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想?

2009-06-08 04:45滨等
新周刊 2009年11期
关键词:明确目标

潘 滨等

中国强大,有更多钱,周游世界,这是排前三位的“中国欲望”。三年前如此,今天仍是。

中国强大了,GDP坐三望二,金融危机之中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一个可贵的范例。中国欲望的风筝高高飘扬,但需要一根线拉住才能飞得更高更远。

中国人急功近利,讲成功学,亲朋疏离;中国人有了点钱,却失去了耐心。中国人自以为越来越西化,可骨子里却还是那个不改的中国人。中国在变,中国脸在变,中国形象漂移。

中国人是谁?中国人怎么看世界?随着中国崛起,这两个问题对世界很重要。

狭义中国人,指一切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国籍的人(包括台湾)。广义中国人,则不局限于地理和国籍概念,涉及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唐人、ABC或“香蕉人”。在人种概念上,只要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人,包括汉族及其他各少数民族,均可称Chinese。

只是今天的中国人不同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人。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将宇宙分为金木水火土,人与宇宙,心物合一,不可分割。一部《黄帝内经》解密宇宙信息与身体密码,一部《易经》阐释天行健、君子自强的道理,山水是中国艺术之魂。他们是安土重迁乡土人,靠人情与礼维系,传统乡村没有一个警察但仍井然有序。他们在世界中看见和谐。

曾经的中国人,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他们站在砸烂一切的废墟上却企图拯救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他们的思想一片红彤彤,大脑成为一个声音的跑马场。他们在世界中看见冲突与斗争。

今天的中国人,将世界切分为分子原子中子,将人生投入大都市的怀抱。国家发展等于个人成功,个人成功等于有更多钱,有更多钱等于可以周游世界。他们生活方式西化,身体成为西式欲望的跑马场。头脑却在西化与固守之间徘徊。他们在世界中看见诱惑与混乱。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自己的秉性,失去秉性就会失去民族活力。食洋不化,盲目嫁接西方流行快餐文化,离灭亡小远。一味固守传统文化家底,拒绝与国际潮流并轨,离灭亡不远。

中国人,大陆人、港澳台人、华人,唐人或“香蕉人”,都是“龙的传人”。那个发明包括指南针,算盘、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中国人,那个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文化中国从来就是,以后仍将是统一的、连根的,共享的。

文化不只是器物和书籍,其根本是一套价值观,一套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传统中国人的价值列表是:礼,仁,和;西方人的价值列表是:民主、自由、人权。一个开放的电脑系统,须同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杀毒功能才能升级,中国需要兼容其他文明优良的软件,又要抗拒外来病毒。中国迫切需要文化修复、回归与再造。

走向强大的外表背后,中国怎么想?——中国曾经怎么想?中国今天怎么想?中国应该怎么想?我们在中国社会的语境里,打捞了88句话,它们代表着中国人对世界的真实看法。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有的陈规陋见仍顽固地存在于国人脑中,有的想法则印证了中国的进步。

你怎么想?

爱拼才会赢

潘滨

这首卡拉OK口水歌,映照新时代人们典型心态。

时代赋予我们太多机会,每个人都想赌一把,所谓“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何时搏?”拼搏成为理所当然的主旋律,不拼的人是可耻的。

《爱拼才会赢》这首卡拉OK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照新时代人们心态。

在传统社会里,要想获得上层社会地位异常困难,但值得欣慰的是,这类身份一旦获得,也就意味着不易失去。子承父业,阶层分化,权贵者的子孙一般还是权贵,底层民众也一般难以摆脱生就带来的社会身份。一个人能不能跻身上流,很大一块在于出身,而不在于一生中通过发挥才智获得成就。也就是说,关键是你是谁,而不是你做了些什么。

现代社会的主要欲望和激励因素使得这一情形完全颠倒过来了,世袭身份被废除,社会身份不再只取决于家庭出身,还有个人成就——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成就。在这个发展迅速变化莫测的经济体系中,只要肯于能力,善于经营,巧抓机遇,定会有让人激动人心的个人飞跃。那些白手起家的企业主,那些勤奋学习的知本家,那些宦海沉浮的权力精英,那些天降大运的速成明星,都成为这个崇尚个人奋斗时代的鲜活教科书。

于是,你争我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和潜规则成为支配社会运行的主要规章。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眼里,人,或者说有能力的人,只要生而健全,智商稳定,就一定能适应社会,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拼搏努力,赢得成功。这个流行于19世纪中叶的生物理论,认为所有人在一开始都是一样的,但社会精英敢于拼搏,成功致富,是这个人类丛林里的老虎。如上观点,在今天同样受欢迎,特别是在“土壤肥沃”的中国。

爱拼是一种个人态度,更是这个上行社会的价值观。当中国拼到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时,少数人的爱拼精神更应激发多数人的奔富行为,更应兼顾社会公正与公平。如是,爱拼才会有共赢结果。

不患寡而患不均

肖锋

创富-均富-贫困-再创富的循环,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财富史。

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结结实实地干成了一件事:消灭富人。那个要穷大家一块穷的时光居然在今天仍不乏怀念者。

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的社会心理倾向,仿佛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会分崩离析。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朝礼制,让每个人得到其本分所应当得到的地位和利益。至于均贫富和大锅饭,那是后人衍生出来的某种奢望。这个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均贫富过,大锅里还有小锅小灶。

改革轮回是,从之初贫困的计划经济体制挣扎出来,彼时厌恶平均主义:今天又呼吁把公平放在效率前面,“不患寡而患不均”又被拿出来说事。

一个良好社会,每个人的财富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其自由和权利能得到同样的尊重和同等的保障。中外都有社会理想,中国人的理想放在了获取财富的结果上(均富),西方人的理想放在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上。这导致中国人无休止的折腾,西方循序渐进的财富积累。日本千年公司尚有十数家,中国百年老字号则纷纷濒危。

中国人在机会面前永远是“有枪(权)就是草头王”,机会围着权力转。近年来改革活力趋少,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定型化,创富机会越来越少,阶层间的流动可能性越来越小。表现为创业越来越难,居住上贫富分区,阶层观念上彼此敌视,出现“第二代富人”和“第二代穷人”的社会地位世袭现象。

机会围着权力转,改革机制扭曲,好处与机会落不到无权者身上。出现精英循环与精英结盟,结果是侵占其他阶层的发展空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生存环境恶化,1994到2004年10年间,全国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出现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倾向;相反,垄断行业占有了全民资源,垄断企业并无企业精神,它们只是权力的衍生品。机会高度垄断导致郎咸平所谓过冷与过热“二元经济”格局。导致中国股市与房市今天的症结。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原罪问题被提出来,企业家和富人只要有机会就会被拎出

来“拷问”。财富通过不平等机会攫取,多数人会不忿。

权力集中与财富集中,前者之恶甚于后者,因为权力更加扼杀他人的机会。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黄小娴

孩子们从起跑线上就开始一场延续15-20年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是祖训,而是广告语。有人将它评为最讨厌的广告语,原因是“误导了国人对起跑线的盲目重视”,制造童年恐慌。

类似的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教育部副部长韦珏也说过:“中国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有媒体评论“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词,犹如皇帝的新装一般道出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事实”。如果没有后面“基础教育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发展的后劲,关系到全民族的素质,是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的基础工程”,会让人以为这是媒体的嘲讽之言。

这句话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一起成为中国父母的教育信条,农村人砸锅卖铁指望孩子飞出山沟,城里人节衣缩食好让孩子保持竞争力——曾有文章《一个美国华人的决定:送孩子回中国读小学》,说是美国有学校把Integrity(诚信)、Honesty(正直)、Responsibility(负责任)、Respect(尊重)、Compassion(有同情心)、Self-Discipline(自律)贴在冰箱上,却不特别鼓励孩子学习,唯有中国的教育,“基础扎实,谁的小孩回中国读了一年书,到美国学习就拔尖了”。为什么孩子在美国不愿意学习,在中国就愿意?或许幼儿园就开始流行的排名表可以作为答案。

中国自1994年提出“素质教育”,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孩子的童年苦难,不过将补习班变成了钢琴班,中国孩子的童年就在起跑线上,因为它们注定要参与一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比赛。“起跑线”不仅是中国人的教育观名片,背后更牵涉中国人成长进程的心理问题、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以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宏大命题,被忽略的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孩子应该有的快乐童年。

中国的孩子从起跑线出发,一跑往往就要跑15到20年,中间要过高考独木桥,亦要面临毕业后的就业压力——中国因此出现新名词“过学死”。曾有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学生程小龙在北京四所高校发放了200张问卷,专门调查大学生的自杀问题,在所收回的问卷中,有近1/3的被调查者承认自己有过自杀念头。

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朱坤

改革开放初曾流行过“不吸烟,不喝酒,不好色”的极品男子,新世纪初行的却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自责”的三不主义者。

“三不主义”的始创者是台湾人施明德,他也依此履行。所以数十年来,他红旗不倒彩旗飘飘,知己不求红粉无数,天亮以后亦是朋友。

这种感情态度最初只流行于男性圈,继之被部分思想前卫女性接受。每个成功的“三不男人”背后,一定有一群坚决的“三不女人”。

三不主义者大多年轻,长相与经济条件都不错,因此艳遇机会相当多,依照当事人的秉性还可延伸为不承诺、不犯法、不放过、不留恋、不回忆、不要脸等等。

不主动原因有二,一是太忙,拒绝都拒绝不过来。二是手段,两性关系中越主动的人越被动,不动声色的人才能闷声发大财。不拒绝只限于对心仪的对象来者不拒,而且宁可错过,也不放过:不负责则分事前事后,事前者昭告天下,让女人知难而退,事后则是在女人意欲登堂入室时逃之夭夭。其中“不负责”,是“三不主义”精髓中的精髓,它不会因骗取感情而轻易许诺,从而将对方的美好希望变成巨大失望,本质上是一种最大的负责态度。

“三不主义者”是情场上灰色地带的暧昧人物,你很难以传统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们肯定不算有情有义的君子,但也绝对不是性滥交和陈世美。

“三不主义者”的特征可能有:他太多独身而独居,去夜店的时候比去公司更多;他的行踪很神秘,每次和你相处时间总不超过72小时;他很少主动约你,更不曾送你玫瑰花;他常常说喜欢你,却从来不说爱你;除了在床上的亲密时刻,大多数时间你们相处得像个普通朋友;他既不介意你的过去,也从没想过与你的未来;他对你的家庭与朋友圈子不感兴趣,同样地,他也对自己的圈子守口如瓶;你心里可能视他为知己、男友或灵魂伴侣,他心里却不过视你为可419或4N9的性伙伴而已。

遇上“三不男人”,“三不女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不理睬,不接受,不上钩……两性关系由两性间的游戏滑到另一个极端:这么剑拔弩张,谁也没有好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朱坤

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

这句最具现代气质的格言最初是句广告语,是已故香港广告才子朱家鼎上世纪80年代为铁达时手表所撰。此言一出,迅速风靡万千都会男女。

在此之前,中国人向往的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则响亮地宣告了一个爱情新世代的到来,他们礼貌地向传统爱情观话别:爱情应以质量而非长度来衡量,爱情并不特指终一的爱情和终一的肉体关系。

传统中国人的爱情观可用“轻、苦、灵、贞”四字形容,他们相当轻视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将女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器皿与工具,即使有爱情,也总会退居大义与亲情之后。血浓于水的关系至死不弃,厌弃了的情人则弃若敝履。一段爱情最好的归宿不是长相厮守,而是沉淀为亲情。

中国人的传统爱情还充满了苦涩,相思是爱的主旋律,求而不得是爱情的至高境界,唐明皇与杨玉环在太平盛世时的爱情只是稀松平常,只有当阴阳阻隔人鬼殊途时,那时的感情最苦涩,也最珍贵。

在中国人的理想爱情观中,性与爱是可以完全分离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更加受到推崇,肉体的痛苦则是微不足道的。

中国人歌颂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义夫与寒窑苦守十八年盼郎归式的烈女。男人可以喜新厌旧,但绝对不应该始乱终弃。女人可以嫌贫爱富,但绝对要保持忠贞。

