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薛瑞泽

摘 要：河洛地区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箕子东走朝鲜的时代是河洛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初始，使朝鲜半岛得以摆脱蛮荒。秦汉魏晋北朝时代，两地的交流日趋频繁，河洛文化从多个层面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隋唐时期是河洛文化对朝鲜半岛产生全方位影响的时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

关键词：河洛文化；朝鲜半岛；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180—06

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兴起于河洛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宋代以前河洛地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成为当时中华文化的代表，河洛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朝鲜半岛与大陆山水相连，长期以来受惠于河洛文化，其社会文化迅速发展，并进而彰显出河洛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一、箕子东走朝鲜——河洛文化的初传

中国史书关于箕子东走朝鲜的记载，初见于汉初伏生《尚书大传》，其书卷二《洪范》云：“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虽然有些朝鲜学者否认箕子东来说①，但中国史书和朝鲜史书中却多次提到其东走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如朝鲜史籍《三国遗事》卷一《纪异》云：“周虎王即位，已卯，封箕子于朝鲜。”《三国史记》卷二十九《年表上》云：“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祥焉。”中国史籍如《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载周武王灭商后，“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乐浪郡”下辖的朝鲜时有“周封箕子地”的记载，说明箕子被封朝鲜在此后人们的记忆中是真实的。司马迁进一步写道：“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汉书》卷四十五《伍被传》伍被云：“臣闻箕子过故国而悲，作《麦秀》之歌，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如果说箕子没有到过朝鲜，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见箕子不但到过朝鲜，而且还回到过周。

箕子到朝鲜后，首先将河洛地区日益成熟的文化传统略作变通后在这一地区实行，由于箕子所处的时代，朝鲜半岛还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故有“箕子处其地，世有君长，北方之强欤？”②的说法。《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云：“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

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欲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怀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对于这一事实，此后的史书多次引用。《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亦载，“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可能为后人追记，但也由此可见朝鲜半岛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大陆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究其实，箕子到达朝鲜后，正如孔颖达所说：“乃箕子之处朝鲜，大伯之在勾吴，皆能教之礼仪，使同中国，是有可改者也。但有不可改者，不强改之耳。”③顺应当地的民俗而站稳了脚跟。在箕子到达朝鲜后，还出现了以“鲜于”为姓者，“鲜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④唐代有鲜于晋官至剑南东川节度使，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称述其事。

朝鲜半岛的文明，即使在后人看来也是箕子影响的结果，梁代有“东夷之国，朝鲜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犹有礼乐云”⑤的说法。《隋书》卷八十一《倭国传》亦云：“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云：“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到了宋代，高丽王朝仍能“习箕子之余风，抚朱蒙之旧俗”⑥。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辽朝，也因蒙受箕子的余风而备受关注。《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云：“辽本朝鲜故壤，箕子八条之教，流风遗俗，盖有存者。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敬天恤灾，施惠本孝，出于悃忱，殆有得于胶瑟聚讼之表者。太古之上，椎轮五礼，何以异兹。”《水经注》卷十四《浿水注》说得极有道理：“朝鲜，故箕子国也。箕子教民以义，田织信厚，约以八法，而不知禁，遂成礼俗。”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风俗与箕子早期东走朝鲜有很大的关系。柳宗元《箕子碑》赞颂说：“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⑦盖非誉词。

随着箕子东走朝鲜，河洛地区流传的古典文献也被传到朝鲜半岛。元周致忠《异域志》卷上云：“古朝鲜，一曰高丽，在东北海滨，周封箕子之国。以商人五千从之。其医诬卜筮、百工技艺、礼乐诗书，皆从中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三《书类存目一》记载，明丰坊撰六卷本《古书世学》，其《序》中有明正统六年朝鲜使臣妫文卿到京师，谈及《尚书》时说：“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纪昀考证云：“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三《经部·五经总义类》记载元人何异孙撰《十一经问封》：“《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致用《章句集注》，而小有异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则以为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礼义教化与中州同，不可谓之为陋。”此亦说明了先秦典籍传播朝鲜半岛的过程。

