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

杨庆祥　陈华积

时 间：2008年11月10—13日

地 点：湖南·凤凰县金凤凰山庄会议室

主 办：人民文学杂志社 南方文坛杂志社 湖南省作协

参加者：（作家）王跃文、潘向黎、周晓枫、张悦然、鲁敏、金仁顺、张楚、哲贵、桑克、黄礼孩、谢宗玉、

沈念、修正扬、米米七月，（批评家）洪治纲、施战军、李朝全、夏义生、张莉、杨庆祥、周黎明、聂 茂、卓今、龚敏律， （主办方）宁小龄、邱华栋、黄德昌、张燕玲、龚政文、凌宇、黄叶、曹雪萍

论 题：1?郾 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重审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2． 当下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3． 作家的责任及文学如何“艺术地”应对生活与现实。

4． 作家所期望的文学期刊。文学期刊及选刊的审美趣味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促进与损害。

主持人：张燕玲、邱华栋

龚政文（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今天，在全国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每年一度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设坛古城凤凰，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文学精英聚集沈从文先生故里，这是全国青年文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湖南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各位朋友的到来，古城凤凰增添了许多青春的气息，文学的气息。如果沈从文先生泉下有知，也定然会欣慰不已；因为各位朋友的到来，当下中国文学的许多重要话题，被激活，被思考，被谈论；因为各位朋友的到来，湖南本土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获得了一次极好的学习和参与的机会。凤凰开坛，坛坛都是好酒；南华论剑，剑剑直指核心。我相信，本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一定会继承往届的优良传统，本着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展开平等、真诚、热烈、开放的探讨。这将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沟通。

为此，作为论坛的东道主，我们将会同湘西自治州和凤凰县有关方面，为朋友们尽心竭力做好服务工作，争取让朋友们若干年之后，还能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这次凤凰之行。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黄德昌（广西文联副主席、南方文坛杂志社社长）：第七届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在人杰地灵的凤凰开幕了，我代表《南方文坛》，对湖南省作协、凤凰县的热情接待表示深深的谢意。《南方文坛》是第二届北海论坛时开始合办的，与创作“国刊”《人民文学》的强强联手，我们不仅学习到很多有益的经验，不仅为学术，更是为作家和批评家提供交流的平台，让热爱文学的朋友坐在一起自由对话，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把我们自己创作的体验和焦虑，包括对《南方文坛》的批评和期望说出来，相互交流。这是富有文学意义的。此外，由与会的作家、批评家集体推选本年度内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做出重要成就的青年作家和青年批评家，也是件富有公信力和建设性的文学活动。我想论坛对大家的写作和中国的文学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当然，《南方文坛》也有自己的想法，希望通过论坛和大家建立友谊，希望在此面对面地了解和学习到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最前沿成果，希望《南方文坛》每年第一期对论坛的纪实吸引更多的读者，帮助《南方文坛》能够真正成为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使杂志在某种程度上为开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作出一点贡献。最后祝福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湘西在凤凰，骨头沾些豪气乃至“匪气”，多些特立独行；写作染些文气、大气，多些虚空灵动。谢谢大家！

宁小龄（《人民文学》副主编）：青年论坛已经持续七届，七年来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作家和批评家对话和交流的重要活动和品牌论坛，被认为是一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在文坛声誉日隆。

凤凰是个文化圣地，本届论坛在这里举行很具文学意义。论坛七年下来，收获很大，影响也很大。关于论坛，我们《人民文学》一直都是由李敬泽负责的，他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次，单位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他无奈退了机票并一再让我向大家道歉。我参加过两届，每次都记住些关键词，如第二届北海论坛时张清华教授提到背诵唐诗泪流满面的古典情怀，麦家提到的要给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第四届福建论坛李洱提出的写作不能忽视生存的困难等等都给我诸多的启发，我们与《南方文坛》联办了六届论坛，旨在推介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锐，这种推介是在年度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是在每一年度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推选中，可以说关注青年作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民文学》要义之一。在这里首先感谢作家、批评家对这个论坛的支持。谢谢大家参加本届论坛。