但时代不一样了,男女都平等了,传统道德已不能完全控制社会了,谁还能保持这样苦涩、忠贞而长久的爱情?当爱的承诺比不上嘴唇的触碰和肉体的交合,当柏拉图屡屡以失败告终,传统爱情已死。是时候修改对于爱情的定义了。

爱可以脱离婚姻,虽然道德的婚姻总要以爱情为前提,但和婚姻无关的爱情亦非不道德。

性开始成为爱的重要部分,没有性的爱与没有爱的性都不值得歌颂,但也不应该贬斥。

道德不再是衡量爱情的唯一标准,爱情不是契约,甚至婚姻都不是。

我们时代的爱,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与可能性。

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

胡赳赳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此猪差,干得比驴多。

老板是做梦的,员工是做事的。做事的人做

到极限,女人变性成男人,男人亦变性成畜生。这是打工界的不幸,却是老板界的大幸。好听一点叫敬业、叫事业心、叫激流勇进,不好听一点叫拿人当驴使唤、蘸着脑浆殚精竭虑献青春。

上行社会机会多,人人都在搏:扬名、出位、出人头地。不仅是80后要在职场奋斗,70后60后,前面还有两代“老人奋斗不止其乐无穷。”

于是乎能者多劳,优质高效,一个人拿两个人的薪水干三个人的事管四五个人,这在中国企业界是常态。你不干?多少人盯着呢,想干还没有机会,话语权永远在老板那一边。不正当竞争?维护劳工权利?不这样干,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

不断增高的是亚洲、日新月异的是中国,睡不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置身于中国,一个巨大的shopping Mall,活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抗压力抗忧郁症抗过劳的高手。此前,则是日本。

有一句战略口号叫:用空间换时间。在这样一个时间不断裂变、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一个人恨不得三头六臂事事争先,否则就被遗忘就被抛弃就被淘汰。想不变成永动机一样的动物也难。

上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革命,这一个时代,人人奉献为的是搞经济。这一个时1t看上一个时代可笑、不值,上一个时代看这一个时代不懂、可悲。崔健歌唱得好: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象还未厘清,结论早已过时。

经济管理类的书籍永远热卖,机场书店永远在播企业管理的传经送宝,看的人永远如痴如醉。传媒界亦如是,最害怕天亮一睁眼,头条新闻漏报:最害怕重大事件不在现场:最害怕历史节点未被总结呈词;最害怕影响世界的事情被处理轻了于是把每一个事情都扩大化处理。

“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得比猪香,干得比驴多”,这种上班族的调侃,成为某种软性抗议。解闷的开心网之所以风靡一时,是因为其解压功能。毕竟,开心也是一种生产力。

不当农民

山鸡哥

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

农民在社会的最底层。7.2亿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士农工商”,这样的排序已成往事。

农民真苦——相比其他职业,农民的劳动量最大、不一定脸朝黄土背朝天,但投入产出比最低;农村真穷——国家的巨量基建项目和设施都落在城市,农村只是被扩张与蚕食的对象,最大的价值是土地价值;农业真危险——没机会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就连和农业相关的兴修水利之类基础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也踪迹全无,仿佛中国从来就不是农业大国。

谁也不愿当农民,就连农民工也不愿当农民。在农村的中学,班主任对面临高考的考生说:“想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在此一举了。”以前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话: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读书为什么?为了不当农民。养猪的丁磊不会被视为农民,他是中国百富榜上的人:而那些“农业户口者”即使在城市打工,从事着365行的工作,依然会被视为农民。农民还成了形容词,形容1:指的是某人局限于一个状态不够进取:形容2:特指对事物看不透;形容3:冒傻气;形容4:不时尚。

今天,每1000名中国人中有456人生活在城镇。今天,6.06亿中国人生活在655个城市和20000个建制镇,基本上是农民的后代,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产儿。他们都成功地不当农民了。他们成功地脱离了农民、农村和农业,尽管他们吃的依然是大米、猪肉和蔬菜。

在乡镇企业和城里讨生活的2.26亿农民工也不想自己的儿女再当农民,甚至不想他们回农村读书。外来工子弟学校、打工学校多起来了,虽不生于城市,但要活于城市,最后扎根城市,再也不回到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讨生活。

国家提倡城市化。城市追求国际大都会化,中心城区追求CBD化,市民生活追求现代化和西化,这些都是农民、农村和农业所不能提供的。城市化不可逆转,农村越变越小:农二代扎根城市,农民越来越少。

世界范围内,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中国的这一天会很快到来。

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陈漠

全社会都渴求成功的病态压力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

资源紧张的时代,生存就是攫取资源。毫无疑问,这正是“比赛第一、友谊第二”的根源。

突飞猛进的大时代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稳定感,发展机遇突然涌现、行为规则尚未明晰,一夜成名、一夕暴富的神话屡屡出现,人脉、家庭、财富、学历、能力、智商、情商、心态、健康等等方面不确定因素都会让人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成为节点、拐点、起点和终点。人人奋力上进,虽然都还不太明白为了什么和怎样上进。找工作很难,可加班也辛苦;办公室政治激烈,可学业竞争同样激烈;事业难以成就,可感情同样贫瘠;有压力累,没压力怕。整个时代都患有竞争焦虑症,人人都唯恐被时代所抛弃。在这样的病态压力之下,再要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恐怕是奢谈。

毕业等于失业,考研等于死缓的失业。每个人都渴望充电,增强竞争力,各式培训班从外语到营销、从心灵培育到思维解放,五花八门。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有的教育都要从娃娃抓起,现在更是要从胎教抓起。这个时代不仅慢不下来,而且还要把起点提前,从空间和时间上都要压服对手。

我们所创造的生活方式就和我们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一样,不能慢只能快,而且要越来越快。在这样的比赛规则里,人人都拼命地表现,期望获得成功,最先闯过终点线是唯一的目标。

常回家看看

胡赳赳

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伦理,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细胞。

“常回家看看”一度是老外必学的一句中国话。它由戚建波作曲、车行作词,最后经陈红演唱传遍大江南北。它自1999年问世,至今已十载。它的流行,击中中国人一心向前奔生活的软肋:父母。凭藉家长里短的碎嘴与真情流露而俘获人心。每到年关,返乡大潮中并不都是农民工。社会学家预测,这一现象要维持到这一代人在城市终老之后。

常回家看看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不能常回家看看,没有时间,只好用歌言志,表达美好情愫。虽然煽情,但亦很温情。此后,多少反映家庭生活的电视剧借鉴了这样的手法。

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伦理,也是最有效的社会细胞。美国总统羡慕中国:家庭承担了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义务。中国人的传统幸福观是:子孙绕膝、四世同堂、合家团圆、家和万事兴。现在老一辈还认为:人一辈子图什么,挣钱做什么,养育后代,才有盼头。

不婚群体的流行,使常回家看看有了变奏曲。不是领着孩子回家看看,而是租个男友回家看看。不是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而是父母常常“逼婚”。大龄剩女直奔“圣女”。

常回家看看,要的是回家那种氛围,熟悉的景况、寒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做做家务、吃顿好饭、说说亲戚家的事。中国人的生活气场就此弥漫开来。

但新新人类不这样看。不愿意亲人和亲戚扎堆攀比、找关系、交公务员朋友、把在外地大

城市工作当受苦、图安逸。所以,“常回家看看”对他们而言是一首过气歌曲。他们要自由自在、小天地、个人体验、网上购物交友、宅在出租屋或商品房里。一辈人对下一辈人的苦心无可挽回地面临着心理落差。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山鸡哥

若不出事,中国人心存“侥幸”;若出事,中国人相信“报应”。

因果轮回因果报应,是佛界的事,普通中国人却多有共鸣。当香港电影《无间道》里曾志伟演的琛哥说出“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时,其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有一大堆同义兄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过得了初一,过不到十五。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自作孽,不可活。

离开校门、离开家门、离开铁饭碗、离开大树,就算出来混了。混什么?凡人眼里不过是功名利禄。30年来,国势日隆,八仙过海,混法不同,潜规则亦出,财富不都在阳光下。有的商人怕消费者投诉,有的企业家怕警察敲门,有的官员怕纪委双规。中国首富黄光裕曾对传媒说“我们最终是英雄,还是变成烈士,现在结果还未见分晓。”现在快见分晓了。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3个行长贪污挪用4.83亿美元公款后逃到美国,归案时感叹: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就普通人来说,年轻时拼命赚钱,渐老时拿钱买命,此为身体健康之还;炒股赚了一把,又被套牢以致割肉,此为理财之还:参与非法集资,先获高额利息接着血本无归,此为发财梦之还;高收入不纳税,被检举遭重罚,此为贪婪之还;飙车招摇过市,又因撞人被捕,此为风光之还;走后门找关系,又被人走后门顶掉,此为歪门邪道之还。

《红楼梦》里有一首词,写尽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的真义: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霄红纱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才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若不出事,中国人心存“侥幸”;若出事,中国人相信“报应”。再想“平平淡淡才是真”、“小心行得万年船”,是不是太晚了?“信我,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好人。”“你去对法官讲,看他会不会给你机会。”(《无间道》台词)。

出名要趁早

佟佳熹

“趁早”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掌握社会资源,积累了更多“经验值”,“升级”就自然早些。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1943年《紫罗兰》杂志连载她的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时,张爱玲22岁。这位出身名门、进过西式学堂、善于享受生活艺术化乐趣的民国女子,在上海滩说出“出名要趁早”时可谓惊世骇俗。

而她又是世俗的。在随后的50年里,她经历了和其他女子无异的感情波折,最后的自传式小说《小团圆》,被她视作不可公开的秘密,在遗嘱中说明要销毁,却又在2009年被遗产执行人做主出版。在女性的生活世界里,张爱玲并没有因为“成名早”而享受太多特权。

而“特权”似乎对当代的中国人特别有意义,“出名要趁早”未必是所有家长的育儿目标,但从事“明星制造业”的出版商、经纪人却把它奉为金科玉律。

1999年年初,在《萌芽》杂志创办的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中,17岁的韩寒凭《杯中窥人》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随后他出版了多部畅销作品。2004年2月,22岁的韩寒以“少年作家”的身份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2005年被《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列入“2004年福布斯名人榜”。

“趁早”其实肯定了人在艺术创造方面的先锋性,在自己的人生中“趁早”,在和别人同时竞争时“趁早”,即是掌握了占领先锋地位的先机。而传媒系统在寻找新闻点时,“人物年龄”的重要性往往超越新闻事件本身。“有的人说年纪小的模特没内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年纪大的模特也不见得更有内涵!”一位模特大赛评审在针对比赛中出现越来越多15岁以下的幼模的现象进行点评时如是说。在对两个实力相当的选手进行比较时,评委显然认为年龄小的那个更“天赋异禀”一些,这和举重比赛中举起同等重量但是体重较轻者获胜的规则有些相似。

在这个“比较原则”下“趁早”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掌握社会资源,童星、少年MBA等群体,他们比同龄人先步入社会,积累了更多“经验值”,“升级”就自然早些——这和中国传统的“早起的鸟有虫吃”并不相悖。

沉默是金

山鸡哥

因为祸从口出,所以沉默是金。

文章好,不在字多。《道德经》正文总共才5513个字。其中“道”字有74处,“德”字有43处,“不”字倒有203处,“不言”有3处。

学问好,不在话多。孔子有教无类,靠嘴吃饭,说的话被编成了一本11705个字的《论语》。即便如此,他对“不说”更情有独钟。他教弟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

不言是好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观棋不语真君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切尽在不言中。无声胜有声。多言是不好的——讲多错多。你说便是你错。祸从口出。出口伤人。说人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急开眼睛慢开言。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沉默便是修身的重要一环。多听,多看,多想,去做,总之少说为妙。若不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说就变成了卖弄和搬弄是非,乃市井之举,非君子所为。

谁能想到说话在今天也能变成产业呢?律师靠辩护吃饭,推销员靠吆喝吃饭,电视主持人靠逗乐吃饭,专家靠辩论吃饭,相声演员靠捧哏逗哏吃饭,经济学家靠演讲吃饭,企业管理培训师靠举例子吃饭,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靠话痨吃饭,声讯台和心理治疗师靠倾诉者吃饭,窦文涛靠脱口秀吃饭,陈伟鸿靠《对话》吃饭,陈鲁豫靠聊天吃饭。央视《百家讲坛》请几个中老年讲经典,还带旺了图书出版业。中国移动有一句广告语“中国移动手机卡,一边耕田一边打”,煽动农民训练口腔肌。

