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固人：悄然回首从传统中求发展

钟进文

由于工作关系，近十年我每年都要到自己的家乡裕固族地区搞田野调查，虽然在家乡停留的时间很短，但是每年都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不同的感受串成一条线，我们感受到的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发展变化，而是裕固人在寻求发展的历程中付出的艰辛和隐隐闪现的曙光。

在传承、吸纳、谜茫中求索

裕固族生活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一提起裕固族，大家都以“能歌善舞”来赞誉这个民族。的确，近十年来东至古都长安，西出阳关，在漫漫丝绸古道上，无论是星级饭店，还是旅游景点（包括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到处都飘荡着裕固族姑娘的歌声，那甜润的嗓音，深情的歌喉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可以说裕固族姑娘是唱着歌一天天长大，跳着舞一步步走向大都市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思考，在这歌声的背后也有许多沉重的话题。

1994年全国惟一的裕固族自治县举办了首届“歌手大奖赛”，比赛头奖被一位模仿港台歌星演唱的牧羊姑娘夺走，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3年后，即1997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办了张掖地区“马蹄寺旅游观光节”，开幕式前一天晚上，县民族歌舞团演出了一台文艺节目。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演出程序大致都是一个裕固族节目，一个藏族节目，一个蒙古族节目，然后再穿插一个汉族节目。这样的排列无可厚非，因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毕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但令人不安的是，藏族、蒙古族的节目都是一些当时风靡全国、众人皆知的流行歌舞，如藏族的《桑吉卓玛》、《青藏高原》；蒙古族的《蒙古人》、《奔腾》等，只要报幕人一亮腔，台上台下便一片沸腾；与之相反，裕固族节目要么是传统民歌改唱，要么是当地推出的新歌，和藏族、蒙古族节目相比，显得非常单薄冷清。

2002年夏天，建军节前夕，我们在裕固族地区又观看了一场慰问演出，在这场演出中，唱歌跳舞的绝大部分是裕固族姑娘，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裕固族节目。同去田野调查的一位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博士看完演出后对我说：“不是蒙古族歌就是蒙古族舞蹈，你们裕固族节目哪儿去了？”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同年，我们在裕固族“歌舞之乡”——莲花乡搞田野调查时了解到，这个乡目前有138户385口人，其中流动人口达116人。当我们问到这些流动人口在外面干什么时，牧民们用幽默的语言回答我们：“都去唱桑吉卓玛去了”（即到景点唱歌去了）。在后来的入户调查中发现，凡是有女孩子的家庭，姑娘都在外面打工，而她们的打工内容就是唱歌。有些纯女户家庭，两三个姑娘都在外面唱歌打工，守家放牧的往往是一对对孤独的老人。

“裕固族姑娘爱唱歌”这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这么多姑娘外出唱歌，又都去唱“桑吉卓玛”（藏族或蒙古族歌曲），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2003年夏天，我们去裕固族地区田野调查途中赶上了兰州的“黄河风情线宣传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裕固族“草原风三人组合”。这是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演出小组，一男三女，男的作词作曲，三个姑娘组合表演。他们自己买布料、首饰，以裕固族传统服饰为基础，自己设计制作演出服装，自己化妆，自己联系演出，主要唱自己创作的裕固族歌曲。

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当我们问其动机时，他们说，我们出来唱歌已经五六年了，可一直唱的是其他民族的歌，在小地方唱其他民族的歌还可以，在大场合尤其是有藏族、蒙古族的地方，我们穿着裕固族服装唱人家的歌，显得不伦不类，心里不是个滋味。我们生在裕固族“歌舞之乡”（莲花乡），家乡走出来那么多唱歌的人，我们应该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因为裕固族太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家乡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把它写成歌唱出来，肯定受欢迎，只要坚持就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这是一种创意还是反省很难说，但是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势头。在人们的记忆中，裕固族几乎没有传统舞蹈，大都是现代创作的舞蹈。近年来从裕固族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搜集素材，创作的一些舞蹈节目获得了极好的反响。其中取材裕固族传统风俗“剃头仪式”的舞蹈《祝福歌》，在全国计划生育文艺调演中获得银奖，甘肃省第三届敦煌文艺奖评奖中获三等奖，张掖地区专业文艺团体文艺调演中获作曲一等奖、表演三等奖。现在肃南县民族歌舞团又以裕固族著名民间叙事歌《萨里玛克》为素材创编大型歌舞剧，为自治县成立50周年献礼；与此同时，自治县领导也专程到北京邀请知名作曲家为裕固族创编一首像《青藏高原》、《蒙古人》那样家喻户晓、人人喜欢代表本民族的歌曲。

