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生活杂忆

1984-07-15 05:54
读书 1984年4期
关键词:读书

黄 裳 丁 聪

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读书”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情形,有被动的,有的则出于自愿。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这是“看图识字”一类的识字课本,每半叶三个字,左图右文,编辑得很不错,图画得也好,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识得若干字以后就开始读《四书》。如此说来我最早读的应该是朱熹编辑的孔孟的教条。

父亲是学采矿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从德国回来时,带回了两大箱德文书,不过这与我没有关系。此外家里的中国书好象就只有《红楼梦》、《封神演义》、《儿女英雄传》和一部《聊斋志异》,都是清末上海点石斋的本子,前面附有精致的插图的。不过除了《聊斋》以外,一律被父亲宣布为“禁书”,不许小孩接触。但禁令收效甚微,我总是有办法一一取出翻看。这总是在父亲上班的时候,坐在面向花园的楼下回廊里,可以放心地阅读。中午父亲回来吃饭,远远就能望见,这时只要随手把书向卷起的帘子里一塞,就平安无事,不露马脚,没有出过一次纰漏。

这样说来,我自觉自愿读的第一部书是《红楼梦》。不过除了插图以外,正文却毫无兴趣。第一次记得读到“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就废然而止了。但《封神》就不同,那可有意思得多。土行孙真是值得羡慕的人物,他能一顿脚就从地面钻到地下,而且通行无阻,可以到想去的任何地方去。但即使是土行孙也会碰上指地成钢法,真是值得遗憾的事。我的对《封神》发生兴趣,还因为当时正热心地收集着一种《封神》人物香烟画片。家里用的是“大联珠”香烟,每包附有一张彩色画片,一起大约有一百张。但收来收去只缺一张女娲。画片总是收不齐,小说也就反复地读下去了。

《聊斋志异》虽然不是“禁书”,但开始读它却在许久以后了。我觉得这是第一部使我获得阅读古文本领的最好的课本。我没有读过《古书疑义举例》、《助字辨略》……,更不必说高邮王氏的著作。古文的语法、句法,差不多都是从《聊斋》里猜出来的,而且以后读更古些的书困难也不多。当然,再古上去就不行了,还是得请教训访学家。

在南开中学,英文老师李林先生给我们读一种“直接法”的课本,而不采用流行的“纳氏文法”之类。在教学思想上恐怕就持着同样的意见。学生不必死死记住一条条文法,只要直接接触作品从而“猜”出语法的规律来。我始终认为这方法是好的,和小儿学语一样,是从观察、实践中摸索出经验来。比先学教条,后付实践的方法好得多。但这也有缺点,如果请你走上讲台去作语法分析,就会束手无策,甚至连各种“词”的名称也说不出来,陷入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境。这就是我对语文学家一直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原因。但只要不做语文教师,有这缺点也没有多大害处。

这种习惯的养成,对此后读书生活的影响是大的。没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训练,只是碰到什么就读什么,随宜吸取营养(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毒素),这是走向“杂家”而不是培养专家的道路。

抗战开始,我在第一次全国统一招考中考进了交通大学。为什么要考交大,动机自然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工业救国的思想。交大是重点大学,按我的数理成绩本是考不取的,但意外地沾了熟读《聊斋》的光,国文试卷中有一段无头无尾、无标点象“天书”一样的古文,给我读通、点断了。而当时唐文治先生正是交大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他主张语文一科不及格的不得录取;相反,其他各科差一点却可以原谅。入学以后在大课堂中听过唐老先生讲授过半年古文,看他由人持着走上讲坛的情景使我肃然,因为那时他不但已是高龄,而且失明已久了。但他讲的古文却一句也听不进,记不住,至今想起还感到负疚。当时交大借了震旦大学上课,学校有一座漂亮的图书馆。我常常从这里借书来看,“四部丛刊”差不多大半都借来看过,当然并未每部仔细阅读,有的只是摩沙一下就归还了。但就这样我第一次接触了大量版本书的样本,懂得了什么是黄跋、何校。记得还曾借阅过《王国维先生遗书》,当然读不懂,但有些是可以懂并喜欢的,就大段地抄了下来。现在手边还保留着当年抄下的一篇《清真先生遗事》。当然,对周美成发生兴趣,还是先读了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的关系。

南开中学附近开着三家书店,供应着最新出版的各种新文学书。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都被我买了书。鲁迅、冰心、周作人、朱自清、郁达夫……的文集是每种必买的。各种文学杂志也都收有全份。宿舍床头的小书架上总是满满的插着新书,后来还引起了舍监的注意,被暗中检查并在校务会议上提出。买来的书不一定本本看过,即使看也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这毛病至今也依旧改不掉。我曾看到过吴翌凤的一方藏书印“枚庵流览所及”,觉得很满意,后来请王福厂照样刻了一方。我想我的买书大致也就是这种情形,不过是买了来,翻一过,读读序跋,知道大致是怎样一本书,讲了些什么事情,就放回书架上了,真是名符其实的“流览”。至于自己喜欢的,不只通读,有些篇多少次地反复诵读过的,也不是没有。鲁迅的《朝华夕拾》和《且介亭杂文》,就读过不知道多少遍,不知怎的总是读不厌。

“七·七“以后不久,陆续收集的整整两箱书都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但我并不灰心,逃回上海后又继续买书,而且升了级搜罗起“古本”来,如鲁迅的著作就一一访求初版的毛边本。《小说月报》也搜齐了从沈雁冰接手改版直至终刊的全份。在三十年代后期,注意收集新文学史料的风气还没有兴起,只有阿英是例外。他的影响是大的,他的《夜航集》和《小说闲谈》……都不只是我的爱读书还是收书的指南。