沉默是金,依然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但不再是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作秀、八卦、话痨,成就了三位一体的新口腔型人格:作秀,把内在诉求直接表演或表达出来;八卦,猜测和交流名人和旁人的作秀;话痨,通过对作秀和八卦的反复讨论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有也不再需要“深喉”了,每个人都是“浅喉”和“直喉”,以致八卦成风,隐私大卖,选秀大兴。

《鲁豫有约》节目的主题语先是“说出你的秘密”,后改为“说出你的故事”。其实,现在都到了“说出你的欲望”的时代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胡赳赳

企业界叫“多赢”、外交界叫“和平共处”、文学界叫“大团圆式的喜剧结尾”。

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所谓大家都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富我穷,那不可以。

这个道理政治家懂,所以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键是共同富裕,不能“我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金融危机一来,这个道理成为硬道理,谁都跑不掉,一个都不能少,地方壁垒和保护主义无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虽然还没体会到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但已深知大家坏才是真的坏。

“我们要谦虚谨慎,见贤思齐,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曾经引用过这句话。他说,“大哥”意识是要有气度,有胸怀,懂得礼让,不怕吃亏。

这句话的原产地还就是广州。上世纪90年代,随着李玟的灿烂笑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迪真好!”与广州好迪日化品牌一起连年出现在电视上。又经过若干年的演进或日风化,它终于在人们的口头笔端成为俗语。

大家好的意思是:你好、我好、他好。必须有这“三好”才能称得上大家好。否则,只是“比较好”、“有些好”,是好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好。

要想大家好,众人拾柴火焰高,必须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才能真的好。但是,要心悦诚服地达到大家都好的地步,可谓艰难。因此,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便成为客套之语。

不过,好在它的贡献不止于此,还催生了一个句式:大家如何如何,才是真的如何如何。比如,大家叫好才是真的好,这话可以拿来说春晚:大家同意才是真的同意,这话一般开会时适用;大家都幸福才是真的幸福,这话自然语出“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黄小娴

教育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和信仰的危机。

“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2001年4月,有媒体率先以《某重点中学一语文老师这样讲入学教育课: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为题作了报道,株洲老师尹健庭因这个言论失去了工作,后来重执教鞭的这位老师坦言,自己当时在表达方式上过于露骨,但这也不是自己的本意。

有老师在博客放出一份《六年级学生读书目的调查表》,答案五花八门,包括:达成父母愿望考大学、留下辉煌足迹、为交友、国家和谐发展、不被人欺侮等等,六年级的小学生尚未填写“挣大钱娶美女”的庸俗选项:西南大学推出“我为什么上大学”的千人调查活动,答案里“实现自我价值”的理由排第一,“找一份好工作”排第二,“为了钱、为了房子”也是排在最末。

看起来“挣大钱娶美女”的观点不太适合仍有理想主义的中国学生,但中国经济景气检测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900名受访者中,5成人认为大学毕业生谋职时眼高手低。“他们眼高手低的表现大致分为三类,即看不上小事,不愿尽心干;老想干大事,但又没经验;这山望着那山高,老想挑或跳到更好的地方。”北京一位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理事的分析,“浮躁的心态,说到底就是求名、求利和两者兼得。”

1980年,以潘晓笔名问世于《中国青年》的那篇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被视为当代中国信仰危机的一个象征。当少林寺成为商业集团、国学大师成为时尚派对的宠儿,当人们开始追忆思想单纯的年代,又有传媒在面对金融危机时提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精神和信仰的危机”的观点。在金钱至上、信仰缺失的年代,“读书就是为了挣大钱娶美女”这句表面庸俗背后率真的话,未尝没有让人反思之处。

抵制X货山鸡哥

抵制日货、抵制法货、抵制美货、抵制洋货,抵制蠢货。

“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这首名为《仇货买不得》的诗,写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作者吴芳吉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诗歌传单发动抵制日货行动的爱国诗人。

但抵制洋货作为中国人在危难关头表达爱国热情的保国举动,时间更早,1905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后中国民间抵制美国货,是中国民间大规模以“抵制洋货”为反抗武器的源起。之后,1908年日本商船武装走私军火,1915年“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合约”,1925年“五卅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在国人缺乏其他有效抗争手段时,洋货也成为侵略中国的象征,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便成为主流的斗争方式。

让人沮丧的是,抵制洋货运动成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的必修课,最后总是演变为“爱国者”与“奸商”,“国货支持者”与“汉奸”之间的内斗。而洋货越抵制,越畅销。1905年抵制美货行动结束后,美货销量获成倍增长。在1929年以前的20年里,日货对华出口最高额发生在抵制日货最激烈的1919年和1925年。

抵制洋货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行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抵制过英国货,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德国抵制过美国货(不喝可口可乐、不抽万宝路、不吃麦当劳、不加美孚石油、不刷运通卡、不看奥斯卡……),阿拉伯人抵制过美国货和以色列商品,甚至还有过抵制中国货的声音。但除了公众的不满情绪通过抵制洋货得到宣泄之外,收效甚微。一个国家的商品因被一国抵制导致被抵制国的经济受重创,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品有属地,品牌无国界,公司跨国界,人才本土化,你甚至难以定义国货与洋货的区别。今天抵制日货把进口市场留给欧洲货和美国货,改天抵制欧洲货和美国货时,是不是又把进口市场留给日货?放眼世上,任何一个开放国家的经济格局都做不到如此随意性。

国际关系渐趋求同存异,政冷也不拒绝经热,抵制洋货渐成个人的、自发的、非政府参与和组织的非暴力不合作行为。爱国有理,个人不参与抵制洋货也无罪,有效的抗爭方式已经存在,表达爱国情怀自有多元途径。

我誓死捍卫你抵制X货的权利,但你没有强迫他人抵制X货或侮辱他人不抵制X货的权利。

21世纪四中国世纪肖锋

警惕鼓噪中国威胁的人,更要警惕忽悠中国世纪的人。

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认为,16世纪是葡萄牙世纪,17世纪是荷兰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问题:21世纪是谁的世纪?

股神巴菲特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20世纪伟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也持此说,并表示来生愿作中国人。

2007年《时代》周刊说:中国世纪已经到来,“中国握有美国的两大‘把柄,一是中国握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二是美国老百姓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高度依赖”。

中国威胁论随风而起。报告《五角大楼的新蓝图》提问:21世纪是中国龙的世纪吗?看如今的中国就像20世纪英国看美国,将之视为上升的强国;或将其视为德国,即

全球战争的根源。报告最后警示,“如果美国将中国看成朋友,中国很可能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如果美国将中国看成敌人,中国将会成为敌人”。

海外传媒的中国世纪景象,通常都是对西方奢侈品牌一掷千金的中国豪客,或是收购西方公司的垄断大佬,是对西方电脑巨头“彼可取而代之”的联想等新锐企业,真实的中国面孔,应该是千百万借各类渠道出外打工的外劳,他们风尘仆仆的脸上才画着中国真实的底色。

21世纪会成为中国世纪吗?20世纪前50年,整个中华民族陷于救亡图存的炮声,国破家亡的紧迫感压倒一切,提引领世界,接下来的30年是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大折腾。真正给予中国奇迹般复苏的只不过是近30年光景。仅凭30年发展就妄言缔造一个“中国世纪”吗?

警惕鼓噪中国威胁的人,更要警惕忽悠中国世纪的人,第一种人遏制你,围堵你,见不得你像他们一样发财壮大。第二种人忽悠得你忘乎所以好赚你的钱,或让你负担更多国际责任,这就好比股市,忽悠中国世纪者做局让你掉进去,他们好挣你的傻钱。

真正的中国世纪必然关联到儒家文化的根基。窃以为,李安电影《推手》里郎雄饰演的中国功夫老爷子,一个站桩七八老美警察推而不动,这个形象才代表“中国人的世纪”。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已越发像美国人。当代中国人缺少了传统的文化定力。

中国人民本是谦虚的,“中国人民很行”之后也应是谦虚的。对妄提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人,要保持十二分警惕。

发陈漠

汉字中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字:发。

19世纪中期,宁波人最初发明麻将设计“发”字的时候,当然是寄予了中国人对财富的朴素追求。不过到后来,“发”成为一个时代的流行符号,蕴载着当时人们对财富的理解并发展出复杂的崇拜系统,这倒是始料未及的,

“中”、“发”、“白”,麻将的三元设置大致上层示了中国人对阶层的三种理解:权力、财富和贫贱。有趣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大背景下,红榜高中、官运亨通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人们突然发现“发”,发财才是最可能实现的理想,“发”因此独一无二地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符号,“中”就已经没落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最具经济能量的地域,广东以其保有的中国传统民俗和现代经济飞跃相结合,发展出一整套财富崇拜系统,并将之浸润到全国,至今,你仍可以看到很多广东人家大门外的墙角有着“门口土地财神”的贴纸或者神龛,重大节庆就有香烟袅袅;家里都有神位,祖先和财神彼此相得益彰,春节花市,广东人要买好意头的花木回家,猪笼草“猪笼入水”(寓意财路亨通,财富从四方八面滚滚而来)是必要之选;瓜栗,一种木棉科常绿小乔木,也不明所以地成为了“发财树”,成为各个企业商铺的必备摆设。

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广东人的民俗系统太过复杂,或者在他们看来还有迷信的成分,不过有几样,他们是不嫌麻烦也不嫌迷信,而乐于效仿。比如,8这个吉祥数字,因为和“发”的谐音,有一段时间被封为数字中的极品,受人追捧。8字尾的门牌号被认为有利家宅,手机号因其有没有8或者有多少8而坐地起价,开业、结婚一定要在有8字的日子里。“恭喜发财”,这句在香港贺岁电影最后必定会出现的祝福语,成为了全中国人最重要的见面问候,最后连外国人也学会了“Kung Hei FatChoi”。

中国人的财富崇拜和祖先崇拜一样,是中国人民俗中最复杂也最神秘的一部件。从比干、赵公明、范蠡、关羽、沈万三、和合二仙这些财神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财富理解来自众多不明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混乱态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福伤财、无福伤己”、“和气生财”……中国人的财富观在喜爱钱、仇恨钱、轻蔑钱、利用钱等诸多完全相反的情绪中发酵,变成一种复杂观念——“发”既是一夜暴富也是勤奋图强,既是命中注定也是人定胜天,它既是运气也是人品,既是背景也是能力,它当然也既好也坏。

发展才是硬道理何雄飞

“发展才是硬道理”升级版:又好又快地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提出的观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放到国家层面,可以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才是硬道理”,因为弱国无外交;如果放到产业层面,可以是中国石油、化工、电信、汽车、房地产、股市“发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放到家庭与个人层面,可以是薪水、职场、爱情、婚姻、财运“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节点上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一定副作用,

要是没有“又好又快地发展”、“科学发展”,“发展”就可能是地方政府唯GDP马首是瞻,为了当地“经济发展”而牺牲百姓个人幸福,一方面化工厂、造纸厂、小煤窑、小炼焦纷纷上马,大工厂大烟囱林立,地方税收猛增;另一方面是青山不青绿水不绿,利益集团抱团化,贫富悬殊化,社会矛盾加剧化:农民工PK包工头,讨薪者PK走佬,患者PX医生,钉子户PK拆迁队,业主PK物业,小贩PK城管,受害人PK公安局。

正因如此,与“发展才是硬道理”并行不悖的另一个逻辑是“稳定压倒一切”,因为“任何小事,乘以13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3亿,都会变成小事”。

房子比男人更可靠朱坤

房子比男人可靠的原因在于、它能升值,它没有脚,不会跑掉。

房子比男人更可靠吗?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似乎是真的。

厦门某地产商为了吸引单身女性来买房,设计了这样的广告语——“美人计:月租大于月供,不论怎么算计,房子都比男人可靠!”

