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改造

爱新觉罗.溥仪

一、我的身世

我于1906年出生在醇王府，三岁进宫当了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退位。根据所谓“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开始过关上门的皇帝生活，一直到十九岁被冯玉祥派人赶出皇宫。出宫后，先在父亲家住了几天，便跑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不久，又由日本警察护送到天津，在日本租界住七年。1932年随日本人到东北，做了伪满洲国执政二年、伪皇帝十二年。1945年被苏联红军逮捕，关押了五年。1950年7月我和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近十年的改造，1959年末获特赦，回到北京。

我在前半生中，做了三次皇帝：三岁登极一次，十二岁张勋复辟一次，当伪满的皇帝是第三次。这最后一次认贼作父，祸国殃民，为虎作伥的十四年，尤其罪恶深重。按最保守的估计，损失生命一千多万人以上，财产当超过相当500亿美元的价值，给祖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至于伪满洲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跳板，进而侵略祖国内地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造成的恶果，更是无法统计。

是什么思想驱使我犯下了这么大的罪恶？这便是从学会吃饭穿衣时，就占据我心灵的八个黑字：我是皇帝，我要复辟。这是我前半生一切思想行动中始终贯穿着的一条黑线。

从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奉天承运”而生的，只适于当皇帝，是天造地设的统治者，除了天地和祖宗，唯我最大。我还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切都为我所有。我退位以后住在紫禁城北半部的时候，总是在想，乾清门以南，神武门以北，全给犯上作乱的人抢去了；历史本来是帝王将相所造，辛亥革命之后，历史也不象个历史了，我如果不把这些收回来，就对不住祖宗和自己。在这种腐朽、反动思想的支配下，复辟活动便成了我和周围那一伙封建余孽的职业。那时，在我的耳边和雪片般的奏折里，常出现这些话：“惟望我皇上作外示韬晦，内自振奋，毅然决然当机立断”，或者“遵时养晦，圣德日新，终必天与人归，光复故物”，或者“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等等，不一而足。张勋复辟时，我虽然还小，任人摆布，可是当我看到复辟失败，也曾对着退位诏书大哭一场。从那以后，年事日长，我的皇帝梦一天比一天做得厉害，“遗老遗少”所出的复辟主意，象运动军阀、贿赂政客、私通外国、资助白俄匪军、用慈善捐款收买人心、派人留学培植军事人才，以至投靠帝国主义，我都干了。虽然不断上当受骗，但还总不死心，直到甘心把自己出卖给日本军阀，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

二、十年改造

从苏联回国前和刚回国时，对新社会、共产党、人民政府自然是毫无了解。听说要回国，便认定死命难逃，便用一切办法挣扎，以逃一死。如在苏联献出珠宝和三次上书斯大林，请求长久居留；入境后，在火车上向公安人员表白、讨好；最后来又万念如灰，一心等死。进了管理所，一连几夜心惊肉跳，草木皆兵，连换岗的声音，同伴梦话等都会使我整夜不安。虽然所里又是照顾生活，又是安排学习，又是发给生活用品，完全没有杀我的意思，但我还是不放心，甚至还怕东北籍的看守员因仇恨自己擅自下手报仇。这种自我折磨将近一年，直到1951年初，有一位首长在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是要改造我们，才缓了一口气。

不过，刚缓了一口气，马上又来了问题：写自传。那么在自传中要不要交代罪恶？除了人尽皆知我是个有着十二年历史的伪满头号汉奸之外，我还做了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最重要的是我和日本军阀的勾结：一个是我曾在天津亲笔写信给日本的军阀，请他们以武力助我复辟；一个是1932年我到东北，并非是被日本特务绑架的，而是听了土肥原答应让我复辟清朝后，自愿去的。这些事的当事人已全死完了，是无人知道的秘密。说不说呢？我反复考虑，抗拒从严是肯定无疑的，但坦白从宽靠不靠得住呢？也许对别人能宽，对我这样的头号汉奸还能宽吗？总之，我还是不相信政策。所以，在我所交代的罪恶历史中，就没有写出这两件大事，而是把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全推到了日本人吉罔身上。我试图隐瞒这样的历史，是为了表明自己当汉奸从头至尾都是被迫而并非心愿的。

这两件大事我隐瞒了很久，两年以后才交代出来。由隐瞒罪行到交代罪行，由不相信政策到相信政策，继而看到宽大的出路，这中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这还得从珠宝的故事谈起。

