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广州公安侦破敌特破坏案件解密

顾育豹

(一)

1952年5月的广州，天气已经开始炎热起来了。

一天清晨，当时的大东公安分局(现为东山区公安分局)，收到一封没有注明发信人地址，仅写有“原址”字样的特殊信件。

来信这样写道：“我是一个脸上长着麻痘、个子不高、年龄二十出头的男青年。我在这里向你们报告一个重要的情况：这里有一伙人计划在国庆节前后，从本地的黄沙码头上船，劫持广州到海南岛的客货轮船，准备驶出公海去联合国告状，然后再投奔台湾。我因为误上贼船，想早日弃暗投明。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具体的情况，请在收到信后的第二天中午，到东山庙前路的北方面食馆找我……”

当时广州刚解放不久，大东公安分局突然面对这么一宗可能关系到国际声誉的政治案件，不敢掉以轻心，立刻把这一重要情况上报广州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连夜召开会议，迅速组成一个由20多人参加的专案侦破组，开始立案侦查。

根据检举信提供的线索，身穿便衣的侦察员们顺藤摸瓜，很快在指定的地点找到这个“麻脸青年”，并把他带到秘密审查点，一方面听“麻脸青年”对公安人员讲述事情的经过，一方面很快就调查出“麻脸青年”的个人资料。

“麻脸青年”本是湖北长江航运局的一名职工，因为贪污了一些公款和财物，怕东窗事发被追究刑事责任，便逃窜到了广州。来到广州后，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沟通又有困难，再加上没有一技之长，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带来的钱越来越少，只好每天到最便宜的“北方面食馆”吃一顿阳春面。时间一长，他便和经常坐在桌子对面的一个干瘦的“算命佬”认识了。

两个人慢慢熟悉以后，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时常流露和宣泄出对于新政权的强烈不满。“算命佬”知道“麻脸青年”原来是船员，认识一些停靠在黄沙码头的广州到海南岛的船上人员，认为他有利用价值。在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之后，“算命佬”便露出庐山真面目。

原来，这个“算命佬”真实姓名叫吕薄冰。解放前，他原是湖南国民党田粮处的处长，国民党溃逃台湾后，他便在广州潜伏下来，根据南方人爱算命、讲迷信的特点，以“算命佬”的身份为掩护，开始一步步实行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

吕薄冰向“麻脸青年”透露自己的设想：尽快设法挟持一艘客船，在国庆前后联合国召开大会时，组织一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偷越国境，赶到联合国大会那里，让大家现身控诉在中国内地“遭受共产党迫害”的种种“罪行”，并要求政治避难，以造成轰动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如果能配合台湾的国民党一起反攻大陆，那将是最大的成功。

吕薄冰提供给“麻脸青年”一些经济资助和活动经费。随后，“麻脸青年”开始主动接近以前因工作关系在黄沙码头认识的船员，开始拉拢他们。这时恰逢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麻脸青年”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选择向公安局主动举报。

专项侦破组在反复核查“麻脸青年”的坦白材料，慎重鉴别其真伪之后，让他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吕薄冰混在一起，观察事态的发展动向。

蒙在鼓里的吕薄冰，被自己的“绝妙计划”冲昏了头脑，继续走街串巷，不断发展人员，壮大势力。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许多地方的反革命分子纷纷南逃广州，所以在短短时间里，吕薄冰就搜罗到38个反革命分子。更令他暗喜的是，竟挖掘到云南省原国民党电台的台长，还有来自广东五华地区的几个力大无比的石匠，作为这次反共行动的中坚骨干力量。

吕薄冰等人决定，利用国庆节期间外出人员较多、警方检查可能有疏漏的时机，搭乘10月3日由广州开往海南岛的客货轮。在开船前后，计划先利用女色去引诱船上几名武装护航的解放军战士和相关岗位的船员，趁他们麻痹的时候，进行武装劫持。如果这些解放军战士和船员不轻易上当，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在指定的船舱和其他地点，以砸烂酒瓶作暗号，一起动手，用预先准备好的生石灰撒向解放军战士的眼睛，再用随货物带进船舱的5公斤重的大铁锤。把他们打死。客船劫持到手以后，先开向菲律宾港口，把船上的人都放下，船上的货物全部卖掉，作为费用开支。前往联合国的公海途中，给在台湾的国民党发去电报，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扩大影响，最后在台湾落脚。如果计划失败，就引爆事先偷偷带上船的炸药包，与船上的人员一起同归于尽。

