”的陈旧逻辑，避开“修昔底德陷阱”之坑，促进各国相互合作、彼此尊重、共同安全，也能够改善世界政治不平等的国际秩序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仅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实然”走向“应然”创造更多现实条件，也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全方位指引全球旧国际秩序的解构和新国际秩序的重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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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