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皇甫湜关系辨正

李最欣

摘 要：就态度而言，韩愈认皇甫湜为朋友，皇甫湜也认韩愈为朋友，当时人也以二人为朋友关系，从未见有谁认为二人是师弟子关系的；就事实而言，韩愈之于皇甫湜，不是业师，不是座主，不是举主，故二人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师弟子关系。说韩愈和皇甫湜是朋友关系而非师弟子关系，对韩愈的古文成就和地位没有伤害；今人论述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必用皇甫湜为韩愈弟子的说法。

关键词：韩愈；皇甫湜；弟子；朋友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1—0205—04

皇甫湜（777—835）是韩愈的两大弟子之一，这是学界久已通行的观点。但是，细究起来，皇甫湜为韩愈弟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一

皇甫湜和韩愈究竟是什么关系，先听听韩愈的说法。

韩愈现存诗文中与皇甫湜有关者有六篇，其中四篇对判定二人关系有价值，现在依次分析。

元和四年（809），韩愈42岁时所写《讳辩》一文有言：“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将得罪。愈曰：‘然。”①“子”是尊称，表明皇甫湜还是尊敬韩愈的；那么，我们能否以此为据而断定韩愈是皇甫湜之师呢？不能。因为按当时习俗，朋友之间也应该用尊称，诚如李翱《答朱载言书》所云：“师之于门人而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②之所以于朋友字而不名，正是出于尊敬。故皇甫湜称韩愈为“子”，正是朋友之间的尊敬。更重要的是，从后文知，韩愈称皇甫湜也用“子”了。如果凭皇甫湜称韩愈用“子”而断定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那么，同样依据韩愈称皇甫湜用“子”，也可以断定韩愈是皇甫湜的弟子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不能据此断定皇甫湜是韩愈弟子。

元和八年，韩愈46岁时，收到皇甫湜一信，此信今佚。韩愈接信后写有《寄皇甫湜》一诗，此诗不长，可全录：“开门惊昼睡，问报睦州吏。手把一封书，上有皇甫字。拆书放床头，涕与泪垂四。昏昏还就枕，惘惘梦相值。悲哉无奇术，安得生两翅。”③此诗皇甫湜收到否，今不可考知。此诗写韩愈一读皇甫湜的信就涕泗横流，进而希望梦中相会，又希望身插两翅，直飞到皇甫湜身边。这种表现所暗示出的皇甫湜的身份，更像是韩愈的朋友而不像是韩愈的弟子。台湾学者罗联添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其《韩愈交游续篇》之《皇甫湜》给此诗的按语就是“据此可见韩愈与皇甫湜交谊之深笃。”④既说二人“交谊之深笃”，显然认为二人是朋友关系了。事实上，罗先生确确实实把皇甫湜置于韩愈的朋友之列，一如他把刘禹锡、白居易、元缜置于韩愈的朋友之列一样。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53岁时所写的《与孟尚书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籍湜辈虽屡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⑤不知韩愈这里所说“籍湜辈虽屡指教”究竟是谁指教谁。今日看不到韩愈指教张籍、皇甫湜的例子，只知道张籍留下的三篇诗文全是指教韩愈的。从这一点看，所谓“籍湜辈虽屡指教”，更大的可能是张籍、皇甫湜指教韩愈。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虽不能据此说韩愈是张籍、皇甫湜的弟子，但就更不能说张籍、皇甫湜是韩愈的弟子了。我们今日看不到皇甫湜指教韩愈的话，只看到皇甫湜对韩愈评价不高，而且这种评价让王士禛大发感慨：“韩吏部文章，至宋始大显，其在当时，皇甫湜号为知公者，然其《谕业》一篇，备论诸家之文，不过曰‘韩吏部之文，如长江万里，一道冲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若有微词，反不如李北海、贾常侍、陈谏议之流无贬词也。若天不生欧公，则公之文几湮没不彰矣。”⑥我们并不能把皇甫湜对韩愈的“微词”看作对韩愈的指教，但是由此可以设想，假如韩愈来指教皇甫湜，皇甫湜恐怕不会服气。

