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刘仁伍　吴竞择

为适应金融全球化运行、管理、调控的需要，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危机处理和危机后的国际货币、汇率和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构，为中国发挥全球领先性经济金融大国作用奠定政治、金融基础。就中国现阶段的需求而言，建立一个稳定的、富有弹性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体系，并积极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的、协商的、有约束的汇率协调机制，有利于维护中国作为主要贸易国、主要资本输出、输入国的利益。关于全球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应该考虑相对保守的、安全的、对等开放的金融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范围、资本充足率、风险控制、产品透明度标准，坚持风险防范、适度创新、接受监管的原则，制衡过度的产品、服务创新带来难以控制的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

本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外部条件、成因与性质

本轮经济金融危机的外部条件

本轮经济金融危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它有几个比较独特的外部条件。首先是主要的金融市场如美国等，已经实现了完全的混业经营，但金融监管仍然维持着分业状态。与此类似，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措施和标准还处在空白或讨论的状态，缺乏统一的操作和比较有效的全球性协调机制。其次，全球金融市场、产品、市场指数的关联性进一步增强。表现为小国出现巨型跨国经营银行、大型跨国经营银行规模继续扩大、金融产品全球发售、主要金融市场指数严重地同向关联。金融市场中的金融产品关联性进一步强化，传统的信贷、基于信贷的结构性证券、结构性金融衍生品分布在不同的柜台或集中交易市场，关联性的产品价值通过跨市场的做市商、发行人、投资人而相互严重关联，但各个子市场缺乏有效的统一监管或监管协调。第三，相当部分创新金融衍生品设计条件为市场处于正常稳定运行、低违约率和低风险水平，未考虑极端情况下的违约率，金融衍生品交易偏离设计目的，成为广泛交易的投机品种，而且部分品种的发行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行机构或交易对手方。金融衍生品发行、交易、头寸缺乏必要的信息披露。第四，为追求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收益率和业绩激励，少数投资银行、对冲基金高杠杆率的投资行为盛行，存在严重的过度风险承担，带来较大的亏损、破产风险。

本轮金融危机的成因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金融市场，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美国房地产泡沫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快速加息、快速减息的货币政策刺激，由于2001年的美国IT技术泡沫严重，美联储不得不快速加息。在技术泡沫破灭后，美联储又快速地减息，2005～200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出现泡沫期间，美联储又快速地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快速破灭，房价大跌。其间许多美国信贷机构和消费者无法判断房地产信贷的风险，盲目放贷或消费，构成了金融危机的基本因素。但美国房地产市场本身泡沫和损失并不足以引发全球性的深度经济金融危机，局部市场风险传播、放大的原因在于基础性的信贷产品、结构性证券产品和套利性的衍生产品的各子市场之间紧密联系，风险和损失在监管分离的各子市场和无任何监管、信息披露的衍生品市场之间被杠杆性地放大，而高杠杆度方式运作、追求高利润率和高度集中的衍生品交易对手方，把房地产次级信贷的风险集中释放在少数高杠杆度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身上，导致了金融系统的信心丧失、评级下降、部分结构性证券产品市场消失、大规模减计、严重亏损、资本不足、流动性短缺等问题。金融危机效应向实体经济的传播，带动总需求的萎缩和下降，形成深度的、全面的市场动荡和经济衰退。

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外，美国金融危机不断放大和扩散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还有间接的内、外部原因。首先是美国金融监管在1999年金融混业经营后，未能根据混业经营而调整，金融业的银行、证券、保险各子部门监管仍然是各管一块，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其次，金融监管未能紧跟产品、业务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金融衍生品创新和交易规模的扩大，未能采取适度的风险监测、控制和约束措施，最后导致了高度集中、高杠杆度经营、衍生品交易对手方的投资银行出现重大风险，严重放大了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损失。第三，货币政策操作（利率操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为美国近八年奉行的政治、军事战略背书，构成金融危机的环境条件。在信奉“单极独大、一超独霸、先发制人”理念和操作下，形成长达七年的巨额财政赤字，构成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原因。在此期间，恰逢美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时期，实体产业转移导致了长期的巨额贸易赤字，为维持“双赤字”下的严重失衡经济运行，美国不得不采取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不得不长期在低利率水平下维持强势美元地位，为“双赤字”融资，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通过这种方式把全球主要债权国家与美国经济金融未来捆绑在一起。