类似的话还有宠物/闺蜜/人民币比男人更可靠。但宠物只有十余年寿命,闺蜜的寿命更可长可短,人民币也有通货膨胀风险,更得女人心的,还是不会走路的房子。

房子比戒指来得实在,比毯子来得温暖,比车子来得稳定,比青春来得长久……100平方米买不起,70平方米也可以;新房买不起,二手房也可以;市区买不起,郊区也可以。女人们还觉得,幸福长在房子上,房子是家的象征,没有房子的男人,就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安全感,女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婚姻是安全的、坚固的——有房又有爱,这才是幸福的原动力,这样的幸福也才会持久。

冯仑说,大龄女青年推高房价,她们非有房族不嫁。聪明的女子用买房子把男人套住,

让你一半月收入用来还房贷,彻底断绝你泡吧、卡拉OK和泡妞的经济来源。

也有对男人彻底失望的,买房装修一脚踢。女人岂止应有自己的房间,还应有自己的房屋。一间房子,在单身女子的心理层面等同于自尊、独立、安全感:在现实层面,则等同于投资意向与经济收益。

所以中国房子的房型越来越小,价格越来越贵。心理学家建议单身女性独立思考后买房:女性买房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有房之后择偶眼光也水涨船高:他总要长得比我高,挣得比我多,房子比我好,车比我的值钱,比来比去,找男友反而困难了。如果单身女性克服不了这两个心理关,最好不要买。

2003年,日本东京的一项调查就曾指出:从年龄层看,24岁以下的单身男女私宅拥有率大致相同,以此为分界点,年龄越大,单身女性的私宅占有率就越高出男性。55岁以后,单身女性的私宅占有率是单身男性的两倍。这一天,在中国迟早也会到来。

风水轮流转黄小娴

在小处代表社会赋予个人的机遇,在大处体现国民对未来的信心。

见证过中国30年巨变的中国居民,一定能够深刻体会“风水轮流转”的定义。从“发财到广东”到广东目前面临的转型、从辍学做生意可以发达到没有技术就无法生存、从中国人都想要洋货到洋人都用中国货、从今日寂寂无名的人到他日的网络名人、从生活变化到国际关系,中国人用亲身经历见证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并习惯了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无疑,体味到“风水轮流转”的中国人可以省下不少抗忧郁药的钱——相信变化的中国人,在股市低迷的时候就等待复苏的一天,在楼价高昂的时刻依然有着楼价会下跌的自信,这种心态构成了中国人乐观的一面。这背后是一个国家的信心指数——2008年美国知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调查显示,在24个国家中,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86%受访的中国人表示他们对国家的发展感到满意,82%的受访者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表示满意。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中国人对自己的形象太乐观”,有社科院经济学家对此的分析是人民对经济发展状况充满信心是必然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GDP翻了近10倍,“大国崛起”成为了上行中国社会的新期待。北大教授张颐武更是指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空前增强,对未来充满信心,和“自我感觉良好”是有所区别的,

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或多或少来自持续变化的生活体验,“风水轮流转”在小处代表社会赋予个人的机遇,在大处体现国民对未来的信心,是上行中国看待未来的代表性观念名片。

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潘滨

它是一门职场学问,更是一门做人艺术。

在中国职场忠告排行榜上,它应该能排进前三位。

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职场江湖里,高调做事代表一个人的攻击力,低调做人代表着他的防御能力。在别人还在犹豫争吵的时候,有人已经开始默不作声地思考着如何能够最好地完成这件事情,就算他还没想出更好的办法,也会悠然转身,投入其中。把事先干起来,这必定是一个定位准确、易受赏识的角色。他能够把高与低调节得恰到好处,是身手灵活的“高低杠选手”。

细观周边,我们总是喜欢把那些优秀的“高低杠”选手捧为榜样,虚心学习,刻意效仿。于是一些“高调与低调”的经典动作被提炼出来。包括:不计较小得小失,乐于吃点小亏;不浮夸虚假,不多嘴多舌;勇于冲在工作最前方,还要适当照顾领导感受;不与同事交往太深,更不能太浅。一个经典的POSE就是对待公司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和对待总经理一样,笑脸相迎,客气大方。

话说宋代有个叫韩琦的干部,工作卓有成效,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改革新政,后来升任宰相,位高权重,在其年轻时期,简直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超级榜样。他在军中任中层干部时,晚上伏案办公,旁边有位侍卫负责点蜡照明,有次侍卫走神,不小心滴下火苗,烧了韩上司鬓角的头发,此时韩老师没有大惊小怪,只是默默用袖子蹭掉火苗,继续工作,埋头写字。忙到下半场,他发现侍卫被换掉了,就担心主管侍卫的官员处罚那人,赶忙找来主管,吩咐不用替换,更不得处罚,军中将士得知,无不感动佩服。高调做事是一种责任,一种气魄,一种精益求精的风格,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低调做人无论在官场、商场还是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方略。两者相加,简直就是职场中为人处事的黄金法则。

关系就是生产力肖锋

所谓世故,30年为一世:关系为故。都是磨出来的法则。

一张消费卡能做到多大生意?36亿元。这是深圳一位不到30岁的小老板今年春节的业绩,他看准了春节送礼的大市场,这是中国人勾兑感情的最佳时节,花大钱也值。据说他发行的消费卡最大面额10万元,过时消费不完的余额则被他截获,数额不下数千万元计,该老板切准了送礼社会的命脉,可谓人精。

穿名牌,喝茅台,开靓车,抽高级烟,都是面子,有关系也是面子,能摆平事也是面子。为了面子一掷千金,为了面子送大礼。送礼送得大方,收礼收得心安,消费时尽管痛快,反正是送来的,也就不计较价位高低。精品商家偷着乐,银行们偷着乐。如今的名烟名酒八成不是自己花钱买,是送礼送来的。只是不要一不留神被网民偷拍到,放到论坛上广布天下,丢了官帽。

西方人很难翻译中文的“关系”统一词,因为它太中国了,比饺子、筷子、瓷器还中国,所以不损直接音译。西方的公关学到中国自然入乡随俗、成为关系学。饭局上有关系烟,传媒上自然就有关系稿了。

中国人的关系圈从自己的血缘地缘推开去,亲戚搭亲戚,朋友托朋友,西方人的六度分割理论是,在地球上找到某位陌生人要搭6次关系,这6次跳跃基本是等距的,中国式六度分割理论,则是从一个熟人圈跳到另一个熟人圈。社会距离并不是六度等件。所以传销必定不是从陌生拜访开始,而是从杀熟开始,一个个熟人圈地杀。

这是中国的关系生意经,老油条精通此道,只要找对人,一刀切入,大有斩获,所谓世故,30年为一世,关系为故,都是磨出来的活计。哪像新手们做关系营销,动不动到处打电话,发嗲又矫情,最后还是不得法门。

会计事务所在评估企业资产时,均有重要关系一项,否则无法体现资产平衡表以外的价值,无形的东西却恰恰是关键资产,实属中国国情,企业如此,个人亦如是。

近年来在西方批评中国的声音中,对中国腐败的批评越来越少,因为他们也成为腐败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案屡有发生。关系就是生产力,关系这个利器在市场和政府订单上所向披靡,老外何乐不用呢。

一篇美刊文章报道“中国人在非洲干什么?”中国人不只输出孔子学院和人民币,他们还输出关系,让非洲人的脑子变得复杂起来,

这下明白了,中国各大城市为什么黑人兄弟一天比一天多。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朱坤

这一来自祖母辈的家训,正重新成为当下年轻女子的人生信条。

2004年,由亚洲女性发展协会、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联合网络做了一项《当代中国性别期待调查》,结果显示,642份女性有效问卷中,有40.5%的人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另有34.3%的人持中立态度,不赞成的仅占25.2%。

金融危机之下,找工作成为社会难题。“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又开始成为女性心声了,女博士们“白天忙论文,晚上愁嫁人”,女大学生们毕业证结婚证同时领,千万富翁的征婚启事总能获得万千女性垂青,成都的一对父母将小学二年级的女儿留在家里,跟随父母学做优秀全职太太,以便将来能嫁个如意郎君,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预料的是,关于干得好还是嫁得好,在前100年和后100年,都是困扰中国女性的最根本问题。

对此,日本社会学家山田昌弘提出了“婚活”概念——为结婚而活。爱情可遇不可求,但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以婚姻为事业的女人们主动出击,给自己创造爱的机会,实现风光嫁人的理想。

人们常说,学得好不如长得好,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其实,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误解一一你见过几个嫁入豪门的女子不经过几番过五关斩六将的功夫才把“钻贵”纳入裙下的?那和公司里升职本质上是一样的,一样要经过修炼、学习、思考与残酷竞争,甚至还要有MBA的头脑才能管理男人那颗不羁的心。

男人们常指责女性太独立与依赖性强,却常忘了怎样的女人造就了怎样的男人,怎样的男人宠坏了怎样的女人,正因为男人们越来越清楚,女人们的要求越来越物质,男人们才不得不越来越努力,越来越优秀,偷懒的女人才会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干得好与嫁得好,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关键看你要求什么。或许有完美的爱情,或许有完美的职业,但没有完美的人生,人世间的关键字不可能个个实现,求一两个,能得到,尚可知足矣。

股市猛于虎,房市猛于股何雄飞

散户成为赢家才是股市的春天。春天在哪里?

除了靠买彩票中500万以外,股市和楼市是中国人一夜暴富仅存的两条狭窄通道,也正因如此,这里也聚集着最多的炒家吹拉弹唱,随时准备血洗清盘。

说“股市猛于虎”,有段子为证:“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别墅进去,草棚出来;西服进去,三点式出来;老板进去,打工仔出来;黄世仁进去,杨白劳出来;姚明进去,潘长江出来:地球进去,乒乓球出来”。

早在2004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说过,中国股市就两句话:“政策托市、股市圈钱”,股民的概括是中国股市就一条单向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黑股、黑庄、黑嘴是股市的三大毒瘤。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跌不涨的股市,也不存在只涨不跌的楼市,但是不理性、不规范的市场和狭窄的投资渠道,令炒家在股市和房市这块跷跷板上云集,裹挟进大批做着发财梦的家庭主妇、失业者、农民、大学生、的哥、清洁工、退休老大爷老大妈以及和尚和尼姑,谢国忠曾在《职业炒家的把戏》里描绘;经验丰富的资本玩家从空气中嗅到了利润的气息,他们所有的时间就是观察地产、股票和货币市场,当他们感到条件成熟,全体进场创造人气;当人气一旦建立,街上普通人就会变得冲动而加入进去。那时,便是职业炒家们抛售筹码盈利的时候。一旦泡沫紧缩,他们通常会在各类高尔夫课程上消磨时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来临。计算小投资者什么时候再次冲动起来真是一种精致的艺术。

有人这样总结,中国股市的最大赢家是国家,上市公司、券商、庄家和股评家,最大的输家是散户;中国房市的最大赢家是国家、开发商、炒房团,最大的输家是普通购房者。

更高、更快、更强陈漠

无论是体育、经济建设或其他领域,“更高、更快、更强”都是现代中国人的理想。

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这一题词也因此成为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体育运动的座右铭。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人第一次通过电视观看了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当宋世雄的声音念出“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中国人也第一次对这句口号有了印象。许海峰拿下当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楼云、李宁都有上佳表现,体操梦之队也初露端倪,在回溯这届奥运会的各类文章中,“零的突破”和“一雪百余年来‘东亚病夫的耻辱”之类的话语是无可避免的。

从增强人民体质到更高、更快、更强,中国体育运动的模式由大众化变为了举国体制,参与主体也由民众变成了专业人士,然而,最大的变化在于心态,国际奥委会1920年采用的这句格言本来用于激励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却激励了积弱已久的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示热情,爱国心和奋起直追的情绪纠结在一起,让体育成为志在必得的标靶,这句格言也因此变得侵略性十足,而另外一句采用更早的奥运口号“重在参与”,却永远只是在失败之后才用来解嘲。

无论是体育还是经济建设以及其他领域,“更高、更快、更强”都是现代中国人的理想,从国际化大都市到GDP的高企,从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到最宏伟的跨海大桥,任何经济发展的硬指标,中国人都可以塑造出一个个“更高、更快、更强”的奇迹。

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数百年的贫弱史,成为了中国人抛不下的一个包袱,大国崛起也成为大多数国人的理想。

