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

摘 要：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工业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是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工业化；刘易斯拐点；城乡收入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052—04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经济现象似乎与经济学理论相悖。一方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尚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农村改革发展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将带来新一轮农村改革。在此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其变化规律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城乡收入比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笔者在本文中使用这一概念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作为改革开放肇端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1985年基本完成，这一年的城乡收入比为1.86∶1，1990年为2.20∶1，1995年为2.71∶1，2000年为2.79∶1，2005年为3.22∶1，到200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3.33∶1。①

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三倍。这个数字反映的收入差距仅仅是显性的收入差距，若考虑到城市居民所享有城市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等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城乡居民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别更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相关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极少数国家超过2，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经济效率，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甚至危及社会安定，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笔者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的二元经济的工业化理论，建立工业化率、经济增长率和城乡收入比之间的数量关系。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伴随城市现代部门扩张，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被现代部门吸收。基于此，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以现代部门的从业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比例表示的工业化率②、经济增长率的积累指数和城乡收入比之间存在如下数量关系：

若给定经济增长率的累积指数，工业化率与城乡收入比呈反向关系，即工业化率越低，则城乡收入比越高；反之，工业化率越高，城乡收入比越低；若城乡收入比不变，给定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在时间路径上呈开始增长迅速，随后以递减速度的增长；若工业化率不变，经济增长率越高，城乡收入比越大，且随时间路径影响越来越大。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2007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工业化率从而城镇化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城镇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5年的43%。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比也不断攀升，从1985年的1.86∶1上升到2007年创记录的3.33∶1③。根据前述工业化率、经济增长率的积累指数和城乡收入比之间的数量关系，出现城乡收入比不断上升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工业化率从而城市化率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陈相成等，2001）。

二、“三农”问题的恶性循环使二元结构不断强化

经济增长率、工业化率和城乡收入比存在上述数量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当主要来自非农部门扩张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工业化率没有同步增长的时候，城乡收入比的扩大是必然的。

第一，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阿吉翁,霍依特.2004）。现代工业部门不断运用新技术、新产品替代传统部门的相应功能，从而使传统部门逐渐丧失原有的经济地位，二元经济结构不断被强化。例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对畜力的替代，矿物能源对饲料的替代，化学纤维对植物纤维的替代等等，这些替代使农业和农村在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丧失了一部分原来属于农业和农村的功能。纺织工厂替代“女织”，现代化肉类加工工厂替代屠户，汽车制造厂代替了马车匠人，现代化面粉厂替代石磨，碾米机械替代米舂等等，传统部门中一些职业被现代部门替代。这些传统的功能和职业被现代部门替代以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二，农产品的市场性质决定了依靠农业本身不可能增加农民的总收入。一方面，从相对短期来看，由于农产品缺乏需求价格弹性，增加农业产量或大丰收并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从相对长期来看，由于农产品缺乏需求的收入弹性，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给农民更多的收入。这两个方面决定，既不可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也不可能通过增加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从长期看，纯农业的实际收入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因此，通过更集约化经营或引进新技术也不能使整个农民增加收入。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地方通过搞大棚农业，或引进某项技术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类经验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因为一旦推广就会变成一种零和博弈，农业总的收入不可能增加。200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460美元，恩格尔系数城市为36.3%，农村为43.1%④。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发展经历，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后会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会小于30%；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恩格尔系数会进一步小于20%。收入增加后，用于食物的支出可能更多地流向城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只有少部分到农民手中。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农业收入份额会越来越少。按维持现有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水平不变计算，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农业的收入份额所能够承载的农村人口数量将只有总人口的10%左右，如果超过这个数字，城乡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要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就必须通过提高工业化率，减少农民数量，在农业总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始终不利于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贸易中，传统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即农业产品价格总和与全体农民购买的非农产品价格总和之比不断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不仅使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而且绝对下降，这种现象在中国统计中被称为“剪刀差”。尽管过去“剪刀差”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强制手段实现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会更加恶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农产品价格在长期中存在下降趋势⑤，所以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不可能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很小，根据恩格尔法则，随着整个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物的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农业在收入份额中所占比例必然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工业部门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一种产品过时了会有新产品推出，这些新产品对农民总是一种奢侈品，其价格总是保持在较高水平。从长期来看，农民用于交换工业品的农产品在总产量中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第四，贫穷导致传统部门人力资本缺失而形成积累性因果循环。二元结构中分工体系的重构和对传统部门不利的贸易条件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二元结构不断得到强化。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户籍制度更进一步将二元结构制度化，农村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不仅如此，现行的制度安排，如高考制度、兵役制和外出打工，具有把农村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城市的机制，更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本的缺失。不断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本的差距越来越大。所谓“三农”问题正是这样的恶性循环使二元结构不断强化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我国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等。实质上，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中，新的分工体系下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功能替代，农产品的市场特性，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传统农业部门的人力资本缺失导致的农业停滞、农村落后和农民贫穷等深层矛盾的表象。