长庆四年（824）八月，韩愈57岁时，皇甫湜接到韩愈一信，此信仅存一句话，见于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死后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⑦几个月后，韩愈即去世。对年少自己九岁的皇甫湜，临终前的韩愈都尊称为“子”，可见，韩愈绝不认为皇甫湜是他的弟子。否则，就不会用此尊称了。从韩愈57岁所说的这句话看，韩愈显然不认为皇甫湜是他的弟子，而是朋友。

二

皇甫湜又是如何认定自己和韩愈关系的呢？

现存《皇甫持正集》中，于韩愈生前写给韩愈本人的，一篇也没有；而与韩愈有关的文章有六篇，一篇墓志、一篇碑铭，此二篇当然写于韩愈卒后，一篇是卷四的《复李生第三书》，其余三篇均作于韩愈50岁12月任刑部侍郎之后。现在将此三篇中能说明二人关系的语句摘抄如下，并予以简析。

一是卷二《送简师序》中言：“刑部侍郎昌黎韩愈既贬潮州，浮屠之士，欢快以抃。”按照李翱“师于弟子则名之，于朋友则字而不名”的说法，即使韩愈不是皇甫湜的弟子而是朋友，皇甫湜也应称韩愈字而不应称名，现在居然称韩愈名了。可见，即使韩愈是皇甫湜的朋友，皇甫湜对韩愈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恭恭敬敬的，也可见韩愈绝不会是皇甫湜的老师或先生。因为古人把师道看得很庄重，与君亲并列，即使是背叛了师门师恩的弟子，也不会荒唐到冒众人之大不韪而直呼老师名讳的程度。

二是卷二《送王膠序》中言：“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这里皇甫湜明明白白地告诉王膠：韩愈是我的老朋友。弟子对先生绝不可以如此描述两人的关系，否则就有大逆不道的嫌疑。针对这样的描述，钱基博先生提出明确的批评：“辞意傲然，若不相师。”⑧在“旧知”一词的内涵里能够看出傲慢和不相师的成分，真是慧眼。可惜的是，钱先生还是把皇甫湜归于韩愈弟子之列。这个不难理解，连年长韩愈17岁，韩愈《醉留东野》一诗说要“低头拜东野”⑨的孟郊，钱基博先生都要归于韩愈弟子之列呢。在此事上，钱先生难免习焉不察之失。

三是卷一《谕业》中言：“燕公之文……韩吏部之文……故友沈谏议之文……”《谕业》一文评价从张说到沈亚之共11个人的古文风格时，对沈亚之冠以“旧友”之称，而对韩愈，既未冠以“吾师”或“先生”，亦未冠以“旧友”，可见所谓“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者，因韩愈任侍郎时已是50岁的12月，二人相识至少也近十年，旧知自然不假，但关系未必莫逆，至少不及与沈亚之的关系之亲密。由此也可见，韩愈53岁时所说“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的话中所表现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当不能被视为空穴来风或者过于敏感。

《皇甫持正集》卷四中，为讨论文章做法问题，皇甫湜给李生写了三封信。在第三封信中，他说：“韩退之复张籍书曰：顽然不入者，亲以言谕之，不入，则其观吾书也固将无益矣。”这里皇甫湜称韩愈为“韩退之”，正好符合李翱所讲“与朋友则字而不名”的称呼礼节，再次说明了皇甫湜是把韩愈当做朋友看待的。

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在《碑铭》和《墓志》中数十次地称韩愈为“先生”，能否据此断定皇甫湜认为自己是韩愈的弟子呢？不能。第一，这数十次“先生”全部都在韩愈去世后皇甫湜所写的《碑铭》和《墓志》二文中，我们今日找不到皇甫湜称在世的韩愈为“先生”的任何证据。第二，唐人称师为“先生”，“先生”也确实是一个唐人用得相当慎重的称谓，但唐人所说的“先生”不一定就是师的意思。此事例子甚多，我们还是以韩愈为例吧。韩愈称孟郊、卢仝、陆掺、施士丐为“先生”，我们就不能以此为据，说孟郊等四人是韩愈之师。“先生”也可以是朋友的意思，韩愈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把这一点说得足够明白。此文中他一直称孟郊为“先生”，但又说“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⑩由此可见，得人“先生”之称，不见得就是此人之师。