在进所前，我的侄子曾在我的皮箱内藏了一批珍宝，这无疑是违反监规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则是因为这都是我所喜爱的珍玩，另则还指望它过后半生。那时根本想不到会有自食其力这一天，替我在皮箱里装珠宝的这位侄子，从前对我完全忠心，是挨打也不出声的，他帮我藏珠宝，还出主意叫我推却在伪满所犯的罪行。刚入监时，他伺候我，以后他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变化，进步了。

有一次，我侄子利用给我送饭的机会，给我递了一张纸条，上面是：“主动坦白，宽大不究”。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侄子变了，其次想到他还是知情者，顿时心中感到一阵紧张。反复考虑中，觉得交出珠宝有点舍不得，不交吧，又怕按违犯监规处罚；再说也怕侄子进一步检举。可自动坦白，是不是真的宽大不究？权衡再三，似乎不交更是没有出路，还是下决心交出去，看所方究竟怎么办？于是，我向所方坦白，并表示为人民献出珠宝。所方果然没有处罚我，而且还不作为没收处理。我高兴己极，一再表示这些珠宝无条件献出，可所方还是照章打了存条。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心想政府的政策是真正兑现的。不但对别人，对我这伪皇帝也不例外。同时还感到人是能改造的，从前对我那样忠心的侄子，现在也来动员我坦白。所以，保守“秘密”是靠不住的。可见，我和日本军阀勾结的秘密也难保不在外面泄露出来，政府如果掌握了，我还不说，岂不更坏？坦白倒还有宽大的一线希望。

于是，在交出珠宝不久，我下了决心，要向政府交代历史上的那两件事。在写书面交代之前，我还有点不放心，便向同屋的学习组长透露了一点。他马上表示我这是进步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把材料递上去之后，不见所方态度，心中犯开了嘀咕，又向组长念叨。组长笑了，说那天你一说，我便向所方学习主任汇报了，他说你有进步了，以前的顾虑全没必要。这使我觉得政策对我也是适用的。

不过，我还是不老实，侄子递纸条的事我还是没说。因为一则要表示这是我自己的进步，另则也怕侄子受处罚。直到两年后，在一次检举认罪的会上，当另一个侄子质问我时，我才当众承认了这件事。这样，心里自然也感到害怕，就去找所长交代，也把以前思想上的种种顾虑说了。不料所长笑了，说那箱子里藏了什么，我们早已知道；你侄子写纸条也是我们同意的，是为了把主动权交给你，不然你总认为政策对皇帝是不适用的。

本来，珠宝是我剥夺人民的，政府没收，顺理成章，谁都拥护；退一步说，就算是私人财物，但我犯了监规，所方就此处罚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主动权交给我。可见，政府对我如此苦心，真正的目的不是惩罚我，而是要改造我。而政府为了把我领到这条路上来，先得让我相信政策，然后才交代罪恶，一直到认识罪恶。这一步一步的细致工作，实际上都是为了我。我一旦明白了政府的这些良苦用心之后，怎能不感动和惭愧？

但是感动和惭愧并不等于完全悔罪，因为我对自己的罪恶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仍然固守着自己的一套看法。尽管1952年我交代了“九·一八”以前勾结日本军阀和自动去东北投靠敌人的罪行，1954年也把这一罪行写在了认罪书上，但这只不过是承认了法律上的责任，还没有认识到道义上的责任，认罪而不悔罪；我一味害怕惩办，却没认识到象我这样的罪人不受惩处乃天理良心所不容。

我从生下来到进战犯管理所以前，照例日常生活离不开人伺候。在苏联的五年里，也是由家人给我每日铺床、叠被、洗缝衣服、打洗脸水，甚至往牙刷上醮牙粉也由别人替我干。进所的头些天，也仍如此。不久，家人被调开了，我就开始六神无主，生活混乱，几乎连吃穿睡都不会了。经我要求，所方又把家人和我调在一起。可是，不久又分离开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再要求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在生活上离不开人是羞耻的。

而一当自己料理生活，立刻显出了极多的无能，狼狈不堪，惹出了许多笑话，如身上衣服又乱又脏，脱下来也不知道洗，洗了的又不知道叠，剪指甲要准备牙粉……个人卫生搞得很差。怪诞的是，我还总嫌别人不干净，甚至开门都不摸门柄，而洗澡则总是先下水……实际上我比谁都埋汰。除此之外，我连一些起码的日常小事也无力做好，如订本子、补衣服……不得不求人。