“麻脸青年”作为已被我方争取的内线，及时把这一计划反馈给专案组。专案组迅速作出周密的布置安排，在“麻脸青年”和吕薄冰准备接头之地，公安人员布下天罗地网。侦察员们24小时昼夜不停地密切注视着吕薄冰的一举一动。

那些和吕薄冰接头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浑然不知地浮出水面，专案组在掌握了这些乌合之众的全部材料以后，决定在他们准备劫持客船的时候开始行动，把他们来个“全盘端”。

日子一天天临近。公安人员的跟踪也越来越严密。这时，侦破组突然觉得，如果在船舱上将他们抓获归案，这些反革命分子肯定会负隅顽抗，这样势必会伤害船上无辜的乘客；但如若提前缉拿，又恐有“漏网之鱼”。大家经过冥思苦想之后，终于制定出一个确保行动圆满成功的万全之策。

当吕薄冰再次和云南省原国民党电台台长接上头并分别离开之后，埋伏在周围的侦察员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跟踪吕薄冰，另一路在僻静的地方把这个台长抓获，并带回公安局进行突击审讯。

此人在被抓的那一瞬间，就感到大势已去，遂全盘坦白出自己了解的一切情况，一个不漏地招供出他手下的成员。专案组随后以此人的名义，向这些成员频频打出传呼电话，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定下秘密的接头暗号，分别与他们约定见面。公安人员逐渐缩小包围圈，“守株待兔”式地开始收网，反革命分子一个个被“请君入瓮”，束手就擒。

另一路侦察员则继续把吕薄冰作为诱饵，使得一个个反革命分子被“钓上了钩”。就这样，经过七天七夜的昼夜奋战，专案侦破组终于将38个反革命分子全部尽收网中。最后去逮捕主犯吕薄冰的时候，他还在鼾声大作地睡大觉呢。

(二)

新中国政权刚刚建立时，美蒋特务机关经常从境外派遣特务，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通过深圳潜入到广州等地，进行特务破坏活动。有时，他们秘密的行动也能得逞，这使得我公安保卫部门更得加强严密防范。

在深圳边防公安30团担任侦察参谋的徐展，主要任务是负责深圳河两岸的敌情调查工作。当时的深圳是一个人口还不到5000人的、既偏僻又荒凉的边陲小镇，那里最为繁华的地点，就是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一桥之隔的

罗湖桥。因为各类人员从此处过境出入，才使深圳有些人气。在两站之间，有一批搬运工人，每天在深圳罗湖火车站与香港新界之间，从事过境搬运。徐展认为在这里物色搬运工作为侦探情报的人选最为合适。经过细致的观察和了解，一个名叫梁初的青年搬运工很快闯进了他的视野。

苦大仇深的梁初，经过徐展说明情况之后，欣然同意参与侦探情报工作。随后，梁初经过严格的专项业务培训、考察试用后，作为我公安秘密单线发展的“特情人员”，在自己公开从事的过境搬运作业中，开始了对来往的可疑人员进行周密而细致的调查。

1953年，梁初向徐展报告说，在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西侧“得意楼”赌场承包伙食的张福智，可能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徐展让梁初以卖走私照相机为由，与之直接接触，争取他们的信任，借机迅速打人敌特内部组织里。

梁初接受任务之后，凭着搬运工的身份，顺利地加入敌特组织。经过张福智等人多方“考验”后，很快取得了敌特的信任，被委任为往来深圳与广州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主要任务是负责张福智同广州市潜伏特务、“国防部保密局”联络员陈二妹之间书信情报往来的传递工作。

这期间，张福智为了即将实施的“国庆前后秘密计划”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特意派遣梁初到香港一次，接受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全面“考察”。这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通过当时最为先进的“测谎器”，得到了考验结果，没有发现梁初有什么问题，这令张福智对梁初深信不疑。回到深圳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还将一只“依波路”手表送给他，作为联络的标志。

