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整饬对外经商

2009-05-16 10:40钟坚
凤凰周刊 2009年36期
关键词:有偿许可证军队

钟坚

进入11月中旬,沿海解放军某部后勤部战勤处卢参谋忙于联系军区所属的各招待所、研究所、农场、医院,这些单位的负责人被要求于近期将各自的《军队事业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下称许可证)上交至相关部门,由军区汇总后统一送至北京总后勤部。

1998年,中国军队的经商活动第一次被大规模整顿后,小范围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仍然被保留下来,主要被限定在通信、人才培训、文化、仓储、科技、招接待、医疗、基建营房工程技术、空余房地产出租等11个领域,迄今进行已有10年。

这期间,军队开展对外有偿服务按规定事先须经大军区以上单位批准,统一办理许可证。在保证完成军内任务的前提下,结合业务工作,利用现有设施、设备、场地和技术等条件,为社会提供服务并适当收取一定费用。

而现在,“审批权已不在大军区一级。所有旧版许可证都已上交,由总后重新审批,新证会在12月底前下发,”卢特地告诫前来咨询政策的一位军队饭店租赁者说,“由总部把握各大军区的许可证名额,总的趋势是从严监管,核减许可名额。原有许可证批复下来就允许继续经营,不批复就是不允许了。”

今年6月份起至11月底,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发文,在全军的团以上单位,以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开展“小金库”治理,重点治理对象首当其冲便是军队提供对外有偿服务的单位。

在“小金库”清理活动结束之后,紧接着便是11月中旬解放军4总部颁发的《关于加强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从4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措施和要求。中央军委更是把加强军队对外有偿服务单位的管理上升到“从严治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

政策的“小尾巴”

中国军队的有偿服务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5月,邓小平提出“和平发展论”和“服务大局论”,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代主题,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全国经济建设大局。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但当时的中国军方高层领导人中占主导的意见是:军队应该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为社会创造一些物质财富,也为自身建设增添一些财力、物力,弥补军费不足。因此军队后勤一方面要把“皇粮”管好用好,过好“紧日子”,用“少米之炊”去实现“保障有力”;另—方面要搞好生产创收,走生产自补道路。

进入1980年代以来,中国军队的军费供求矛盾一直比较突出,从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1980年前平均为17.2%,1981年后逐年下降,1985年前后为12.6%。邓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出台后,中国国防经费占GDP以及国防资本占全国总资本这两个比例更是应声而落。

而打破军队后勤保障实体对地方建设实行无偿支援的单一模式,使处在“忍耐期”的中国军队自此开始了各种形式的有偿服务。到1980年代末,有偿服务已成为军队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中国军队为赚钱,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北京通州区一地,就有某军区某集团军办的北京燕山化纤厂、北京军区卫戍区的北京通州京卫化工厂、北京军区空军投资的北空通县基地物资供销公司,甚至连某部文工团也不甘寂寞,投资创办了北京市万通管件厂。

从1980年代以后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军方维持着既吃“皇粮”又生产自补并存的军队后勤保障格局。

军队经商热最炽的199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一些单位甚至不顾军队战备和营区安全保密的要求,违规经营房地产。对此,总后不得不专门在1992年出台了一项纠正违章经营房地产和补办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只允许师以下单位除安排家属子女就业利用房地产办1至2个经济实体外,不再审批新的房地产项目。

1998年7月,时任军委主席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作出了军队和武警部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大部分经营性企业被移交、撒销,但保留了部分有偿服务活动。对于保留部分服务的做法,当时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缓和国防建设经费需求量大与国家军费供应有限的矛盾,充分利用军队闲置资产和技术优势从事经营。而军内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当时军队内部有些反对意见,所以留了个小尾巴”,最后保留了房地产、医疗等11个领域的有偿服务。

部分单位管理失控

1999年3月,4总部联合颁发了《军队事业单位对外有偿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对有偿服务活动进行认真清理整顿,重新审核。军方把此后逐步规范起来的有偿服务活动,称为非经营性的特殊军事经济活动。

对各大军区、军兵种单位和军事院校从事的对外有偿服务,总后勤部采取许可证管理制度,只有持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的军事单位才被允许面向社会,许可证由各大军区级单位办理,总后核发。

军队有偿服务活动涉及的行业多,范围广,门类杂。从单位上看,中国军队开展对外有偿服务集中于那些技术力量、设施设备和场地条件都有富余的单位,如军队医院、饭店招待所和军事院校。以解放军301医院为代表的军队医院序列的各类特色专家门诊服务,于1980年代开始就面向社会放开。

