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任仁与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

刘宗惠　劳玉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国共双方达成协议，正式向全国公布实行第二次合作。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统帅部任命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8月28日，白崇禧从南京发来电报，敦促李宗仁速赶往第五战区上任。

而此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和云南省主席龙云亦分别给李宗仁发来电报，大意是：现在中央预备对日宣战，是否出于诚意，尚未知之。兄不可轻易赴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盼深思!

去还是留，李宗仁心里充满了矛盾。李宗仁想，老蒋一向怀恨于我，敌视广西，且为人狡诈，若借抗日之名，把我和健生(白崇禧)骗往南京，任其摆布，进一步控制广西，消除异己，将如何是好?收到的四川、云南发来的电报，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心吗?

一天，李宗仁、黄旭初和李任仁3人在办公室里商量工作，李宗仁提起当前时局复杂，说实在难以揣测。话毕，从案头上递给李任仁最近收到的几份电报。

李任仁接过电报仔细端详一番，问道：“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德公是尊称)意下如何?”

李宗仁说：“我正要请教重公(李任仁字重毅，重公是尊称)呢。”

李任仁缓过一口气，慢慢地说道：“……依老夫之见，当今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抗战图存；二是内战必亡。老蒋只有选择前者，不如此，全国军民决不答应，就是他的亲信和嫡系也不会答应。要走第一条路，内战就不会再发生，至少相当一段时间，他不敢打内战。”

他接着说：“至于广西内部怕老蒋渗透，我看只要广西军政上下精诚团结，将全国各地进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即使他老蒋有所企图，也无可奈何。”“如今老蒋既已号召全民决心抗战，我们自当响应，不用迟疑，否则将贻老蒋口实，讲我们不是真抗战，而是假抗战……”

听完这一席话后，李宗仁起身紧握李任仁的双手，说：“重公一言，感人肺腑，使我茅塞顿开。只要广西军政精诚团结，团结全国抗日进步力量，老蒋也奈何不了我们。”

他停顿一下，接着说：“中央统帅部任命我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一定去。我最大的顾虑是出发之后，广西内部不团结。我赞同重老的意见，大家一定要团结……”

李宗仁又说道：“抗战不管胜利或失败，广西和老蒋的相处都是不可能长久的，我们要维持广西自治的局面，才不会受老蒋的宰割。我即将赴徐州就职，健生也出去了，广西留给旭初。他的责任重大，希望重老大力帮助，我和健生在前方才不致有后顾之忧。”

最后，李宗仁提议：“广西要团结，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组织来维系，这个组织名称，我看就叫‘广西建设研究会吧!”

1937年10月9日，广西建设研究会在桂林正式成立。李宗仁为会长，白崇禧、黄旭初为副会长，常务委员为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

参加人员均由李任仁推荐，李宗仁审定。除广西党政军各方面高级干部外，还专门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批知名度高的进步人士为研究员。进步人士有李四光、李达、欧阳予倩、胡愈之、陈此生、邵荃麟、夏衍、千家驹等13人。

李任仁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委员会主任，主管舆论、宣传工作。研究会出版的丛书有《广西建设》和《列国国势要览》；定期刊物有《建设研究》、《时论分析》和《敌国舆情》等。

当时建设研究会内左、中、右派并存。既要宣传抗战进步民主的内容，又不给保守派找到宣传阵地，散布谬论。李任仁为此巧妙周旋，费尽心思。

《广西建设》是一本集政治、经济、文化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办刊宗旨按李、白、黄定下来的以宣传广西“三自三寓”政策和“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等为主，但又要求每期刊物中尽可能刊载一些进步人士的文章，聘请张铁生、张光让、千家驹、周呜钢等为主要撰稿人。同时，每期选载全国数十种报刊发表的文章，并摘录各党派对时局的看法和评论，但不表明任何观点。表面上没有党派色彩，看不出进步与保守的倾向，不偏不倚，从而达到掩护的目的。

当时由于战乱，各种报刊杂志不易订到，《时论分析》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采用摘录报道的形式，内容既有国统区方面的。也有进步方面的，还有中间方面的，让读者自己对照比较，判断是非。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进步文人云集大后方桂林。此时，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决定到广西开展工作，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重要文化阵地，并设法取得广西当局支持。中共南方局将目标选定在文化供应社。随后选举李任仁为董事长、陈劭先为社长，陈此生为总务部主任、胡愈之为编辑部主任。刊物编辑多数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推荐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宋云彬、王鲁彦、曹伯韩、杨承芳、邵荃麟、姜君长等。

后来，据陈劭先回忆：“……初时为配合抗日宣传，推进通俗教育文化运动，故以编刊大众读物为中心，兼及干部训练及抗战建国必须之工具书。其后渐及于少年读物、青年读物，及一般学术图书编纂，复鉴于战时学校教材之缺乏，后依据教育部最新颁布修正中学课程标准，开始编刊初中课本，总之两年来共成大小书稿近500多种，共900多万字……”

文化供应社还出版了一套通俗文化图书《国民必读》、《国民字典》，以及地图、挂图等，计200多种，有些普及到农村和偏远山区。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新文艺作品，最具影响力的是邵荃麟主编的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杂志》。《文化杂志》还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理论文章，其中邵荃麟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撰写的《我们对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使读者耳目一新，产生轰动效应。

后来，《文化杂志》遭到来自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办的《大路杂志》的恶毒攻击，其重点就是邵荃麟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而撰写的发刊词《我们对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意见》一文。李任仁得知后淡然一笑，说：“江西岂奈我广西何。”并以诗言志。

“四·一二”政变后，广西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惨遭杀害，黄旭初企图把广西建设研究会扭转方向，派一批反苏反共的文人打进《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等编辑部门，撰写摘录反苏反共文章。李任仁、陈劭先巧妙应对，审阅文章时，对一些反共言论的文章大量删改，毫不含糊。之后，文化供应社仍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进步革命书刊。

文化供应社的不断发展和影响，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采用“资助”施恩手段，企图收买文化供应社，无果。进而施以高压卑劣手段，加以扼杀，宣布文化供应社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办，主要工作人员均应辞退。

文化供应社在李任仁领导下，采取自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加以应对。社长陈劭先因一贯与蒋介石唱反调，反对内战、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邵荃麟、宋云彬因公开露面太多，均不便开展工作而离职。改组后李任仁仍任董事长。

上述离职人员，表面看他们是离职了，实际上仍参与社务活动，发挥应有作用。原来的二线人员顶上了一线人员，他们一如既往继续开展工作，一直坚持到新中国诞生，移交给新华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