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的“体制内阻力”

张利华

从目前的状况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比较缓慢，法治建设遇到重重阻力。而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体制内的一些干部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抵制”心理和行为。

“体制内阻力”的表现

“官场潜规则”。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奉行各自心照不宣的官场“潜规则”：办事得花钱，办不了的退钱；多开会造声势；报喜不报忧；出了问题内部消化，违规的事集体拍板；棘手的事就拖；捂不住了丢卒保帅；宁可用庸才；运动来了要重视，风头过了没啥事。

“暗箱操作”。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网站只“报喜不报忧”，仅宣传自己的政绩，不公开政府部门的实际运作程序。更有甚者虚报数字，杜撰政绩。“暗箱操作”给权力腐败留下了空间，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由单一犯罪向有组织形式的犯罪发展，出现大量窝案和串案。

“人治”作风。一些领导干部在公开场合大讲“依法治国”、“依法办事”，实际上却不讀法、不解法、不执法，有些领导干部甚至屡屡触犯法律。他们把法律看作当官的制裁老百姓的工具，把程序视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他们心里，领导的意旨既可以替代程序，又可以取消程序。副手和下属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助长了“一把手”的“人治”作风。

“体制内阻力”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是利益驱动，信仰缺失。一些掌握实权的党政领导干部则在大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大搞“权力寻租”，从而获取暴利。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人民民主和法治观念，需要主权在民、为人民服务观念，需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支撑。而那些丧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丧失了人民民主和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却用“官场潜规则”抵消正规则，用“关系网”阻碍“法治网”、用人治抵制法治、用“为民做主”代替人民民主就实属必然了。

其次是领导干部的体制内监督弱化。我国现行党政干部的考核与晋升体制存在缺陷，没有建立由人民代表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和同级与下级的考核监督机制，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

第三是领导干部体制外监督匮乏。体制外监督指的是来自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的公民监督、民间组织监督和公众舆论监督等。现有的公民举报缺乏制度保障，举报人常常遭到打击报复。

体制外监督匮乏，权力又过分集中，致使那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急剧膨胀，逐步走上犯罪道路。很多人原来本质不错，不少人是苦出身。这些人青年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在刚刚步入党政系统时既上进又实干。在一步一步上升过程中，有些领导干部曾经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当他们权高位重之后，由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监督制约极其弱化，使他们的私欲逐渐膨胀，走上犯罪道路。

第四是“依附型政治文化”的惯性作用。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各国政治文化归纳为“地域型政治文化”、“依附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三种类型。根据阿尔蒙德的定义，中国自秦朝至清朝形成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皇权主义、专制主义、人治、官本位、宗法关系相辅相成，形成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夺，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和官场潜规则。官场关系网现象至今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

一些地方的党政“一把手”利用自己掌管的体制内“合法性政治资源”拉帮结派，罗织自己的关系网，建立起自我封闭的“小圈子”，使大多数地方党政干部不得不遵从他们的“潜规则”而随机应变。这样，“一把手”的个人权威膨胀，形成了一种具有独裁色彩的地方政治关系网。在这些地方，凡是进入“小圈子”的官员都可以获利，而抵制“一把手”违法行为的人却遭打击、受陷害。

在一些地方政权的政治关系网外围，还分布着许多以权力为中心的“蜂窝状”社会关系网，其主要的联结方式是通过举办“宗族聚会”、“同乡聚会”、“同学聚会”等活动，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因血亲、姻亲和密友关系而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利益。这种基于集团利益的“地方官场腐败链”使上级党组织考察、群众民主评议、党委常委会议等一系列看似关卡重重的干部任免程序流于形式。这种地方政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最终将导致国家的法律效力和制度化水平大大降低，影响中央在地方政权的政治影响力。

综上所述，“体制内阻力”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的主要障碍。（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