皇甫湜在为韩愈所写的《碑铭》和《墓志》中，称韩愈为“先生”，并不能证明他把韩愈当做自己的老师；而他认为韩愈是他的朋友，我们却有一个铁证：“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对二人的关系问题，皇甫湜的态度一点也不含糊。

三

韩愈和皇甫湜之间的关系，当时的人是怎样看待的呢？我们可找出两个证据。

王定保（870－941？）《唐摭言》卷六：“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竒章公（780－848？）（按，即牛僧孺）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贽。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么。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11)

《唐摭言》卷十：“李贺（790－816），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12)

从韩愈、皇甫湜在贞元年间齐名而并称为“一代之龙门”的事情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再从以上两段行文看，牛僧孺、李贺、王定保三人也是这种看法。如果这三人将韩愈和皇甫湜看作师生关系，绝不可能出现“先诣二公”、“偶属二公”、“二公因大称赏之”、“二公访之”、“韩愈皇甫湜同访”、“二公因连骑造门”之类的情况，因为唐宋人把师弟子关系看得很庄重，很严格，师如果和弟子对坐或者师称弟子的字，师就有被开除的危险，北宋黄庭坚的朋友吕进伯就是这么做的。吕祖谦《少仪外传》曰：“吕进伯为河南北运判，黄鲁直为北京教官，托鲁直请门客，数日斥去之，召鲁直谓曰：‘此人岂可为人师？某至学院，却见与小子对坐，如此岂可为人师！请鲁直别请一门客。鲁直为之遴选，且严戒之曰：‘吕运判行古礼，贤且加慎。既数日又逐去。鲁直问所以，进伯云：‘此人尤甚。却闻呼小子字，岂可为人师耶？”(13)需要注意的是，黄庭坚“吕运判行古礼，贤且加慎”的告诫说明，吕进伯的做法并无不妥。师弟子之间的严格礼节绝非北宋更严格了，而是古来如此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唐代的师弟子礼节较北宋宽松，从而得出“连骑造门”的韩愈和皇甫湜有可能是师生关系的结论。

最能说明唐人将师弟子礼节看得很庄重很严格的，莫过于皇甫湜自己的例子了。

《皇甫持正集》卷二《顾况诗集序》云：“君出其中间，……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君字逋翁，讳况，……以寿九十卒。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以我为扬雄、孟轲，顾恨不及见，三十年于兹矣。知音之厚，曷尝忘诸？……”扬州相见时，皇甫湜还是个“童子”，顾况（727？—816？）年已花甲，二人年齿之悬殊，至少也在四十岁以上；皇甫湜对顾况尊敬而且向往，顾况对皇甫湜颇为赞赏和知许。可是三十年后皇甫湜为顾况诗集写此序时，称顾况为“君”，说“非君将谁与哉”，明确地以顾况为友，而不是师。可见，水平、年龄、声望和对他人的知赏、奖掖以及得到他人的尊敬、仰慕等等，与师的身份无必然联系；要让人以己为师，必须对人有授业的事实，除此之外的所有条件都是陪衬，起不了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且，把师弟子关系看待得如此严格的唐代士子，不独皇甫湜一人，李翱也是如此。从《李文公集》卷一知，李翱（774—836）曾经“执文章一通”，趋赴于梁肃（753—793）之门请教，并如其所愿地得到梁肃的荐举而及第。可是，梁肃卒后，李翱献给这位年长于他21岁的恩人的，是《感知己赋》，赋中以其为友，而不以其为师。其所以如此者，是因为此恩人之恩，乃知遇之恩，非授业之恩。既然非授业之恩，自然不会以师相待。

牛僧孺、李贺、王定保都把韩愈、皇甫湜的关系看作朋友，而非师弟子。作为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看法应该是极有参考价值的，起码比两百年后北宋人的看法更为可靠。