过年就是回家潘滨

过年就是回家,回家才是过年。是在离开“陌生人社会”之后,童新回到“熟人社会”里。

以往,过年是神话传说,驱逐怪兽暨迎接新生;过年也曾是过关,债务、权责以年为界,年关与喜悦无关;过年也曾是个人消费的喷发日,以节日之名,发泄压抑了一年之多的生活欲望,吃最好的饭,穿最新的衣服。

现在,过年就是回家,就是回到熟人社会。每逢春节,中国必有创纪录的20多亿人次奔波在归乡、返程的路上,形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人流大潮。这比东非大草原角马大迁移的地球奇观还要宏伟和壮丽。

过年就是回家,回家才是过年,在外经商的、从政的、读书的、打工的,甚至在外作奸犯科、偷抢拐骗的,无论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无论功成名就,还是名誉扫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回家DNA”,到了发作的时刻,必定想方设法,停掉手中的营生,选择回家,即使路途遥远,即使人潮拥挤,即使家乡已然陌生。

过年是亲情的冬令营。情人可以背叛,朋友可以分离,同事可以再见,但是血脉无法断裂,人们忙碌了365天,在这个寒冷的时段,一家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亲人之间,能够相互看到、听到、感受到,享受亲情,享受家。

过年是为了离开“陌生人社会”之后,回到“熟人社会”里。传统中国社会的主体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注重身份等级的血缘共同体,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大迁移,已经逐渐突破了熟人社会的脉络格局。但是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关系社会”,即某种程度上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价值观、社会规则、潜规则依然能够发挥作用,过年并回家,成为重拾熟人网络的有效链接。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山鸡哥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机会稍纵即逝,时间不等人,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是中国市井惯常的一句吆喝。

卖东西的说自己的东西最便宜,而且是最后三天的特惠价:耸人听闻一点的还要加上一句“金条当草卖”。其实呢,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但这句吆喝击中了中国人在乎的机遇。

中国人的时间感弱于时机感。孔子说“逝者如斯夫”的时候,正在周游列国捕捉上位之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放过刘邦反受制,面对“时不利兮骓不逝”,终究无可奈何。刘备感慨“髀肉复生”的时候,不是嫌自己胖了,而是为长期清闲、只长肉不做事、事业毫无成就而垂泪。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中国自古就有大量超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式的表达,直指抓住时机的重要性。

回到生活中,干部提拔、就业选择、感情纠葛、择偶机会、商业决断、投标项目、合作对象、商品买卖,都面临“to be or not to be”的两难:to be,是正确的下手时机么?not tobe,会不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呢?

不用担心的是,经过多年浸淫的集体无意识,今天的中国人全是时机的自动捕捉机,在近30年来,抓住了世界发展的每一拨新浪潮。

革命不足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黄小娴

表面上最浪费的方式,事实却是最高效率的办法。

“吃了吗?”中国人最常见的这句问候语,与“民以食为天”的观念相对应,突显出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朴素的价值观。而在中国,人际关系也享有与吃饭同样重要的地位,明白了这一点,与请客吃饭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不难理解了。“饭局”一词起源于宋代,“局”是下棋术语,引申出“情势、处境”的意思,后来再引申出“赌博、聚会、圈套”的意思。“饭”与“局”的组合,将吃这样一种个人生理行为扩充为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宋代文人对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因为饭局上的圈套实在太多了。

中国人请客吃饭,既有“面朝大门为尊”的繁文缛节,又有“感情深一口闷”的江湖规矩,表面上是最浪费的谈判方式,事实上却是最高效率的谈判方式一毕竟感情无价,谈判自然最容易。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中国人思想观念在30年之变看似迅疾,其实是回到传统劣根性——古有成语“折冲樽俎”,古人打仗在餐桌上,政变也在餐桌上,

曾有人写中英对照的博文《中国人为啥爱请客吃饭》。里面提到中国人和西方人吃饭的不同哲学——中国人实行的是“集体共享制”;西方人实行的是“个人分餐制”;西方人聚餐是身体的需要,中国人聚餐是为了友谊,至于在《心理世界》的同题文章中,则指出了当中的历史原因:漫长的农耕文明,铸就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信条,请客吃饭因而成为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发展至今,谈恋爱、拉关系、求办事、和头酒、谈生意,都以一起吃饭开场,一人请客结围。

“人肉筵宴”与“厨房”是鲁迅对中国的文明和传统中国社会提出的两个比喻象征。今时今日,其实“饭局”更是中国社会的缩影。《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居民最为普及的三种社交活动是聚餐、体育运动和卡拉OK,其中饭桌社交赫然居首——对于见面问候都是“吃了吗?”的中国人而言,饭局之意不在饭而在局,不妨看看民间智慧的归纳:“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

混个脸熟潘滨

众多孤单的人集体促成了人际关系的虚假繁荣。

中国已经进入浅社交时代。

在很多城市,吃过两顿饭,就算是很熟的朋友关系了。众多孤单的人集体促成了人际关系的虚假繁荣。人们虽然拥挤在一起,心灵却离得异常遥远。而饭局也不是为了进餐,而是带有各种目的和多种功能。

未分化的农业社会曾经造就了熟人社会,人们重视熟人关系的搭建和沟通。人际关系是一种工具和资源,人们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与利益,也可以为自己的心灵加一道安全阀,为个人内心提供安全的社会支持。

到了商品社会的今天,人员流动空前剧烈,复杂应酬千奇百怪,社会交往任务繁重,个体己无法承担深层次交往的巨大工作量。所以代表浅交往的“混个脸熟”成为权宜之计。浅交往不是钱交往,浅交往追求快速新奇,主次分明,保证数量,兼顾质量,浅交往达人知道每一张“脸”都有其价值优势,都需要识别储存,以供来日开发利用,浅交往不只是脆弱但广泛的人脉网络,还是数据库。对浅交往来说,混个脸熟是方法论,小世界理论是价值观。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李敖的这首爱情诗,用在社会交往上同样贴切,也难怪李先生从来不与任何一个朋友深交。

从工具主义倾向上说,浅交往固然没有深层次交往的实用性强。但在安全性上,浅社交却独具优势。我们只是“脸熟气我求你办事,固然不一定百发百中,但你要是出事,却又连带不到我身上。在互相猜疑与提防的现代社会里,安全是保障。

于是,“爱上陌生人”成为聊天时髦,开心网、校内网成为社交新宠,我到你的“菜园”里“偷个菜”说明咱们关系铁,你不会跟我计较;我在你车上“贴个条”说明我好意思“占你便宜”。“混个脸熟”甚至只是我的名字出现在你的“好友动态”里。

夹着尾巴做人潘滨

不管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财富多寡,相貌美丑,都需要时刻注意隐藏自己的尾巴。

做人难,更何况是在中国做人。

夹着尾巴做人是毛泽东告诫后人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在与旁人交往过程中,要注意瞻前顾后,如履薄冰,要时时收紧尾巴,约束自己,力戒盲目自满,要经常想着自己的弱点和短处,把态度放得谦逊一些,不可自视高明,向人摆臭架子。

“夹着尾巴做人”是仿生学应用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好典范。动物世界里,最擅长做摇尾讨好、夹尾逃跑状的是狗,所以狗是安全的。人是善变动物,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仇富心态和腹诽作风,表面示好,背后使绊子,所以老人们会告诫我们,行走世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尾巴。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不夹尾,众人揪之。于是富豪榜成为“杀猪榜”,人人盯紧,只等你露马脚;汶川一震,网上立刻涌现大批“捐款义务监督员”,于是首期只捐了200万的王石成为众矢之的。

作家二月河曾经有过这么一条座右铭:“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来夹着尾巴做人。”意思是在做文章时,可以放任思想灵感的奔腾,纵横驰骋,老子天下第一,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就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当下的90后一代,或许不以为然,凭什么要夹起尾巴做人?为什么不能我行我素,我说我算,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又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其实这也是一种新式的“夹尾”方式,因为夹尾的本意不只是谦虚和谨慎,更是虚伪和装饰。

在这个人际关系日渐复杂的社会气氛中,不管男女老少,大都没有办法以自己真正的性格来面对“朋友”和大众。很多时候,人都要变得虚伪,变得不像自己来保护自己,也就说,新一代的自我陶醉,蔑视习俗,看似乖张,实则是夹起真实的尾巴,放出“自我、独立、冷漠”的假面,这算不上进化,可能是变种。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山鸡哥

妹子代表不当之利,牌坊代表贞洁之名,互相冲突的两头,哪头都不想失去。

中国话骂人品行不端时,这句算狠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汉族是个讲面子的民族,“人要皮,树要脸”,凡事不管内情如何,面子上一定要过得去。一般人没有“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大面子机会,但也怕“唾沫星子淹死人”。以道德为主体的社会舆论对中国人来说是逃无可逃的电子眼,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非得内心强大到爆棚才行。身正自然不怕影子斜,身不正的时候如何让影子不斜呢?立牌坊。立了牌坊才能掩人耳目,在得到实际利益时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相关惩罚。说白了,“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是一种名利双收的求存之道。

有人指责律师就是这样一种人。“律师既是民主法治的符号,又是破坏民主法治

的先锋。”(陶武能)。很多律师一方面以和法官私交好为荣(做婊子),另一方面以正义的化身为当事人代言(立牌坊),其实是在利用法律,破坏民主法治。这么说显然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那么抵制日货后到日本料理店庆功的哈日族呢?操纵股市和股评的庄家呢?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的老师呢?大会上讲反贪、会后猛贪的官员呢?电视镜头前捐款、之后绝不兑现的企业呢?洗白了的黑钱呢?

人后当婊子,人前立牌坊,这种两面性反映了个人利益与公共道德律的一种博弈,博弈的第三方此时显得举足轻重:传媒、法律和知情人。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黄小娴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看起来不过是以时间换空间的一种手段而已。

电影《金装四大才子》中有台词“终须有日龙穿凤”,来自广东俗语:“宁欺白头翁,莫欺少年穷,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一世裤穿窿。”这句话有着广东人的乐观精神,没有“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刀光剑影,但同样可以看出中国人“善忍”的真相。

香港城市大学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西方人会通过4种方式解决矛盾,即对抗、回避、妥协和顺其自然。而大多数中国人更愿意选择“妥协”。这样的场景大家都试过——在不得不忍气吞声的时候,自我安慰般加上一句“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然后火气顿消,发挥阿Q精神,握手言和。

李敖说过:“固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也别太晚,因为十年后,你的敌人也许早下地狱了。”其实“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更多时候看起来不过是中国人在失败时一句保留面子的套话。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大猩猩在打架后会拥抱亲吻自己的对手,海豚则互相摩擦身体,山羊之间会互相触鼻——争端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好处,特别是争端双方的级别平等的情况下。

中国人显然比西方人更加明白“以和为贵”的道理。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教授阿兹。凯萨尔认为中国人强调集体主义,相互依存程度较高。大家都希望通过人际关系明确自己的位置,所以更善解人意。“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看起来不过是以时间换空间的一种手段而已,至于卧薪尝胆、虚与委蛇是君子还是小人行为,向来不在国人关心之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潘滨

过日子就是一个人与人不断发生关系的政治过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夫妻之间,情侣之间,父母之间,子女之间,代际之间,亲友之间,家是避难场和食宿所,也是战争多发地,是亲人与亲人之间的“中东地区”。争议不断,是非不断,拷问责骂不断,上吊自杀不断。

过日子和做人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而是一个命运不断展开的过程,而命运的展开首先要在家庭中实现,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发生。过日子本身就是一个人与人不断发生关系的政治过程。人与人之间,无非是爱与恨两大主题。诚然,家庭中的主旋律是爱。但是,爱也是在不断的冲突和矛盾中来维持的,只要是不同的人,就一定会有差异冲突,会有不同意见,会有争端,会由爱生怨,甚至由怨生恨。

亲人之间是有感情的,但这感情是把双刃剑。它可以粘合一家人和睦相处,相互扶持照顾,也可以强化冲突和矛盾,带来争吵和埋怨。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总有一个感情期待,如果对方没有表现出自己预期的反应,由此带来的挫败感尤其强烈。母亲因儿子不听话气急了要自杀,并不是因为恨儿子,恰恰是因为爱儿子;恩爱夫妻从来没红过脸,却因为丢了一件贵重物品而相互指责,妻子感到委屈,要服药而死。其中的逻辑也很清楚,你不体谅我,我就死给你看,看你没我的日子怎么过。这种赌气和埋怨都只能发生在亲人之间,因为彼此怜惜,相互依赖,相互看重。由此可见。亲人之间,往往是冤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想要寻求自己的幸福生活,都试图绕开那些世俗的纠葛和偏见,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它细腻又微妙,需要每个人都在更加变幻不定的命运中,捕捉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绕过每一个细小的诱惑和陷阱,一点一点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德行。

