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

国　风　晓　东

中华民族的进步，是一个充满无数艰辛的既曲折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和贫穷的抗争中，就表达了对未来富裕生活、理想社会的无限憧憬。从远古的“大同”梦、近代的“小康”设想，一直到今天小康在中国终于变为现实，中华民族奋斗了数千年。把中华民族对幸福生活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漫漫历程时，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先祖为中华民族能够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而发出的赞叹……

古老的梦想

最早将广泛存在于人民群众心目中对摆脱贫困、拥有未来幸福生活的梦想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动荡不定的大变革时代，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奴隶造反和诸侯之间战争不断的局面，给广大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恐惧与痛苦。渴望安定、富裕的生活环境，成为当时老百姓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愿望。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诸子百家连同他们的学说便应运而生，为生活在动荡年代的人们提供了各种没有贫困、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方案，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孔子极力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赞成尚“老者安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

道家创始人老子，则一方面表示了对旧有的剥削以及时代变革带来的动荡等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倾诉了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渴望。在这种善良动机的驱使下，他写下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名句。

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站在广大黎民百姓的立场，大胆鞭挞贵贱不等的现实社会，力主“爱无差等”。以“兼爱”、“非攻”为原则，并且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没有财产私有、人人互相兼爱、大家平等劳动、没有战争和剥削的理想社会模式，给后人以深刻启迪。

尽管诸子百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以自己能够达到的认识水平，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各种设想，但毕竟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零星观点和主张。事实上，真正能够系统反映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还是成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在该著作中，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为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纂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于是，在古代哲人笔下，一个无比幸福、安定、富裕、如诗如画的社会形态便从此清晰地展现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面前。

圆梦的历程

一个古老的梦想一经产生，就注定了中华民族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前仆后继。令人遗憾的是，从远古到近代，我们的先祖们为此奋斗了数千年，但从梦想通往现实的道路还是那么模糊，那么遥远。历史车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领导中国人民通过80年的艰辛探索，才使这一梦想初步变为现实。

（一）扶贫济困的良好开端

中华民族创造的辉煌，曾经为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尤其是自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使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因此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直到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中国的历史才开始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真正站起来了。

然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与经济上的繁荣富强不能够划等号。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国民党的长时期的腐朽统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掠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政府挑起的内战的破坏，旧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放眼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疮疾满目，伤痕累累。

为了尽快改变解放初期全民贫穷的现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新中国扶贫济困的工作主要反映在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国民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方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公私关系、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措施，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得到了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二）消除贫困初见成效

虽然新中国的扶贫济困工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广大农村贫困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中国终于摆脱长达十年的内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确定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首次用“小康”、“小康之家”来解释“中国式的现代化”，并适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用“小康”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以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到1987年4月，邓小平会见西班牙来访客人时，再一次谈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一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战略上考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他心目中的小康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翻两番”的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综合概念。

邓小平心目中的小康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的社会。进入小康社会不易，建成小康社会更难。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邓小平设想的“翻两番”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成功地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进入小康社会。到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2万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两个文明建设成就突出，国际地位逐步提高。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一个远古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变为现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1984年农业生产总值是3214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1%。1978年到1985年间，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增加了264元和192元。总起来看，自1978年到1985年间，中国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使贫困人口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由1978年以前的2.5亿人下降到了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二是贫困地区的分布范围逐步缩小。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贫困地区几乎遍布全国农村。而此时，贫困地区缩小到699个县，其中国家重点扶贫县331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巨大变化。

（三）逐步走出贫困

从1986年到1993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

1986年以来，为了加快反贫困的步伐，帮助全国1.25亿贫困人口尽快摆脱贫困，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84年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贫困面积比较大的省、区和地（市、州）、县（县），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领导体系；国务院增加了对扶贫的投入，制定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具体政策；开始了由原先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的战略大转变。同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重大措施相适应的扶贫开发具体政策。于是，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定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85年的208元增加到1993年的483元。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85年的1.25亿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4.8%下降到1993年的8.72%。事实证明，我国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自己的努力下，正在逐步走出贫困。

历史的壮举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使我国贫困地区的分布和类型发生着变化。主要是：贫困人口逐渐集中到西南大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山区和青藏高寒山区。据此，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对原贫困地区的划分和贫困标准的界定，根据“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做了细小的调整。贫困标准由原来的人均年纯收入200元，提高到400元。贫困县也由原来的699个调整为592个。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说明了地理环境恶劣、生态环境差、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等是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些地区的扶贫工作任务更加艰巨。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攻坚的新阶段。

考虑到地缘型贫困的特征，也为了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力争用7年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此，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作为以后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将奋斗目标定为：到本世纪末解决贫困人口温饱的问题（绝大多数贫困户年人均收入达到500元以上）；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条件（有条件的地方，人均建成半亩到一亩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户均一亩林果园或经济作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绝大多数贫困乡镇和有集贸市场、商品产地的地区通公路，消灭无电县，绝大多数贫困乡用上电）；改变教育文化卫生的落后状况（基本普及初等教育，积极扫除青壮年文盲，开展成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使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明确提出“九五”期间扶贫方针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鼓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的扶持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

为了确保《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的目标能够实现，1996年、1998年、1999年、2001年分别召开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强调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逐年增加财政投入、扶贫到村到户、鼓励社会参与、加强地区间协作、支持自愿移民、扩大国际组织间合作、强化扶贫资金管理、扶贫重点向西部倾斜、动员中央政府各个部门支持贫困地区开发的各项措施。

自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国家又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大规模扶贫攻坚，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我国贫困地区在这一阶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然而，善于开拓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明确地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江泽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回首中华民族在建设小康社会中走过的几千年漫漫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中国人民拥有今天的小康生活而自豪。在一个有13亿人口而且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形成贫困的原因复杂的大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反贫困能够取得如此巨大成就，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