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在水声山色里

巴　一

用了几天时间，通读了冯伟林的散文集《借问英雄何处》和《书生报国》两本书后，我一时缄默无语，良久地陷入一种空旷而邈远的幽思，我感到了一种来自冯伟林文字的力量。

实话说，或许是一种偏见，我以往对官员的文字敬而远之，然而读冯伟林的文字却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并动摇了我的这种积习。好的文章如风，总能吹得世间水流花开。冯伟林的散文多写历史人物，可以说，冯伟林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读者勾勒出一组组湖湘历史人物的群像，这些人物各具其面，襟怀坦荡，思想幽邃，多为湖湘文化的代表和集大成者，而冯伟林也藉此成为湖湘文化的代言人之一。因了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在先，我一时不知对另起炉灶的冯氏散文如何定位，《书生报国》一书称其为“新儒生文化散文”，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解读。而我觉得冯氏散文更具备一种智性散文的气质，它格局大、篇幅长，机警睿智、气度不凡，不说是鸿篇巨制，但也是汪洋恣肆、浩浩荡荡，可以划归为“大散文”的范畴。

我以为，大散文约略有三个基本要素：看清楚、想清楚、表达清楚，这是大散文的基本品质。冯氏散文做到了这些，他的散文的确是知识与智慧的结晶，依托知识而生发智慧。知识与智慧好像不是一回事，可智慧能够延伸到知识之外，上升为一种“智性”，这种“智性”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从而拷问历史，洞悉古今，裨益当下。在此，历史无疑是冯氏散文创作的基本素材，而湖湘文化是他散文的一根杠杆，他用它从容不迫地撬动历史、生发历史、阐释历史，烛照今天，从而碰撞出智性的思想燧火。用冯伟林的话说：“重述历史是为阐述现在。”

不错，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又都是思想史，从这个层面上说，冯氏散文要从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表层，去洞察人物内在的思想，并深入所写之人的情感皱褶，勾画出人物的命运与精神。历史的真实不比自然的真实，它们离不开人的理解，更离不开主观的想像和建构；离开了想像与建构，历史是死的，永远不可能鲜活起来。冯伟林深谙此道，他的《左宗棠之死》《枝叶世界》《千年圣洁》等，无不是在对人物与大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景况的描述之下，用大胆的想像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细节，使文章血肉丰满，活色生香，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且趣味盎然。福楼拜说，上帝藏在细节里。惟有细节能使历史鲜活，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死的历史。而这些细节的找补，无疑是建立在作家大量的阅读与钩沉索隐上。也是建立在他看清楚、想清楚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臧否人物，评骘历史功过的大文化散文，更需要看清楚、想清楚，否则不可能有游刃有余的清楚表达。傅斯年有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还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从冯伟林的散文所用细节看，之前，他是做过大量繁琐的案头工作的，而他每篇散文所用的史料，与他的研读绝然是挂一漏万的。

按康有为的说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关系有“所经之事”、“所见之事”和“所闻之事”三种。冯伟林所写的人物几乎都属于“所闻之事”的范围。这“闻”，毋庸置疑，是他从对历史典籍的研读中挖掘与开采出来的，那是多么浩如烟海的研读，又是多么繁复的披沙拣金啊！冯伟林的聪明在于他既忠实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赫胥黎说：“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是由它们的诗人与小说家创造的。”冯伟林对历史的演绎，在艺术手法上无疑是汲取了唐宋传奇话本的营养，注重事件的生动性、趣味性，有意向大众性靠拢，追求大众读本的普世价值。为此，他不惜消弭与牺牲学术上的考量（这恰恰是他与余秋雨的区别）。因而，他的散文在一些事件的铺陈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我想”，“应该是”等字眼，看似在找寻一种历史依托的玄想，却没有要强加于读者的武断。

