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印记

一　梅

关于家族，我一直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想知道长久以来自己生命中始终无法割舍与释怀的那份情结究竟是些什么，是什么使我的思索如此执著，如此沉重......然而我一直不敢面对的，也正是我的家族留给我的这些思索，我不敢面对我86岁的老奶奶，不敢面对我家老屋正厅里那幅照片中的祖父的眼睛，不敢面对我身后那些正在长大的弟妹和侄儿们......

奶奶的生日

奶奶今年86岁高龄了，依然身板硬朗、记忆准确，但记忆准确的奶奶却不清楚自己准确的生日究竟在哪月哪日。

当皮包着骨头的奶奶以陈家第三个孩子的身份在一个叫大滩梁的小山沟呱呱坠地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封建王朝刚刚谢幕，灾荒连着战乱，外国强盗像一群贪婪的狼羔子一样四处横行，泱泱华夏民不聊生。饥寒在继续，穷苦的日子也在一天紧挨一天地继续。艰难的岁月中，奶奶体弱多病的母亲常年卧病在炕上，几乎顾不上照管自己的儿女，腿脚不便的弟弟一出生，乡亲们都断言他活不到成年，大哥和二哥先后被抓去当了兵，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去不返的哥哥、病病歪歪的母亲和活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弟弟，把老实巴交的父亲压得除了埋头苦干外几乎很少过问儿女们的事，哪里还有心思为自己的儿女过上哪怕一个生日。在奶奶童年的记忆里，根本找不到关于自己生日的丝毫印记。奶奶14岁那一年，她饱经风霜的母亲撇下她和年幼的弟弟撒手而去，只留给她一副空落落的银手镯。随着她母亲的去世，奶奶真正的生日也被她的一冢黄土深深地掩埋，再也无从考究了。

母亲去世了，陈家唯一的女儿出嫁时，没有人给料理，只能提前一天来到山外的姑妈家，第二天从姑妈家出嫁。

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第一次走出大山的奶奶被一头系了红绸的毛驴从姑妈苍老的泪眼中驮着走来，走进我们王家--山下一个贫寒的木匠家族。婆家人为了吉利，在儿媳妇的生辰八字上写下了己未年农历十月初十。于是，十月初十就成了奶奶的生日，十四岁的奶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生日。

有了生日的奶奶还没有来得及给自己过上一次生日，生活，便将一个大家族上下十几口人的衣裤鞋袜和柴米油盐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她稚嫩的肩头。婆婆年老多病，嫂子生完孩子以后身体虚弱，这个刚过门的少妇，连15岁的生日还没过，就毫无选择地必须面对家庭赋予的这份沉重。当年，奶奶的母亲在世时身体不好，常年生病，作为陈家唯一的女孩，奶奶除了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外，9岁时就开始踩着小板凳给家里人做饭了。生活，过早地把年幼的奶奶打造成了家里的小当家。那个年代，家里人的衣裤鞋袜都靠一双手、一根针来做，十几岁的奶奶在邻家婶婆手把手的指导下学会了生活，用一根小小的针把一家十几口人破旧的生活缝补得周周密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当时面对王氏家族的这副重担，奶奶早已不是我们现在这些偎在母亲膝下撒娇的小姑娘了，14岁的她什么也没说，几乎是带着几分豪气把它挑了起来。

当家的奶奶满心装的是全家十几口人如何煎度这稠稠的穷日子，自己的生日却早已被她放在了生活之外。昏暗的油灯下，一枚小小的银针，一点一点缔结着一个14岁的主妇对生活的全部梦想。

21岁那年，奶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爷爷用小本子记下了孩子的生日，奶奶唯一的弟弟那时也早已追随他们苦难的父亲到了另一个世界，饱经亲人离散之苦的奶奶把孩子的生日牢牢地记在了自己的心上。为了生计，爷爷常年在外做工，奶奶白天把孩子托给婆婆，自己扛起锄头到地里锄那些比庄稼长得旺的杂草，晚上哄着孩子静静地入睡后，就着昏暗的油灯缝补那些千缝百纳的旧衣、旧鞋。听着孩子在炕上发出均匀的鼾声，奶奶的心哟，就像老屋外面那高高挂在天上的圆圆的月亮，亮亮的、盈盈的。第二天一早，奶奶总是第一个起床，用一双小脚推起沉重的石磨为一家十几口人准备一天的口粮。孩子们早上醒来，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往往是老院东南角传来的吱吱扭扭的推磨声......

