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时代

刘裕远　刘富英

我于1918年冬出生在毕节县城内沙石牌坊一个贫民的家里。6岁时。家里把我送到威宁街吴老夫子的私塾启蒙读书。先生收了父亲用红纸包起的“贽敬”(小洋十元)。行礼如仪之后，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活。第二年，我转到号称“神童”、“才子”的燕贻谋先生设在大横街“少白楼”(餐馆名)的私塾，读《诗经》、《左传》。第三年仍在那里读《古文观止》、《唐诗》，开始作文。第四年，燕先生不来了，我转到水东门内水沟边车绍轩先生的家塾里读了两年。

1930年春节，我们家里来了客人，他是南关出名的教书先生赵尊云，是我哥刘熙乙的塾师。赵先生当着父亲考我，要我讲《四书》中的一些片断句子，还出了一个回文对给我对，出联是：“菜油炒油菜”。这种回文对联，倒转念去和直念起来都是一样，把我难住了，对不出来，只好一跑了事。在街上，看见邻家小儿用红白相间的头绳栓着一绞油炸麻花，提在手里，触动我对对联的心事，我连忙回家向赵先生说：“我对着了，‘花麻系麻花。”赵先生说：“麻花是吃的，我懂，这‘花麻是怎么回事?”我把所见的相告。他说：“对得虽不甚工稳，亏你想得出来，真难为你了。”他转而对我父亲说：“你的少君真是聪明，这对联许多大人都对不出来，他能对出，可见天资不凡。可惜科举废了，否则，前程无量啊!”父亲却说：“科举不废，我家娃儿也不会去应试的，当官的害人，损阴丧德……”。赵先生说“不管怎样，我回去把家里布置一下，进城设馆，我来教他。”不久，果然赵先生进城来了，租了城内十字街高家的房屋，设馆教学。他的幺儿赵鸣鼎跟他来，照应他们的生活，也在私塾读书。赵先生在乡间的学生二十余人，负笈从师，也跟着进城了。在赵先生的私塾里，我和大学长们一起听讲、写论说文、作小诗。一年之后，赵先生回乡里当区长去了，学生们各自分散了。

当时，毕节城里仅有一所完全小学，农村的大区，每区有一个小学，小学毕业生，只有极少数有钱的可到贵阳升学。针对这种情况，地方土绅请求县政府于1930年成立了“毕节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李仲群，为人正直有傲骨，利用城内“百花山”(街名，在城内最高处)顶上的一所破旧小庙惨淡经营，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毕节史无前例的中学校。该校开课一年后，第二学年开始，我以同等学历报名。因未经过小学的教育，我在冬天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赶学算术，邻居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曾世贵当了我的老师。入学考试，只考“算术”、“国文”两门课，算术很简单，“国文”题是“国难日深，何以图存”。我曾读过我哥借来的一部木刻版印的《盛世危言》，就把书上说的救国之道凑成一篇文言文写的文章，对列强侵略我国表示愤慨，主张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大办实业，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御外辱。交卷之后，觉得词不达意，恐名落孙山。殊知发榜时，我的姓名列入正取第一名。当我穿着新制的灰布学生装，抱着新课本走进学校，学唱《校歌》时，激动而高兴的心情至今难忘。《校歌》的后半段今已忘却，前半段是：

“毕地界川黔，雄峙黔边。山河秀丽毓英贤，经济文章数理哲，启后承先。校训本一诚，对己对人。团结互助见精神……”

第一、二期学生各有七八十人，同学们的年龄悬殊很大，年小的是13岁，年长的到25岁，一般的都在十六七岁。学生当中，依照各自不同的家庭情况，自然地划分为三派。家里在门上立有“大夫第”，“进士及第”，“文魁”等金字牌匾的，士绅家的子弟，为一派，叫做“世家子弟”；城里商人，一般人家的子弟为一派，叫做“市井子弟”；凡是乡下来的，不论家庭如何，也为一派叫做“乡巴佬”。这三派的名称，是当时来自乡下的一些同学们这样议论和分析过的。我是属于那一派呢?我家是乡下搬来的，我家父母做的是小得可怜的小生意，我就界于“市井子弟”和“乡巴佬”两者之间，但我和“乡巴佬”的同学亲近，对于“世家子弟”的同学不敢高攀，不敢接近。怕人家瞧不起我。

杨晓松老师提倡白话文，他几次把我的作文拿去加了批语“贴堂”。他特别赞赏我作的一首小诗《夏天》。他告诉学生，不要死啃古文，要多读点新书，他还给学生指出向上海书店邮购书刊的办法。我把母亲给我买早点的零用钱积蓄到了二元或三元，就在邮局买成邮票寄到上海的“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去购书刊。为了交换阅读新书刊。我和周道立、洪文硕、常昭荣、曾世贵等几个同学搞了一个“小小图书室”，把每个人从上海邮购来的书刊杂志凑在一起作课外阅读。地点先是设在洪文硕家，因为他家是“书香人家”，房内摆设考究，穷学生颇觉拘束，后来迁到曾世贵家小楼上，这里虽然条件不好，但可随便来去，而且是我家邻居，一切都较方便。当时，我们喜欢阅读的是《中学生》和《生活周刊》，还有谢冰心的诗集、鲁迅和邹韬奋的文章。这时，我感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句话确有道理，新的书刊杂志使我知道了小小县城以外的一些社会状况，增长了新的知识。

