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衣带渐宽”句误为欧阳修作原因考

2024-05-15 03:46田彦礼
青年文学家 2024年9期
关键词:人间词话消得人蝶恋花

田彦礼

王国维在其著作《人间词话》中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他分别选用晏殊《蝶恋花》、欧阳修《蝶恋花》、柳永《凤栖梧》,以及辛弃疾《青玉案》四首词中的句子表述人生三重境界。然而,他在引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时称此句是欧阳修所作。对此,他在《人间词话》未刊稿中作出解释:“《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据此可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该词同时被《六一词》和《乐章集》收录;二是王国维依据主观感受将该词判定为欧阳修所作。事实上,在《人间词话》六十四稿中,王国维对柳永所提甚少,而其在引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句时也否认了该词为柳永所作。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词就是柳永所作,而欧阳修的《蝶恋花》很可能是模仿《凤栖梧》而创作的。两首词摘录如下: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凤栖梧》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衣带渐宽都不悔。况伊销得人憔悴。

—欧阳修《蝶恋花》

对比以上两首词,不难发现后者是有意模仿前者,最直接的证据是后者的下阕开篇用到的“也”字。“也”既表明已有前人“疏狂图一醉”,还说明后者在对“疏狂图一醉”的态度上偏向被动。对比两首词的情感内涵,前者写春愁,表达时酣畅淋漓,偏感性;后者写离愁,表达当中多了些文人气,偏理性。对比欧阳修和柳永的生平及个性,不难发现“衣带渐宽终不悔”只有柳永这样的浪子才能写出来,而欧阳修那样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此外,薛瑞生在校注《乐章集校注》时考定柳永《凤栖梧》一词应作于其远游之第三年,即景德二年(1005),当时柳永二十二岁,而欧阳修于景德四年(1007)出生,故只有欧阳修摹写柳永词作的可能。

该词为柳永所作除上述证据外,还因为它在《乐章集》中被明确收录以及《乐章集》中许多词句内涵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相近。而关于王国维对柳永的态度,欧婷婷在其文章中指出:“我们不敢说王国维认识不到柳永的价值,却敢肯定柳永是一个王国维欣赏之外的人物。”(《从〈人间词话〉看王国维对柳永词的态度》)由此看来,王国维将原属于柳永的词判定给欧阳修是一次失誤。

一、《六一词》版本收录的混乱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衣带渐宽”句被误作是欧阳修所作与《六一词》版本收录的混乱有着密切的关系。该词虽然在《六一词》和《乐章集》中均有收录,但偏向于《六一词》误收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如下:

(一)《六一词》中混杂着其他作者的作品

《六一词》又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原有词集《平山集》盛传于世,后佚。今存有南宋杏州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三十三《近体乐府》三卷;南宋闽刻本《醉翁琴趣外篇》六卷,均收入吴昌绶《景刊宋金元明词四十种》。前者录词一百九十四首,后者多出六十六首。其中有些词与冯延巳、晏殊、张先相混。罗泌在为欧阳修《近体乐府》题跋时指出:“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皆延巳亲笔,其间有误入《六一词》者。”又云:“今柳三变词亦杂《平山集》中。”可见,在欧阳修的词集中,至少混杂了冯延巳、晏殊、张先和柳永的作品,其中虽没有直接指出是柳永的哪些词被收进了《平山集》中,但可以确认的是,柳永的词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前,就已有被误收到《六一词》中的现象了。因此,王国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六一词》版本收录混乱的影响而认定该词为欧阳修所作的。

(二)毛晋《六一词》的跋中指出《六一词》存在“误收他稿”现象

宋词的收录在毛晋《宋六十名家词》之前,虽然有南宋长沙刘氏书坊刻印之《百家词》和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等,但前者已无传本,后者也仅有抄本。通过阅读毛晋在《六一词》的跋,就可看出欧阳修词集的收录存在收录混乱的问题,即如明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之《六一词》跋所云:“庐陵旧刻三卷,且载乐语于首,今删乐语,汇为一卷,凡他稿误入如《清商怨》类一一削去,误入他稿如《归自谣》类一一注明。然集中更有浮艳伤雅不似公笔者,先辈云:疑以传疑可也。”这段内容说明《六一词》在毛晋刊印之前,就已经存在“误收他稿”的现象。这也再次证明在王国维写作《人间词话》前,欧阳修词集中已有误收柳词的现象。综上可以推断,王国维将此词视作是欧阳修所作很可能是受到了《六一词》收录混乱的影响。故将该词认为是欧阳修所作是一种基于文献收录错误造成的误判。

清代上疆村民编选《宋词三百首评注》时,引用蔡嵩云《柯亭词评》中的话语评述该词:“柳词抒情惯用赋笔。似此者,集中尚不多见。”然而不多见并不代表没有,在才情横溢的柳永那里,不拘泥于词体形式,敢于创新,才能使得词体在柳永那里出现新变。