战争，打碎了奶奶甜甜的梦。那一年鬼子来村里扫荡，爷爷为了躲避被抓丁的厄运已随村里的年轻人逃到山里，奶奶带着一双儿女随着乡亲们躲进了村外的土窑洞。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秋天，绵绵不绝的雨一直在下着，冷飕飕的，始终没有停下来，太阳迟迟不肯露面，天湿冷湿冷的。一连几天没眨眼的奶奶被冷冷的雨打湿在清晨疲惫的梦中，"呼隆隆"一声巨响，梦中的奶奶就被坍塌下来的土窑砸在了里面，连同她两个相依为命的孩子。闻声赶到的乡亲们在满地荒土堆前手脚并用......后来，奶奶得救了，她6岁的长子和4个月的长女却永远地睡在了里面。鬼子撤走后，奶奶与乡亲们回到村子里，村口挂着白旦大爷他爹--当年的乡管会主任的人头，主任身后，是一片狼藉的村子。奶奶的心，碎成了土窑坍塌处那被冷雨打得透湿的遍地遍野的荒坷垃。

以后的几年里，随着我父亲他们兄弟7人的相继出生，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人曾劝奶奶把最小的孩子送给别人，但秋雨里那刻骨的丧子之痛在奶奶心头拂之不去，倔犟的她硬是把7个孩子一一抚养起来，苦苦地拉扯着，拉址着......然而就在1960年的那场灾荒中，我真正的四叔和我父亲同时饿病了，父亲年长扛了过来，可我3岁的四叔却倒在了当年用浮夸风吹起来的粮食大山上。稍微懂事一点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奶奶讲到四叔的死，望着奶奶伤心的眼，我坚持把大伯他们称作老五的五叔叫作四叔，长我不过几岁的兄姐一致同意，父亲他们排行老五的弟弟就成了我们小弟兄几个现在的四叔。

随着村里小学的建立，解放后的奶奶也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把自己的孩子相继送进了学校。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的奶奶做梦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都是有学问的人。但是，她的梦还没有开始做，奔波大半生的爷爷就再也挑不动那越来越沉重的生活，病倒在炕上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叔伯们的学费，顿时失去了来源。懂事的大伯小学刚毕业就挑起了爷爷的木工箱，姑姑、二伯和我爸勉强上完小学后也相继随大伯走上了养家糊口的行列。他们身后，大大小小的奖状挤满了王家贫寒的老屋。奶奶的心，再一次碎了。当倔犟如其母的四叔几经波折考上师范学校时，奶奶卖掉了她唯一的嫁妆--她苦难的母亲留给她的那副银手镯。

四叔上师范的第二年，病中的爷爷就像老屋炕桌上那盏熬竭了油的枯灯，永远地卸下了他的沉重。那一刻，刚添了第三位千金的大伯懵了，正在上初中的小叔叔觉得天都塌了，62岁的奶奶第一次在儿女们面前哭了......哭过之后，奶奶咬咬牙借了400元钱，领着父亲他们用一场隆重的葬礼送走了一生艰辛的爷爷。出殡那天，我不满5岁，只记得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一身缟素的我随着哭声震天的人群抬着爷爷的灵柩走出大门时，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一眼奶奶，奶奶静静地坐在爷爷灵柩停放过的地方，左手攥了自己的右手呆呆地放在膝盖上，不动，也不哭......

祭过亡灵，奶奶拿出爷爷做王家班掌尺大师傅时用过的墨斗，把儿女们叫到一起："娃们，你们的爹走了，但还有娘在，你爹生前用过的这只墨斗也在。老大，娘今天就把它交给你。"接过那沉甸甸的墨斗，儿女们谁也没有说话。但四叔后来告诉我，正是从那一刻起，母亲成了他常在戏文里看到的佘老太君。

至此，王家62岁的佘老太君还从来没有过上一次属于她自己的生日。

四叔终于从师范毕业了，因为优秀，他在学校期间就入了党。毕业后，当年的宣传部长从学生档案里一眼就相中了这位学生党员，四叔就此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在全村第一个捧起了乡亲们羡慕不已的铁饭碗，成为奶奶心头升起的第一缕阳光。后来，爷爷去世时留下的三个光棍司令相继成家，王家班的木匠手艺在小小县城里叫得响响亮亮。参加工作10余年了，我偶尔去同事家作客，老一辈人问起我的家里人，一听到是东马村的王家班，冷不丁就有人会说："噢，我们家现在住的这房子就是你大伯他们给盖的。"我的叔伯们也把各自原本一穷二白的家操持得像模像样，大伯在县城为哥哥买了集资楼房；二伯和我爸相继在村里盖起了一排簇新的大瓦房，在村口远远望去一眼就能认出这是王家班的活儿；姑姑和小叔叔分别在县城开了一家饭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姑姑刚刚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洋楼；四叔不仅把爷爷的木匠手艺活学活用，根雕作品参加了全国根雕展并被海外收藏，而且把一个原本死气沉沉的广播电视局搞得生机勃勃后被选为政府副县长，一个更加宏伟的小城建设蓝图正在他和同仁们的酝酿之中。

