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赶雷加的脚步

孙肖平

庆贺雷加94岁生日时，他的身体还那样健康，不料，没多久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1957年我从上海、他从北京来到黄河三门峡工地，我在团委挂职，他在党办挂职。几十年来，我以为很熟悉他，但他去世后，我才知道，早在延安时代，他是第一个撰文向读者介绍白求恩大夫的，又是响应号召第一批下乡去的作家，一干就是三年，还是第一批到达东北解放区担任实业厂长的作家，并获得东北解放区第一位模范厂长称号，他写出了新中国工业题材的三部长篇小说《春天来到了鸭绿江》《站在最前列》和《蓝色的青木冈林》。全国解放后，雷加不辞劳苦跑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深入水利工地、油田、农场、海岛、矿山、森林、沙漠、香蕉种植园、哨所、气象站……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扎实精美的文章。不过，我始终不明白，他乐此不疲一次次奔赴沙漠、攀登荒山野岭，却不曾在风景秀丽的桂林、黄山驻足。他女儿刘甘栗说，我父亲一生，只有每年的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其余364天不是深入生活、就是趴在桌子上写，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纸上记一点什么。

一个月前，我去八宝山的路上，心想，得有多大的灵堂才能容下前来送他的领导、战友和读者。文学前辈雷加，接受众人最后的敬礼，是受之无愧的。然而，步入八宝山一个小告别室时，我见到为数不多的有关方面的代表，一大半的人却是雷加的家人。在落寞、失望之余，想到一位朋友说过的故事，在某一国度的宴会厅，我的朋友看到市长入座时平平常常，当一位作家步入宴会大厅时，包括市政长官在内，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为此，我那位朋友感慨万千。

我理解，有的同志认为雷加有些保守，可能认为他揭露黑暗的笔不如别人锋利，也可能认为他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不曾身负重伤，不曾遇到大的逆境，可能会满足现况、故步自封。但是对雷加来说，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1929年仅14岁的雷加，就跨出中学大门，投身东北抗日救国洪流。l932年，他抱定洒热血、抛头颅的决心，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这样一个爱国青年，1938年投身延安后，一度被诬陷为“汉奸”、“日本特务”，批斗后被关押起来。那天，雷加的爱人伊苇抱着孩子从另一地方赶来参加大会，事先她并不知道雷加也在被斗之列，见此情状，惊讶不已。晚上，看管犯人的本要把雷加锁起来，不经意间竟错把雷加隔壁窑洞里住的伊苇锁了起来。第二天早晨，看管犯人的发现失去自由的雷加在窑洞外散步，才知道他们关错了人。每提起此事，雷加就放声大笑，觉得十分滑稽。雷加曾遭遇的这场自相杀伤的悲剧，以人民内部矛盾宣告结束，但前后历经三个年头。最后一年的八月十五，提审雷加时，保卫处长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月饼，又取出一张根据地很难看到的雪白的纸包月饼，送给雷加。雷加看到这么好一张白纸要白白浪费，赶快掏出手帕接替白纸——手帕抖开时，他吓得不轻，他忘记了手帕中原本包着一个小纸团，那是他在坦白交待问题时，害怕编撰的交待前后不一，特记录在小纸团上以备急用。手帕里的小纸团，慌乱中落在保卫处长面前，雷加有点紧张。处长打开小纸团，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笑，随手丢掉。

1955年反胡风那场政治运动中，也有人把枪口对准了雷加，这是因为，雷加在延安所写的著名的《五大洲的帽子》，曾经丁玲推荐给胡风发表。由此，解放前的雷加和胡风有了一些文学事业上的通信交往，后来雷加又在胡风办的《七月》上发表了几篇作品。即将公布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另一批信件的名单中就有雷加的大名。据说这一批“反革命”信件已送印刷厂，不知何故，最终没有公布。雷加侥幸过关。

由此我猜想，可能是雷加从自身的经历中感悟到必须下决心远离政治旋涡，这也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到基层生活的快心。于是我们看到雷加在精力最充沛的几十年中，总是和劳动大众在一起，长此以往、不知疲倦地饱含激情讴歌这些共和国的顶梁柱。