在这些伪满官员中，我虽然是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然而却最为无能、无知。有人说，以前看我神圣之至，比日本天皇都有气魄，结果在苏联同住几年就看穿了我的西洋景。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耻。特别令人奇怪的是，在旧社会地位越高则越愚蠢、越无能，如我和荣源；而地位越低则越见多识广，越聪明，如随侍李国雄，生活有秩序，会作活，会修表修车，学政治经济学也懂得快，发言有内容。就连吃饭，也受到同屋犯人的批评，因为我见了好的就拼命吃。有一次把胃吃坏了，病了几天。有个犯人便说：“你做过皇帝，什么好的没吃过，怎么这样不体面？”对此，我自己也很是恼恨了一番。

1950年中，我们这些人开始轮流值日劳动，如收拾屋子、洗碗、取饭菜、倒马桶、提水等等。我把这些工作看做是伺候人的，是下贱丢脸的事。有位管理员向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有病，不要叫他干”。我心里很得意。到了哈尔滨，管理员不说我有病了，大家也把我排进了值日表，于是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干了起来。开始干时笨手笨脚，自然出了不少洋相，后来渐渐惯了，也不觉得怎么丢脸。有一次一位管理员还夸了我几句，这使我干起活来更起劲了。

1953年，我们给铅笔厂糊纸盒。由于自己很笨，别人不让我参加他们的流水作业，我很着急，怕所方认为我不堪改造，我便决定自己单干，当时人家平均每人每小时做十几个到二十个，我只能做六个，后来一直提高到八个、九个，这一点进步对我这个“皇帝”来说虽然不容易，但却很有意义。

自从交出珠宝之后，我有过顾虑，想到将来出去只有靠劳动才能生活，而自己对劳动实在是毫无信心。现在看到自己也能学会劳动，便对生活有了希望。

从1957年起，我们开始从事一些较重的体力劳动。我渐渐也能抬煤、抬雪。我在战犯中算是比较年轻的，体力比别人还强些，室内清洁卫生、重活常由我来干。这些劳动增强了我的信心，一想到将来出去不致饿死，心里是很高兴的。

但我毕竟对劳动有些不正确的看法，如认为这是受罪的事。可是，有一次我们看见所长在亲自做煤球，而且很愉快。慢慢又听说共产党干部都是这样，这才使我懂得，在共产党员看来，劳动是权利，而不是义务。

1955年下半年，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懂得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智慧这个道理。通过自己的实践，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自己这样笨，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我的“随侍”为什么比伪皇帝、伪大臣都聪明，就因为他劳动过。

当我们自己种的蔬菜收获了，吃起来觉得特别香。有一次所长说，只有劳动，才知道劳动果实之可贵。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吃自己种的菜就格外香。我为了擦地板，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墩布，做好后总怕别人把它使坏。这种心理和所长讲的道理是一致的。因为自己在那个墩布上化费了劳动，因而倍加爱护。想起糊铅笔盒时，很爱惜它，可是从前铅笔都是随手扔，更说不上爱惜装铅笔的盒子了。

1955年下半年，我们开始学社会发展史，学了有一年，通过学习，我模糊地认识到，皇帝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中最大的地主，是个大寄生虫；我还明白了生于深宫、养于阿保之手的那些末代皇族，无一不是废物；而最有切身之感的便是：皇帝一旦离开别人的伺候而单独生活，他便成了一切瘪三里最难看的一个瘪三。

使我能更深入地认识自己灵魂的，还是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参观活动。从1956年到1959年，我们组织过六次参观，到过的地方有农业社、工厂、矿山、水库、学校和其它福利事业等。通过亲眼目睹新中国在建设中取得一系列巨大的成就，引起了我思想上极大的震动。其中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1956年3月第一次在抚顺露天矿参观托儿所时，有人介绍了所长方素荣的故事。

1933年间，一次义勇军袭击了抚顺日寇守备队。事后，日寇根据汉奸告密，发现离抚顺二里外的平顶山村与义勇军有关系，于是决定对该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这天，日寇突然包围了平顶山村，把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赶到一块平地上，四周架着机枪，上面蒙着黑布。等把全村人赶齐后，日寇便用机枪对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了疯狂的扫射，村民们纷纷倒入血泊中。鬼子兵和汉奸唯恐有没死的，又用刺刀逐个戮着检查一遍，然后封锁交通，并向四周村庄宣布，如有收留平顶山村人的，将全家替死。