二、《乐章集》中内涵相近的诗句

该词为柳永所作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在柳永现存的二百零六首词中,至少有六首作品在表达憔悴时,都写到了“消瘦”,如《望远行·绣帏睡起》中的“见纤腰围小,信人憔悴”,《锦堂春·坠髻慵梳》中的“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倾杯乐·皓月初圆》中的“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这些词句表达的共同内涵为“相思、憔悴使人清瘦”,这种将憔悴带来的直接后果与“衣带渐宽”相关联的表达,是柳永在词中表现憔悴的一种表达习惯。因此,其写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就不足为奇。在柳永笔下,对“伊”人憔悴状况的描述被惯用于与“消瘦”相关联,而这在《六一词》中鲜有出现。此外,《乐章集》中一些词句与该词形式相近,如《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的“今宵酒醒何处”,《蝶恋花·凤栖梧》中的“酒力渐浓春思荡”,《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的“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等。“疏狂图一醉”是柳永的常态,故其无须“也拟”,只有像欧阳修这样有文人意识、身份意识的人才会在“疏狂图一醉”时有所顾忌。

事实上,苏轼在词句中也写到过:“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蝶恋花·昨夜秋风来万里》)此句一改柳永所写的闺情,写的是羁旅在外的游子对故人的思念,一种憔悴,两种不同的情感内涵。这种“改造”是苏轼“化俗为雅”作词追求的直接体现。苏轼对柳永的才情是赞赏的,其评价《八声甘州》时称其“不减唐人高处”,这番评价与王国维认为柳永“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恰恰相反。而与此同时,苏轼是坚决主张“雅”的,故其在摹写柳词时化俗为雅,也就成就了苏轼的此篇《蝶恋花》。

三、王国维对欧阳修和柳永的态度

王国维误认为此词为欧阳修所作与王国维对欧阳修和柳永的态度及评价不同有关。一是王国维和欧阳修在经历、个性及追求上的相似,让王国维对欧阳修十分敬仰;二是柳永的“风流”形象与王国维评词理念不符。

(一)王国维对欧阳修及其作品的推崇

王国维身处晚清,其时复雅思潮高涨,王国维在“精神救国”的理念下评词,致力于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因此欧阳修这样的正统文人备受王国维的推崇。此外,王国维的个人遭际与欧阳修相近。王国维是一个深情之人,他与发妻莫氏的感情深厚,曾为其写下过不输宋词的《蝶恋花·阅尽天涯离别苦》。而三十一岁时他遭遇的丧妻之痛似乎和历史上的欧阳修一样打击着这个深情之人。欧阳修也曾遭遇过丧妻之痛,其《生查子·元夕》中的“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正是对亡妻的情感表达。“欧阳修连续丧妻,仕途上也几起几落,他又是一个用情至深的人,故在词中往往有缠绵悱恻之作。从个性及经历看,王国维与欧阳修一样有丧父、丧妻之痛,一样心性敏感,对人情感受至深,因此,王国维读欧阳修词容易产生共鸣就在情理之中。”(黄海《王国维对欧阳修词的承继与超越》)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欧阳修词的评价为:“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可见,王国维对欧阳修及其词是十分推崇的。

(二)柳永的“风流”形象与王国维评词理念的对立

整體看来,北宋诸多词人在王国维的笔下得到了应有的评价,而对于柳永这样在词史上具有重要贡献的词人,《人间词话》六十四稿则未能给出在今天看来客观公正的评价。造成王国维对柳永其人其词冷漠态度的一个原因与柳永给世人留下的“风流”印象有关。王国维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其精神追求是儒家的“雅郑有别”,作用于文学实践当中,王国维与正统文人站在同一评价立场上审视柳词,将其归为“俗”类。此外,王国维在评词时重视词人的品行,坚持“文如其人”的评词理念,既重词品也重人品。柳永在仕途失意后留恋秦楼楚馆,追求声色之欢,表现出“离经背道”的一面,在作品中时有出现一些俗词艳曲,这在王国维这样的正统文人看来是不可接受的。王国维词品与人品相统一的品评方式和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柳永其人其词无法进入其视野。

事实上,由于历代文人以雅俗的传统标准来分析柳永的词,进而将柳永词打入了“俗”的行列,殊不知柳永在词体雅化,在对诗骚传统的继承与突破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柳永的天性虽有浪漫狂傲不羁的一面,但他同样也有追求高雅的一面。其作品《征部乐·雅欢幽会》中就曾明确表达:“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可见柳永一直未曾忘却“科举求官”的人生理想,而其对歌女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对“同是天涯沦落人”共情心理的表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如果从“貌”的角度去考察柳词,柳永词确实有很“俗”的一面。然而从“神”的角度来看,柳永对宦途之苦的书写、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对人情冷暖的感悟和对生命无常的体验是与正统文人一脉相承的。柳永词并不是王国维所理解的“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而是俗中有雅、俗不伤雅、雅俗并陈的。正如吴熊和先生在梳理唐宋诸家词时提出的那样:“柳词并非一味浅俗,大都俗中有雅,不乏风致。”(《唐宋词通论》)进而得出“柳词实质上是雅俗并陈的”,柳永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王国维所主张的“雅”的理念的,但王国维对柳永的偏见使得他没有全面客观地看待柳永的词。

祖保泉对王国维的评价是,“王国维算不得是个哲学家,他缺乏冷静地观察客观事物、分析事物的哲人心态;相反,他确有诗人的气质,填词便激情满纸”(黄海《王国维对欧阳修词的承继与超越》)。《人间词话》作为近代以来最好的评词作品,给我们认识词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间词话》对柳永及其作品的评定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柳永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其人其词历来也被反复搬入词评作品中,不可因为其人给世人留下的“风流”印象而让其丧失对其作品的拥有权;同样,也不可因为文献整理的失误以及评词人的主观好恶来将其作品归为他人。毕竟,纵观柳永生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未尝不是他追求个人理想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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