心中总是葆有良知和尊严的雷加，在战友遇难时，决不会隔岸观火、安然袖手。1957年，在中国作协批斗罗曼·罗兰的学生、散文家、《文艺报》负责人李又然同志时，雷加欲哭无泪，心中滴血，抬头问天：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为什么李又然总是这样倒霉，连他可爱的女儿也为他的不白之冤而自杀了。

对丁玲，雷加既尊重又充满了同情。他不明白，1937年丁玲就到了延安，当时潘汉年代表党劝她去法国，说以她的影响可以在国外为抗日救国做许多工作。如果她去了，她还会被打成大右派吗?反右派时，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左”时，丁玲又被人指为“左”。雷加知道，以丁玲的思想水平，她不会盲目从事的。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丁玲是一个弱者。

在雷加文集第四卷中，有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这是我把戴厚英所写的《心中的坟》一书寄给他读后，他对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诗人闻捷在“文革”中被迫自杀，表示出深厚的同情和对凶手们的极大忿怒。

雷加对许多问题都有独特的看法，对文学前辈无限崇敬，对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文学新人予以热情的赞扬。他也欣赏上海女作家竹林说的“与其咒骂黑暗，不如歌颂光明”。

雷加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多。雷加的散文《火烧林》，产生于他随中国科学院森林考察队长途跋涉、体验生活时。他亲历森林起火后惊心动魄的场面，并从这场毁灭性灾难中发现，大火前的森林，为抗击狂风恶浪，大树们肩并肩、手挽手，团结如钢铁长城；而当起火了，一奶同胞般的大树们，却争先恐后地相互燃烧，最终，同归于尽。面对灾难性的悲剧结果，雷加希望人们不要在灾难面前悲观失望，因为，大火之后的森林中，又生出绿色的幼苗。这些可爱的幼苗，称为“次生林”，成材后，横在河上便是一座坚固的大桥。雷加愿意成为这样一棵树，横在河上，让青年朋友踏过去。在他的柜橱里，我看到一块二三十斤重的黑炭。刘甘栗说，那不是黑炭，是一块烧焦了的树根。是上世纪60年代她父亲从数千里之外的戈壁背回家的，一直被父亲视为至宝。这块似黑炭的树根，是否不断在提醒着他什么。

当年，一位在战场上当护士的女青年读者，在掩埋已牺牲的宣传干事的遗体时，发现他挎包里有一本油印的雷加作品《五月的鲜花》。她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什么叫文学，也知道了中国有一位可敬可爱的作家雷加。“文革”中，她做“靠边站”的老干部部管理员，那些往日的领导，向她要精神食粮，她就把雷加的作品找来，油印后给老干部们看。但她规定他们，看后一定要写一篇读后感。她从老领导们所写的读后感中，再次感受到雷加作品的巨大魅力。

雷加一生写了近三百万字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被翻译到国外，有的如《半月随笔二集》，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荣誉奖；《北疆特写》获1984年《解放军文艺》杂志优秀作品奖，《江河恋》获1980年《十月》杂志优秀作品奖。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作家，在改革开放后，一连获得了三顶全国性的文学奖项，难能可贵。

我前面提及雷加爱惜纸张的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爱纸而去当造纸厂厂长，并且当得非常出色。1950年，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亲自找到雷加，请他到轻工业部工作，那时部下面没有司，就请雷加当处长，分管全国造纸业。盛情难却，雷加答应只干一年，果然，一年后他就去从事文学专业创作了，由此就诞生了他的前述三部长篇小说。有人说雷加太傻了，伯乐看上“千里马”，副部长的位置不是给他准备好了吗。可雷加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当一个什么样的高官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写书的纸——就连餐巾纸也是撕成两半，分两次用，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去世前的几个小时——和写什么在这张纸上。他知道写书是需要很多纸的，而一个人在纸上写也可能是有意义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还是要写的。所以，亲人在他离世时的着衣口袋里插上他使用了一辈子的钢笔。他不会使用电脑，只有继续用他的那枝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