1932下学期，学校来了一位青年教师。校长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这位秦天真老师从贵阳回来，学校聘请他来教你们的《公民》……”，只见他穿一件鼻烟色的学生装，也剃的是学生头，嘴角上带着亲切而和蔼的微笑。因为当时的教师多是老年人和中年人，同学们对这位年龄和学生差不多的老师感到羡慕和惊奇。等到上了几堂课之后，同学们都由衷地钦佩这位青年教师了。秦天真老师的讲课方法和其它老师不同，他很少照着课本讲。他善用比喻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课，语言生动而诙谐。他上课时，老打瞌睡的同学都打起精神来了，教室里不时地发出师生爽朗、愉快的笑声。其它老师多是为了要维持“师道尊严”，下了课堂对学生不苟言笑，在街上遇见，学生敬礼，老师也只微微地点点头，偶尔一笑，也笑得不自然，师生之间很隔膜。秦老师下了课，却平易近人，和学生们一起在操场上打球，在树荫下说说笑笑，还向学生们讲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讲到我国军阀割据等等。以前每天是摇铃上课，放学回家，生活呆板，枯燥无味，自从秦老师来后，好像一潭静水，投下一块巨石，掀起层层波澜，学生们活跃起来了，真说得上是“生气勃勃”了。从我个人的感受上去回忆，是秦老师在课外对学生们的谈话中，指责了当时社会的许多不合理现象，讲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这些话抓住了学生的心，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使他们开始懂得“为什么读书”的道理。

1933年，学校见许多小学毕业的女生无处升学，经县政府同意创办了初中女生班，教室设在学校大门外，“福音堂”对面的“吴家祠堂”里。男女同校不同班，是受了某些士绅们强调“男

女授受不清”的老调而采取的措施，男女学生被一道有形的墙和无形的墙隔开了。当时学生当中议论说：“在半开通的社会里，办半开通的女子班，那一天才会全开通呢?”学生们在秦天真老师的影响下，不到两个月就把那看得见的墙和看不见的墙都推垮了。课余时间，男女学生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把半开通的局面改变成全开通了。女生当中的熊开梅、邱在灵、邱在模、宁必恭、糜克容、糜克惠、杨惠春、杨熙春等同学，敢于打破封建意识的束缚，不但在学校内参加学生们的一切活动，还到大街上去，抛头露面，搞抗日宣传。先生们有的看不顺眼，也只能是暗暗摇头叹气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李远方先生返回老家来了。他和秦天真老师、毕节电报局局长的儿子缪正元一同组织了“草原艺术研究社”。今天回忆起来，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社址设在南门城门洞外不远李先生家里。李先生的母亲开过小旅店，后来替别人洗衣为生。她家的房屋是很旧的木板房，把三间房间的板壁拆除之后，就成了一大间长方形的大厅。墙壁上刷了石灰，李先生挥动稻草扎成的大笔，醮着石灰水渗和的湖青，在板壁上画了高耸的岩石、挺拔的青松、滚滚的溪流、皎皎的红日……，房间里摆着由三张方桌拼凑起来的长条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桌上一个陶瓷大花瓶，插上鲜花，旧房顿时变了样了。每天下午放学后，星期天，这间从不引人注意的破旧房屋里男女学生进进出出，笑声、歌声充满一屋，行人为之注目。我多次去过“草原艺术研究社”，但我不是该社的核心成员。我的两个很要好的同学王树艺、周道立对我讲了社里的活动，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参加了话剧演出和其它活动。

当时贵州的政局，周西成在与李晓炎争地盘的战争中战死，王家烈继任贵州省主席，国民党开始在贵州立足和活动。国民党毕节县党部书记长张健峨(山东人)视“草原艺术研究社”为眼中钉。1933年端午节前夕，毕节驻军，二十五军的西路指挥长(也称司令官)犹禹九的秘书，黔西人郁祝明，因与校长是同学、同事的关系，李校长聘请郁来校任国文教师。这位郁老师，出于对学生的“关心”，他告诉学生说：“犹司令官说中学校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司令部将在端午节抓共产党……”这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吓得学生们四处逃避，不敢上学了。学生们不知李远方先生和秦天真老师是不是共产党。但是，在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手下，谁人不怕。我和周道立、曾世贵、吴剑等同学去到离城十余里的“流沧桥”过去的杨家塘，在同学杨述家里躲了三天，探听到“没事了”的消息，才进城回家，过两天学校复课了，但李远方先生、秦天真老师离开毕节了。不久邱兆、宁起家、秦大方、熊开梅等同学也没有再到学校了。学校又变成了一潭死水，生气蓬勃的局面没有了。就在这年冬天，我在初级中学毕业了。

责任编辑：熊源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