邱华栋（作家）：论坛开幕式结束了。燕玲主编把主持人的接力棒交给我，我们就开始进入正式的主题讨论。论坛有四个议题，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四个问题从不同的方面提供了讨论当下文学的一些切入点，非常有意思。下面我们先请洪治纲教授发言。

洪治纲（批评家）：我感到目前当代文学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境遇当中，我感觉比较深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面对单个作家的时候，会觉得他很有特色，但是当我们面对整个文坛的时候，却感觉比较平庸，没有那种让大家都满意的整体繁荣的格局。为什么面对个体和面对群体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还没有想好。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文学的代际差别越来越明显和尖锐，我记得玛格丽特有一本书叫《代沟》，其中一个观点是当社会变化越来越快，文化进程越来越剧烈，人们的观念变得越来越多元的时候，代际冲突也就会越来越强烈。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作家，彼此的差异非常之大，但是50年代和30年代、40年代出生的作家很难看到一种代际上的差别，他们的价值观念、文学追求都在同一维度上面，比如对史诗的追求，对宏大历史的承担姿态。60年代出生的作家既有一定的历史承担，又对自我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认识，同时对现代写作技巧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他们实际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代。70年代出生的作家更注重生活微小层面的变化，尤其是都市经验和乡村经验中具有质感的独特审美体验的变化。“80后”的作家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观念，这些作家的作品我有时候读不太懂，他们几乎取消了完整性意义的建构，他们可能不再关注写作与个体生存的关系，写作对社会的承担姿态，写作对历史的思考，而是更关注在消费语境中写作作为一种文化方式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更倾向于书写一种个体生存的外在感受。

施战军（批评家）：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是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评出以后我们发现声音很杂乱，专家的观点和一般读者的观点好像是截然不同。这种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难道在一般读者心目中就没有好的文学作品或者值得信任的文学组织了吗？而实际上这样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组织又是存在的。90年代有很多文学英雄，80年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局面，是我们整个的创作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读者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论坛的第一个问题的提出针对性极强。我想谈谈文学整体上受到责难的缘由是什么？我觉得主要有这么一些缘由，一是网络的发展，匿名和自由的表达掩盖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这些批评者未必是那么想的，仅仅是为了表达一种快意。这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很多人提出问题的依据都是道听途说的，所以现在很多对文学评价的依据是不值得分析的。第二，文学青年在开始写作时的那种“不平之气”对文坛影响很大，现在写作的人不少，一旦某部作品获奖了，另外一个人一看，我水平不比它差啊，于是“不平之气”就上来了，很多人也开始应和，这对文坛的形象也有一定的改写。第三，不看文本的当代批评家的影响，有些批评家名头非常响，他已经宣称在五六年前就开始不读当下的作品了，但是他们总是对当下文坛发言，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媒体也很喜欢去关注他们，这就形成了一个障眼法。还有一些批评家似乎是读作品的，但根本不细读，我们很多同行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也需要自省，这是国内的情况。那么从国外看，一些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也很有影响，但是目前很多汉学家的阅读量其实是很欠缺的，对很多作家作品的看法并不能完全站得住脚。但是我们很多人特别愿意看那些汉学家的脸色说话，很多人在作出结论的时候会很自觉地想到一些人，比如会想到顾彬、马悦然，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这种情况，我们中国的作家、研究者应该确立自己的尊严和自信。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没有必要考虑太多外在的因素，如果我们要重申价值的话，那就是写作本身的价值，那种有自己个性的写作，其本身就是价值。

