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眼”都市

2007-05-14 15:05何晓鹏
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26期
关键词:红眼回家北京

何晓鹏

早睡早起是农民的习惯,而晚睡晚起是城市化的标志?黑夜给了今天的人更多的自我支配时间,仿佛是延长了我们的生命时段,却也给了我们一双双“红眼”

每天早上,当天光渐渐把城市染亮时,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开始苏醒。先是公园里晨练的老人,然后是匆匆出门的学生,接着整个城市开始忙乱起来,街上的车流人流越来越密集。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的北京人刚刚进入梦乡,对他们而言,早晨要到中午才开始。

幸福就是“睡到自然醒”

早上6点,闹铃把李蓓蒂唤醒了。眼睛干涩、脸上发热、大脑昏沉,心情不免糟糕。昨晚入睡时,时针已指向11点一刻,她一般都睡不够8个小时。

不幸的是,李蓓蒂正在上初二。早上7点要赶往学校上早自习,是生活中的应有之义。她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任凭手机闹铃一直作响。她更愿意在Don Mclean的轻柔语调中让自己适应必须起床的事实。

蓓蒂知道她的很多同学睡得比她还要晚。不过她并不知道,二三十年前的中国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孩子眼睛里不会像蓓蒂那样有鲜红的血丝,他们也恋床不起,但一旦蹦起,便生龙活虎。蓓蒂和她的同学恰恰相反,她们经常在睡醒之后,觉得比睡前还要难受,好像睡觉也变成了一种工作,“睡到自然醒”变成了一种奢侈体验。

也许蓓蒂没有意识到,她和她的同学已经成为中国日趋众多的“红眼”一族,她们让中国都市入夜的时间越来越晚,这些数量越来越多的“不夜族”无意识中在做同一件事——齐心合力改变中国城市生物钟的运行。

一家人的24小时

最近蓓蒂在看《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徒》,阅读时间通常是在她完成功课后到睡前这一段——她一天只有这段时间是自己的。这时的蓓蒂希望自己可以彻夜不睡。但这不可能,父母要来监管她了。

“每天晚上她都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来做,大约在10点到11点左右,她完全自己安排,我们不会管她在做什么,只是要求她11点必须停下来,上床睡觉。”林音是蓓蒂的妈妈,她在一家外资中国食品公司任公关总监。

近一年来,林音通常都会忙到很晚才回家。“有一段时间,我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蓓蒂,该睡觉了。”林音现在每天见到女儿的时间只能以分钟计。

但事实上,蓓蒂对此早已不介意,曾经有一年的时间,蓓蒂的父母都在外地,她的生活起居全由一个来自四川名叫廖芳的姑娘打理。

在林音家工作,廖芳的时间表要随着主人走:通常整个白天都属于廖芳自己,忙是从下午五点以后才开始,买菜,准备晚饭。但通常她会在12点前睡觉,以便次日早起为蓓蒂准备早餐。

Don Mclean那悱恻缠绵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蓓蒂终于下了床,关掉了闹铃。她在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洗漱并吃早餐,然后在6点45分之前离开家,这样才能保证她可以在7点半之前赶上学校的早自习,而不是被老师以异样的目光来责备。

李君儒似乎听到了女儿离开家时的关门声,但他并没有起身,身边的林音也仍在熟睡。事实上,李君儒凌晨两点多才回家,他和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因为要争取一些外文图书的版权引进,他最近经常出国,昨晚他跟合伙人共同招待了几位外籍朋友,通宵畅饮让他回家之后一直感到口渴,直到女儿去上学时,他也没有真正睡着。

这一家人聚得最全的时候,似乎都在深夜。

而全家人起床的顺序跟这一样,“小阿姨和蓓蒂起得早,我一般8点多钟起来,因为10点前要到单位。他(李君儒)就没准了,正常的话10点之前,有时会睡到中午。”

生活从晚上开始

午夜12点,是林音一家大部分人的就寝时间,应该也是北京城中大多数人的入睡时间。但对于同处一城的陈雨而言,可能只意味着该回家了。

陈雨来自中国南方一个小城,2000年来到北京,这期间又有两年时间在英国留学,现在在北京一家通讯社所属公司任职。她的工作节奏并不紧张。通常早上9点到单位,下午5点多钟就可以离开,很少加班。

每日下班后的时间,对陈雨而言相当于另一种生活的开始。她的活动是前一天就和朋友约好的:吃饭、游泳、看电影、打球、唱歌、喝酒……

本来已经和朋友吃过晚饭,走在回家路上的陈雨突然觉得心情不好,于是便把好朋友李楠拉出来倾诉,晚上11点坐进一家咖啡馆,再回家时,已经是将近凌晨两点。这对李楠而言不算什么,李楠夫妇都在电视台做编导,即便无事时,两人也常常是两三点钟才睡,一起看看DVD,听听音乐,看看书,或者两人一起上网玩游戏,然后再睡到“自然醒”,睁开眼睛时往往已是中午。