在这些遇难者中，唯一的幸存者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叫方素荣，她和弟弟是由母亲和爷爷领着到平地上去的。在机枪扫射中，爷爷用身子压住了她。她虽然还活着，但身上也挨了几刺刀，昏死了过去。方素荣半夜里醒来后回到了家，只见全村已经烧光，顿时吓得到处乱跑，最后在村外遇见了一个老头。这是个在抚顺矿卖烟卷的老头，偷偷把她带到了矿山。老头住在矿工的大房子里(每间住二百多人)，白天就把她藏在麻袋里，扎上袋口，晚上再偷偷起来打开口袋，喂她些吃的。就这样过了两天，老头怕藏不住，问她附近有没有亲戚，方素荣说出舅舅住的村子，老头便把她送到了舅舅家。舅舅的村里也接到了鬼子的命令，不能收留平顶山人，便把她藏在高梁地里，夜里送点吃的。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总算把方素荣的伤养好了，于是又偷偷把她送到百里外的亲戚家度日。

解放后，方素荣经过人民政府的培养，又回到了平顶山，被分配到矿上工作，后又入了党。我们参观的时候，她已是矿上的劳动模范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参观之前，我心里怀着鬼胎，十分害怕。政府虽然不会杀我们，但是受尽反动统治之苦的东北老百姓会不会饶我们？会不会侮辱我们？第一次参观就来到了离平顶山惨案不远的露天矿山，而且亲耳听见了这个悲惨的故事，深深感到自己作的孽比我原来所知道的还要大，造下的冤仇还要深。可是怎么没有人打我一下，也没有人骂我一句，甚至连瞪眼的也没看见。是不是他们不认得我，方素荣也不知我们来？不是，方素荣是知道的。比我们早一天参观的一批战犯中，大部分是日本战犯，亲自看见了方素荣。矿方人员在提到平顶山惨案时说了一句，有个死里逃生的人在这里，日本战犯立刻要求见面，表示要向她谢罪。方素荣被请来了，介绍了自己的悲惨经历，听的人全哭了；尤其是她最后说的话更是使人无地自容：凭我的冤仇，我见了你们这些战犯，一口咬死也不会解恨。可是，我是共产党员，为了祖国和人类的和平事业，我可以不记私仇。只要你们认识了罪恶，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人……

过了两个多月，我们又到哈尔滨参观了金星农业社，在这里遇见了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大娘。

金星社在平房区，是一个几乎被日本细菌部队培养的细菌毁灭了的村子。当时，日本“一○○部队”(细菌部队)就在这村子附近。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年，村子叫这支细菌部队留下的黄色跳蚤传播了上了鼠疫，死了一百四十二人。有的新婚夫妇婚后第二天便死了，有的死成了绝户……人民政府发现了疫情，马上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在访问这个村的社员时，我和几个战犯为一组，访问了劳动模范姜淑清老大娘的家。我忍不住向她说明我便是给他家造下孽的汉奸康德皇帝，向她痛哭谢罪。这个老大娘叹口气说：“你们好好学习，听政府的话吧，毛主席说你们能改。你们可一定要改好！只要改过来，过去的都不用说了。”

在现实面前，我原先的想法崩溃了。方素荣和姜淑清的话使我感到自己是多么渺小和卑鄙。他们心里的冤仇比我想象的还要深，但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祖国和全人类，他们可以不计个人的冤仇，表现了高尚的胸怀。我过去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捧为信条，反映了我思想上的腐朽性。

参观中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印象强烈；连日本战犯也承认这个事实。伪满总务次官古海就说，大伙房水库在伪满时由他主持研究了多次，被认为是不可能修造的。可是到了人民政府手里，不多时间就修成了。参观抚顺一个工人住宅，看见工人屋里摆设很好，但对吃得怎样，有人表示怀疑。有一个伪大臣心眼多，还特意打开垃圾箱，看见里面有很多鱼刺、肉骨头，这才真相信人民的生活是改善了。

有个名叫台山堡的村子，伪满时吃橡子面，大姑娘披麻袋，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为地主所侵占。到1956年，全队二百九十户，口粮全是大米白面，每天还供应每个劳动力二碗豆腐脑，百分之八十家庭有钟。从前全村只有四所瓦房，是地主的。现在三百一十六间房屋中，有一百零六间是瓦房。村里有小学，有一百四十个学生，另有五十名中学生，四名大学生。有位叫王世良的老大爷，从前给地主扛了二十多年活，全家一条被，一双靰鞡鞋穿了十几个冬天。现在，全家住上了瓦房，七口人各有全套衣服，家里有挂钟、收音机、自行车，还有数目不小的存款；大儿子在队里生产，二儿子在石油厂工作，三儿子在煤矿学院读书。

在参观中，我亲眼看到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伪满时代我帮助日本人造下的罪孽相比较，究竟是谁“奉天承运”？谁“倒行逆施”？谁对得起祖先谁对不起祖先？有了答案，同时也印证了从理论上学习的东西。不但我知道了自己这皇帝的身份，也知道了历代皇帝的身分。