为近百座楼房“穿靴戴帽”有一种或许是

红湾寺镇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自治县成立以前，这里曾有一座藏传佛教禅定法旺寺，属裕固族西八个家，寺西北方山峰呈红色，又流传一美丽的传说，故得名“红湾寺”，一直沿用至今。红湾寺镇四周群山环抱，山青水秀，绿树成荫，气候宜人，也是隆畅河、东流沟河、西柳沟河的交汇处，其中隆畅河从城中流过，把城镇分割为东西两半。红湾寺镇距张掖市97公里，距312国道53公里，交通方便。近年来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崛起了近百座高楼大厦，同时，县政府斥巨资，建起了街心广场、民族公园；在风景秀丽的夹心滩公园又有红西路军纪念塔。应该说这里是现代人理想的旅游观光之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建设发展中忽视了“特色”二字，尤其是民族特色。例如街心广场位于县城的门户之地，可以说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第一扇窗户，然而除了一座“祁连神鹿”的雕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能够反映当地民族特色的东西。“祁连神鹿”虽邀请名家创作，但缺乏文化内涵，如果说肃南县是鹿养殖基地，那么与之相邻的青海省祁连县更是饲养着规模不小的鹿群；如果说与裕固族民间传说有关，又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因此“祁连神鹿”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也就谈不上特色。2001年建成的“民族公园”位于县城的中心地带，它是为了“把县城建设成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的花园城市和旅游城市”（摘自公园碑记）而兴建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全县各族人民所注目的跨世纪形象工程”（摘自公园碑记），虽取名为“民族公园”，却看不到一丝一毫和民族有关的东西，雕梁画栋的大门，木质和水泥两种亭台楼阁，亭子顶棚是模仿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仕女和一些书法家书写的古代山水诗词。公园中间是喷泉，两侧是一些健身器械，可以说和其他中小城市的街心公园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缺少地方和民族特色，这座“跨世纪的形象工程”现在只是县城居民早晚锻炼散步的场所，外地游客很少光顾，平日更是冷冷清清。

2004年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50华诞，现在自治县上上下下都在为此而忙碌，其中有一新举措,那就是为近百座楼房“穿靴戴帽”，即对普通样式的楼房屋顶和门前进行改造，以此来突出县城的民族特色。裕固族地区自明末开始兴建佛教寺院，前后建有9座寺院，分别属于青海大通县郭莽寺和互助县佑宁寺管辖，因此建筑风格受到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影响较大。据资料介绍，过去的红湾寺的建筑风格和青海藏传佛教寺院非常相近，有较高的台座，厚墙，涂色柔和，藏式平顶楼房和汉式起脊坡屋顶相结合。经堂歇山式屋顶飞檐四翘，秀丽强健。我想如果在楼房的改造过程中，能够和裕固族过去的寺院建筑风格相结合，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筹划将裕固族的叙事长诗《西至哈至》、《萨里玛克》的主要内容以浮雕形式展现出来，作为旅游资源供游客参观，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近年来服饰方面又出现了两种新的现象

裕固族有较为完整的服饰文化，尤其裕固族妇女服饰很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很少穿戴，只有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才穿一下，而且有些人穿，有些人已经不习惯穿，毫无疑问服饰已成为裕固族文化的一种点缀。但是近年来在裕固族服饰方面又出现了两种新的现象，一是出现了裕固族服装模特队。在喜庆节日，中老年妇女穿上裕固族古老的“凯门拜什”（头饰）走上了舞台，姑娘们身着经过改进的裕固族服装翩翩起舞。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是裕固族中最早放弃民族语转用汉语的地方，过去全乡没有几户人家有裕固族服装。2002年他们一次定做80多套裕固族服装，在当年的酒泉市春节社火表演中，她们用华丽的服装和优美的动作，尽情展示裕固族传统文化的风采，一举夺得全市社火表演一等奖。二是将裕固族妇女的红缨帽子按比例缩小，制成旅游纪念品出售。裕固族妇女的帽子，特点非常明显，一种尖顶，一种大圆顶，帽沿后部卷起，用白色羊羔毛制成，宽沿镶黑边，帽顶缝红色宿线的帽缨。红缨帽子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是为了纪念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位女英雄。由于这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旅游纪念品颇受大家欢迎。由此也推动了当地民族服装加工业的发展，过去民族服装都是牧区的牧民自己制做，现在肃南县城就有好几家民族服装店。

“新开发”预示的也许就是西部民族的这种觉醒

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底，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在校学生毕业率100%，初等教育完成率98%。并于1997年实现了“普九”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此外，全县广播覆盖率、有线电视覆盖率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67%、51%和96%。由此可见，裕固人在接受现代教育和享用当代传媒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其他民族的前面。然而就在快马加鞭实施有线电视架通工程、“村村通”工程、城域网光缆改造工程的同时，该县广播电台推出了“民族之声”节目，用东、西部裕固语广播，每天分三次播出，每次10～15分钟，主要播放“肃南新闻”、裕固族生活习俗对话、民族历史和民歌等。其目的是“在全县范围内逐渐形成尊重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县政府成立了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从全县各部门、单位抽调精通裕固族语言、具有一定研究水平，并热心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人员，开展裕固族语言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着手编篡裕固族语言词典。县文联成立了“中国裕固族文化园”筹备组，创办了文艺刊物《牧笛》。这些新举措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历史上都属于首次。

上述种种“新开发现象”只是我们在田野调查当中观察到的一些微妙变化，在西部大开发当中，实际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这要多得多，而且有些变化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但有些变化可能导致的是新一轮破坏。不管怎样，把目光转向本土，从自身文化中求发展的思路是值得提倡的。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在西部地区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文资源。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新开发现象”预示的也许就是西部民族的这种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