四

抛开所有的人对韩愈、皇甫湜关系的看法不论，我们还可以看看二人之间究竟有没有授业和受业的史实，或者其他勉强可以称为师弟子关系的事情。

从唐代直至明清，被恪守师道规矩的士子们必然认作师和被某些不守师道规矩的士子有可能认作师的人，不出三种人：一为业师，即授业的人；二为座主，又名主司，即录取士子为进士的贡举主考官；三为举主，即举荐士子者。此三种人之于士子的地位，以明人谢肇淛的见解最为精辟。谢氏说：“训蒙受业之师，真师也，其恩深、其义重，在三之制与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无造就之素也；当道之荐扬，甄别之故事耳，无陶铸之功也。”谢氏又说：“拜主司为门生，自唐以来然矣。策名朝廷而谢恩私室，诚非所宜，然进身之始，不可忘也。士为知己者死，执弟子礼非过也。至于郡县之吏拜举主为门生，则无谓矣。”(14)谢氏认为：业师最尊，为真师，弟子之于此类师是受业；主司次尊，可称为“准师”，门生之于此类师是受知；士子之于举主，仅仅是得其荐举、揄扬之助而已，举主不是师，以举主为师是乱从师。

真师、准师与“乱从师”之师，韩愈之于皇甫湜，属于哪一类呢？

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是，皇甫湜对韩愈道的方面没有多大兴趣，而学到了韩愈为文“奇”的一面。说皇甫湜对韩愈的道不大感兴趣和皇甫湜为文主张“奇”都是事实，但说皇甫湜在古文上学韩愈，却没有依据。至少，我们找不到皇甫湜向韩愈学习或者与韩愈讨论的任何史实。那么，是不是皇甫湜只埋头于古文创作而不愿意和人交流古文的做法呢？不是的。由其所写《答李生第一书》、《答李生第二书》、《答李生第三书》看，皇甫湜这方面的兴趣是很浓的。可是，他与之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古文“宜奇”还是不“宜奇”问题的，是这个被称为“李生”的人，与韩愈无涉。那么，是不是皇甫湜自以为是，从不向别人请教呢？也不是。从《李文公集》卷六的《答皇甫湜书》知，皇甫湜把自己的古文寄给李翱请其指教，李翱就回信答其所问，此事仍与韩愈无涉。可见，在古文创作上，皇甫湜如果真要拜师，他更可能拜李翱而不会拜韩愈。我们说皇甫湜在古文创作上不会拜韩愈为师，还有一个原因。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说：“昌黎韩愈退之志其墓，且以书来吊曰：‘……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于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之言为然。”(15)“于文章少所推让”，可见皇甫湜在古文创作上眼界之高；“亦以退之之言为然”是说皇甫湜同意韩愈认为柳宗元古文水平很高的观点，他可没有同意韩愈古文水平很高。如前文所述，皇甫湜《谕业》一文对韩愈古文的评价确实不高，这一点还曾惹得清代王渔洋大发感慨呢。另外，韩愈31岁所写《与冯宿论文书》一文中曾说过“李翱从予为文……张籍……亦学于余”的话，但我们找不到他说过或者暗示过皇甫湜也向他学习古文的证据。就是说，皇甫湜古文上请教过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无韩愈；皇甫湜古文上佩服的人也不止一个，其中仍无韩愈。相反的是，皇甫湜在古文上不佩服韩愈的证据倒很确凿。可见，说皇甫湜古文上学习韩愈，既无事实证据，也无逻辑上的合理性。既然如此，就不能说韩愈和皇甫湜在古文上有授受的关系，也就不能说韩愈是皇甫湜的业师。

由韩愈年谱知，韩愈终生未曾有知贡举之事，故韩愈不会是任何人的主司或座主；皇甫湜于元和元年（806）进士及第时，知贡举者为中书舍人崔邠(16)。可见，韩愈没有充当皇甫湜的主司或座主的可能。

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愈后官高，不复为也。”(17)按照谢肇淛的说法，称引荐者为师是乱从师。这个先不管，先看看韩愈一生都引荐了哪些人，其中有没有皇甫湜。据洪兴祖《韩子年谱》知，韩愈21岁时举荐过一人：徐公达；34岁时举荐过十人：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珩、沈杞、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韩愈35岁时为国子四门博士，官并不高，但此后再未见他举荐过任何人，还真如李肇所说“不复为也”。不管怎样，韩愈举荐过的11个人中并没有皇甫湜。另外，皇甫湜元和元年四月进士及第之时，其舅父王涯刚刚由翰林学士、右拾遗迁起居舍人，而韩愈正贬官江陵法曹参军。就是说，皇甫湜的举荐人，还轮不到韩愈，韩愈当时正自顾不暇呢。可见，韩愈不是皇甫湜的举主。

