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上）

张宏杰

乾隆一朝，虽然朋党的威胁被降到了最低程度，皇帝的独尊地位被牢牢确立，然而皇帝却没有掉以轻心，又开始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净化戏曲舞台……乾隆皇帝的诸多手段，不仅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还出色地实现了对广大臣民由驯身到驯心的过程。然而，在极力扩张君权后、虽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中国社会至此彻底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沉入几千年间士风的谷底。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的状态，他们放下其他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乾隆四十七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扁额、对联有问题。其扁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举报者认为文字气魄太大，不宜为平民百姓所用而指控其违碍。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如果祝万青因此而家破人亡，绝不会令人惊异，因为乾隆四十三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太多了。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此等偏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同，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别命令，将这道谕旨转发给全国各省督抚，以兹参考。

地方官一时间被批得晕头转向——他们当然比谁都清楚这是一起诬告，可是以前的诬告都被上纲上线为文字大案，严惩不贷，何以今天皇帝的口风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很明显，皇帝打算转弯了。不过，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惯性巨大，皇帝虽然已经不事事苛求，但那些刚刚被调动起积极性的地方官们却一时清醒不过来。

是年二月，署理湖南巡抚李世杰以高治清《沧潦乡志》案进呈。这起案子的起因更为荒唐：“清”为本朝国号，而高氏乃以“治清”名，李世杰遂怀疑其人怀有逆心而抄了高治清的家，找到《沧浪乡志》。查来查去，竟无逆词，不过其中“圣德”二字没有抬头，属于不敬。李世杰以此为由，将书呈献，要求皇帝重处。

皇帝见李世杰如此不开窍，大为光火，批复道：“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并且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

这通臭骂终于将大部分官员骂醒了，既然皇帝不以为然，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玖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是遍地头颅的惨状唤醒了他的良知，或是无数冤魂的缠绕让他心境难安，抑或是他从疯狂中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的变态和可笑了吗?

部不是。是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圆满地达到了目的。

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如前所述，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人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大清王朝臣民的头脑，已经被他强力洗涤成一张白纸，可以任由他在上面描画忠、顺、恭、敬、愚、柔等最美好的图画。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如今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臣民们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这个连续给高压锅烧了三十多年火的乾隆，也疲倦得有点绷不住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精神上，他又突破历代帝王治术的局限，把治身术升级为治心术，创造性地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盛世登上了顶峰，大清王朝已经没有任何漏洞和死角了，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70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日外患，曰权臣，日外戚，日女谒，日宦寺，日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单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后两千年间，活到了70岁的皇帝不过6人。然而这6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火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在许多方向上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70岁的乾隆终于可以停下手，擦擦汗，来欣赏欣赏自己建造的这座大厦。从70岁到80岁这10年间，老皇帝仍然精神矍铄，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大清帝国的臣民们终于感觉满天阴云慢慢散去，恐怖的腥风渐渐远离。

可以说，乾隆四十五年到五十五年的10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三次生日办得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方面是因为

皇帝对自己的生日特别重视，另一方面是大臣们也都愿意借此机会表达对皇帝的爱戴。特别是八十大寿，帝国全体文武官员和富商大户都踊跃“凑份子”，官员们贡献出了自己当年的部分薪俸，富商大贾也一献万金，不是皇帝拿不起钱来过生日，而是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全国臣民的感恩之心；只有把皇帝的生日办好，才能充分表达全国人民对皇帝的热爱之情。因此，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地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大清王朝一派繁花似锦、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乾隆五十五年，尹壮图52岁。此人做官虽然敬谨，但为人不够圆转，自乾隆三十一年高中进士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御史、学士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虽然几年前勉强晋升到了内阁学士，例兼礼部侍郎，但也只是品级不低，实惠不多。

官做得虽然有点冷，尹壮图倒一直安之若素。他是一名典型的循吏，在官场上从来没说过一句出格的话，做过一件出格的事，循规蹈矩到了大家几乎忘了有这么个人存在。然而，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因丁忧行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他，不知道动了哪根神经，突然给皇帝上了一个折子，痛切指陈朝中弊政，一时成了大清帝国政治风云人物。

这道折子具体有些什么内容呢?原来是要求废止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本是乾隆的一项政治发明。因为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认为这个制度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的违法乱纪，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因而，他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刚刚享受了史上最为奢华壮丽的八十大寿庆典的皇帝心情一直很好，几个月来一直忙着欣赏把玩臣下送来的各种寿礼，尹壮图的这道折子却严重影响了他的兴致。

臣下给皇帝提意见或者建议，无代无之，乾隆朝也不少，不过在乾隆中期之后，这种直指弊端的刺耳之言已越来越稀落了。皇帝认为这证明了国家政治局面如繁花着锦，统治已经完满无缺，因此尹壮图的声音听起来既意外又刺耳。

皇帝毕竟圣明，他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乾隆四十五年和坤当政之后，为了开辟财源，议罪银不仅常态化，并且制度化了。不过，和珅将议罪银制度化，起因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明察秋毫，烛照一切隐私，可以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就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即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臆测，还是有实在证据?