随着时代的推移，箕子在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唐人杨炯《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中有“朝鲜旧壤，歌箕子之风谣”⑧之语。唐代箕子已被神化，高丽所祭祀的神有灵星神、日神、可汗神和箕子神，可见箕子在朝鲜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宋朝徽宗大观三年，中书舍人张邦昌定算学：“封风后上谷公，箕子辽东公。”⑨进一步抬高了箕子的地位。到清代又有“平壤城，箕子名藩”⑩的说法。

箕子东走朝鲜半岛虽然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是，箕子的到来，将河洛地区日益成熟的文化带到边陲地区，促使了朝鲜半岛的迅速发展。首先箕子带来了河洛地区日益成熟的社会生活习惯，并以之感染和熏陶这一相对落后的地区，使朝鲜半岛得以摆脱蛮荒。同时又将河洛地区已经成熟的文化典籍传播到朝鲜半岛，使这里的民众受到了河洛文化的浸染。

二、汉魏晋北朝时期——河洛文化继续东传

朝鲜学术界认为：“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中国的经书，这说明当时我国已有不少专学经书的学者。”(11)虽然无法肯定这些经书是由河洛地区传过去的，但至少表明东汉时期中国的儒学经典已传入朝鲜。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高句丽建国时中央内部官僚机构的设置借鉴汉王朝颇多。《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传》云：“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李贤注：“古邹大加，高骊掌宾客之官，如鸿胪也。”其他的官号是否来自东汉王朝的影响，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根据古邹大加类似汉朝的鸿胪之职推测，其他的官号应该也与汉朝的影响有关。《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附高句丽传》亦云：“其国有王，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皁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皁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皁衣、先人同列。”政权机构的这种构成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高句丽部落的残余。其服饰受河洛地区影响亦见诸记载，“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厚葬之风在这里也能找到蛛丝马迹，“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

三韩之中的辰韩，相传是黄河流域的秦人为躲避徭役而逃至朝鲜半岛所建立的政权。《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三韩传》云：“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本民族自称是秦人的后代，可能与从黄河流域迁移过去有关。这些称谓与河洛地区的称谓似无太大的区别。其官职似也传自汉朝，“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秖，次有杀奚，次有邑借”(12)，社会等级结构日益明显。辰国国家机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都尉、伯、长”(13)等官吏。朝鲜学者认为：“从译成汉名的辰国官职可以知道，辰国有最高警察官（中郎将）和最高武官（都尉），以及常备军队。”(14)辰韩的官僚制度受东汉影响之深刻显而易见。三韩之中的弁辰与辰韩杂居，共有24小国，其地“土地肥美，宜种五谷及稻，晓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15)。其农业生产、风俗习惯同样受到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建都洛阳的诸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表现为时断时续。建安年间，“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这些移民的到来，必将带来黄河流域的文化方式。正始八年（247），濊“诣阙朝贡”。这种所谓的“朝贡”，实际上是带有货物交换的性质，当远道而来的朝贡者贡献物品时，曹魏政府必将以更多的物品赏赐给对方。景初年间“（魏）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魏明帝能够赏赐韩国的邑君、邑长，实际上透露的是曹魏政治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见诸西晋的记载也显示了三韩一带居民对先进文化的认同。晋武帝太康年间，马韩、辰韩相继“遣使入贡方物”(16)。这种遣使贡献方物，既是双方通好的见证，也有货物交换之功。魏晋时期，河洛地区所盛行的儒家经典传入朝鲜半岛后，又流传到日本。日本《和汉三才图会》云：“百济王遣阿直岐，贡《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及良马。”从朝鲜半岛辗转传到日本的儒家经典引起日本社会的重视，说明了儒家经典在朝鲜半岛的流行。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魏与朝鲜半岛的交往达到鼎盛。自承明元年始，高句丽共朝贡了32次，有许多年份是一年3次朝贡。宣武帝时期高句丽朝贡19次，孝明帝时期高句丽朝贡2次，孝武帝时期朝贡3次。北魏使节也频频出使高句丽，朱元旭曾以员外散骑侍郎身份“频使高丽”(17)。正光初年，孙绍为中书侍郎，“使高丽”(18)。冯元兴也曾“三使高丽”(19)。双方使节频繁往来，昭显出文化交流的日趋兴盛，河洛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百济与中国大陆的交往一直持续不断。河洛文化对百济社会的影响深入到了各个层面，赋税的征收“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借鉴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方法。“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婢”。同样吸收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法律，婚丧礼俗与河洛地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婚娶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余亲则葬讫除之”。农业生产方式与作物的种植与河洛地区更多相似，“其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之属，多同于内地”。其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接纳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内容，如国王称“于罗瑕”，百姓称作“鞬吉支”，相当于“夏言并王也”；其王妻“于陆”，类似于“夏言妃也”。官员分为十六品，又分为内官和外官，其中内官有“前内部、谷内部、内掠部、外掠部、马部、刀部、功德部、药部、木部、法部、后宫部”，外官有“司军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点口部、客部、外舍部、绸部、日官部、市部”。官员要“三年一交代”。从某些官名，如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日官部等较之于河洛地区的封建政权的官僚机构名称，几乎是全盘接收。(20)