而陈雨,即使晚上没有和朋友出去,也会在后半夜才睡。看书和上网占据了陈雨大部分独处时间——当她在午夜登录MSN时,她那些身处伦敦的朋友们还在守着未落的太阳。于是,午夜成了陈雨跟朋友交流的重要时段。

是不是今天的大学生都习惯了这种夜猫子生活?今年刚刚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金融街工作的田嘉媛的生活节奏是,每天在单位吃过晚饭,6点刚过,便回到自己租住的家里。看电影、上网、看书,直到晚上12点,她才会把一切摆放整齐,准备休息,7个小时之后,她又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不夜的都市

今天都市中晚睡或是不睡的人们,在人们身边已极为多见。他们打破了传统的黑夜和白天的含义,让以往城市里安宁的夜晚一去不返,当我们在夜晚的任何一个时候向外望去,总能看到很多灯光被点亮着,然后感觉到这个城市生生不息的运转。

“大约从2000年往后,夜班司机的收入明显跟白班司机开始缩小差距”。刘维刚是一位开了10余年出租车的老司机,他告诉记者,因为北京公交系统在午夜基本都停止了运行,所以午夜到凌晨两点通常是他们载客比较多的时候,而在10年前的北京,后半夜在街上基本很少能看到车辆,出租车司机也会很早就回家睡觉了。

现在的北京,即便在一些胡同、大院等老街区里,也时常会见到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他们在为数量日益增多的“不夜族”们提供服务。

“大部分是年轻人,或者说是在工作的人,一般看起来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这是一家位于北京月坛北小街的24小时便利店,当值的一个男性售货员这样说道。按他的归纳,在不同时间段,来便利店的客人有不同的特点,“晚上9点以后,基本上都是上班族或是年轻人来买东西,他们通常买烟酒、食品的比较多。早上来得比较多的是一些需要按时上班的人,大部分过来买早餐和报纸。白天则什么人都有,但岁数大的人一般都是白天光顾。”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20余年来一直从事时间分配课题的研究,1996年和2006年由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分别对北京居民的时间

分配状况进行调查,对比发现,与10年前相比,现在每周人们入睡时间平均向后移了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各个年龄层不一样。“如果只考虑25岁到45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那后移的时间还要多。”王琪延说,平均数据里是包括很多生活方式变化不大的老人和不工作人群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入睡时间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这直接表明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交错的都市生物钟

“我现在打电话都要特别小心,对待不同的人得区别对待”。彦艾是一家杂志的编辑,工作的关系需要她跟不同年龄、不同领域的人打交道。

“我需要细分我打电话的人群,比如年纪大些的,他们会很早就休息,而对待年轻人,你最好不要在早上打扰他们,通常他们睡得很晚。”

“如果是老年人,早上7点都不算早,但如果是年轻人,早上9点都可能太早了。”彦艾说。

时间的差异并不是我们关注的所在,而是产生差异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睡眠时间大大延后。延后程度的差异,使得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段内,有人在休息、有人在工作、有人在休闲……

这种变化的产生是渐进的。但如果把视角拉到二三十年前,会发现人们的作息时间已经明显不同了。

彦艾的儿子今年读高一,跟蓓蒂一样,每天晚上11点,他会准时睡觉。“做完功课后,他可以使用电脑,比如聊天玩游戏什么的,他的同学中有玩得更晚的,但他不行,他说自己睡少了会受不了。”彦艾说。

跟自己的孩子相比,彦艾小时的作息完全不同。每天下午四点多钟放学,但同学们常常恋在学校中不回家,直到天色完全变暗大家才散。

“没有电视时,大人小孩会一起到院子里乘凉、遛弯儿,8点钟左右,大人孩子就都回家,小孩9点前肯定睡觉了。”彦艾说,“那时大家起得也早,像我父母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了,吵得大家也睡不成了,就都醒了。而在晚上9点你在外面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作息时间改变是发生在工作之后,彦艾睡觉的时间开始晚了起来。通常要晚上10点左右,早上6点起床,7点离开家门。到了文化单位后,睡觉的时间又往后延,“那时我在做一本杂志,通常要晚上十一二点前睡,早上7点多起床。”

但这个时间在孩子上学后发生转变,“因为孩子上学早,你也得早起,为他准备早饭。”他上小学的第一天,清晨我去送他,看到街上很多行人,感觉特别好,好久没有起那么早了。”

现在的彦艾把生活规律看得很重,尽量不让自己睡得太晚,每天11点钟上床,7点半起床,偶然会有晚睡的时候。但她的父母,在这些年里却越睡越早,甚至晚上8点就睡了。“这跟年龄有关系,人到一定年龄后熬不起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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