潘向黎（作家）：刚才治纲、战军说的这些问题我平时也会想，但没有想得这么仔细。我还是说点自己的困惑吧。第一个困惑是为什么评价单个作家和评价整个群体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知道外国很多的作家对评论家的反应都是心存敬畏的，一个著名作家的新书出来，他会看几个固定的报纸上面的几个评论家的评论。国外的评论家还是保留着很好的权威性，而我们中国的评论家好像是另外一种局面，经常的情况是面对外人说一套，自己关起门来说的又是另外一套，我觉得认真严肃的批评是对作家的一种抬举。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批评家们，我觉得现在的批评好像有两种尺度，一种是受社会思潮影响特别大的那种，比如某作家上了排行榜，改编成影视剧很轰动，很受读者欢迎。另一种就是那种纯文学的标准，这两种尺度现在同时并存，这很正常。我困惑的是，在同一个批评家身上能否能并存。有的批评家在商业场合用商业的标准，在学院的场合用学院的标准，这是否正常？

洪治纲（批评家）：潘向黎说的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不过至少我可以说在我和施战军身上不是很明显，我们对新人一般来说要宽容一点，但是对你们这种比较成熟的青年作家要求可能会苛刻一点。我们读作品还是很认真的，大家对批评最不满的可能就是读作品很少，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读，关键是作品太多太多，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同陈思和老师的一个看法，哪怕是你读少一点，但是一定要细读。我觉得我特别不好把握的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想法真的是特别多，很复杂，我刚刚写完一部研究60年代出生作家的书，本来计划写二十万字，结果写了三十多万字，我还是很不满意，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太复杂了。

周晓枫（作家）：去年我参加过北京市文联举办的一个会议，议题是批评和创作的融合，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种融合非常可疑，因为这种融合的前提是具有各自的尊严，而各自尊严的前提是各自的独立性，在没有各自的独立性之前，这种融合很容易沦为人际关系上的妥协，而不是审美立场上的认同。刚才洪治纲谈到批评家总是对个体有所发现而对整体不满意，我觉得批评家总是想对整体发言，特别喜欢宏观概括，喜欢把个体的写作变成一种社会现象的涌动，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批评的重量。其实作家是在集体中没有安全感的动物，对于作家来说，置身于集体之中即使不是耻辱，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而批评家总是喜欢把作家做整体的划分。我想如果批评家更多关注个体的作家，那么个体的作家可能也会更有效地应对批评。

张燕玲（批评家）：向黎以温婉的言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它包含了两个意义：一个是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呼唤批评良性的土壤，呼唤一种本真、本色的健康批评，让批评回到批评自身，为什么需要这样？是因为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经常把批评庸俗化，还有就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真正懂得批评的意义，那么这个作家是有福的，他能够不断精进，不断成长。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批评的双重标准问题，比如对于比较成熟的作家，可能就会把他放到世界文学的高度去要求，而对于年轻一些的作家，特别是刚刚冒出头的时候，会宽容一些。至于个体与群体的差异性，问题在于一个及物一个不及物吧。这当然是批评家的专业精神和审美标准的问题。

李朝全（批评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最近十几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责难或非议。其实责难与非议基本上是缘于一种对当代文学不了解或了解有限而得出的偏颇结论。文学是一种不断前行中的艺术，文学创作者对所谓的责难大可不必在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无须他证。具体的文学文本或样式，在价值和意义方面固然有大小、深浅、远近之别，但文学整体的存在则不会因任何人的意志或褒贬而改变。

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着严重缺陷，主要反映在批评标准的西方化、媚俗化、游戏化、事件化、浅表化等方面。文学批评需要也可以改进。文学批评对创作和作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文学评论，包括文学评奖，文学评选（文学选刊和选本等），都可以引导潮流，引领风尚，影响阅读，进而影响作家的创作取向、创作趣味，影响一时代的文学；可以为文学新人成长铺路搭桥，成就作家作品的声名和影响；也可以进行商业化炒作，可以“造星”。实事求是的、有针对性的、富于引领性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和读者都是有效有用的，对文学创作也是有益的。文学期刊特别是像《收获》、《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刊”的作用，可谓一言九鼎，举足轻重。每名成功作家的背后，都站着一位或几位优秀的批评家和编辑。目前文学期刊最普遍的问题之一是缺乏优秀的编辑。文学期刊的定位、价值取向和艺术取向极大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在这方面，文学期刊的作用与文学批评相近，有时甚至具有比文学批评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力。因此，加强文学期刊艺术品位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桑克（诗人）：现在文学界关注小说的比较多，关注诗歌的比较少，诗人很边缘。我自己写诗，但是觉得年轻时的心态和现在的心态不太一样，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关于文学本体上的抱负，比如创造一种体式、一种语言等等，中年以后觉得生活本身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很喜欢读《平凡的世界》，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一部忠于自己生活的作品。作为诗人也一样，就是要忠于自己的生活，就写我现在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我也喜欢读批评文章，批评家是一个专业的读者，总是能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东西，这种东西有时候是有启发的，有时候可能比较隔膜，但都没有关系，关键是建立一个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良性机制。