新罗作为辰韩的后代，“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濊之地”。其政治体制的设置亦极力效法中国。公元505年，实行州、郡、县制度，州称军主，郡称太守，县称县令，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国家的中央政权统治体系。

对于北朝隋唐时期与朝鲜的交往，朝鲜学者指出：“特别是对外贸易，同过去相比有显著发展。中国的北朝、隋、唐等各王朝在同高句丽的贸易中获利不少，还常常企图侵略高句丽。”“高句丽同中国北朝各国进行频繁的贸易。两国几乎每年都有使臣来往，虽然以王室间交换奢侈品为其目的，但这更加强了文化交流。有不少事例证明，这个时期传播到中国的高句丽文化，对中国的文化做出了贡献。”(21)显然，不仅中国文化对高句丽文化发生过积极的作用，文化之间的双向交流也更加丰富了中国文化。

三、隋唐时期——河洛文化持续播扬

隋统一全国后，高丽与大陆往来密切，并多次遣使贡献方物，仅隋文帝时就有11次。大业年间，隋炀帝所定的九乐中，也有《高丽》一部。“《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22)将高丽的音乐作为朝廷奏乐，显示了隋代二位皇帝海纳百川的雄心。随着隋朝国力的逐步增强，文化对外传播和影响也与日俱增。比较典型的事例是杜正藏兄弟的《文章体式》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数人“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杜正藏“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23)。《文章体式》传授的是文章的写作方法，从根本上加速了河洛文化对高丽、百济的影响。《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史臣曰：“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可谓准确地概括了南北朝以来河洛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史家眼光。即使在双方交战状态，河洛文化仍然震撼着高丽。大业八年在进攻辽东时，隋炀帝命何稠在一夜间造六合城，规模宏伟，“高丽旦忽见，谓之为神焉”(24)。这说明隋的建筑文化为高丽所折服。高丽王朝的政治制度仿照隋朝的也颇多，不仅都城平壤城被称作长安城，而且还效法河洛地区封建王朝都城建国内城、汉城等，特别是平壤城“东西六里”的制度与汉魏洛阳城的“九六”之制相合，显然是借鉴了河洛地区的都城建设形制。官僚机构分为十二等，也有内外官的区别。服饰也分出了等级，“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屦。妇人裙襦加襈”。“兵器与中国略同”。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校猎之制、赋税制度继续被高丽所吸收，“每春秋校猎，王亲临之。人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赋税征收的数量与河洛地区不同，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河洛地区的乐器大量传到高丽，“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高丽的新春娱乐活动更多与河洛地区早期所流传的娱乐活动相似，“每年初，聚戏于浿水之上，王乘腰舆，列羽仪以观之。事毕，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为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此与春秋时期每年三月郑地溱水、洧水的大型娱乐集会几无差异！高丽的服丧制度“居父母及夫之丧，服皆三年”(25)，也借鉴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定制。

