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压力下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

郑　鑫

摘 要：内生的结构性失衡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双重压力，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过程中，中国追求多重目标的实现，但同时也必须考虑政策措施在双重压力下形成的实际效果，为此，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必须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避免“滞胀”局面的出现。

关键词：金融危机；结构性失衡；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832.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040—03

200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在国内结构性失衡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前所为未有的复杂局面，给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带来了巨大挑战。当我们实施应对金融危机各种政策措施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政策措施在国内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叠加影响下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而将金融危机应对措施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尽量降低国内经济结构恶化的风险，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实现多重宏观调控目标。

一、我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宏观调控目标

由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随着全球金融系统累计性风险的逐渐暴露，已经扩大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将萧条扩散到了实体经济，形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在这场巨大的金融海啸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2008年下半年，我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断然转变了宏观经济调控方向。2008年9月份以来，中国货币当局连续多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抛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庞大投资计划和旨在“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10项措施。中国政府刺激经济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宏观调控集中地表现为“拉动内需”，然而，在“拉动内需”的大方向下，我国也正在努力实现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可概括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安全性目标”，即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体来看，可将这一数量目标理解为GDP年增长率8%以上，因为“十一五”规划和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类经济和社会目标的实现，都是以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增长速度一旦出现大幅下滑，势必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三农”问题的顺利解决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有可能威胁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其次，是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发展性目标”，即在确保增长速度的同时，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其重点在于对城乡差距、区域结构和技术结构等结构调整的推动，2008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10项措施充分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依靠增加对中西部和地震灾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农业补贴、对企业技术改造实施税收激励等措施，来扩大社会的投资需求。

最后，是国际经济关系上的“战略性目标”，即利用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提供的机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积极启动内需，保持较快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尽量减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这些政策本身就体现出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大国的重要作用，对彰显中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是个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呈现战略收缩态势，而中国国内经济环境相对而言较为稳定，拉动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再加上人民币在近年来的上升趋势，为中国企业参与海外资本重组创造了难得的条件，这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无疑是有利的。

二、伴随金融危机应对措施而来的风险

外来的金融危机对我国造成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常识。然而，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在预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时必须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2008年上半年还在努力抑制通货膨胀，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目前实行的扩张性宏观政策截然相反。其实，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的是过热状态，这是2008年上半年采取紧缩性宏观政策的依据。金融危机的冲击大大减轻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宏观经济数据也出现了逆转趋势，宏观政策也随之逆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宏观经济数据的“逆转”并不能说明中国在受到冲击之前业已存在的经济问题已经根除，相反，中国原有的结构性失衡在外来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局面。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表现在很多方面，比较明显的失衡大致有六个方面：一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大，而消费占GDP的比重过小，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消费品市场过度依靠出口；二是有政府参与及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过大，私人部门投资乏力；三是部分行业的垄断势力过于强大，对价格体系造成了扭曲，甚至在国际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国内垄断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却呈刚性上涨；四是房地产存在泡沫，而泡沫的消除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适当的住房体制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五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相关的表现还有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过大，造成全国大部分人口消费能力低下；六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低，并且资源配置不均，大部分居民依靠私人储蓄来购买昂贵的“公共服务”，造成了过高的储蓄率。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内的结构性调整，集中表现在前文所述的“发展性目标”上，但是，由于中国的结构性失衡是多方面的，在各种矛盾的交互作用下，内生的结构性失衡与外生的金融危机也会造成叠加的经济困境，具体来说，就是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给中国的结构性调整带来了新的挑战，给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带来了新的风险。

首先，庞大的投资计划有可能推动本已过剩的产业继续扩大产能，给长期的经济稳定埋下隐患。金融危机的冲击开始显现之前，我国的钢铁、水泥、电力、电解铝、汽车等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并推动了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些行业的过度膨胀与上一轮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有很大关系，而正当我们刚刚开始采取措施压缩这些过剩产能不久，我们又不得不采取新一轮的扩张性政策来应对外来的金融危机。如果4万亿投资仍然用于为这些过剩产业创造需求，那么我国的结构性失衡将面临恶化的风险，在短期的快速增长之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萧条。从2008年11月出台的10项措施来看，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等与建筑产业链高度相关的项目上，钢铁、水泥、电力等过剩行业存在再度膨胀的可能。

其次，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可能加剧有政府参与及由国有企业进行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长期以来，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过高，各级政府出面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开展投资项目的主要方式，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求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政府的经济职能界定较为模糊的现状下，各级政府参与地方投资的热情被再次调动起来，这种情况从长远来看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会损害市场经济系统的效率和活力。另外，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获取投资项目、政府支持、银行贷款等方面往往占有绝对优势，在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刺激下，最容易获益的是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扩张则会对民营企业形成压力，这种压力不仅体现在同行业的竞争上，而且也体现在垄断势力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上，甚至有可能直接助长不公平竞争。