三、民工荒标示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

“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概念，指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率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即将结束时出现的经济转折点。刘易斯认为，在一国发展初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式生产的“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代表）；一个是以现代生产方式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为代表）。农业部门人口多、增长快，由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其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为零，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劳动力剩余。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提供稍大于维持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资，农业部门就将涌入大量劳动力至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根据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边际产品为零的剩余劳动转移完毕，这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06），还乐观地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将转变为库茨涅兹拐点，即库茨涅兹曲线开始掉头向下，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中国出现民工荒始于2004年，大量媒体报道东南沿海地区一些企业因为招不到足够数量的“农民工”而开工不足。之后的几年，这一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到2008年初，随着《劳动法》的颁布实施，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许多企业开始主动关门。有人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农民工”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维权途径等显性、隐性权利的缺失，随着经济发展“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人认为是由于对农业减负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农民不愿意再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蔡昉（2006；2008）提出，民工荒的出现表明中国经济中的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开始向现代经济迈进。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经过去，并逐渐转向平衡。此时也正是提高劳动者工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好时机。而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最终推动企业家选择产业结构调整。

笔者赞同刘易斯拐点已经在中国经济中出现的提法。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处于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后向持续增长稳态的过渡阶段，是一种非稳态的经济。这一过程中，出现刘易斯拐点是迟早要发生的。那么，凭什么断定2004年后的民工荒的出现就是刘易斯拐点呢？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增长。从1978到2007年30年间，中国的年均GDP增长达到9.7%，人均GDP从不足300美元上升到2460美元。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人均GDP突破2000美元后，经济会有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

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的存在，反映了二元经济中农村边际生产力接近于零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了比较优势，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号称世界工厂。但这种比较优势只能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提高到一定程度，不可能继续维持较低的工资水平。

第三，“农民工”相对收入的下降，主要受高收入待遇的刺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农民工”奔向东南沿海地区务工，但20多年来“农民工”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明显增加。而近年来一些惠农政策的落实，使得外出的“农民工”的收入与在乡务农的人的收入相比出现相对下降。

尽管中国经济呈现一定的刘易斯拐点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会停止，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农业总收入从长期看接近于常数，如果要维持城乡收入比不变或降低，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最终需要转向城市现代部门。蔡昉等还认为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在缩小，2007年3.33∶1的城乡收入比是假象，是由于没有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计算到农民纯收入中造成的统计误差，并以此作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依据之一。对于这一判断，笔者不认同。中国工业化进程还远没有结束，还需要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实践

建国后在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上，不同的时期提出过不同的概念。例如，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二五”和“三五”计划时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概念。因大力推进工业化，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到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在建工业项目被迫下马，开始大量遣返流动人口回农村，并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策的突出特点就是改革。农村改革不同阶段的政策取向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内容（王盛开、方彬，2006）：

1978年至1984年底，农村改革的启动与突破阶段，农村政策以农民获得自主和实惠为取向。主要政策有：改革农村经营体制，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构“三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形成“乡政村治”管理模式；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村经济及农业结构。

1985年至1992年初，农村改革的探索与展开阶段，农村政策以市场化为主要取向，重点是建立农产品市场机制、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扶持、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调整、优化农村经济及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投入，确保农业发展的后劲。

1992年初至2002年底，农村改革的深化与攻坚阶段，农村政策主要以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取向。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在原有耕地15年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

2002年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综合改革与创建新制的阶段，农村政策取向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时期政策以农村税费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着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世纪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时，人民公社时代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也不再进行，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矛盾暴露出来。在“离土不离乡”概念指导下，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些乡镇企业大多是使用陈旧技术、规模小、污染严重的企业。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小企业还能够生存，当市场形势发生根本转变，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以后，这些小企业就丧失了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和90年代后的逐渐衰落，可以理解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的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次农村功能的错位。

在农村发展属于城市的非农产业是没有前途的，短期内可能可以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的收入，但从全局来说是不可行的。因为农村不具备城市产业集聚所形成的规模优势，发展大工业的基础设施不具备。当然，也有一些农村将工业企业规模搞得相当大了，如华西村等等。这些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这些地方已经不再是农村，而变为城市或城市的一部分了。

在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如果要使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不再扩大，唯一途径是减少农民，即实现人口转移，实行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消

除二元结构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提出健全农村经济体制，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目标，以及2020年农村发展战略目标。要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笔者认为这些政策和措施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并具有前瞻性，是科学发展观在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上的具体化。

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城乡资源双向流动，如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劳动力流动不再有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农民工”变成历史名词；资本资源的流动，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最终消除二元结构。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应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是农民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则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农民工”之所以不能举家迁往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村还有承包责任田，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就可以促使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安居乐业。此外，土地经营权流转还会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只有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能在农业采用更多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才能实现农业的生产发展；才能够使广大农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增加农民的人均收入，消除二元结构，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注释

①这里的数据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汇总。

②工业化率的定义有多种，除了本文的这种定义，还有以产品种类数（代表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来定义。

③考虑到城乡收入比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前后不具有可比性，本文使用这一概念时数据从1985年开始。

④恩格尔系数是个人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的比例。改革开放以来，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说明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⑤作为这一命题的反例，最近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是由美国主导的将粮食变为乙醇代替能源，从而把农产品价格与能源价格捆绑在一起，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但可能会危及全球的粮食安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阿吉翁,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M］.陶然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上的新农村建设［N］.湖北日报:2006-06-07,2006.

［3］蔡昉.“刘易斯拐点”催化增长方式转变［J］.财经，2008，（17）.

［4］王盛开,方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取向演变的历史考察［J］.求实,2006,（12）.

［5］陈相成,云伟宏.河南省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之后程度测算［A］.李贵基,杨承训主编.2002年河南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C］.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晓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