隋朝与百济、新罗仍有往来。隋文帝即位后，开皇元年“冬十月乙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次年正月，百济又遣使贡献方物。大业四年三月和七年二月，百济再次贡献方物。开皇初年除定《七部乐》之外，还设有百济、新罗等伎。文化风尚对百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在文献中多有披露，黄河流域移民所带来的儒家文化引起了百济社会的变革，百济人虽然“俗重骑射”，但也“兼爱文史，而秀异者颇解属文，能吏事”。如“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佛教也传到这里，“有僧尼，多寺塔”。娱乐活动与黄河流域没有太大的差别，“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百济的祭祀也同于河洛地区的封建王朝，“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新罗受河洛地区影响表现于官制、风俗等方面，其官有十七等，“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拜贺习俗为“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这与河洛地区正月和八月十五日所举行的活动颇为相似。其婚丧礼俗为“婚嫁之礼，惟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敛，葬起坟陵。王及父母妻子丧，持服一年”，承继河洛地区者颇多，这里“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26)与河洛地区差异不大。

隋唐之际的政治变革在河洛地区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但对于周边地区的影响尚不明显。在河洛地区政权建设的影响下，高丽改革了官吏体制。《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记载：“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城。大城置傉萨一，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中央的官员分为十二级，地方另外还有州县六十余个，分别设置官员，虽然它们的名称不一，其间还掺杂着部落遗风，但明显借鉴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

在河洛地区社会等级文化的影响下，高丽服饰的社会等级更为明显，“衣裳服饰，惟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高丽的服饰颜色以白最贵，青次之，绯再次之。河洛地区的游戏活动依然在高丽地区流行，“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唐朝继承了隋代在宫中设立九部乐的制度，其中高丽的乐舞更加复杂，“《高丽伎》，有弹筝、扫筝、凤首箜篌、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以蛇皮为槽，厚寸余，有鳞甲。楸木为面，象牙为捍拨，画国王形。又有五弦、义觜、笛、笙、葫芦笙、箫、小觱篥、桃皮觱篥、腰鼓、齐鼓、檐鼓、龟头鼓、铁版、贝、大觱篥。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新唐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亦云：“周、隋与北齐、陈接壤，故歌舞杂有四方之乐。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唐代的高丽、百济乐舞较之隋朝更加丰富。河洛地区的文化典籍继续引起高丽人的喜爱，《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记载，高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旧唐书》所反映的情况说明，高丽政治中心转移到朝鲜半岛后，仍在全面大力吸收汉文化。以欧阳询为代表的书法艺术出类拔萃，是高丽人喜爱的珍品。“尺牍所传，人以为法”，以至于远在东北边隅的“高丽尝遣使求之”。(27)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八《妙品》也记载此事，称欧阳询“八体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唐高祖武德七年，遣前刑部尚书沈叔安册封高建武为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道教作为唐朝的国教，随着唐朝的强力推行，也在高丽开始流行。高丽的乐舞还引起武则天时代士大夫的喜爱，有人甚至能够舞蹈之。杨再思为御史大夫时，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张同休曾奏请公卿大臣宴于司礼寺，“预其会者皆尽醉极欢”。张同休戏称：“杨内史面似高丽。”杨再思欣然接受，“请剪纸自贴于巾，却披紫袍，为高丽舞，萦头舒手，举动合节，满座嗤笑”。(28)武周王朝的大臣可以跳高丽舞，足见当时朝鲜半岛文化的流行。

百济社会无论政权建设抑或社会生活无不受到河洛地区影响。百济仿效河洛地区的政权建设，“所置内官曰内臣佐平，掌宣纳事；内头佐平，掌库藏事；内法佐平，掌礼仪事；卫士佐平，掌宿卫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狱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马事。又外置六带方，管十郡”。其官员的职权范围与河洛地区的官员相同。在服饰方面社会等级进一步明显，“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为饰，素皮带，乌革履。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即使服饰的名称也与河洛地区一致。《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九《服章部六·衣》曰：“百济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特别是“岁时伏腊，同于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29)