王跃文（作家）：说到文学的责任，不同的作家，尤其不同年龄代的作家，对文学的责任有根本不同的态度。目前否认文学责任的人大有人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宣称他的写作完全是为了自己，这种宣称显然是自欺欺人。任何写作，只要不是写那种本来就不打算给人看的私密日记，没有谁不希望写作是给别人看的。哪怕是非文学的写作，写作者也是有意无意间在追求发表的快感。但所谓承担文学的责任，也容易让作家矫情起来。正像袁宏道说的：“自从老杜成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老杜以后写诗的人，也许平日把家国天下放在九霄云外，但只要提笔就是满腔爱国情怀。所以，我们有的作家，只要写作品就是天下大事，就是国家前途，就是民生民瘼，可谓“一肩担尽千古愁”。他们的这种责任意识，有的是真诚的，有的未必。我们不妨把文学的视野放开阔一点，我们写人间万象，写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写个人真实的心路历程，提示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未必就不是有责任的写作。还有一个困惑，如何写好温暖、光明等积极向上的东西。很多作家都有一种自觉，想多写写生活的光明和温暖，但一种普遍的情况是作家们在表现消极、落后、阴暗、丑陋的时候，得心应手，很有感染力，读者也容易认同；但是相反，作家在写光明、温暖、积极、进步、向上的时候，笔力普遍不足，哪怕是写的真人真事，也容易让人指为虚假写作。到底是作家笔力问题？还是世道人心问题？还是人的审美心理固有的问题？

张莉（批评家）：我关注的是“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重审文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个话题。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首先注意到的是“责难”。在目前，恐怕我们马上会想到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某种程度上，尽管顾彬对中国文学的判断是在向公正的方向努力，但公正打了引号，他有强烈的德国/欧洲立场。一个外国批评家对中国作家的批评很正常，但是，为什么他的声音会成为指责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为什么很多报纸愿意转载他的声音？我个人感觉，责难之声中其实也有来自中国人自己的责难，它们合而为一了。我自己的看法是：第一，中国文学应该成为自己，而不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尤其是对属于中国的精神气质应该有意识地继承。第二，文学创作应该回到文学的内部，思索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保持文学的尊严，如何接近时代和社会的心脏——比如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异质人物，给予受歧视者以尊严和言说的权利。

鲁敏（作家）：其实我没有批评家想得那么多，不管是“70后”还是“80后”，我们在一起谈的更多是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我们7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对文学的认识的参照系和批评家的参照系可能不完全一样，我就没有觉得文学应该要成为影响很大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于文学“铁肩担道义”的这一部分没有很深厚的体验，我们好像回到了“妙手著文章”的阶段，回到了对艺术本身非常轻松的感受，当然这种轻松不是写作过程的轻松，而是不再认为文学应该承担那么多的社会功能。我觉得现在正处于一种和平的、消费的、经济的时代。文学保持一种竞技状态，个体非常出色，群体比较平庸，我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我想象中的文学就是这种状态。只要你走进它的内心才会发现它特别好，你要是远远的看，永远都不知道它有多好。