2007年1月6日,被称为“西湖第一高楼”的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因影响湖区整体景观而被炸掉。72米的高楼轰然倒下后,业内人士透露,实行该爆破的军方中标方解放军理工大学因此入账数百万元。

那些被保留的军队对外有偿服务活动单位中,“由于长期受经商挣钱的思想影响,部分单位还没有彻底转变观念,利用有偿服务打擦边球的现象,甚至违规变相搞生产经营的现象时有发生。”前述军内专家说。

与此同时,地方上大量打着“军”字旗号的非法医疗机构和行医行为已泛滥成灾。总后卫生部药品器材局局长任国荃于2009年3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2004年起,总后卫生部陆续接到并受理了214起不法分子冒充军队单位和个人制售药品的案件。2003年一年,总后向信息产业部移送了100个假军医网站,其中有些已关闭,有些则改头换面。

大陆媒体报道称,很多涉军的非法医疗活动中,地方政府部门出于军队的保密性和特殊性,对假借军队名义的非法医疗机构缺乏监督能力和鉴别力,使得非法医疗机构处于权力真空地带,游离于军队和地方政府的管辖之外。

在很多案件中,也不乏军队医疗单位私自进行科室承包、容留无资质人员行医的现象。

即使在提供正规有偿服务的军队医院,1990年代初医疗市场化改革后,医疗服务也成了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和地方医院相似,多数军队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某些军队医院偏重开特色科室,搞创收,忽视为军人服务的宗旨,基层部队向来反映很强烈。”有军方人士告诉记者,在某军队高等军事院校的少将院长有一次生病去医院看病,被院方安置在大厅里候诊,“后来我们发了脾气,院方才慢慢地腾出病房”。

而在提供有偿服务的单位内部,也因“管理方式僵化,规章制度滞后,内部管理控制较弱、会计核算方式和范围不规范、不统一的”问题,有可能造成军队国有资产流失。

实际上,军队有偿服务活动都是有条件的单位自己组织,其经营状况上级一般不具体干涉。上级有“收支两条线”的要求,但中国军队内部的财务管理科学化远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有偿服务是否有必要纳入统一的管理值得怀疑,真的纳入管理的话,谁还有有偿服务的积极性呢?”有军方人士质疑。

收权和缩减

2008年10月,总后开展全军第二次经济普查工作,此次普查旨在摸清全军开展有偿服务的单位数量、规模项目、投入收益等基本情况,为下一步规范管理军队单位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打下伏笔。

而在此前,全军和武警部队在整饬军队对外有偿服务单位时,就单位规模和数量已作大幅度缩减。如2005年,总后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全军和武警部队只有军以上单位的招待所,才予以核发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军分区一级的招待所只允许整体租赁,不能搞承包经营;2006年,武警部队开始开展对外有偿服务医疗机构清查整顿工作。

中国军队内部支持开展有偿服务的一个集中的观点是,开展有偿服务,在经济上获得一定的回报与合理补偿,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是有偿服务单位发展和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需要。

但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国防经济研究所博导陈代兴教授认为,军队后勤建设应全力围绕作战任务而展开,“相对目前的国家4000多个亿的军费支出,有偿服务对于军费的补充作用,现在可以说忽略不计”,

另有军队专家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有偿服务的存在事实上也造成了军队单位福利收入的不公平。现在已经不是军费短缺的问题,而更多是一些军队单位领导出于本部门利益的考虑,竭力想保留一块“自留地”,“对外有偿服务能留的尽量留,不想交出去”

据某军区后勤部有关人士称,在2005年整顿对外有偿服务单位中,一些已被取消许可证的军分区目前还在“做工作”,想恢复对外有偿服务资格。

陈代兴称,外国军队就没有多少军队综合医院,只保留担负战伤救急任务的医院?非战伤科的一般实行军民通用,车人可以在地方医院就诊,军事后勤很多岗位聘用文职人员,最大程度实施社会化保障。

“就我感觉,军队管理科学化还有个过程,现阶段军队单位完全取消对外有偿服务,也不可能。但伴随着国家管理的科学化,最后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都会取消,军事经费严格按照任务来规划预算,既科学又公平。”陈代兴说。

11月中旬4总部出台的规范意见中,把加强军队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定位于“坚持履行车队根本职能,更好地为官兵服务”的很本原则上,并首次提出成立全军对外有偿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协调军地共管机制,同时建立督办整改工作机制,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对以前的许可证要集中由总部重新审批核发,以后把关就越来越严了,”总后联勤部有关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旧版许可证收上来后,总后会集中登记,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对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有偿服务单位的规模进行控制,“肯定核减,不会在原有的数量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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