酒逢千杯知己少潘滨

酒越喝越多,朋友越来越少。“酒逢知己千杯少”演变成“酒逢千杯知己少”。

酒逢千杯知己少,语出凤凰卫视评论员石齐平。一语道破时代苦闷。

这是一个善于喝酒的民族。们注重朋友情谊,秉承分享精神,与知己把酒言欢,不亦乐乎。但时光流转,饭局升级,开始承担更多社交功能,业务往来、职场交流、拜访招待,过节欢庆,劝酒成为政治任务。“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还在吼”。大家互相催晕,交流情谊的同时交换利益。

于是酒越喝越多,朋友越来越少。“酒逢知己干杯少”演变成“酒逢千杯知己少”。酒场上,洋洋洒洒,哄哄闹闹,嘻嘻哈哈,大话说上三万句,其中两万还是黄色笑话和垃圾短信。“朋友,虽多,但推心置腹的没有一个。

其实,不管喝酒与否,“知己少”同样存在。在人神社会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上帝,他随时存在,随叫随到,你有苦闷的话想说,你有忏悔的事想吐,你有倒霉的情绪想宣泄,都可以跟上帝交心。他会笑呵呵地宽恕你,在某种意义上,上帝就是你知己。

但在人人社会里,没有神的存在,我们要想倾诉,只能找朋友,但是朋友是不确定的,利益、立场、地位变了,朋友也就发生变化,那么你之前倾吐的那些心事就容易暴露,所以刘震云说,朋友的关系是凶险的。你敢于把关乎自己命运的心底密码吐露给他的,才是知己。但知己太少。大家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也就是说,很多人一生其实是找不到知己的,那是稀缺资源,可遇不可求。

那什么才是知己呢?你一开口,他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能感你所感,你们坐在一起,别说喝酒,就是一句话都不说,也能感觉到幸福快乐。这种共有的幸福感不靠金钱和地位,不靠算计和经营,甚至不靠感情和投资,而是靠缘分,靠气味。我们之所以喜欢大场面,大制作,大手笔,什么事都能搞得热热闹闹,就是因为我们内心孤独,试图依靠表面的喧哗来掩饰和驱除内心的忧郁。酒逢千杯知己少,其实是属于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直存在。

健康是一,万事是零胡赳赳

40岁之前用命换钱,

40岁后用钱换命。

“死去元知万事空”。这个“元”意为原本,可理解为“一”,“空”意为皆休,可理解为“零”。

健康是一,万事是零,说到容易,做到难。所以有那么多的过劳死。2002年,过劳死(Karoshi)一词收入英语权威词典《牛津英语词典电子版》。该词近15年来才被医学界正式命名。

据统计,在30岁至50岁英年早逝的人群中,95.7%的人死于因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

在深圳,伴随着特区30年的快速发展,当初的创业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其逝世平均年龄为51.2岁。

40岁之前用命换钱,40岁后用钱换命。这

基本上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曾有一位企业家如是说:成功创业一次,寿命减去十年。因此健康是一、万事是零不再是保健品营养品推销员的口头禅,而是成功人士的现身说法。把企业扔下跑到丽江游山玩水者有之,激流勇退改变生活方式者有之,修身养性高调隐居者有之。

螺旋藻、善存、排毒养颜胶囊这些保健食品几乎成为白领们的家常便饭,中医通经络、拔火罐、针灸是每周必备的身体调理项目。花钱买健康,也买罪受。

老一辈比我们明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逻辑:不花本钱,哪有投资,何来赚钱。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还有更狠的逻辑:赚得少就是赔,跑不过通胀跑不过CPI跑不过利息。经济危机一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切如梦如幻如泡影。

科学家研究,“工作狂”的肾上腺素水平经常处于高位。他们往往刻意去寻求一些难度高、挑战大、有高压、很刺激的事情来做。此刻,工作蜕变成了赌博似的令人沉溺的嗜好,吸毒般令人欲罢不能。放眼看看周边,这类人往往具有创业激情,“像打了鸡血似的”。西方人称他们为:令人尊敬的瘾君子。

任何事情,过犹不及,信奉“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这回走远了。健康是一、万事是零,不能死去元知万事空。

健康是一,有了这个一,万事才兴隆,挂在一后面才排场。否则,一切皆是徒劳。现在的情况是,亚健康状态的人变成了0.1、0.01、0.001。本末倒置的结果。

老子天下第一肖锋

中国人的自傲与自卑的两面性,是辉煌的文明史与屈辱的近代史所遣就的后遗症。

人类学家特别热衷考察那些拧巴的民族性格,因为这类性格代表人类这个自称“智人”(homo sapiens)的所有症结。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德国人的权威人格均在重点考察之列。这两种拧巴人格给20世纪人类带来战争灾祸。

当面对中国人时,人类学家们困惑了。他们不解,中国人为何可以在公众场合大声喧哗,而临到让他正式发表自己见解或看法时,却支支吾吾、唯唯诺诺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原来的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自傲与自卑的两面性,是辉煌的文明史与屈辱的近代史所造就的后遗症。

盛世中国比如大唐王朝曾占全球GDP的1/3,长安当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都市,玄奘只要一声“我是大唐来的”,别人就会敬让三分,大唐是他二万五千里西行的通行证。但近两百年来,中国走了一条“下行曲线”,并险些亡国。这30年又重新大起,GDP世界排名坐三望二,据乐观派经济学家估算,下一个30年中国将重返世界第一。这种过山车式的历史曲线相信世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过。

中国素来盛行“天下第一”情结。旅游点标注通常是天下第一城、天下第一泉、天下第一关、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滩、天下第一汤,当然还有天下第一长的城墙。中国人“老子天下第一”的念头一不小心就会蹦出来。自傲起来如此,自卑起来却狗屎不如,恨不能改种。

中国需要重拾中庸之道。30年前邓小平为中国所制定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国际战略,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今天即便中国某些第一,都需自省。比如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那么质量第几?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那么是否都用对了地方?

《新闻周刊》盘点“2008全球权力50人”时胡锦涛列第二,但该刊给予“谦逊者胡(Hu,theHumble)”的称谓,他的低调与内敛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温家宝网聊时坦然引用网友的话“遇到一个好总理,不如遇到一个好制度”,对人大代表的询问诚恳提示“你有要求我的权利”。

但“韬光养晦”只限于国家层面。到了个人层面通常颠覆成“宁当鸡头,不做凤尾”。21世纪最缺人才。什么类型人才?理论加实践型,技术加创新型,专业加营销型,但最重要的是人品加合作型。中国最不缺的是吹牛逼的“人才”,中国不需要口水派,需要合作派。

太上老君岩题也是这六个字:“老子天下第一”,用来形容老子李耳在中国文化传承中的地位。正因为老子无所争,故你莫能与之争,李耳没有职位,无法篡取他的权力,他没有财富,无法夺得、占有他的财产。希望海外人类学家能重新解读中国人的这六个字。

礼多人不怪佟佳熹

“礼物”取代了藏于内心深处的“敬意”、“喜爱”,精神层面的示好也要依赖送礼物来传达。

“礼多人不怪”原本指的是人际交往中“讲礼貌”,精神层面的意思多些,当然也包括行为上要遵循礼仪。当代的人们把“礼”具体化了,变成了“礼物”——在实际交往中“礼物”取代了藏于内心深处的“敬意”、“喜爱”,精神层面的示好要依赖送礼物来传达。

而人们有一个情结叫“贵古贱今”。古代对“礼”的诠释,在人们心目中往往代表了高尚和纯洁,当代的“礼物”被认为是功利和低级的,尤其针对存在利益关系的人之间流通的礼品,而礼物的确比“礼”容易被量化。

其实“礼”和“礼物”的分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区分并不明显,物资是否丰富倒往往起了决定作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即便有心思送礼物,也少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进贡,“千里送鹅毛”便是很好的例证——虽然老故事里讲的是送天鹅未果,最终沦为送鹅毛,但显然即便是天鹅也算不上什么高贵的礼物。但在物资匮乏之时,鹅毛象征了其他礼物无法表达的诚意和敬意,这和收礼者的价值观有密切关联。如果收礼者只认定“贵的”、“稀有的”、“奢侈的”的东西才象征诚意和敬意,那么鹅毛肯定是不合格的礼物,要被“怪”的。

人们对“礼多人不怪”的鄙夷,实因现实中太多收礼者的价值观是只认钱多钱少——高价的、奢侈的东西即被认为是有诚意的。商品市场善于捕捉人们的价值取向,于是出现了天价礼品:装着套房钥匙的月饼盒、装满珠宝钻石的南瓜盅……物品不够,还有人场可以捧,送小姐、送“公关”……

古人会把“鹅毛”事件无限放大,对于贵重礼品可能不愿提起,保持低调,足见古人的羞耻心是有的,当代人中的多数也是有羞耻心的,只是社会对于“羞耻”的尺度不断在变化,当很多商品的包装盒上已经印上“礼多人不怪”之类的标语、当富豪们公开秀天价礼物、当官员医生教师法官不收红包就不为你办事、当女孩子们收不到3克拉以上的钻石就不去结婚登记,你会觉得“怪”还是“不怪”?

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人需要管制肖锋

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成龙说,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一个陈述普世价值,另一个挑战国民性,都在述说某种社会事实。俞说赢得一片喝彩,成说则被人尤其是港台人士痛斥为“无耻”。

俞曰: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

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

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

香港回归后,路人乱闯红灯,八卦杂志爆炒名人隐私,街道脏乱差现象的确死灰复燃。这些都是英治下的香港少有的。回归仪式上查尔斯王子称英国“给香港留下一些宝贵财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些社会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宝贵财富”是在英国管治下予以实施的。日本战后的议会政治也是在美军的强制下实施的。新加坡的李光耀批评,“西方人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它们的体系硬塞给一些没法用好这套体系的社会”。李自己发明了一套新加坡模式,这套模式仍在沿用,仍在受到西方某些人士的攻击。

越民主就越好?未必!全民普选真的就是衡量民主发展的终极标准吗?民主和法治究竟以何为先?民主真是万试万灵的妙药吗?针对这些问题,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汤姆·贝瑟尔在12年前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俞可平也补充道,民主是有条件的。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西谚道:比喻并不骗人,骗人的是利用比喻的人。俞可平也好,成龙也好,汤姆·贝瑟尔也好,关键看说者持什么立场、从何等利益出发。至于说辞,总能编出五花八门的口号来。

要警惕那些以效率为借口拒绝民主的说法,要警惕那些以中国人劣根性为借口拒绝民主的说法。

能够容许他人对民主有不同的看法,或许才是真正的民主。大自然的“天道”就是生物生态多样性,参差多态,物竞天择。人类发展至今都是道法自然这个天道的结果,无论东西方。

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从家庭到学校再至单位,当不民主是常年积习,当小孩不能自己选择兴趣,大学生不能自由择业(关系第一,专业第二),单位开会不能自由发表意见时,谈论民主是奢侈的。先别妄论民主或管制,先检讨一下我们的生存方式吧。

美国梦山鸡哥

“我想去美国”,百度相关网页约53.8万篇;“我要去美国”,百度相关网页约80.4万篇。“美国梦”,百度相关网页约94.3万篇。

中国人对美国爱恨交加。

有人认为分界点是在1905年。这一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中国掀起抵制美货浪潮。“之前,美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此后我们是他们最憎恨的人…一”

美国帮助了蒋介石政府,美国干涉了中国内政,美国制裁过共产党中国,美国是反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美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交手,美国成为海峡两岸的第三方制衡力量,美国轰炸过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美国的反贸易和反华情绪在不断升级,美国是与中国政见多有不同的世界警察。

美国帮助过中国抗日,美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同事”,美国调停过国共冲突,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美国的商品和品牌、电影和明星在中国大受欢迎,美国的学校成为中国人热衷的教育胜地,美国的政府、城市、科技和人才与中国多有合作,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以美国化为中心的全球化。

今天,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而GDP排名世界第三的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中美之间存在着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

今天,G8已经过时、G20无力应对全球危机,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主动提出“美国和中国应该组成新世界格局的‘两国集团(G2)”。美国人还发明了新词“Chimerica”,意思是“中美国”。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预测今后的几十年间,中国将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两强”,他说:“没有中国参与,就不可能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没有中国参与,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没有中国参与,不可能解决世界贸易问题:而不理解中国在非洲起到的重要作用,也不可能与非洲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美国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一个能够而且愿意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带头作用的中国,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中国人也乐见与美国结成互惠互利、互相尊重、更真诚、更富建设性的关系。在国民的心理层面上,诸多梦想中也有一个“美国梦(American Dream)”:对财富和成功的渴求和追逐,公平竞争环境下的个人奋斗,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石的社会体制。有人去美国实现美国梦,更多的人在上行的中国社会就地实现美国梦,争做社会精英、先富起来的人和成功人士。

摸着石头过河肖锋

没有挑战规则,没有不破不立,甚至没有人锒铛入狱,就不会有新游戏规则、新法规的确立。

摸着石头过河,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世界观。盘点改革开放经验就剩下这两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两句话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事物发展的规律,符合人类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它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具体化与通俗化。

改革之初。中国人只能是边摸索边前进。邓小平说过,“错了,再改回去就是了”。这与科学实验中的试错法同理。柳传志坦承联想是从电脑走私开始的。改革是从“违法”开始的,试错伴随着开放的整个过程。没有挑战规则,没有不破不立,甚至没有人锒铛入狱,就不会有新游戏规则、新法规的确立。

中国摸着股市的石头过河,摸着房市的石头过河,摸着医改的石头过河……有个声音突然发问:“请问没石头了,怎么办?”