本轮经济金融危机的性质

综合上述成因，可以认为本轮危机实质上是长期以来全球经济金融失衡问题的彻底表现，是长期以来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汇率标准问题的总爆发，也是全球金融监管滞后于全球金融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后，重大经济金融决策缺乏有效协调、统一的恶果。首先，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全球经济金融失衡长期存在，国别货币政策过度地为国别的政治、经济、金融战略服务，不仅未能有效地校正这种财政、贸易、储蓄、投资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货币政策（货币供应、利率、汇率）还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其次，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以黄金汇兑为条件，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在缺乏黄金支撑条件下，仍然服从国际政治、国内经济和金融需求，强行维持汇率水平，最后不得不进行较大幅度的重估和调整。第三，金融监管不仅在国别内部存在分割和滞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协调，更谈不上建立一个担负全球监管、稳定职责的金融组织。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阶段由于美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具有的绝对优势，也只是一个美国意志的工具，凡是涉及美国事务，IMF基本上无法发挥正常的专业判断和实质性的作用。

全球危机后国际货币、汇率与金融监管体系重构的原则

经济金融安全的国际合作原则

过去八年全球单边主义原则被证明是极其失败的国际行为准则，并带来了地缘政治关系的恶化和地区对抗，也恶化和损害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的合作和健康。在面临国际金融制度重构的时刻，有必要反省部分国家在国际政治中长期奉行的错误政策和战略，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下的重要意义，塑造一个全球合作、和平、和谐的全球道德标准和形象，以便于在未来的国际合作中，维护全球化下的全球、国别经济金融的共同安全。

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的稳定原则

鉴于本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中，个别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国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危机发源、扩散和传播的负面影响，应该提出强化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稳定中主要国家的责任和约束的要求，完善国际储备货币的收益和责任对称性，强调主要储备货币之间合理、优化的汇率安排和调控原则，签订关于储备货币与汇率安排的有约束力的新协定（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不负责任行为，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限制指标。并且尝试构建国际储备货币的竞争、替代机制，避免单一国际储备货币和汇率机制，造成个别国家利用这种金融霸权的优势，不负责任地绑架、损害一体化时代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

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决策机制中的参与原则

借助本轮危机处理过程中需要中国承担国际义务的机会，联合部分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采取拯救资金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途径，增加中国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比例，提高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和决策权。目前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大约为8%，也就是美国GDP的70%，美国目前在IMF的份额占比为17.09%，我国应占IMF份额的12%。按照IMF规则，我国从目前份额的3.72%提高到12%，只需要缴纳204.52亿SDR（特别提款权），约合320亿美元。这笔钱对我国来说，既不是什么负担，也没有什么压力。而且，目前IMF总共2174亿SDR的总份额，可能太低，可以建议提高总份额的规模，这样可考虑把中国的份额提高到17%～20%的水平，那样我们在IMF的投票权、发言权就会更大，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

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原则

金融全球化的经营、资金流动、市场联动，加上单一储备货币和汇率，必然要求国家央行、监管者的全球协调和配合，同意全球金融监管标准。第一，应该通过全球金融监管组织来要求、监督金融监管模式，即混业经营的金融业必须建立有效的统一监管，承担基础业务、衍生业务和证券、保险各子部门的统一监管。第二，全球运行的银行应该有相应的国际监管机构和最后贷款人。第三，不能为任何金融产品和业务留下不受监管范围和空间。第四，统一全球运营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风险水平和产品、服务信息披露等监管标准。