1956年，我在沈阳特别法庭出庭作证，日本战犯的认罪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

据说日本战犯刚入监时，态度都很坏，甚至还有当面辱骂管理人员的。没想到经过几年的改造、教育，最后这些战犯的变化很令我吃惊。1954年检举认罪时，伪总务厅长官古海忠直和日本宪兵队长乔本甲在大会上公开认罪，承认了由他们制造的杀害中国人和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而且痛哭流涕，诚恳地要求中国政府判他们的罪。其实，他们干的有些坏事不说，人家也未必知道。这使我们这些在场的伪满战犯感到出乎意料。

我们还看过日本战犯和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自编自演的戏。这些节目中除了一部分属于纯粹娱乐的以外，都是以悔罪的态度，揭露和批判过去的罪恶为主要的内容。在他们影响下，我们伪满战犯也编演了一些，溥杰还是主要的编剧人。我自己也上台演过活报剧，在一个描写英军侵略埃及的剧中，我扮演一名英国议员。

1946年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我也出庭作过证，这两次法庭审判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东京法庭上，日本战犯在美国人面前是百般抵赖，力图减轻自己的罪行；美国律师则对我多方责难，而当时我又害怕将来受审判，也尽量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日本人身上。这一次出庭作证则相反，日本战犯认罪态度是老老实实的，古海忠只听了控诉，便深深低下头说：“我完全承认，这全是事实。我犯下了对不起中国人民的罪行。”我作证时，也不同于东京法庭，是日本战犯的我就加以证实，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也不推托。回到抚顺，我把张景惠武部六藏的问题交代了；甚至把在以前交代中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推到吉罔身上，那种可耻的思想也挖了出来。

亲眼看见日本战犯低头认罪，使我联想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的胜利、大规模的生产建设和国家欣欣向荣发展的美好前景，深深感到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站立起来了。今天，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比从前伪满或清朝的一个皇帝腰板硬。我想，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充满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才具有如此伟大的感召力。事实证明，真理是在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一边。

从认罪到悔罪的转变，使我对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同时也重新看到了未来，进入了争取新生的阶段。这是在相信了党的改造政策，认识到了真理性，有了善恶是非的标准，特别是初步了解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逐渐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甘苦之后，才感到希望也在向我招手。当然，由认罪到悔罪的过程，也是我精神上由消极悲观转变为积极乐观的过程。‘

1952年认罪之后，我曾一度陷入悲观失望之中，心想：罪状已定，法律责任难逃，即令不死，也要监禁一生；即令释放，自己无能无力，恐怕起码的生活也不能自理；家人存亡不知，倘若还在，也会因为我的关系而受到歧视……如果这样只剩自己孤单一人，实在是毫无生趣。朝战不停，江山谁属还很难料。根据中国过去的历史看，照例还会战乱不已。自己出去之后即使能够手提肩挑，勉强糊口，也还是一个乱离之民，连只太平犬也比不上。回想前半生，预料后半生，无非四大皆空，人生实在是生来受苦，并无乐趣。

但是，在客观的事实面前，我的这些想法又一次被一个个地粉碎了。

首先是抗美援朝的胜利。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时，许多犯人(连我在内)认为是共产党烧香引鬼，强大的美国军队一定能打过鸭绿江，共产党的江山靠不住。甚至有人说：打开监狱门的一定是美国人。以后传来几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大家先是半信半疑，后来虽然相信了，但还是认为美国决不甘罢休，这还不是最后定局。直到美国人不得不签字停战，我一时还理解不了。不过，有一点倒是越来越明白，这就是：共产党的江山是坐定了。这种全国统一、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连我的历代祖宗也没有经历过。看来，所谓战乱时代是过去了。

1955年，政府准许我们和家属通信，并且把我家属的地址也给查到了。我的家属不但全活着，不受歧视，而且还得到了政府的照顾，生活得很好。从通信里，出乎意外地知道妹妹们都有了工作；下一代子女中不但有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而且在共产党的培养下，有的成了女运动健将、医生，弟弟、堂兄也都有了职业，我的七叔还当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爱新觉罗一家欣欣向荣的生活，与我想象的完全相反。

1956年，七叔和妹妹们来看我，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全家都哭了。家里人最大的变化，是他们对共产党、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爱戴和感激，他们要求我好好改造。妹妹们原先都是小姐、少奶奶，现在也变得朴素了，懂得的事也多。这无疑对我是一个刺激。