当改革进入所谓深水区时,这样的疑难就出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提醒,目前中国面临两种抉择:法制的市场经济与权贵资本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选择什么大方向,大方向错了你怎么摸也摸不过去。有人会说群众满意不满意,就是判断改革正确与否的标准。可群众是谁?在利益群体分立格局下,任何集团都可以声称自己代表群众或整个民族的利益。

改革的真正意义是使中国从一个扭曲和变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汇入人类发展主流文明。这个摸石头过程如果返回,就会导致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死循环。但改革最大的敌人是不摸石头或维持现状,出现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谓社会溃败,社会肌体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以至于普适价值都令某些人大动肝火。无非是民主自由威胁他们的既得利益。

所以必须继续摸,大胆地摸,前提是认清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当今人类主流文明。

闷声发大财肖锋

在中国你不闷声绝发不了大财,而且面临灾祸。

俗语“闷声发大财”流行于广东,意思就是说在低调中发家致富。这种低调和谨慎既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此语是否出自广东难以考证,但广东老板的确都属闷声发大财型的。

此语因香港一次记者见面会国家领导人的脱口而出而名扬天下,当年有着“新闻之花”美誉的小记者张宝华如今已经成为某控股公

司的副总裁,早已闷声发了大财。她最近接受采访时畅言非常希望有机会回访这位国家领导人。想必那一次采访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此语的内在逻辑是,在中国你不闷声绝发不了大财,而且面临灾祸。胡润版富豪榜沦为“杀猪榜”,是这个英国小子将首富们推上了案板。但小胡辩称,当初还有不少富豪欲给钱上榜呢。

每两三年都会搞出一个首富案,于是传媒争相报道,民众拍手称快。这种中国特色有点像历来的“严打”行动,每隔几年搞一下,“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以平民愤。不妨称之为“中国周期”,就像放开一紧缩一萧条一再放开的经济轮回,有人倒霉,有人幸灾乐祸。

中国首富爱媒体,媒体也爱首富。从禹作敏到牟其中,从顾雏军到黄光裕,无一不热衷媒体曝光,无一不高谈阔论、豪情壮志、豪言壮语,最终无一不锒铛入狱。

似乎也能体会首富们的两难境地,闷声则没知名度,没知名度就没有人待见,没人待见就发不了大财。当下的规则是不吹牛发不了大财,连银行贷款都难。但一高调就引人注目,等于自招工作组来。这可如何是好呢?

晋商纵横四百年是闷声发大财,徽商开始也是闷声发大财。两者最终因与官场走得太近而败落。可见闷声不闷声不是问题,问题是不要与官走得太近,引火烧身。

企业高调,做人低调。远离官场,远离炒作。闷声发自己的大财,其他不关我事,算是粤商对中国商界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农妇,山泉,有点田胡赳赳

渴望修行;但修为不够;渴望隐居,但更渴望成功;渴望大自然,但又贪图城市便利。

据说这是某大学生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村姑、纯天然、当地主。后来又演变为新的广告语,被更多人运用。它挪用于农夫山泉矿泉水的广告“农夫山泉有点甜”,折射的却是很多中国男人的人生追求。这句口号是对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潮的质疑,也是对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发问,更是对中国人传统田园旧梦的缅怀。对应于一度同样流行的西方哲学家的哲学隽语:诗意地栖居……是否成为可能?要么被物欲吞噬掉、要么成为消费工业的一个终端机。

农妇山泉有点田的观念中,寓含着一个人生哲理,即将一度高昂的人生最高理想追求,放低到对伴侣、环境和食物的基本需求层面。而放眼城市,这三点可谓量多质次,吃不到放心肉、交不到忠心友、人人都是吸尘器。

无怪乎纯朴得看来很容易实现的目标,变成人生最高理想。中国迎来了自己的城市化大发展、大提速、大跃进,亦患上了自己的城市病。

田园牧歌、庄园生活、山水之乐也在心头绽放出想象的花朵。于是,一方面,云南成为大城市人的后花园、西藏成为大城市人的精神信仰之地、新疆蒙古成为心灵的游牧场、四川成为休闲的栖居地。而另一方面有机食品充斥超市、难分好坏:双飞自由行代替徐霞客式的徒步旅行、自驾游取代背包族,身未动、心已远,身心仍未合一。

渴望修行,但修为不够:渴望隐居,但更渴望成功:渴望大自然,但又贪图城市便利。这就是典型的中式男人矛盾心理。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山鸡哥

创业还是就业,就是做鸡头还是做凤尾式的选择题。

习惯了家长式管理、服膺家长式权威的中国人,对“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直情有独钟。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放在职场是创业本位,宁可自己当小老板,也不到大公司打工;放在官场是宫本位,宁可在小单位当话事人,也不去大单位当跟班;放在人生舞台是自我本位,宁可当平凡的主角保全自我,也不当有露脸机会的配角失去自我。

其实这是一个选择发展路径的问题。条条道路通罗马,但鸡头可以做到“我的地盘听我的”,输赢得失都是自我选择,而且期待有一天可以做成凤头:凤尾暂时是凤头的附庸,背靠大树好乘凉,但输赢得失都由别人决定,除非自己有一天熬成了风头。

做鸡头还是做凤尾?前者有自由和长期风险,责任重大:后者有束缚和长期稳定,责任轻微。选择哪一种,完全取决于个人性格、自我判断、能力和机遇。

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经济造就的世界,是强龙猛风的大公司世界,鸡式的小公司创业潮虽然风起云涌,但显然力不从心,很多速生速死。今天的中国人并不拘泥于鸡头,也做凤尾式的选择,能去大城市的大公司就不去小城市的小公司,能去大城市的小公司就不去小城市的大公司。因为个人发展之路可以转换轨道,鸡头、鸡尾、凤头、凤尾,此一时彼一时。

德国行为学家海因罗特也发现了心理学和行为学上的“印刻效应”:承认第一,无视第二。所以,第一印象很深刻,初恋情人难忘。第一品牌总能比第二位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多一倍以上。风头自然是第一品牌,但鸡头与凤尾谁更有机会更快进阶为风头,在乎个人。

“我说了算”,这种感觉真的很诱人。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黄小娴

它催生的不仅是花边新闻,还有假消息与网络暴民。

进入2009年,谣言的传播途径不再来自饭局、不再来自闺密的口耳相传,不再来自地铁上贩售的假报纸,还可能来自手机短信与互联网。谣言传播的规模也不再是三人成虎。而是建立在中国3亿网民的基础上。

“谣言是鸡蛋,真实是石头”。但在信息化社会,谣言与真实往往无从分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一古语所关联的不仅是花边新闻,还有假消息与网络暴民——有媒体评出2008年十大假新闻,包括:巨蟒吞噬中国维和士兵、高速列车3秒钟可跨越长江大桥、孙中山是韩国人、郭晶晶怀上霍启刚骨肉欲离队、比尔·盖茨花亿元租房看奥运、六旬老人考取清华研究生激励儿子等,据说特点是一个:“都是网络惹的祸”。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古训在互联网的流行,反映的是国民的信息焦虑感和缺乏安全感的生存心态。杭州从2009年5月1日起,网络散布谣言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个人可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最高可罚5000元——不过,谣言最大的帮凶不仅是缺乏法律的重视,还包括中国越来越盛的曝料文化。这种曝料文化在史上最牛钉子户、铜须门、“很黄很暴力”等网络事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纸即便能包住火,也包不住人肉搜索”的“集体力量”。加上网络炒作与偷拍的流行风尚。催生了一个虚幻的网络江湖,以道德狂欢的方式侵入现实。

有网友曾经发问: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质量又是第几呢?在信息爆炸的社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适合自我娱乐,在这个浮躁社会,对空穴来风的信息“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反而是一种理性态度。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朱坤

将男人千篇一律地妖魔化或神圣化,都不是聪明姑娘该做的事。

将某种事物众口一词地神圣化或妖魔化,似乎是中国女人们特别擅长的。很难说这与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的过分蓬勃发展有什么关系,但当你发现几乎每一个青春期少女都是如此幼稚——她们对爱情对男人充满了种

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梦想破灭时,她们又变成了面目极其类似的哀怨中年妇女。你很难看到深邃的少女或天真的妇女,这简直是中国人情爱生活的最大缺憾。

在一个经典的中国聚会之中,女人们凑在一块儿难免要编排一下男人,在不无得意地炫耀了自己老公的能干和离不开自己之后,这些女人说得最多最顺溜的一句话便是: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一般来说,中国人欠缺某种逻辑推导与归纳分析的能力,中国女人们又习惯于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获得共鸣。如果可以做个调查,你会发现中国少女们对男人的联想分外浪漫,经过家长、老师与广电总局的层层把关设防,那些淫秽的、肮脏的、暴力的、粗糙的代表某种生活真相的读物很难被她们直接获取,她们只能从琼瑶、少女漫画和脑残偶像剧里定义生活。但有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有翅膀的更可能是鸟人。

谁伤害了中国妇女?表面上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中国男子。但实际上却是失败的青春期情感教育与失衡的社会伦理规范。但中国女人们并不能想得如此深刻:首次遭遇劈腿,她们会认定是自己遇人不淑,继而未婚夫走佬,她会认为自己有点倒霉,再次复再次,她终于自认为将男人的面目彻底看清: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都不靠谱。最恶劣的则是自己变身男人。以男人的方式抽烟、酗酒和玩弄男人。

日本老作家渡边淳一写了一本名叫《男人这东西》的书,通篇都是男人的自我剖析,表面看似惜香怜玉,但骨子里却是承认错误,坚决不改。一般来说,男人之罪多能反映社会之错,女人之错多能反映人性缺陷。猜测、怀疑与恐惧是庸人三宝,而大多数女性往往深陷其中。男人们会变得更好吗?女人们能变得更聪明些吗?两者似乎都不乐观。

难得糊涂佟佳熹

它使同流合污变得更堂而皇之,它让一切地下交易都顺理成章。

“难得糊涂”这一最具中国特色的处世名言,现在已经被大量印在酒瓶子、礼品包装盒上,挂在无数人家客厅墙上,成为集社交用品、商业策划、概念营销与人生励志于一炉的观念“标签”——很多至理名言的命运大都如此:被一个高人发明出来,然后被无数庸人各怀鬼胎地传播使用。

如果每年都制造一首“中国风”味道流行歌的周董,能弄出个《难得糊涂》的单曲来,我相信流行文化会给“难得糊涂”赋予一些更积极的符号意义。可惜天天念着“难得糊涂”的多为一些官场中人和特权文人、富商,这难免让人产生对人不对事的感性抵触与厌恶。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并不屑于去用自己的方式诠释这一看似老派的人生哲学,“难得糊涂”实用性或许很强,但观赏性很差。