张悦然（作家）：我觉得我初涉文坛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小孩进了一个大户人家，正在一点一点学一些规矩和法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想问：有些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形成的？为什么就这样进行下去？我比较困惑的是作为像我这样的新生代，是只能按照你们的规矩来办呢，还是也可以修改一些规矩呢？比如说研讨会的问题，我认识不少的作家和批评家，就没有一个人讲研讨会是一件好的事情。有评论家曾跟我说，他从外地飞到这个城市，坐飞机、然后住酒店、过夜，然后到第二天开会只为了讲五分钟话，有时候连五分钟的话都讲不上。他说那个时候他感觉到生活极其的荒诞。我有时候就想，既然那么劳民伤财，为什么研讨会还一直存在？难道只有用研讨会的方式我才能够获得重视吗？所以我曾经暗暗下个一过决心：至少我不要研讨会！可能研讨会对很多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目前我认为它对我并不构成很重要的意义，我觉得也许它可能不适合我们这一代人吧？我们更重视的是谁跟我们讨论小说，我看到评论我的一些文章，都觉得不是在写我，可能写的是“80后”的一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期刊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没有通过这个平台找到能够和我谈论小说的人。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渴望有效的交流，对写作的真诚态度是从来都没有变的。

夏义生（批评家）：我接着上午治纲提出的问题讲，我觉得当下文学的差异不仅仅是一个代沟问题，文学的公共领域已经分裂并且形成了割据的局面，就是说文学它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所讨论的一个文坛，一个文学大家庭，实际上现在文学已经分化到你无法用一个概念或者是一种文学的理想去观察它，去考虑它。上午潘向黎说批评家老喜欢对作家进行群体划分，而作家则不喜欢这样。我觉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批评家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时代进行命名，这实际上这也透露出我们的困惑，就是已经没办法沟通啦。文坛形成割据的局面以后，每一个群体或者文坛的每一个分部已经无法沟通、交流。你谈的小说还是我心中考虑的那个吗？研讨会上你们这些人所讲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我的写作有效吗？我在想不仅创作是如此，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主编批评刊物，看稿子也看了很多年啦。我在想，自从文学批评的学术转向以后，没有受过严格文学理论训练的人，能够读懂这种批评文章吗？他既然无法读懂，那么这个评论文章对他如何产生有效性呢？因为批评已经成了一种专业的知识性的工具，已经剥夺了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学专业训练的人的接受权力。即使是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这样一批人，他们对文学的观点和看法也往往不能沟通，所以这就有了文坛的互相指责，因为我们讨论的文学不在一个语境里。我的困惑是，这种分裂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又如何产生沟通的可能呢？

张楚（作家）：在这个物欲横流、混乱和嘈杂的世界，作家的责任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理解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也就很难有统一的答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写作应该有个公共的道德契约，那就是用心灵去感受世界，用良知去描写世界。网络上有网友这样描述作家的责任，他说：作家对社会不需要歌功颂德，歌功颂德不是作品，而是宣传品。我觉得他说得挺好的。马尔克斯的目的是做一个革命作家，他关心美洲社会的发展变革，可是他说：“在我的作品里没有一句口号，没有一句宣言，这类东西丝毫没有。我的努力不是牺牲一部作品的任何文学价值，而是要让所有的人理解。”我想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作家不需要妥协，而是需要执拗地坚持。作家应该是用针线织补人类心灵史的裁缝，在织补的过程中他自己首先有愉悦感，然后，旁观者在浏览的过程中，感受人类心灵的肌理、血流量、以及无可言说的部分。

周黎明（影评人）：对评论者来讲，独立是很重要的，在电影领域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当你做得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招安”，要么被影视公司雇用，要么用钱砸得让你来说好话。所以很多从民间出来的写评论写得比较好的人，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了。在文学评论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面对面的互相探讨，即便是用很刻薄的语言探讨，只要说的是内心话，我觉得就很有价值。还有潘向黎老师讲到的批评家的双重标准问题，我觉得这其实不奇怪。但是有一种本质的东西，我觉得事先可能要想清楚，就是说你去评论一部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也好，最终判断的标准不是评论家定的而是作者本身定的。当作者写的是一部青春题材的偶像小说时，那我们不能用诺贝尔奖或托尔斯泰的标准去看他，我们应该用他自己定的标准来看他。他如果写的是悬疑的作品，那肯定是跟别的同类的悬疑作品来进行比较。