同年参观沈阳时，看了北陵。我看见自己祖宗的陵墓被人民政府修葺一新，当作民族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比我自己保护得还好。由此，我彻底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过去，满族人口登记的不过几万，很多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是旗人。民国初年，如果说是旗人连职业都找不到。解放后，登记的人口数年年增加，已到二百多万。我深信，随着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满族人民也获得了解放。

另外，在整个改造过程中，系统的学习也是打开我心窍的钥匙，由此逐步认识了自己和世界，最初我对学习没兴趣，还认为是负担。因为学的东西根本不懂，看不出和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关系，而且讨论发言时也说不出道理来，很受罪。许多人也都是为了装给所方看的。假装用功，思想开小差，根本不看书。如我的岳父荣源，别人学习，他闭眼念他的经。后来逐渐觉得学习很开窍。

我过去一向认为自己命不好。为了要了解命运，我经常算卦问卜，可是总也算不好。清朝为什么垮台？蒋介石、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强大也垮了台？美国可谓厉害，可在朝鲜战场上为什么也照样吃败仗？我自己复辟为什么总是不成功？为什么我这皇帝当了三次都不成？我还记得陈宝琛在北京给我求签，荣源在天津给我扶乩，都说我复辟会成功。顶可笑的是，在长春时有个美国预言家用西洋算命法给我算命，说我四十岁时最得意。而事实是，正当我四十岁的时候却当了俘虏。这一切使我认定命运是不可捉摸的。

通过学习我忽然发现了另一种预言。这种预言早在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做皇帝梦的时候就已写在了书上，预言我的命运、蒋介石的命运、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命运，只有一个归宿，这就是失败。这预言说得很准，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经过一步步学习，我渐渐明白，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一定要失败。我过去的可笑就在于，中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我却还偏要恢复封建帝王的宝座。我还明白了，改造自己，就是为了顺应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为了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三、伟大的“医生”

十年来，促成我改造的种种因素，无不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英明。其中始终如一对我改造起促进作用的是党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所方的管教。

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深刻变化，都是在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之下发生的，这对许多外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缅甸有位资产阶级学者、政治家，夫妇二人在参观了管理所后十分感叹地说，这不是监狱，而是一座大学校。对比之下，他的夫人想起自己政治犯的父亲所坐的那个监狱是那样黑暗，竟然由不住哭了出来。是的，我所在的监狱就是一个学校——是一座改造灵魂，把鬼变成人的大学校。

我从前听人说过古今中外的监狱，无论是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还是外国的，都是和体罚、侮辱、勒索……等等分不开的，对待共产党员尤其残酷。而我们这里一切相反。当我们刚接受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时，是很迷惑不解的。伪满战犯中有不少是旧司法大臣、警察署长、军法官一类人物，他们对两种不同监狱的差别知道得最清楚。参加刑讯赵一曼烈士的伪警署长，在参观东北烈士馆的时候，一看见赵一曼的遗像，立刻跪下来磕头大哭。

刚从苏联回国，最初接触、也最令我不理解的是人民政府下级工作人员的态度。从押送人员、警卫战士到管理员，一律都和蔼文明，令人难忘。

一下火车，我们以为等着的一定首先是脚镣手铐。但是错了，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他们帮助年老犯人拿皮箱；上了火车先问谁身体不舒服，还告诉说车上有大夫；吃的第一顿饭是久别的中国米粥，当那些工作人员看到大家吃得很香又不够时，便把自己的饭也让给了我们。进了管理所，管理员每顿都给我们挑饭送水。工作人员还亲自动手帮我们盖澡堂，给我们挑送热水，直到后来，才让青年犯人干这些事。到了冬天，管理员给我们用的是热水，而他们自己用的则是凉水。在哈尔滨，我们看见管理学习的干部亲自打扫甬道。有一次放风后，我岳父荣源说，把一包从苏联带回的香烟拉在了花台上，还说这下完了，管理员看见了这没主的东西还不抽掉。因为管理员抽的是旱烟，一定没钱买好纸烟。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人家把烟给他送了回来。一个叫谷次亨的伪大臣要把一只表送给管理员，管理员很不高兴地把他碰了回去。刚回国时，我们对这种事很不理解。许多人想起旧监狱的牢头狱子，不胜感叹。有人说这是政府专门挑选的一批人。我自己也想，东北老百姓对我们都有仇恨，所以很怕这些东北口音的管理员私下杀害我，或者侮辱我。然而从他们的态度上一点看不出仇恨的样子，我便以为挑选的这些人一定没有受过鬼子、汉奸的罪。后来才知道，他们全是受过罪的农民。有位姓汪的管理员，一家因鬼子搞集家并屯，住在席棚里闹了一场伤寒病，弟兄八个死得只剩他一个。

