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团结工商界人士呕心沥血

孙志慧

抗战期间，为广泛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作为南方局經济组组长的许涤新，奉命联系重庆工商界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以真诚的态度、正直的品格、勤奋的工作，使广大具有爱国意识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逐步成为了共产党的朋友。

调查研究成绩显著

1940年底，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南方局宣传部当秘书。当时南方局的机构很精简，宣传部长董必武下只设秘书许涤新一人，秘书下配有二三个工作人员。许涤新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审查《新华日报》的社论(许涤新仍然参加《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每周写一篇社论)，把初步意见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汇报，决定后再送往报馆，由报馆送国民政府报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如社论被扣留，只好再写，再送审。除此之外，还要审阅有关经济的来信；注意《大公报》、《中央日报》和《扫荡报》的言论动向；领导图书室的工作。

与此同时，他又兼任了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长，其具体任务是向工商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并积极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参加经济组工作的人手很少，只有方卓芬、蔡北华、古念良和刘志诚四人，后来才增加洪沛然为副组长。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有隐蔽在交通银行的杨修范、中国银行的沈镛、黄思静、资源委员会的杨少任和电力公司工程师陈希；还有工会的严希纯、肖明、杨平、林达飞和郭常清等。这样一来，许涤新只好两头兼顾了，直到1943年才只负责经济组的工作。

文章仍然要写，统战工作必须去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周恩来在1942年3月向延安中共中央报告经济组的情况时，这样写道：一年来，经过经济组的工作，已恢复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十余处的旧关系，发展了重庆电力厂、邮汇局等十余处新关系。并重新审查了党与非党的干部。在收到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后，加强了银行小组，并组织了一个有工程师、技师与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调查会，又组织了一个以外勤记者为核心的调查组；还参加经济座谈会，已编辑出版一种《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一年中，收集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业、物价方面的材料百余种，成绩显著，“为以前所不及”。

然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仍很薄弱。为此，周恩来专门找许涤新谈话。周恩来说：“对国统区财经情况的调查，经济组是有成绩的，但是，如何开展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还是一个问题。你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有条件同资本家谈得来，你又是统委经济组的负责人，有必要去同工商界作直接、经常的接触。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工商界放在统一战线之外，那是我们不去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不去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那么我们就要犯错误，现在经济组所接触的一些朋友，知识界居多，我不是说，知识界不应团结；我是说，经济组所要团结的，应把工商界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就民族资本家的双重性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民族资产阶级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矛盾，争取和团结他们。

不怕碰壁打开局面

当建设新中国的大军出现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刘鸿生、吴羹梅、李烛尘、康心之、吴蕴如、章乃器等一批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的身影时，人们可知道：当年中国共产党人试图与他们接触时的艰难情形?

在罗叔章和胡子婴的帮助下，许涤新与刘鸿生、卢作孚、潘昌猷等工商界名人认识了。初次见面，许涤新只能和他们寒暄几句，见过几次面后，才能泛泛地谈上一些。由于国民党的长期造谣诬蔑，许多资本家在公开场合不敢同许涤新这样的共产党人接触，怕招来国民党特务的勒索。许涤新于是便私下单独上他们的公司和寓所访问，以为这样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其实不然。许涤新把名片递进去以后，明明听见主人在里面讲话，回答的却是：“主人不在家。”像这样在访问中打零分的日子，并非一天。纵使被让进客厅，因为观念和立场的格格不入，有时还会在一通大吵之后，在恼羞成怒的“送客”声中被赶出门。

闭门羹，许涤新已经记不清吃了多少回了。慢慢地有一些较开明的资本家在几次接到许涤新的名片后，终于请他到客厅见面。虽然一下子没办法谈得很深，但彼此的友谊却渐渐地建立了。

这时，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遭受无数次的白眼、冷落和敌意的“送客”后，许涤新和同志们以真诚与执着、谦逊与坦诚赢得了民族资本家的信任。

1945年1月中旬，王若飞、潘梓年、许涤新邀请产业界人士在“特园”举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座谈会。胡厥文、马寅初和支秉渊在会上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

数月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又在“特园”举行规模更大的产业界人士座谈会，谈的是民主政治，是如何加强团结打败日寇。

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李烛尘、吴蕴初、刘鸿生、潘昌猷、颜耀秋和吴羹梅等民族资本家在桂园设宴招待毛泽东，所谈为中共调节劳资关系和对民族资本的政策。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被“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在工商界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民族资产阶级也向我们靠拢了。

最大的牺牲

1939年9月25日，许涤新和方卓芬结婚了。这是红岩的一对革命情侣，南方局十分重视。董必武、博古、凯丰、潘梓年、吴克坚及《新华日报》编辑部、营业部的同志都来参加许涤新夫妇的婚宴。董必武祝酒时说：“你们是同志加夫妇，要相亲相爱啊!”