黄礼孩（诗人）：我谈谈期刊问题。我做的刊物跟官方不大一样——我做的一般是做那种政府做不了的，我一般做选题。比如说我最近做一个选本《新诗九十年来的序和跋》，就是从胡适到现在的重要诗歌选本的前言和后记，中国很多读者都有一种习惯，读一本书先看它的前言后记，然后再去花心思看。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没人做过这样一本书，所以我的刊物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像《南方文坛》这样的杂志是不太可能拿一个专号做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尽可能做一些其他刊物做不了的事情，这样会好一些。如果我也同样去发小说、发诗歌，那它意义就不大，因为大家都可以做到。

另外我想谈的是怎样在本土资源里面去发现文学的当代性，因为现在的写作跟以往是不一样的，在这种全球化时代，我们还是要有宽阔的视野才行。无论是做刊物也好或者写作也好，一定要发现其中很特别的东西。

卓今（批评家）：如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责难声不绝于耳，甚至包括那些对文学不明就里的人都以骂一骂当代文学来标榜自己的清醒。有一点可以理解的是，人们对文学的责难，是由于期望过高而产生的深深的忧患。文艺的微妙复杂性形成了“文艺危机”的多元性。文学危机单一地归因于体制过于笼统，有失深入。极左政策，教育断层，文学官办是原因之一。最为深刻的原因恐怕跟现代性有关。

当我们讲到现代性逻辑与文学危机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它跟民族性和本土经验对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急剧变革时代，那个时期外国文学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文学迅速地摆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尤其是80年代后期，中国当代文坛几乎全盘西化，对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对文学进行本土化思考，与外来东西本能的产生一种对抗、排斥情绪。这种改革与创新，人们关注的是，艺术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将他所要表现的思想情绪投射到人类精神的内核上，有没有像西方现代派那样将从生活中体验到的苦难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人类痛苦的高度去品味。结果是大多只能做到技巧层面，在思想深度的开掘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批评家对于现代主义的讨论集中在文本形式，作家的流派上。现代主义由另类叙事而改变了文体的常规形态，造成文学文体危机四伏，而且这种文体危机可能淹没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小说成了种种不确定性的文体。

金仁顺（作家）：我还是想聊一聊写作的问题。我最近看了一些王小妮的散文和诗歌，都是她在深圳关在家里写的一些作品。一直以来我很喜欢王小妮的诗歌，她就写菜市场啊、厨房啊、客厅、打扫卫生、锅碗瓢盆这些东西，但是她能把自己个体空间的这些东西写得非常大气。后来我想她的很多日常生活可以说和我是一样的，为什么她可以写得那么大气？而我的小说写出来后，人家都说我的小说格局太小，老是写那么点事，也挺没出息的，所以我需要反省一下。后来我想是跟王小妮的心态和作家立场有关系，我觉得王小妮的姿态是一个非常好的纯正的作家姿态，她用一个作家应该有的眼光以及态度来和这个世界打交道。还有她始终保持一种特别宁静的心态，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风头浪尖的人都看不到的更辽阔的一个世界，因此对身边的庸常的琐碎的生活的这种反思，可能显得更有深度或思想。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写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困难的方向不一样，但是数量我估计差不多。一个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不断克服这些困难的时候，有必要提升的是我们的修养和品味。就像毛姆说的，要把散文写好，人要有好的品味。十年前施战军老师给我写过一段话，说我的小说结尾总是要有流泪。我今年在写《春香》的时候，因为结尾实在是结不了了，结果还是用眼泪来结束的。我当时就想到十年前施战军老师给我写的评论，也就是说我十年来都没有长进，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所以我的困难是提升我自己。