投稿活动也从这时开始。对象是“孤岛”上《文汇报》的副刊《世纪风》,习作是小小的散文和“掌篇小说”,也就是目前流行的“微型小说”那样的东西。创作的最初动机是模仿,我想这和小孩子的喜欢学大人说话行事很相近。当时十分佩服、喜欢的散文作者是何其芳和他的《画梦录》,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流派与新的风格,和朱自清、周作人都不同,于是就努力模仿,不过终于学不象。还学过鲁迅先生的《马上日记》,结果当然是画虎不成。学识、眼光如此浅薄而幼稚,是学不成那样的风格与写法的。在外国作家中,则最佩服夏目漱石,特别是他的杰作《哥儿》。反复读了以后真是爱不释手,忍不住要来模仿一下。素材取自来上海后的一年中学生活。不知怎的,“红衬衫”那样的人物好象就在身边活动,闭起眼睛就在面前出现了。少少加以剪裁编织写成一篇中篇小说。离沪之前托朋友卖给了一家书店,后来不知道被怎样处理了。

来到重庆以后生活环境一直变迁无定,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净尽,接触古书的机会也更少了。但书还是读的,至今还留下了颇深刻印象的是下面两种书。

在扬子江畔的九龙坡上,学校图书馆里竟藏有一部“四库珍本”,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这书从不出借,但因遭到水湿,曾摊开在操场上晾晒。随手拾起一本,正是方回的《桐江续集》。方虚谷的《奎瀛律髓》在上海时曾得到过半部康熙刻的残本,读过一遍,很不喜欢,也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和言行。偶然遇到他的诗集,很有兴趣。觉得他的诗写得实在不坏。读着“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面对着长江岸边烟雨凄迷中隐现的黄桷树,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接着就是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得书极为困难,但积习难忘,只要一册到手,不论是怎样无聊的东西,也总要翻一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昆明市上买到了几册《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的零本,其中收的大半是晚明野史,中间就有纪南明永历在云南、缅甸流亡与结末的故事。三百年后在新的民族危难严重关头,重新走过这些地方,真使人感慨无端。这时写下的几篇“杂记”,如在昆明、贵阳所写,就有点近于历史笔记。尽力收罗可以到手的资料(当然收获是很可怜的),并有意识地模仿着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题未定草》中用过的方法,这样就逐渐疏远了一向遵循的那条“梦中道路”,逐步接近了现实。虽然在形式上却表现为抄古书。

离开学校走入社会,给读书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过去只是读几本小书,现在是开始翻看一本更丰富多彩、无边无岸的大书了;过去的读书是漫无目标的,现在懂得为了工作、学习、写作而确定搜求与阅读的方向了。

这时候我开始成为一名记者。

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这恐怕要算作一条规律。记者中间可以有专业的分工,但不论分工如何细致,他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其次还要求有广泛的知识。记者要接触社会上九流三教各色人物,没有够用的知识是不行的。过去我曾和一位老同行说笑话,判断一个记者是否合格,要看他与被访问者的谈话在一小时内是否露出了“马脚”。举例说,无论遇到国学大师、书画名宿、佛教居士、历史学者,……都能谈得入港,使对方觉得你是个水平线上的“通人”。这样才能引起对手的兴趣,打开他的心扉。不要一落坐就掏出笔记本来,最好是始终不用任何记录工具。谈话以闲谈的方式为好,需要了解的问题也最好不是异峰突起似的提出,却融汇在漫谈之中,让对手在自由的谈话中生动、深刻地阐发自己的意见。

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工作会迫使你抓紧补充所缺乏的常识,就要读书;工作会不断扩展你的视野,如果你是热爱生活的,你的兴趣、爱好也必然随之而扩大。在这基础上的学习、读书,就不再是被迫的而是自愿的,效果也必然完全两样。

记者需要同时担负采访与写作两种职能。除了新闻报导、通讯特写之外,还要写时评、短论,并学会出题作文,组织最合宜的作者心情舒畅地写出出色的文字来。

《红楼梦》写薛宝钗挖苦宝玉说,“宝兄弟整日价杂学旁收的”,就是在阐明“杂家”的涵义。这和“四库”分类里的“杂家”并不是一回事。

杂家和专家之间并不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杂家不仅可能化为专家,有时还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学术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流派,在文字上创立一种新的风格。这是更为困难、更不易达到的境界。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杰出的人物总是会出现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光辉的例子,而他的影响也不只数十年而已。他不只读的书多,知识广阔,尤重要的他有一双晶明澄澈的眼睛,能透过社会上、书本中纷纭复杂的事物,看出那底细来。他不是“书簏”,更不是“世故老人”。他的本领是从勤奋的学习和勇敢不懈的探索中逐步获得的。

只强调博与杂而忽略了深入的思索,那就只能走向反面,变成浅尝辄止的“半瓶醋”,和思想上的庸人。象《一捧雪》中的汤裱褙,贾府上的单聘仁、山子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样样都来得一手,到头来只能是作“清客”的好材料,也即鲁迅所说的“帮闲”,对人民大众没有丝毫好处。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也日益感到这危险的严重。近来常常想,自己到底懂得些什么呢?真能有把握地自信头脑一直是保持着清醒的么?恐怕两种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可疑的。

喜欢买书,但并不本本细看。就象一个人有不少老朋友,但多半素昧平生,事实上就将和没有朋友一样。因而又时时有“悔之晚矣”之感。这当然是大可不必的。朋友总是越多越好,重要的是要努力去熟悉、了解,弄清其长处与缺点,并采取相应的态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的这两句话,看来在读书上也是适用的。

一九八四、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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