有一次，一个犯人擦玻璃砖的时候打破了一块。他看见管理员向他跑来，心里很怕，这样的事在旧监狱里非挨打不可。可是，那位管理员跑来首先问的是受伤了没有？犯人说受了点皮伤，可是玻璃砖坏了。管理员说，玻璃砖不要紧，人可要小心，不要再伤着。

第一次过年，包饺子分馅时漏了一个人，等知道时馅已全部分完，于是被漏掉的这个犯人打算吃平日的饭菜，不吃饺子了。可是，管理员知道了说：“这还象过年吗？”便报告了领导，专给这人买了蛋糕点心。有个犯人叫张子大舟的，胃出血很严重，为了抢救他，医生护士输出了自己的血！

所里无论是所长、管理员、警卫战士、炊事员、大夫、护士，都怀有远大高尚的理想。他们视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事业为己任，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置私仇于不顾，严肃、耐心地传授我们以真理，照料我们的生活，同我们一起劳动，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和灵魂。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真理，并为真理而战斗，这是打垮日本鬼子、蒋介石、美国鬼子、创造人类奇迹的秘密所在。在这样一些人的管教下，我无疑是口服心服的。

在共产党人面前，无论你有什么罪恶的秘密也藏不住，有的犯人们试图耍些滑头点子小聪明，但在马列主义的大智慧面前常常现出原形。

我原来很怕小组会上有人批评我，怕被认为我改造得不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便竭力辩白解释，而不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把别人的帮助看成有利于割尾巴消毒。有一次，一位首长问我：“溥仪，如果你现在到了日本，人家一手拿着金钱、美女，一手拿着手枪，你投降不投降？”我马上说：“我坚决不投降！”首长说：“你想一想再说。”我照旧那样回答。首长便说：“你的勇气很大，可是为什么又没勇气消毒呢？”问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去工作团调查罪行的时候，有一个伪大臣在谈到日本战犯的罪行时，信口开河，说鬼子弄去多少煤、多少铁。调查人员听后算了一下，发现数目不可能这样多，便对他说，你要实事求是，这样用夸大来表现自己是不行的。在向我调查时，自己并不知道多少具体情况，只是为了讨好，便把偷听来的材料(每年日寇掠去500万吨粮食)报了上去。调查人员便问我有什么根据，我说不出来。调查人员尽管获得了很多检举材料，但都是有证据的才要。在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面前，吹牛、讨好、隐瞒、打折扣一概不中用。

有一次在会上听到一个故事。日本战犯后来有了觉悟，对于驻在他们国内的美军很仇恨，对于美军占领后日本社会败坏的道德风气很气愤。其中有人写信给妻子，问她是不是当了“胖胖女郎”(犹如解放前中国的吉普女郎)。所方负责学习的首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批评了这个日本战犯，说他不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即使妻子被迫当了“胖胖女郎”也是被害者，你不同情反而讽刺她，这是错误的。这种合乎情理的分析和严肃的批评，使日本战犯既感动又心服。

1954年的一天，一个伪满战满(穆绪根)向大夫无意说了一句，厨房里有不清洁的地方，大夫说他的意见很好。没想到，第二天厨房便来了个大扫除。监狱居然采纳犯人的意见，这要在旧社会里是谁也不会相信的。

回想十年来所方对我的管教，犹如一个最高明、最负责的医生，对一个患有顽疾的病人进行治疗、护理一样。她不仅熟知我的“病情”，而且能及时、准确地对症下药，措施得当，目标明确，工作耐心细致，态度严肃认真，终于把我从深入膏育的“重病”中抢救了出来。

这“医生”的伟大高明，在于她不仅靠自己的力量，而且还运用社会的力量。他们让犯人和社会接触，通过参观、通信、会见家属、阅读报纸，使我们无时不感触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脉搏，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良好社会影响。如果不是对自己的人民，对自己的事业，对罪犯改造政策充满了最大的信心，中国共产党是决不会这样做的。

这“医生”的伟大高明，还在于对我们采取的改造措施既得当，又细致，步骤分明。譬如，让我由好逸恶劳转变为习惯于劳动，树立自食其力的思想，使我由生活上的奢靡享受转变为朴素节俭的时候，并不是一进监狱就强迫我干重活，吃粗食，对我的日常生活不管不问，而是先确定了一个过渡阶段，争取逐步转变。