杨庆祥（批评家）：我对当代文学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不是廉价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文学，文学是一个历史性的东西，它只有从历史性才能上升到普遍性。至于文学在当下的尴尬性的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它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文学泡沫，都有写得好的和写得不好的，这都是很正常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责难当代文学？这是因为当代文学它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价标准。他们在责难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的同时，往往借用的是外国文学或者古代文学的标准，也就是洋人的标准或古人的标准。我觉得这两个标准都很值得怀疑的，是不客观的。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内来评价自己的作家，要看他的写作与我们当下的生活与历史是否发生了摩擦？他对当下的个体生活和历史变迁是不是反映得很深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评价标准。比如把张悦然和卡夫卡或曹雪芹作比较，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写作。每个不同的语境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你回答得好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如果你回答得不好，那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作家。

就批评而言，我自己从来没想过一个作家会从我的评论获得什么好处，而且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作家和评论家不要认识，我觉得认识了非常影响判断的客观性。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当下的很多小说还不够野，我觉得小说它本来就是野史嘛，一定要很野，它要提供很多的信息，不能是一个单向度的东西，如果一个小说的信息量很多、格局很大、非常野，整个的建构和气势很好，我觉得这会让你的小说走向更多的受众，对它经典地位的确立会有帮助。

聂茂（批评家）：作家对批评家的漠视说明文学批评的队伍不健康，与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本身关系不大。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者对文学批评者的轻视由来已久，于今为烈。不少创作者本身的文学评论或理论修养十分欠缺。二是文学评论者本身的知识、修养和文学积淀有所欠缺，写出的评论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停留在旧有的话语体制中，鲜有创见。三是一些“走红”的文学评论家为名所累，将过多的精力花在有偿写作和文山会海中，缺乏对文本的认真阅读，写出的文章可以适用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成为面目可憎的“程式化评论”。要改变这种状况，文学评论者与创作者要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作为评论工作者，既不能对作家的文本作无原则的吹捧，也不能以正话反说的方式玩文字游戏，更不能缺乏对文本的阅读。“没有阅读，便没有发言权”，应当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共识。惟其如此，文学批评才能实现它的功能，才能彰显它的价值。

哲贵（作家）：我想谈一谈责任这个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在写每一个小说之前，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小说，意义在哪里？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我才会考虑怎么写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个意义就是写作的责任，也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发现了什么，并且你要提倡和塑造什么？这个责任可能有点大了，有点重了。但是，正因为她的“大”和“重”，才能面对当今社会最大的一个痼疾——那就是人人都在躲避责任，人人都把责任推给别人，人人都是没有责任的人。禅宗有一句话叫：“龙含海珠，游鱼不顾。”我把这句话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认定一个目标去做事。这句深深地影响了我对待人生的态度和写作的态度。在写作上，我采用的是一种最笨、最原始也是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办法，我所写的小说都是“人物列传”，我想通过这些人物，来提倡和塑造当下社会稀缺的品格。

沈念（作家）：我谈一下个人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困惑和责任。困惑是一个人的一种常态，每个人刚开始学习写作到他写出名，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这种困惑。我想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动力吧？正因为有困惑你就会不断的去思考，因为有思考可能你就会有更大的进步。至于责任，它最本质的意思就是份内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写作者就应该去认真地写、努力地写，写出一些好作品，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责任。

施战军（批评家）：文学批评的位置到底在哪？它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我们要费这么大力气去读那么多作品？文学批评其实就是在文学现场和文学史之间的那个“中间物”，这“中间物”的意义就是遴选，通过大量的阅读来遴选。然后摸索一种有可能成为未来经典的尺度，省得愧对于我们正在生活的时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文学梦。这也是我为什么对文学现场保持热情的原因，这是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在自己所从事的正业与文学史、文学场之间做一个送递的“中间物”。这是一个鉴别的工作，所有的批评家都是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同，这种不同，造成了各个批评家之间的不同。这些批评家可能集中在一起，慢慢地就有了各种风格的汇总，汇总当中必然会展现一种文学史尺度。这种尺度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中能够体现出来，能够传承下去，那么以后研究文学的人，学文学的人，他就有好东西“吃”，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给他们攒“粮食”，要好好地攒“粮食”！