张福智等一小撮特务，一直梦想着在“祖国南大门”的广州市，制造一起具有国际影响的“惊天大爆炸”，广州市所有的繁华地点——火车站、海珠桥、中山路、北京路、岭南文化宫、新华戏院、发电厂、飞机场和市公安局等处，都是他们想进行爆炸的重要目标。

梁初在广州、深圳两地频繁地为特务们传递情报，每次都会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把情报告知委派他执行秘密工作的深圳边防公安30团。30团得知张福智等人的行动计划之后，当即上报广州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现为广东省公安厅)，再转广州市公安局，立案为“02号专案”。由此，张福智等特务的所有行动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边防公安30团作为边境第一站。已撒下无形的天罗地网，只等“毒蛇”出洞。

1954年的国庆前后，张福智等人认为时机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过境搬运作掩护，将平时搬运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装，把美制的TNT黄色海绵烈性炸药和6枚美制银灰色燃烧弹秘密运送过境，送交广州市潜伏特务联络员陈二妹家中。

梁初让特务知道自己已上路护送炸弹到了广州。其实，他并没有直接送往秘密联络点，而是将这批炸药和燃烧弹，转交到深圳边防公安30团侦察参谋刘衍昌那里，并在徐展的护卫下，送至广东中南公安局司令部，再转交广州市公安局，由专业技术人员作技术处理，排除了炸药和燃烧弹的爆破燃烧功能，并还原外包装后，再让梁初不动声色交到了联络员陈二妹的手里。

在广州，由陈二妹安排，梁初带着还原后的“炸弹”，住进长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馆里。广州市潜伏多时的特务头子罗定山到旅馆里去取炸弹，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广州市公安局在对他进行严密的布控之后，最终将该敌特组织25人一举全部抓获。

(三)

1954年9月29日。这天早上，广州成珠茶楼坐满了喝早茶的市民。在大厅的一个角落，独自坐着一个30来岁、穿着黑色短衫的干瘦男子。不一会，一个提着黑色旅行袋的矮胖男子走了进来，旅行袋上的越秀山五层楼图案十分显眼。黑衣男子马上迎了上去，两人嘀咕一阵，矮胖男子留下旅行袋，匆匆离去。

10月1日，在市区维新路口(今起义路)，一座庆祝国庆的大型牌楼上张灯结彩，行人熙熙攘攘，有的还驻足观看。中午1时左右，一个干瘦男子走近维新路口的牌楼，看看四周无人注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扔到了牌楼上。

下午3时左右，两个lO来岁的调皮学生爬上牌楼嬉戏，那个花花绿绿的烟盒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很快，烟盒被他们交到了交通岗。

下午4时左右，大南路派出所的两名民警经过维新路交通岗，顺道将烟盒带回。5时多，烟盒被带到了派出所。细心的民警们发现了问题——烟盒里面装着一条小金属管，还有一段细细的雷管!很快，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苏青带着反爆组的民警来了。

苏青是公安局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参加过新四军，解放后经他指挥排除的台湾特务放置的炸弹不下百个，他还曾经贴身保护过毛主席。苏青拿起烟盒一看，是一颗靠化学反应引爆的定时炸弹。小金属管装的是硫酸，通过一段弹簧连着雷管，硫酸慢慢渗出腐蚀弹簧后撞击雷管引爆炸弹，因此爆炸时间很难确定。

最好的办法是将炸弹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再排除，但万一路上就爆炸了呢?苏青来不及做太多的思考，决定就地排除。下午6时许，炸弹在派出所的天台上引爆。虽然已经被放进了水桶里，炸弹的碎片还是飞满了整个天台!那么，定时炸弹到底设置在什么时间爆炸呢?

放炸弹的特务很快被抓获了，他叫屈金汉，香港人，祖籍广州番禺。原来，专案组当时针对搞破坏的特务可能隐藏在港澳回乡探亲、定居人员当中的这一情况，依靠发动基层组织、群众提供线索，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了屈金汉身上：这人9月初从香港申领了通行证回番禺，期间到过广州两次。于是，负责侦查的侦察员李年荣、张中邦赶到了番禺。为了不打草惊蛇，这两名侦察员打扮成乡干部的模样，以关心港澳回乡人员为由将屈金汉“请”到了乡政府。

“屈金汉，你回来后有没有到处走走，看看祖国的新面貌?”张中邦问。

“国庆节我去了广州参观，真热闹，广州变化真大!”屈金汉忙答。

“你都到过广州什么地方?有机会我们也去看看，开开眼界。”李年荣趁势“请教”。

“噢，我去了中央公园、永汉路、教育路。”

维新路就在这几条路中间，他为什么偏偏避开?