奶奶80岁那年，全家人为奶奶好好地庆贺了一番。奶奶爱看戏，叔伯们为她请来了剧团，到村里的舞台上热热闹闹地演了4天，还特意为奶奶定做了一只大大的蛋糕。初十那天，奶奶早已成年的儿女们带着各自的儿女从四面赶来，四叔的一些同事也闻讯赶来，一起看望了这位儿女们心中德高望重的老母亲。众星捧月的晚上，我们全家人围坐桌前，深情地为奶奶点燃了她生命中最灿烂的一丛生日蜡烛。闪闪的烛光里，很少落泪的奶奶老泪纵横......如今，86岁的老奶奶仍然是儿女们心中的主心骨，家里哪个小子看上哪家的女儿了，哪家的小子看中咱王家的哪个女儿了，哪家家里今年该添置点什么东西了--每个人家里的大事小事总爱听听她老人家的说法；上班上累了的四婶婶一到节假日，都要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中回村陪奶奶住几天；儿女们都已成家在外的大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与妻子一起陪自已的老母亲拉上一会子家常。逢年过节，奶奶在谁家一起过，成了我们小弟兄几个至今争吵不停的话题，在我们眼里，奶奶在谁家过，这个节就过得特荣耀。在不停的争争吵吵中，大姐师范毕业走上讲台8年后三弟又考上了他父亲当年就读的那所师范学校。如今，大姐已自修完专科的全部课程，三弟明年也即将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本科班毕业，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我和小妹先后从卫校毕业，自修完两个专业的专科课程后，本科自学考试也即将通过，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和四叔与诗友们合著的诗集正式出版；在部队锻炼了3年之后的大哥凭一技之长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如今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几位正在读书的小弟妹们雄心勃勃，发誓要超过他们的前者。我们几个参加工作的小弟兄们第一个月领到工资，纷纷给奶奶送上一份可心的礼物，每次回家，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要给奶奶买上一些她爱吃的点心和水果；逢年过节，奶奶收到的儿孙们的孝心让全村人都眼热；新娶进门的两个孙子媳妇一个比一个贤慧，一个比一个孝敬老人......

而奶奶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坐在我母亲的热乎乎的炕头上，眯着眼睛看9个月的小重孙像自己年轻那会子过大年时生的那缸绿豆芽一样，见缝缝儿就长，白白胖胖、壮壮实实，一天一个喜人样......

不敢面对祖父的眼

记忆，是我生命中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河上，许多人和事鸟儿一样擦肩而过，留下无尽的思念与祝福；河中，一些事与物鱼儿一样畅游其间，鲜活成河上永恒的风景。而我的祖父，作为王氏家族这趟航班上高高飞扬的风帆，在我的长河里一直不很具体，但却总是十分清晰...···

记忆中的祖父，只是王家老屋正厅里挂的那幅十二寸的黑白照片，清瘦的脸，浓浓的眉，虽然在我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离开了我们，但我却从来不敢正视祖父那让我感到无比威严的眼。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的父母很少告诉我哪件事情该做哪件事情不该做，但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把无形的标尺在丈量和规范着我的每一次脚起脚落，如同小时候我每次哭闹，一向说一不二的母亲总要对我说："孩子别哭，小心让你爷爷听见。"懵懵懂懂中，我不清楚爷爷听见了会怎样，但我却清楚地知道：爷爷不允许哭闹，爷爷的子孙不能够哭闹。在我年少的眼里，病躺在老屋炕上的祖父近乎是不通情理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贫寒的老屋里时常出现的那些前来看望爷爷的乡亲们，却让我对爷爷产生了一种无法说清却实实在在的敬畏。第一次知道并记住祖父的名字，是四叔考上师范的那一年。