龚敏律（批评家）：当代作家应该具有一种揭示世界真相的勇气，也就是说，任何的终极真理、媚俗面孔、极权制度、人性价值都要在作家睿智的目光烛照之下，揭开它的虚伪面目，露出事实的真相。中国当代文坛的写作，因为过于注重一种常态化的、生活化的叙事艺术，而陷入了混乱迷离的叙事之流中，或者过于注重一种一元化的、单向度的叙述手法，而导致文本内蕴的平淡和呆板。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和吸收西方的优秀的叙述艺术和表现手法，注重作品题材的组织，主题的营造，篇章之间的联结，叙述手法的多样性，以此建立一个立体化的、多层面的、多维度的众声喧哗的文本空间。

张燕玲（批评家）一天半的论坛圆满结束了，我们不仅对原定的四个论题进行了充分坦诚的对话，集体推选出2008年度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北京诗人侯马、湖南小说家田耳荣膺“2008年度青年作家”，北京批评家李云雷荣膺“2008年度青年批评家”。同时，我们还为上届论坛推选出的“2007年度青年作家”鲁敏、周晓枫，“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施战军颁发了奖项，并荣幸请到著名学者凌宇教授为他们宣读了颁奖词。

鲁敏发言说上届论坛的推选，让她的快乐持续了一年，而我在每届论坛的小结都重复一句话：去年的论坛又温暖了我一年。六届的论坛就温暖了我一年又一年。何其幸运！

因为在当代文学持续遭到责难的背景下，似乎不可能坐在一起的作家与批评家，却热乎乎地坐在一起，率真坦诚地重审当下的中国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溯源而上追问“我为什么而文学？”。施战军把洪治纲引发的如何面对当下文学差异性，尤其批评对个体与群体评价的差异的讨论推向了具体与深入，呼吁在充分的文本细读上言说的批评，呼吁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自主、自信和自重，呼吁对文学批评个体与群体的差异和变异的警觉。李朝全、杨庆祥也表达了这种对中国文学自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和自信心。

尤为可贵的是，大家在审视当下文学，追问文学批评乃至文学期刊选择标准问题的同时，也叩问自我，坦诚自我。潘向黎、周晓枫呼唤直面自我，重新审视作家内心的脆弱，认为对文学的责难不仅来自外部，更应来自内部，来自作家批评家。因此，王跃文提出尽管存在代沟，但写作者不仅需要铁肩担道义，更需要以心灵著文章，才可以称为是有责任心的写作，并以此为精神支撑。这种支撑，包括张悦然说的对写作永远不变的真诚，张楚“用心灵感受世界，以良知描写世界”，是黄礼孩谦逊执著地做着感动中国诗歌界的民刊，是鲁敏在文学遭遇责难下安然的写作，是金仁顺在反对评介“打包”中，对创作个性的重视和提升自我的自觉，是杨庆祥强调的小说的大格局、多信息和野性等等，从而达到张莉所呼吁的“作家批评家应该成为你自己，中国文学也应该成为你自己！”施战军在结束时重申了他作为批评家的梦想，其中一个关键词“中间物”，那是鲁迅先生的中间物意识，他说“你们的世界不属于我，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不属于我”。批评家的境地何尝不是这样？然而，他们甘心作为文学桥梁、或说送递者，依然坚守！

在浮躁不安的时代，文学始终守护着心灵，只有那些有内在诉求的人，才能穿越喧嚣听见文学的声音。犹如当年沈从文扎根我们足下这块人文灵地，穿越世事与纷扰，为我们留下清晰而永恒的文学之声。我们的论坛努力发出的正是这种文学之音，而且来自文学新锐与批评新锐，这是文学的希望与未来，也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未尽的心声，我们明年再鸣。谢谢大家从各地远道来参加我们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