在生活上，把家人从我身边调离曾有过两次。第一次调开后，经我要求又回到了一起：第二次调开后，我已懂得了羞耻，只要常见面，见面时好把衣物交侄子代为缝洗。又过一段时期，才完全由我自己洗缝衣物。在饮食上，我和伪大臣以上的战犯，曾保持过较高的伙食标准。到1954年，大家有了一定思想准备，肠胃也有所适应，才统一了伙食标准。在劳动上，也是先给我们干些家务活，不参加室内值日劳动。以后由室内劳动(糊纸盒)进而参加室外拔草等园艺劳动，一直到抬雪、抬煤，以此来增加我的体力，养成劳动习惯。在学习上除了进行书本学习外，还辅以谈心、座谈等形式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譬如，经过一段锻炼，我大体学会了洗缝衣物，所长便对我说：从前别人星期天早干完了内务，你还忙个不了，现在你学会了劳动，就和别人“平等”了。我们的国家是劳动人民的国家，人人都要劳动。你过去不劳而获，这是你犯罪的根本原因。这一说，我的思想顿时亮堂了许多。在我不会劳动之前，我是多么不“自由”、多么不能和别人“平等”啊！

我从前非常迷信因果轮回，这是十分可笑的。在伪满时只许厨房里赶苍蝇，不许他们打苍蝇。在苏联时也是人家打苍蝇，我放苍蝇；还曾经为了抢夺猫嘴里的耗子，命令全家的人追赶那只猫。到抚顺最初也是不杀生，后来叫所长知道了，便给了我一个任务，要限期打死多少苍蝇，捉多少老鼠。于是我面临着两种斗争：一种是迷信思想，一种是自己的无能——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捉到老鼠。这时有两个管理员便来帮助我，一个讲技术，一个帮我找工具，最后总算完成了任务。这件事虽小，但可以看出所方在对我的改造中是多方设法，具体帮助。

经过十年来的改造，我由一个反动的封建皇帝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由鬼变成了人，旧的溥仪已经死亡。归根结底，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的政策的赐与，也是党的伟大政策的胜利。

想一想我罪恶的前半生，比一比我新生的后半生，我的感触甚深。曾经有位外宾告诉我说，西方有人把我的改造说成是一种坏事。我回答他的时候，只随便举了几个我个人的今昔对比的例子，请他看看，如果换成他，他会选择哪一种生活。譬如说，我在前半生中，几乎没有一天感到安全。在故宫里我怕太监害我，在天津日本租界我怕中国人打我，在伪满我怕日本人杀我，而只有今天我才感到比任何时代都安全。

我在前半生中，每天二十四小时总有一群人围着、伺候着、监视着，结果我连叠衣服都不会，拔根草也拔不好，居然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地里还是长在树上，甚至连逛马路也不懂。实际上我是故宫、张园和长春伪宫里的第一号囚犯。只有在今天，我才真正享受到了一个人的自由和平等。

我在前半生中，每日不离药罐子，北京、天津、长春有我专门的药库，可仍然弱不禁风，吃不下，睡不好，走不动，提不起，上一个坡就可能昏过去。而现在呢，四十年的胃病已消失，一百斤的担子能挑得起，一顿饭五个馒头不在话下。

我的家族，两个时代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命运。比方说孩子的命运，根据家谱材料的统计，我祖父这一支儿童死亡率在清末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如果把祖父的兄弟各支统计一下，全部一百五十九名人口中，未成年死亡的为七十二人，合总出生人口百分之四十五强(其中虚岁两岁以下死亡的有百分之五十八)。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代里平均出生十名中，在成年以前死掉的就有四个半人。这还是养尊处优的皇族家庭，如果换成一般的居民，少年儿童的死亡率就更高了。解放后就完全不同了。我们这一家下一代的四十名孩子不但健在，而且面貌全新。除了五名只念过家塾，六名还是幼儿之外，其余二十九名中有小学生九名，中学生十二名，大学生八名，有党员、团员、红领巾，有志愿军、解放军、有北京市女子摩托冠军、登山队队长，有工人、教员；但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弟弟溥杰的大女儿，十九岁时在日本因恋爱问题自杀了。这是唯一的死亡。从这样的对比中更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里，我们下一代的命运也不同。

我这十年的经历，使我有权利这样说：象我这样一个又是罪人、又是废物、又是被革命赶下宝座的末代皇帝，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政治上无疑是个病夫的人，换上任何朝代、任何社会是决计活不到今天的，更说不上会有什么新生的乐趣。今天我敢自信地宣称自己可以充当一名初级工人，宣称自己可以学会政府和党交给我们的任何工作。当然，我尤其能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祖国建设事业中的一名小卒而深感自豪，我深深感谢中国共产党英明的改造罪犯的政策和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没有这些，便没有我溥仪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