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汽水惊动政治局

2009-04-26 05:29马立诚
民风(上半月) 2009年4期
关键词:瓶装内销汽水

马立诚

买一瓶可口可乐解渴,在今天真是再容易不过。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当初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一波三折。佟志广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孙绍金当年是引进可口可乐的具体承办单位——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中粮)糖酒杂品处副处长。他们二位回忆起当年引进可口可乐的事,至今依然满是感慨。

话要从1976年说起。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互相在对方首都设了联络处,年轻的佟志广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任商务秘书。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马丁来华盛顿找到联络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他向对方这样解释,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中国大陆老百姓,只在电影里见过可口可乐,而电影里的可口可乐又总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

1977年,佟志广回到国内,进入中粮工作。这一年,马丁访问北京,又找到他。马丁把佟志广约到自己下榻的北京饭店,再次提出希望可口可乐重返中国。佟志广问他:“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中国人能接受可口可乐吗?”马丁说,他们在中国设厂,重点不是卖给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渊人和美国人。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资企业。

根据中粮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孙绍金说,当时瓶装可口可乐是最高级的,塑料瓶装的、听装的都比不上。

下一个议题是,在什么地方建设可口可乐的工厂?美国人提出了上海。但是,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可口可乐不得不改在北京建了。

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lOO万美元。

工厂建成之后。又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5点理由: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中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情况缓解下来之后,可口可乐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后因故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现在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拥有了30家装瓶公司和36家厂房,可在80年代,“每建一个厂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磨很长时间,十分辛苦。”

话说回来,北京的工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外经贸部同意,将供应饭店之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再投放市场内销。最初,可口可乐卖到4元一瓶,大饭店里要20元一瓶,贵了点。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决定搞促销。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

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一次简单的促销活动,竟引起轩然大波。卢炳松回忆说:“我去总部汇报。美国人吓一跳:‘怎么卖个汽水也要到政治局?”那时。汽水从丰台五里店的生产厂往城里运。运输车上贴着可口可乐的广告,被警察拦下,不让进城。

1983年又发生一件事,使十分严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可口可乐公司从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含咖啡因的资料,拿着这些资料去说服中国政府。这个过程对于可口可乐来说相当漫长,工厂闲置,公司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后来,中粮公司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可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拟文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一位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辛努力,可口可乐终于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摘自《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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