张爱玲说，时间会流逝，但人的心思是一样的。这虽是小说家所言，可它却不失为一种追寻历史的灵活方法。我们不过是在怀想历史，而不是在改写历史。历史放在那里，谁也不可能随便改写。怀想总是浪漫的，怀想又让历史穿上五彩缤纷的衣裳。历史又如同厨师刀下鱼的鳞片，它随刀剥落，时常还带一些血迹，但它们有着鳞光与色彩，甚至声响与味觉；它剥离时，或许还给我们一些疼痛，然而正是这种疼痛让我们沉入心底，化为刻骨的记忆。因而，有评论家在读了冯伟林的散文后，才会感觉到他的散文有温度。有深度才可能有温度。读他的《借问英雄何处》时，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澎湃的热度。这种热度来自于民族英雄岳飞，更来自于冯伟林充满激情的诗性叙述。读他的《枝叶世界》时，又恍惚身临其境地陪同郑板桥去200年前走了一遭，与他同呼吸、共命运，耳畔似乎有竹叶沙沙响起，与他带有地方口音的吟哦：“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冯伟林是有过似郑板桥的情感经历的，他也做过县官，有过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经历，因而，他才能深入郑板桥的心灵世界，与他息息相通、脉脉相连。他说：“我写郑板桥，就因为我自己曾做过几年县委书记，有着和郑板桥类似的感受。”我想，这也是他笔下的郑板桥分外打动人心的原因。读他的《千年圣洁》时，也叫我幽思绵绵，惊羡一朵莲花的寿命居然如此绵长，她圣洁的芬芳居然能够洞穿千年，馨香百代。我们都是沐浴周敦颐莲香的人，而冯伟林用他的笔写出了周敦颐莲香的底蕴和文化历史渊源。叔本华说：“有时候，我们的回忆和想像把尘封已久的往事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事情仿佛发生在昨天，它跟我们那样亲近。”回望这些历史先贤圣哲的背影，时间越久，越过滤，越清晰。冯伟林写历史，就是为了打捞失落的民族精神，为当下生活提供精神养分，更为了从这种历史精神中提炼出核心价值观的精粹。

在此，对经典的研读有多深，你的原创力就有多大。其实，作家的写作手段都大同小异，真正考验作家的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你的见识是否独特。在这一点上，冯伟林无疑是与众不同、别创新蹊的。历史是昨天的生活，历史的真实感人源自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艺术不是为再现可见的事物，而是变不见为可见，使无形的历史变成有形、可读、可触摸，而且生动活泼。冯伟林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散文表达出了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因而，他的散文成了中国散文界的“这一个”，一个独特文学的存在。他让我们从对他散文的阅读中接引文明的脉络，并告知我们以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途径，让我们从传统中找到自己智慧的源泉和灵魂的归属。仅此，冯伟林功莫大焉。

冯伟林对散文创作的另一贡献，在于他将地域的湖湘文化引入到对历史的解读之中，从而使得湖湘文化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大文化符号。这也是他独具己面的另一原因。读者只要稍稍留意，他的散文中所写的历史人物，大多是湖湘人，即便有些外乡人，也是与湖湘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的人。

冯伟林以湘人自傲，他对湖湘文化的倾慕与热爱是丝毫不掩饰的。湖湘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文化符号，自然有着它鲜明的特色。归结在冯伟林的散文中，那就是它的博大、生拙、泼辣与蕴藉。作为文化地标，如屈子祠、天心阁、贾谊故宅、岳麓书院……作为文物实证，如走马楼吴简、马王堆帛书……作为历史人物，如周敦颐、王船山、魏默深、谭嗣同、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黄兴、杨度、毛泽东……构成了三千年湖湘文化的美丽风景与宏伟意象，更是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根脉所在。冯伟林作为一个湘人、一个作家，这些无疑都是他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与生命密码。说到他对湖湘的痴情的爱恋，不得不提冯伟林那篇汪洋恣肆的《亲近长沙》。严格地说，此文是一篇气势磅礴的《长沙赋》，但作家没有用赋体形式写作，因为那样太束缚人情感了。在这篇散文中，冯伟林打破了所有禁锢，几乎用整个生命在拥抱长沙、亲吻长沙，温情脉脉地摩挲长沙，又宛如闺中密友与她耳鬓厮磨，窃窃私语，好一个“亲近”了得！作家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任情感像大河一样泛滥。然而，恰是这样的滥觞，让作家至真至纯的爱袒露无遗，那是怎样一种情感啊！像对母亲，也像对妻儿，谁能控制得了啊！我想，我喜欢它，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清代学子吟岳麓书院有一联：尽在水声山色里，年年芳草逼人青。这联颇有意味，恰好送与冯伟林的散文。愿他在水声山色里，文章一篇一篇“逼人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