再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可能造成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一方面，我国目前的扩张性宏观政策主要是应对由金融危机引发的通货紧缩压力，然而从2008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我国内生的结构性失衡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是推动通货膨胀，而现在这种结构性失衡并没有根本消除，也就是说我国还存在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因素，目前出现的通货紧缩压力，只是由于金融危机促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大于结构性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如前文所述，应对通货紧缩的财政政策在某些方面会恶化结构性失衡，为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本质上就带有推动价格上涨的性质，增发基础货币、扩张信用规模、扩大财政赤字等扩张性政策措施都会为未来的物价上涨埋下伏笔，再加上宏观政策效果所具有的“时滞性”，在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以后，通货膨胀有可能再次成为宏观调控更为棘手的问题。

最后，扩张性宏观政策措施有可能维持乃至吹大国内经济的泡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起源于虚拟经济的崩溃，其根源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相比之下，我国的虚拟经济才刚刚起步，但是我国也已经多次出现了经济泡沫，集中表现为热钱对房地产、股票甚至兰花、茶叶等商品的炒作上。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泡沫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部门的过度膨胀、消费能力不足、市场垄断势力强大等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边际投资报酬率，使私人部门（尤其是少数高收入群体）的大量闲置资金在虚拟的财富中寻求更大的收益。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尤其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存款等常规理财渠道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如果实体经济增长规模无法保证，闲置资金必然会想方设法在虚拟财富中寻求增值，房地产等经济泡沫有可能因此而得以维持，甚至有扩大的风险。

三、双重压力下宏观政策的选择方向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面临双重压力，即内生的结构性失衡与外生的金融危机两种作用力，这两种作用力既有相互抵消、缓和经济矛盾的方面，又有相互叠加、恶化经济形势的方面，而伴随金融危机应对措施而来的风险，正是由两者相互叠加的作用造成的。因此，为了顺利度过金融危机，就不能简单地采取“逆经济风向而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而必须充分考虑结构性失衡与金融危机的叠加作用，以避免因政策失误而导致“滞胀”局面。从两种作用力的抵消来看，目前金融危机造成的通货紧缩压力已经使金融危机上升成为各主要经济变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从长远来看，结构性失衡才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必须继续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换句话说，不应只把前文所述的发展性目标作为应对金融危机中顺便解决的目标，而应该将所有的结构性调整纳入发展性目标中，并将其作为在解决金融危机中决定宏观经济决策的约束性目标。只有保证了结构性调整的稳步推进，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只有发展性目标得到了充分实现，安全性目标才有意义，战略性目标才能得到支撑，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才能得以克服。

为了确保更大范围的发展性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政策措施需要坚持以下几个方向。

1．宏观调控政策坚持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一方面，结构性调整的目标要求以财政政策为主。财政政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以就个别产业、个别区域及人群做出有针对性的刺激措施，有利于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而货币政策一般来说作用面较大，缺乏针对性，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不强。另一方面，我国转轨经济的特征也要求以财政政策为主。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健全造成了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利率的敏感度不如发达国家高，表现在宏观经济函数上，就是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都较大，这使主要依靠改变利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在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双重压力的复杂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幅度又难以把握，过大的利率变动幅度则有可能增大将来的宏观调控难度，因此，直接的财政政策就成了更为重要的调控工具。

2．财政政策在刺激投资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刺激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面临的严重问题，然而财政政策在刺激消费方面不如刺激投资来得容易和快捷，这也是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选择上，第一步就推出了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4万亿投资不能只用于为过剩的投资品行业创造需求，更为关键和紧迫的用途是要用这笔投资启动消费。一方面，投资应当更多地用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这些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重点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大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投资应当更多地用于完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和水平的均等化，为居民消除后顾之忧，以启动消费。

3．深化体制改革，改善市场经济秩序。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下，宏观经济目标不能仅仅盯住增长速度这个安全性目标，甚至以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为代价追求数量的增长。发展性目标的充分实现，要求在金融危机中坚持、甚至要加快体制改革，改善市场经济秩序。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轻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参与程度，避免在政府推动下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盲目开工、遍地开花的现象。其次，要加快对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步伐，加大反垄断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民生关系重大的垄断行业改革的步伐，理顺市场价格体系，促进公平竞争。最后，要继续深化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部门的体制改革，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

4．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这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最基本要求。在国际金融方面，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在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努力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必须量力而为。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采取的对资本项目下外汇的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推论，也受到了克鲁格曼“三元悖论”（trilemma of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的理论支持。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证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不仅有益于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益于全球金融的稳定，在这场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应当继续坚持。在国内金融政策方面，应当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谨防金融机构不良资产规模的扩大，以及新的经济泡沫出现。

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