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意思是请尹壮图为自己石破天惊的谏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的态度从表面上看相当节制平和，实际上却是将了尹壮图一军。他熟知官员批评朝政之时，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总是大而化之，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一个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如果仅仅是道听途说，并无实据，那么说明你不过是捕风捉影，渲染阴暗面，制造轰动效应而已。

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之意。此时，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大悟等。虽然丢些面子，却是最安全的保身之上策，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

尹壮图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因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回京任职。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贫民遍地，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

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火可以“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迅速取得证据。

当乾隆读到复奏中“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一段时，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算略为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小怪皇帝如此怒火中烧。

皇帝万万没有想到，他千辛万苦打拼来的大清盛世顶峰，居然有人跳出来进行如此颠倒黑白、匪夷所思的攻击。如果说当今天下一两个省有亏空，一两名官员存在腐败行为，这本在意料之中，但尹壮图几乎将全国各省的总督、巡抚一网打尽，说所有的封疆大吏都声名狼藉，说所有的地方部吏治废弛，这种肆无忌惮的丑化到底意欲何为?

更让皇帝无法忍受的是，尹壮图说全国“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这岂不是说人民对他的统治强烈不满?岂不是说他的统治应该被推翻?

对干这个尹壮图，皇帝的印象原本是不错的。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虽然才干不算特别优长，但勤勤恳恳，从不取巧。因为不善钻营，混迹冷差十多年，一直解决不了级别问题，还是皇帝开恩，几年前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让他享受副部级待遇。按理说，这个人对皇帝、对大清只会感激涕零，不应该有任何敌意，何以会在这个时候，对大清政局进行如此荒唐而猛烈的攻击?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情绪激动的皇帝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公开了他和尹壮图的来往文字。

皇帝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自己

“自御极以来，迄今已五十五年”，“自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泯良怨朕者”，“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系虚词贡谀，面为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竞系被人蒙蔽，于外问一切情形，全无觉察，终于不知者”。

皇帝严厉质问尹壮图，有如此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覆奏”!

如尹壮图所请，皇帝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似乎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就承认这50多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骗、敷衍他；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沉寂已久的大清政坛精神了起来，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皇帝和尹氏的这个赌怎么打下去。

80岁的老皇帝放下身段，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55年的政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判断的那样，不仅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也极高。清人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前，确实可称为清明盛世；学者赵翼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政治基本清廉；而尹壮图后来也评价说，起码在乾隆三十年以前，大清确实处于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世，“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闾阎成享乐利之福”。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如果如皇帝暗自揣测的那样，尹壮图是因为自身官运不佳，一直没能得到外放，对那些宦囊丰厚的地方官员心有嫉妒，因而张大其辞、肆意攻击的话，那么外国人的观察应该更少利益因素，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贷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贷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

朝鲜人虽然没有倾性，不过他们毕竟是外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同时期的文字材料说明，许多中国官员也持此类观点，而且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的批评更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圣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时期大清官员腐败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浩身自爱者与贪污者的比例是1：9或者2：8，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本腐烂到底的官僚体系，一幅没有光亮的政治图景，确实触目惊心，不忍逼视。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20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寅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坤招杈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像。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人人称颂朝廷，然而却是人人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亏损，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八九是虚报。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在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竟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虽然一生始终处于操劳之中，但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身体再好，也无法抵抗衰老。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年及古稀之后，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常常“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的情况。

乾隆四十九年之后，皇帝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年怒放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皇帝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而现在，大脑如同一台用得太久的机器，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过度磨损，相互只能勉强咬合，加工的精度大大下降，错误接二连三，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晚年的乾隆，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这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随着生理的老化，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直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时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用两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正深刻地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

态变化。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在批评官员们办理教案太严苛时又说：“不必过事搜求，致滋烦扰。”可见，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这在壮年时代的他是不可想象的。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不再像早年那样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他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从停止文字狱开始，皇帝的统治政策全面放宽了。乾隆四十八年后，皇帝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皇帝严惩。郝硕本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僦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搜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毁。”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从乾隆十三年起，皇帝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起，以前那个宽容、仁慈的皇帝又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将47年以来的6372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又免死乾隆五十五年来的八千多名死刑犯。

放松法网的同时，皇帝施恩的手笔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五十五年，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70万两；五十九年，普免八省钱粮；六十年，免各省完节年耗正粮1700万两。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己甚”为辞，加以宽纵。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所以，康熙才说皇帝任何一个轻微的举动，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对国家的影响都至深至远：“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不仅会人亡政息，也可能使国家面貌发生根本变化。

虽然没来过中国，黑格尔对中国式专制政治却有着彻骨的理解。他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黑格尔的这段话是对乾隆晚年政局几乎一字不差的描述。中国的官僚体系本来就是皇家的打工者，从唐宋到明清，老板越来越刻薄，越来越难以捉摸，员工对企业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

人性之好逸，如水之下。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到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到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皇帝对如山堆积的奏折感到头疼，而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更是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接任的四任县令在10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甚至到第五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命将犯人压到山东行宫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揪出了主犯。乾隆叹道：“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一件小事，往往经年累月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处理政事列有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

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

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的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压迫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控制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日益积累，“不但汉民生齿日众，即苗民丁口亦渐蕃庶，所种山土不能宽然有余”。人口大量流动，赤贫人口不断增加，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社会治安形势越来越严峻。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这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土壤，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量游民的出现并形成组织。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

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帼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帼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啯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啯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山西的社会治安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也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社会治安迅速恶化，游民兴起，会党兴盛，而这就是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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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