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我们那个贫穷的小山村，孩子们辍学就像乡亲们那稠稠密密的穷日子一样沉重和平常，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当勤奋的四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时，清瘦的祖父奔波了大半生之后已病卧在炕上多年，家里实在没有钱供他完成学业，也只能和其他兄长一样辍学在家。可他并没有像兄长们一样放弃，一边与兄长们种地养家，一边又刻苦自学高中课程，田间地头，常常留下他捧书苦读的身影。国家恢复高考后，几经波折的四叔考上了师范学校。乡亲们纷纷翘着大拇指说："瞧，还是人家王润斤的子孙！"

在乡亲们的赞叹声中，年幼的我牢牢记下了祖父的名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做为爷爷的子孙的我第一次有了一种笔直的骄傲。

不久之后，被自己的孙女记住了名字的祖父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一床破旧的被褥，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妻和三个未成家的儿子。而我关于祖父的一些印记是在奶奶的讲述中和父辈们的言行中慢慢形成的。

在我的印象中，排行老三的父亲总是很沉默，也很严厉，只知道埋头干活，从来不与我们姐弟三人说一句多余的话。地里活儿多的时候，他扛一把锄头出门踏两腿黄土回家，农闲的时候，就背上沉甸甸的木工箱一走十几天，回来时带一身的锯末面。我曾悄悄地问奶奶："我爸爸总是不搭理我们，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姐弟三个呀？"奶奶慈爱地摸摸我的头说："娃，天下哪有不疼自家孩子的父母？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也这样，从来不打骂你大伯他们，可他们弟兄几个也从来不敢惹你爷爷生气。吃饭时，你爷爷不端碗，他们哥几个谁也不会先吃饭。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得等客人吃完了以后，他们才能动筷子。记得有一次，你爷爷在外面给人做工，主家那个当娘的把饭菜端到炕上，大人们还没动筷子，俩孩子就早早吃上了，你爷爷还不客气地把人家给说道了一顿呢。"

爸爸从外面做工回来时，偶尔也会带几只香喷喷的上梁喜馍。在那些白面馍馋得人口水成灾的岁月里，父亲带回来的白面喜馍就成了我们姐弟三个最好的美食。妈妈总是舍不得让我们一次吃完，用刀把它们切成片，在大铁锅里烘干，等哪个孩子病了，才拿出来让吃。而生病的那个孩子，在其余两个孩子羡慕的目光中，总会把自己手中的馍馍片分成三份。奶奶看在眼里，对母亲说："这些娃，像咱王家调教出来的娃。"

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们，也很少打骂我们，但父辈们那一声不响的行动，仿佛就是一根无形的鞭子，时刻挥舞在我们的心头。偶尔犯了错误，我们谁也不敢看父亲的眼睛。有一年夏天，淘气的弟弟和几个小伙伴去偷爱劳大爷种的西瓜，爱劳大爷一声"站住"的断喝，小伙伴们兔子似的撒腿就跑，而满嘴瓜瓤的弟弟却捧着一块西瓜站在原地不动，等爱劳大爷走近了，弟弟耷拉着圆溜溜的小脑袋老老实实地说："大爷，我偷了你的瓜啦，你打我屁股吧。"把怒气冲冲的爱劳大爷一下子给逗乐了："嘿，活这么大岁数了，还没见过王润斤家这样的孙子！"

听到这件事后，奶奶说，当年生产队把饲养员的任务交给爷爷，队里十几头牲口他一个人喂养，有一匹小马驹生下来没奶，爷爷就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二斤黑豆煮熟了拿去喂它，最终用自己儿女们盼着过年时做一锅豆腐的这点豆子救活了那头小马驹。爷爷做的风箱在我们那一带很有名气，乡亲们谁家的风箱不好使了，经爷爷一摆弄，风也大了，拉起来也轻便了，爷爷一生给乡亲们做过很多的风箱，但爷爷从来不计工钱，平日里乡亲们做个锅盖、炕桌、犁把、耧架什么的，做好了爷爷总是一摆手让乡亲们喜滋滋地拿去用，从不收工钱。那个年代乡亲们多不富裕，外出给别的村乡亲们做完工，工钱常常不能当面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爷爷也从来不上门催，乡亲们啥时候送来了爷爷啥时候收下，收下了，爷爷也不计较人家少给了多少，乡亲们给多少算多少。我问奶奶："咱家那会儿那样穷，为啥不好好算工钱呢？"奶奶轻轻地笑笑说："娃娃，那个年月谁家里也不好过，乡里乡亲的，谁能不用个谁？工钱是个啥。"凭着一生的手艺，爷爷躺在炕上的日子里，村里的乡亲们陆陆续续来看望他，外村那些曾用爷爷做过工的乡亲偶尔来到我们村，听说爷爷病了，也免不了带一些冰糖、红枣之类的礼物来看看，爷爷炕头上的小柜子里时常会放一些小吃食，我们这四个小弟兄去了，爷爷总要取一些给我们吃。