“你还去过维新路吧?”李年荣突然问道。

屈金汉顿时紧张起来。他吱唔了一下，点了点头。

张中邦紧追不舍：“你还在维新路的牌楼上放了一包东西，对不对?”

屈金汉一下子瘫软在地。在广州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屈金汉彻底交代了罪行：1954年8月，屈金汉受特务机关的委派潜回内地，任务是国庆期间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制造爆炸活动。9月2日，屈金汉以回祖籍定居为由，回到了番禺。9月27日，他收到了化名“廖新”的敌特交通员从广州寄来的一封信，告知“东西

已带来，过两天到广州成珠茶楼取”。

29日，屈金汉接收了“廖新”从香港偷带过来的藏在“黑猫”牌香烟铁罐里的两颗定时炸弹，将其藏在姑妈的阁楼上。10月1日一早，屈金汉再次来到姑妈家，取出一颗定时炸弹，定好晚上7时爆炸。趁着中午时分街上行人稀少，将炸弹偷放在维新路国庆牌楼里。

屈金汉还交待，交通员“廖新”告诉他，这个月底还要过来将纵火器交给他。然而，“廖新”到底是谁、怎么联系，他一概不知。

10月29日，一名香港男子在广州一家百货商店买东西时，因使用假人民币被商店职工扭送到派出所。在搜查他随身的行李中，民警们发现了两个纵火器等物品。此人有特务嫌疑，但他除了交待自己叫肖汉彬以外，什么都不肯说。巧的是，审讯肖汉彬的是侦察员李年荣，他发现肖汉彬与屈金汉交代的交通员“廖新”相貌很相似，便将肖汉彬的照片和其他照片混在一起，让屈金汉辨认，屈金汉一眼就将“廖新”挑了出来。

再次提审肖汉彬时，李年荣突然大喝一声：“廖新，你不要再抵赖了!”

一听“廖新”两字，肖汉彬顿时目瞪口呆，不得不一五一十地交待了罪行。

(四)

解放初期那几年的国庆，台湾当局和国际敌对势力每年都派出大批特务，进行针对广东的所谓“华南行动”，企图在国庆期间制造暗杀、恐怖事件。郑介民、毛人凤等台湾特务头子亲自坐镇港澳，指挥潜入内地的特务活动。

1956年，台湾国民党当局阴谋在国庆前后掀起“民众抗暴运动”。6月间，台湾特务机关在香港制造“九龙骚乱事件”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中心小组”，制定了“华南行动总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0月10日晚上8时，100多名特务统一行动，用破坏、燃烧、杀伤等各种不同性能的炸弹，将戏院、茶楼、旅馆、大商店、公园、铁路、油库、发电厂等48处目标“一齐炸响”。

从1956年9月开始，特务机关陆续派遣特务潜入广州观察地形，选择爆炸破坏的目标，运进炸药、反动传单和相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炸弹炸响，就有专人携带照相机到现场拍摄，作为扩大宣传之用，并立即散发传单扰乱民心。

9月23日，特务麦忠、吴满安潜入广州，住在麦忠的妹妹家，准备领取炸药炸毁广州酒家。29日，当他们取得炸药时，麦忠的妹夫发现他们行迹可疑，即向公安机关举报，两个特务被捕。

警民齐心给特务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特务潜入后非常恐慌，不敢出门，不敢找亲友。特务分子纷纷自首，1956年6月到10月，广东便有57名特务缴械投降。台湾“中央情报局”行动特务刘炳芳于10月2日潜入广州，原准备爆炸金声电影院，但来穗后见防范严密，无法作案，遂向公安机关自首，交出定时炸弹。

广东省公安干警全力以赴投入战斗，1956年9月16日至10月10日间，先后破获特务案件96宗，捕获特务分子105名，缴获炸弹、燃烧弹39枚等。

1956年国庆前后，广州公安反台湾特务破坏活动的战役，实现了“决不让特务炸响一个炸弹”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