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外号叫“小火车”的男孩。

不幸的是，由于过度劳累，许涤新因过去艰苦的地下工作和坐国民党监狱所患的肺结核病又犯了。1940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召集一个会议，开到半夜才散。许涤新跟着周恩来坐车回到红岩办事处，进了宿舍，忽然感到喉头有血腥味，咳出来的竟是鲜红的血……

八路军办事处的军医刘子华来了，他说：“这是肺痨，必须好好静卧休息。”当时肺结核没有特效药，只能注射葡萄糖钙，帮助肺结核钙化，更不能消灭它。

十多天后，许涤新咯血次数逐渐少了。1942年夏和1944年秋，又犯了二次病。许涤新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喂饭、抹身、大小便、换衣服，重担全压在方卓芬身上。方卓芬除了要照顾许涤新和孩子外，原由许涤新联系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也需要她和蔡北华去联系。南方局组织部的钱瑛来看许涤新时赞叹说：“老许，你不但讨了一个好老婆，而且得了一个好护士。”许涤

新只能苦笑，心想妻子太苦了。

祸不单行，方卓芬因为照顾许涤新，也被传染了，吐痰时发现了血丝，但仗着年轻，身体还算结实，苦苦撑着。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小火车”，在4个月大时摔了一跤，脊骨被摔坏了，结核细菌便向他的最弱的地方进攻，“小火车”才1岁多便被确诊患了脊椎结核，“小火车”是穿着石膏背心度过痛苦的童年的。这样，一家三口都在结核细菌的围攻中苦苦挣扎。

见许涤新病成这个样子，周恩来和董必武命令许涤新停止工作，到重庆郊区找个安静的地方休养。由手工合作社的秘密党员安排，许涤新一家在歌乐山高店子附近租了一处房子。离中央医院不远，看病也很方便。在这里，许涤新一家度过了一个酷热的夏天。

许涤新住到歌乐山不久，周恩来也因膀胱结石到中央医院做手術。许涤新经常在下午两点后到病房去探望周恩来。二人天上地下，无所不谈。有一次说到《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周恩来说：“你们几个编编报，写写社论和专论，大体还可以。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决不能以此自满。在党报的分工上，既然你负责经济问题，那就必须学会掌握实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痛下功夫，否则，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入木三分，打中要害，而且会闹出隔靴搔痒的笑话。就事论事，东一点，西一点，这是一知半解，不能算是学问。还有，搞好一门学问，决不能孤立地进行。你既然学政治经济学，如果不懂得文学，写出来的东西，容易枯燥无味，笔锋一点感情都没有，只有几根骨头，有谁去看你的文章呢?有谁去考虑你对于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呢?”

许涤新一直在思考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学途径。许涤新把这个想法向周恩来谈了。周恩来仔细地听，不时点点头，他鼓励许涤新要有雄心壮志，写出恩格斯指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周恩来的话给许涤新极大的鼓舞。他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按历史阶段发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这样，许涤新身体稍有恢复，便又重新投入统战工作。病累发了，又卧病床间，偷偷写书。1945年，他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该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近百年经济的变化，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特征，分析东北的殖民地经济及抗战八年中国经济的变化；第二部分分析中国经济的结构；第三部分指出中国经济的道路在当时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第四部分介绍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这本书在1947年秋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前，一共印了七次之多，成为不胫而走的畅销书。

1946年4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要从重庆转移到南京。中共代表团部分同志先后离渝去宁、沪，许涤新被派去上海，在中共代表团领导下成立“上海工作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许涤新任上海工委财经委书记。

10月11日，张家口被国民党军占领，国共和谈破裂。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许涤新、方卓芬、蔡北华奉命撤退到香港。到香港后，许涤新担任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财经委书记，香港《群众》周刊编委，《华商报》编委，同时开展对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

1947年1月，《经济导报》在香港工委财经委领导下创刊，为团结海内外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1月31日，香港版《群众》周刊创刊号出版，章汉夫是负责人，许涤新任编委，他经常为《群众》撰稿，在两年中为《群众》周刊写了经济论文约50篇。

由于许涤新工作的繁忙，也由于当时辗转各地，生活不安定，条件太差，“小火车”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到1947年病情更加恶化，在香港一家私人诊所照了X光片，腰椎旁边一道白色的脓管和烂了三四节的脊椎骨赫然在目，必须住院动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昂贵的手术费，许涤新微薄的稿酬是不足以支付的……

当时许涤新正在负责香港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全部经费，从他手中流出的钱何止千万，有人建议从公家经费中借用一笔钱，给孩子治病要紧。可许涤新夫妇坚决不同意，他们说：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犯罪行为，千万不能。

最后，在几个朋友的支援下，他们终于凑得400元港币，为“小火车”交了第一次手术费。

结核病菌是被消灭了，但可再次手术完全治愈的机会却永远失去了。

“小火车”许嘉陵的终生残疾，成了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最大牺牲……

1948年，许涤新在香港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共产党公开的招待酒会，以庆祝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经过数十年的真诚团结，在港的内地工商界人士和香港的工商界人士绝大部分都出席了。

1949年4月底，许涤新接到中央电台，同潘汉年、夏衍等乘东方号轮船去天津转北平，接受新的任务……

责任编辑何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