如今，村里乡亲都说我父亲的手艺最像我爷爷，虽然有些人家已用上了蜂窝煤，但风箱仍是乡亲们最常用的炊事工具，谁家风箱不好使了，乡亲们就来找我父亲。做一些日常用的小活计，我父亲一样不收工钱。最使我难忘的是，每当我把一张张烫金的奖状捧回家时，一向寡言的父亲总是默默地接过去，从木工箱里找出他做工用的斧头，用剪刀剪一些硬纸小片，衬在奖状上面用钉子轻轻地钉在墙上，然后默默地端详很久、很久......

在父辈们端详的目光中，我们小弟兄十几个一天天地长大。但祖父留给我的，仍是儿时母亲常常挂在嘴上的那一句："孩子别哭，小心惹你爷爷生气！"直到我成年后与四叔的一次关于家族的长谈。

在我心中四叔一直是我的偶像，从我上小学第一天起，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长大了，我一定要像四叔那样考上城市里的学校，再为王家捧一只铁饭碗回来。后来，每一次的成长中，四叔都是我前进的路标。可在我的记忆里，四叔曾经说过，他是王家的叛逆，因为当年他曾用学来的勾股定律，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爷爷一生用来丈量房子用的木工尺的难题，爷爷一直相信他如果能子承父业，一定会是个好木匠，但四叔却选择了上学，让爷爷很失望。当他久经磨难终于考上师范的时候，爷爷曾千方百计地阻拦过他。我以为四叔会怨恨爷爷，所以我虽然敬畏并且尊重他但从心底里总觉得爷爷有点不通情理，但与四叔的这次长谈使我彻底改变了对祖父的这种看法。

四叔说爷爷一生严谨，一手木匠手艺是他一生的骄傲，为了他的手艺曾经两次逃亡。第一次是为了逃避丁差却被阎锡山的部队抓住后当了兵，渐渐地因看到部队里的兵只欺负老百姓不打日本鬼子，爷爷第二次逃亡，脱了军装重新背起了他的木工箱。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那些年月里，爷爷虽然清贫一生，但他的手艺也被列入"尾巴"之列，最初是被告知不能出去做工，但苦于家里人口众多，大锅饭根本养不了家，一生靠手艺吃饭的爷爷实在放不下自己的木工箱，逐渐偷偷地出去做工，队里因此规定他每天挣的两块钱里向生产队交一块半，剩下的五毛钱养家。而那时的乡亲们也一家比一家艰难，工钱常常一拖好几年，拖到最后，爷爷在队里挣的工分总是负数。爷爷只好放弃他在乡亲们中久负盛名的手艺，彻底回家务农。因了他的严谨，生产队选爷爷当起了饲养员。饲养员是一份起早贪黑的苦差，队里的牲畜随乡亲们在地里劳作一天后全凭晚上休养，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为了牲畜第二天能恢复体力，饲养员除了晚上睡觉前和第二天一大早早早把牲畜喂好外，半夜里还得起来给它们添夜草。爷爷10年来一直睡在饲养院里，后来年纪大了半夜起来着了凉感冒了，却没钱买药，只好扛着，扛着扛着就成了支气管炎，后来发展到肺气肿再到肺心病，最后躺在炕上一躺就是10年......

在四叔的讲述中，在我即将披起婚纱走进另一个家族的前一天，我来到祖父的坟前。与祖父告别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隆冬的天空，苍寂辽远，略带忧郁地笼罩着荒草萋萋的原野。原野上，没有一丝风，却冷得出奇，爷爷披着衰草的老坟默默地陪着老爷爷的坟茔矗立在旷野上，直直地对着我来时的方向，远远地注视着我身后的大家族。那一刻，我始终觉得爷爷照片中那双威严的眼一直在我心头挥之不去，却总说不出这么多年来究竟是什么使我不敢面对和正视他的目光。

然而此刻，我恍然觉得，在我们身上，除了流淌着爷爷的血脉外，王润斤的子孙这样一个无形的家族观念，已深深地融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组成我们生命中一种叫作钙质的东西。长久以来我之所以不敢面对，是因为在家族这面高高飞扬的风帆下，自己始终那样渺小，那样苍白，为了不偏离航向，今生，有一份源自家族深处的情结我必须用自己的一生来阐释并且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