危机后国际货币与汇率体系的重构

推动国际货币与汇率制度建设

按照价值尺度、支付、储藏的功能来说，全球单一货币体系最适合全球化的贸易、投资和消费需要，但在操作上从目前美元为主、欧元、人民币、英镑、日元为辅的国际货币体系过渡到全球单一货币几乎没有可能性。采用黄金或黄金汇兑的货币体制，即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目前的条件下可能性也很小。建议修改IMF的宪章，以IMF特别提款权SDR可以作为一个过渡目标，但SDR并没有印制的券种可供使用，作为支付工具不方便。所以最优的解决办法是SDR实体化，各国用黄金交纳SDR份额，然后用黄金为基础，发行SDR流通券，用于全球贸易、储备、流通和支付。关键是目前的SDR份额过小，需要扩大至少十倍达到21740亿规模，才可能满足全球需要。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的谈判、妥协才能形成全球协议，难度极大。其次，可以采纳区域货币体制，建立少数几种区域货币之间的汇率协调机制，签订有约束力的汇率协调文件，解决单一储备货币中的无约束、无自律、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只能在现有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上，建立更强的、有约束力的监督、调整机制。

建立国际货币与汇率协调机制

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在可能的储备货币中，尽管背后的经济、贸易、政治势力全球第二，但人民币现阶段的势力最弱，表现在支付、储备占比低，政府支持不足，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欧元问题在于缺乏稳固的政治决策机制作为支撑。美元虽然遭受诟病，但背后的支付、储备占比、国家实力第一，获得支持也最大，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容改变。日元背后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交易传统，但国家政治支持最弱。因此，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协调机制，最终再过渡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储备货币竞争、稳定的三角货币稳定时期。储备货币汇率协调通过中、美、欧（G3）方式进行协调，其他货币分别与这三种货币汇率挂钩，形成比较有效的稳定、可靠、弹性的国际货币和汇率体系。

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操作

在几大储备货币汇率的稳定操作上，需要建立新的、以IMF为操作者的新机制。首先需要修改IMF宪章，赋予IMF储备货币汇率稳定职责。其次，要扩大IMF可动用的国际储备货币额度，满足汇率稳定的需要。第三，需要建立在IMF机制下的中美欧G3或中美欧俄G4协商决策机制，按照协商结果进行国际货币汇率稳定的操作，及时纠正、防范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金融失衡的问题。

全球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的统一和实施

由于银行业的全球化，银行监管标准和实施的全球化也出现现实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国的跨国经营性银行的监管和稳定问题，如瑞士联合银行UBS，瑞士信贷银行等。因此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期限内统一全球性运营银行的审慎监管标准和信息披露标准。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让所有的国际性银行全部采取落地的办法，在非注册地用法人形式取代分行形式，那样就基本解决了大型银行跨国经营带来的稳定问题。

全球性银行的国际监管与存款保险

由于部分全球性的银行规模远远超过了注册地国家的经济金融稳定能力，建立一个有实力的金融监管体系具有现实意义。为了提供国际性监管机构的效率，可以考虑只针对全球运行的少数大型银行，实施审慎监管和稳定职责。也可以考虑建立一家全球性运营银行的保险公司，由世界银行或IMF代管，独立运行并承担相关银行的存款保险职责。

建立全球金融危机处理应急机制

在应对过去的小型、开放型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时，通常会由IMF提出危机处理措施并提供相应的救助资金，但本轮全球性的尤其是大型、开放型经济体如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却未见IMF采取任何实际性的措施，包括提供危机处理方案、措施和必要的资金。所以，本轮危机之后，应该强化IMF在反金融危机、稳定全球金融方面的主导作用，健全全球金融危机处理应急机制，无论大型、小型开放经济体，一旦发生系统性的可能超出国境的金融危机，就应该立即启动危机处理应急机制，评估该国的金融风险状况，协商可行的救助方案，制定约束性的措施如财政支出紧缩、货币发行规划、汇率约束措施，以及金融、财政、透明度、监管、金融安全网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措施等等，再提供救助资金，帮助其恢复正常状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市中心支行 刘仁伍系该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