韩愈之于皇甫湜，不是业师，不是主司（即座主），不是举主。就是说，从任何意义上看，韩愈都不是皇甫湜之师，皇甫湜也不是韩愈的弟子。由此可知皇甫湜“今侍郎韩公，余之旧知”的陈述，实无不妥。

五

追溯皇甫湜为韩愈弟子说法的来源，即可知此说法产生后并没有一统天下，持不同意见者还是屡有其人的。

宋初王禹偁（954—1001）在《投宋拾遗书》中推崇韩愈传圣人之道的功绩时，开出了历史上韩愈弟子的第一张名单：“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从而学者，有若赵郡李翱、江夏黄颇、安定皇甫湜，固其徒也。然位不足以行其道，时不足以振其教，故不能复贞观之风矣。”(18)这是皇甫湜为韩愈弟子之说在现有文献中的最早出处，王禹偁成为此说的始作俑者。此后，欧阳修（1007—1072）、宋祁（998—1061）在《新唐书》中采纳了此说，并把韩愈弟子的名单扩充到五人：“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时又有贾岛、刘叉，皆韩门弟子。”《新唐书》作为正史的显赫地位，使皇甫湜为韩愈弟子之说具有了权威性而登堂入室，成为主流观点，连一些名家巨子也难免受其误导。例如，苏轼（1036—1101）就倾向于认同此种观点：“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19)南宋洪迈（1123—1202）《皇甫湜诗》云：“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20)四库馆臣为《皇甫持正集》做提要时也说：“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21)

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的江湖毕竟广大，《新唐书》的权威虽高，但也没能够一手遮天。就在苏轼等巨子们为其裹胁而随波逐流的时候，历代学者中总有人别具只眼，表达着不同的见解。宋初人田锡（940—1003）在《题罗池庙碑阴文》中认为皇甫湜地位与柳宗元并驾齐驱，并且把皇甫湜和韩愈一同置于柳宗元朋友之列：“唯公有刘公禹锡之交，有韩侯退之在朝，有吕衡州以倜傥与公为游处，有皇甫湜以文章与公相游遨。而公位不过为南宫外郎，命不过为柳州之牧。”(22)程大昌（1123—1195）在《考古编》卷七《皇甫湜未必肯师退之》中，对李翱、皇甫湜的韩愈弟子身份均表示怀疑：“退之抗顔为人师……湜之《谕业》曰：‘韩吏部之文，……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纯北面也。又翱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是岂尝肯就弟子之列。”(23)龚自珍的说法最为入情入理：“汉儒自一经相授受外，无师弟子。东京处士喜标榜，然史称会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师弟子分至严，唐宋人犹知之，故以韩愈之贤，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门生自居。”(24)

综上所述，韩愈和皇甫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师弟子关系；韩愈、皇甫湜以及当时所有的人，都把二人的关系视为朋友而非师弟子。这个简单的事实，还被田锡、程大昌、王士禛、龚自珍等不断地提醒过。但是，《新唐书》和《四库总目》的影响毕竟太大了，田锡等人的正确观点从未引起学界的注意，20世纪以来的教科书，从文学史著作到文学批评史著作，因袭旧说者为数甚多，而质疑辩驳的声音未曾出现。有鉴于此，笔者撰此拙作，以达辨讹误而还本真之目的。

注释

①⑤⑨⑩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54、2350、36、2025页。

②《李文公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按，此诗系年依据清方世举之说，钱仲联认为无确据。姑从之。此诗在《韩愈全集校注》第951页，屈守元认为此诗为疑年诗。

④《韩愈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第10册，第21页。按，此大型丛书为复印本，出版年不明，收文止于1980年，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

⑥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第360页。

⑦《皇甫持正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钱基博：《韩愈志》，中国书店，1988年，第133页。

(11)(12)(17)《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26、1669、195页。

(13)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谢肇淛：《五杂组》卷一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89页。

(15)《刘禹锡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90年，第237页。

(16)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588页。

(18)《宋文选》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东坡全集》卷七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容斋随笔》卷八，中华书局，2005年，第106页。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零，中华书局，1997年，第2011页。

(22)《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考古编》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339页。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