新罗的政权建设也是层次分明。《通典》卷一百八十五《东夷上·新罗》云：“官有十六等，其一曰伊罚于，贵如相，次伊尺于，次迎于，次破弥于，次大河尺于，次河尺于，次乙吉于，次沙咄于，次及伏于，次大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乌，次小乌，次达位。外有郡县。”这一建制从隋代以来即是如此。而且“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管部伍”。从文字、武器乃至兵士的选拔都借鉴了河洛地区封建王朝的制度。垂拱二年，新罗“遣使来朝，因上表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30)。将内地的文化典籍赏赐给新罗使节，无疑使新罗接受了唐文化。新罗不仅从官方求得文化典籍，而且还私下寻求名人的文章。《桂林风土记·张鷟》记载：“新罗、日本国前后遣使入贡，多求文成（张鷟字——引者注）文集归本国。其为声名远播如此。”武则天时期，新罗与内地的关系最为紧密，“天授三年，政明卒，则天为之举哀，遣使吊祭”。这些使臣的到来将内地的吊祭风俗和册立仪式也传到了新罗。开元十六年，新罗“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兴光卒，唐玄宗派遣左赞善大夫邢璹兼摄鸿胪少卿，前往新罗吊祭，唐玄宗对邢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唐玄宗又闻听新罗人善于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鹰为璹之副”。邢璹等人到达新罗后，“大为蕃人所敬”，因为当时新罗“其国棋者皆在季鹰之下，于是厚赂璹等金宝及药物等”。(31)开元年间，萧颖士曾经与李华、陆据同游洛南龙门，三人共读路侧古碑，因萧颖士一阅即能诵之，李华和陆据看两三遍，方能记之，“是时外夷亦知颖士之名，新罗使入朝，言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其名动华夷若此”。(32)足见萧颖士文名影响之大。长庆年间，源寂出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冯）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因而有冯定“文名驰于戎夷如此”之说。(33)

唐代河洛地区的礼俗继续在朝鲜半岛流行，并对其社会风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元日，相庆贺燕飨，每以其日拜日月神。又重八月十五日，设乐饮宴，赉群臣，射其庭。妇人发绕头，以彩及珠为饰，发甚长美。”(34)这可以说是自隋代以来的延续。见诸记载的描述高丽的风俗书籍也出现了。裴矩撰《高丽风俗》一卷，常骏等撰《奉使高丽记》一卷，高丽人崔致远撰《四六》一卷、《桂苑笔耕》二十卷，顾愔撰《新罗国记》一卷。这些都是有关高丽社会风情的著述。(35)唐代官员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到了朝鲜半岛的社会习俗。按照当时的传统，“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归崇敬出使新罗时，“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36)甚而有的新罗人移居到河洛地区，《法书要录》卷六《述书赋（下）》云：“东京福先寺僧良朏，新罗人，俗姓林氏，遇捐衣钵，逸冠侪流。”福先寺为武则天在洛阳所造，新罗人林氏在此为僧。

与中国大陆山水相连的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无论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甚而制度文化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汉文化中的精华；建都于洛阳时的中原诸王朝，以其河洛文化的强大辐射力，在东方地区树立起了一面文明的旗帜。

注释

①(11)(14)(21)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9、81、77、77页。

②⑧《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三、卷一百九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三《谷风之什诂训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12)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李贤注引《风俗通》、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

⑤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东夷传》，中华书局，1973年。

⑥⑨《宋史》，卷四百八十七《外国三·高丽传》、卷一百五《礼志》，中华书局，1977年。

⑦《柳宗元集》，卷五《古圣贤碑·箕子碑》，中华书局，1979年。

⑩《清史稿》，卷一百《乐志七》，中华书局，1977年。

(13)(15)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附高句丽传》，中华书局，1959年。

(16)房玄龄：《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中华书局，1974年。

(17)(18)(19)魏收：《魏书》，卷七十二《朱元旭传》、卷七十八《孙绍传》、卷七十九《冯元兴传》，中华书局，1974年。

(20)李廷寿：《北史》，卷九十四《百济传》，中华书局，1974年。

(22)(23)(24)(25)(26)魏徵：《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卷七十六《杜正玄传附正藏传》、卷十二《礼仪志七》、卷八十一《东夷·高丽传》、卷八十一《东夷·新罗传》，中华书局，1973年。

(27)(28)(29)(30)(31)(32)(33)(34)(36)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儒学上·欧阳询传》、卷九十《扬再思传》、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百济传》、卷一百九十九上《新罗传》、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新罗传》、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萧颖士传》、卷一百六十八《冯宿传附定传》、卷一百九十九上《新罗传》、卷一百四十九《归崇敬传》，中华书局，1975年。

(35)欧阳修：《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中华书局，1962年。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