“难得糊涂”是郑板桥屡经世事沧桑之后的成熟和从容,当然其中也包含对官场处事的无奈。郑板桥的清代,帝王政治与人在官场的“不自由”,让“难得糊涂”有其深厚的社会学成因。平庸名言讲述特殊时代的悲喜,经典名言陈述人类永恒的困惑,“难得糊涂”几百年来似乎在不断地从“平庸”转型成为“经典”,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完善、进化的名言警句。

社会在进步,“糊涂”也在发展。巴菲特说“这个市场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告诉人们在个人的智慧下面,还有一个起决定性的东西叫“市场规律”。官场也如是,个人的智慧只有在符合官场规律时才起得到正面的作用,否则还是糊涂点好。遗憾的是总有人在违背社会公理与规律时,还要碎碎念着“难得糊涂”,冠冕堂皇地为自己的卑劣来开脱。

在把“难得糊涂”仅仅当成做坏事借口的人那里,“难得糊涂”仅仅只是一个他们同类之间沟通的暗号,在此暗号的庇护下,所有藏污纳垢的事实都可以心照不宣。正如同喜欢使用“梧桐”、“丁香”、“梅兰竹菊”等等植物作为意象的文人们,现实世界中他们往往分不清这几种植物谁是谁,“难得糊涂”的现实拥趸们,也往往分不清楚什么是“糊涂”,什么义是“难得”。

屁股决定脑袋何雄飞

屁股最能决定脑袋的,非经济学家和官员莫属。

“屁股决定脑袋”的雅称是“位置决定想法”、“立场决定观点”、“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鲁迅先生说,“从水管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先生又说,“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拣煤渣老婆子身受的辛酸;饥区的灾民,大约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要论中国谁是“屁股决定脑袋”最具代表性的一群,恐怕非经济学家莫属。

这年头,“教授越来越像农民,农民越来越像教授”,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只剩下“不超过5个”,而其他那些被怀疑为利润集团撑腰的经济学家,似乎成了一群“脑残”的“庄家”或“砖家”,时不时就脱口吐出一条骇人语录:

房价是被“钉子户”、“未婚女青年”推高的;“房价涨得快是好事”;“现在买房,就是爱国”;“房价还要持续上涨20年”;“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只有拉大中国的贫富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腐败是改革的成本”……

“屁股决定脑袋”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一群人,地方官员。

房产局局长:查处降价亏本卖房子,是对老百姓负责:市委书记:政府“救楼市”是为了救百姓;秘书长: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海事官员: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县委书记: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抹黑:卫生局副局长: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茅于轼先生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文中的感慨,可谓正中时弊。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何雄飞

穷怕了的中国人对钱有太复杂的情感。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最早出自上世纪90年代《编辑部的故事》侯耀华之口,另一句类似的话是“人活着需要钱,但不能只为钱活着”。

中国人自小就处在“粪土派”和“拜金教”的金钱纠葛中。

“粪土派”认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金钱是罪恶的根源”,“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和我谈钱,谈钱伤感情”,做人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他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什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尴尬还在于,“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女人_变坏就有钱”。

“拜金教”则推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人民币服务”,他们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有钱就能摆平一切,但他们的尴尬是“穷到只剩下钱”、“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

穷怕了的中国人对钱有着极其复杂的情结。尽管不少人对金钱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做金钱的主人,莫做金钱的奴隶”,但大多数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喜欢钱、会赚钱、爱攒钱,逢年过节爱用“恭喜发财”来讨口彩,门上爱贴“招财进宝”,家里或商铺喜欢摆招财猫、财神爷,吃条整鱼图的是“年年有余”,选“888”的手机号、车牌号图的是“发发发”。

一段流传甚广的荷兰谚语或许更能表达当下中国人的心情:钱可买楼,但买不到家庭;钱可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可买床,但买不到充足睡眠:钱可买书,但买不到知识;钱可买医疗服务,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买地位,但买不到尊重;钱可买血液,但买不到生命;钱可买到性,但买不到爱。

钱多,人傻,速来!

何雄飞

“钱多”代表巨大的财富蛋糕,“人傻”代表容易通过炒作获利,“速来”代表要抓紧机遇。

据传,潘石屹和冯仑在当年海南地产热中赚到第一桶金后,老潘窜到北京考察市场,他吃完一只烤鸭,转悠一番后,马上给冯及几位密友发了份电报:钱多,人傻,速来!

只有短短6个字,却深刻揭示出了市场经济发轫之初中国人贪婪与投机的一面。30年来,无产者们一直念念不忘5次一夜暴富的最好时机。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满腹牢骚中,不甘寂寞者纷纷“下海”,或倒腾外贸服装,或开复印门市部,“拿批文倒物资”。那时,人们的口头禅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海南地产”泡沫。海南大开发当时成为中国人的一场集体投机狂潮,海岛上每天都在上演“空手套白狼”的财富游戏,直至最后泡沫幻灭,留下一堆烂尾楼,许多人黯然离场。

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原始股热”。“股疯”们重回“冒险家乐园”,以小博大,从深圳到上海,人人纷抢认购股权证,杨百万属其中发家的经典个案。

第四次是2000年后的“网络狂潮”。只要你手握一份计划书,会讲故事,就能找到投资者,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化投机中,没有人反思网络里到底藏着泡沫还是黄金。

第五次是2007年“黄金牛市”。街头巷尾每天都在传说邻居一夜暴富的故事,就连去买菜的老太太都会凑到交易所门口打听:股票多少钱_斤?人人都是“股神”,个个都是“带头大哥”,到了最后退潮时才真正发现谁是裸泳者。

从炒地、炒房、炒邮票、炒股、炒大哥大、炒普洱、炒红木、炒兰花、炒藏獒到炒和田玉……中国人的眼睛都是“绿”的,中国新富阶层多数是在投资房地产、制造业、零售业、信息技术等高增长行业之后迅速积聚了财富,他们十分偏好“机会主义”的创业模式,笃信苏黎士投机定律:下大赌注,不要怕赔钱,不要怕让自己心理受到创伤;尽早获利了结;当船开始下沉时,不要祷告。赶快脱身;绝对不相信任何能预测未来的先知:混乱并不危险,相信规律才危险:只要是能够合理解释的直觉或预感,就可以作为投机活动的依据。

投机与理性本是投资硬币的两面,但欲望常常让人丧失理性。一位曾经贪婪的普洱茶商就曾感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倾家荡产了,当时,许多人的行为就像傻子。”

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

黄小娴

中国人渐渐习惯在身边拥有的关系是经济共同体,而不是情感共同体。

这句2009年贺岁片《非诚勿扰》中秦奋的感叹,折射出的却是当下这个日益物化的时代令人尴尬的人际关系,和让人忧虑的人际危机。几乎所有写给职场菜鸟的职业手册都这样写道:同事不能成为朋友。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一项最新调查显示:5成以上的职场白领将同事列为竞争对手;几乎所有网络达人都流传这样的经验,网友很难成为真实的朋友。

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和你一起上班并天天见面的叫同事,而不是朋友;和你天天在QQ上打得火热的叫网友,而不是朋友——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使社会上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越来越窘于应付,处理不当,将引起适应力的大崩溃。”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中对社会变革与人的关系的阐述,其实也适用于上行社会里发奋图强的中国人。

以社会学的眼光看,无论赚钱还是交朋友,都是关乎个人社会地位和自我存在感的身份确认。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或多或少逐渐有了钱。但利取代了信,令朋友的数量越来越多,质量却越来越差。这是物化社会格局下将朋友“工具化”导致的人际危机,钱与朋友不能两全,“酒逢知己干杯少”变成了“酒逢干杯知己少”。

中国人渐渐习惯在身边拥有的关系是经济共同体,而不是情感共同体。曾有文章《朋友值多少钱一斤》认为现在社会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小说里的索拉利星球,人类需求都已满足,个个离群索居,完全没有闲心交友:“当供求集于一身,卖方嫌低,买方嫌贵,一拍两散。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仍然没有朋友。”

权者通赢/赢者通吃

肖锋

权力在省市通吃,权力在乡村通吃。权力才是中国社会资源真正的分配者。

最近某位老板闲聊时突然冒出一句;“还是中国体制好啊!”问怎么个好法,答:“它给钱就办事儿啊!”该老板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依其见给钱就办事总比给钱不办事(如俄罗斯)或不要钱也不办事(如朝鲜、古巴)强多了。

他的确说出了部分道理,效率成为这个社会打败一切的准则。他看不到的部分,是腐败作为办事润滑剂的同时也腐蚀社会肌体,导致精英结盟、赢者通吃的二元格局,上层寡头、下层民粹,这是社会下一波动荡的温床。

赢者通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特质,与市场经济无关,自古成王败寇。这个赢者就是特权掌握者或战争胜利者。但在公权社会赢者通吃逻辑有悖社会公意。公权社会是一个利益合作体和共同体。

改革之初,弱势群体如农民、城市无业者经济地位首先获得改善,诞生了最早一批“万元户”。但这只是暂时的“非常时期”,很快人们看到历史上惯常的权者通吃现象开始回流。权者垄断机会,垄断社会地位,垄断财富。还好,拜互联网之福,权者不能垄断社会声望,民众还可以在网上有所找补。

权者通赢/赢者通吃现象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地产大炮”任志强在博客中反驳住建部副部长有关发展保障性住房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保障性住房不可能落到弱势群体身上。经适房销售中不乏开宝马的,中低价位房认领者不乏局长、处长。住房如此,医保、就业、出国等处处如此。权力在省市通吃,权力在乡村通吃。权力才是中国社会资源真正的分配者。

社会学家提醒当下要防止中产阶层由“敏感阶层”转变为“愤怒阶层”。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的相对受益者,为什么会有“相对剥夺感”?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是上层权者,或海外中产。要防止“相对剥夺感”全社会化。泰

国分别代表下层与中产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人闹总理府就是一个参照。

赢者通吃的另一个说法叫“马太效应”。马太这位圣经中传播福音的圣者,竟成赢者通吃的代名词,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权者/赢者的天下,谁来为弱者/输者传播福音?

潜规则

陈漠

潜规则在明规则之下,可潜规则只下还有潜规则。

这个在2004年炒红的词,现在已成为当下中国人的社会共识。

2003年,吴思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此时的“潜规则”一词还仅是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名词。2003年年底一直到2004年年中,导演黄健中和女演员张钰的纠纷越演越烈,“潜规则”一词遂成为大众媒体和普通百姓所津津乐道的名词。有人称“潜规则”。一词为中国“21世纪第一词”,吴思也荣膺“潜规则之父”的名头。

对吴思而言,“潜规则”是他洞悉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玄妙之门:而对潜规则最为盛行的娱乐圈而言“潜规则”却是张钰们进军娱乐圈、达成自我理想的便捷手段。但其悲剧在于,她们只看到了潜规则的内容,却没看到潜规则的本质。明规则可约束,潜规则却只能靠运气;潜规则在明规则之下可潜规则之下还有潜规则。正经办事是明规则,收钱办事是潜规则,可收钱不办事也是潜规则。潜规则最可怕的一点是不能说,无论你基于什么出发点、有怎样的动机,一旦你说破,即成为所有相关人士的避讳,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法理都难以得到支持。

潜规则游戏常玩常新。2009年5月5日,“‘90后贱女孩举报潜规则案”开审。这起闹闹嚷嚷了一年的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当事人胡卫东难逃法责。有趣的是两位“贱女孩”,从出名到网络骂战,继而惊爆内幕再到哭诉喊冤,举报立案,最后因此出书拍戏,从头至尾都像是一出精巧而低俗的戏剧。

想被潜规则的未能得偿所愿,以为潜规则了别人的人却最终被下了个套,这就是张钰和胡卫东的区别,这也是5年来娱乐圈潜规则的现实演变。

尽管当下诸多关涉潜规则的表述,都不同程度被娱乐化,但是潜规则在当今社会的泛化以及中国人对潜规则的认同、屈就,却一点也让人娱乐不起来。

如今依然潜规则,只是更加复杂了。

求人不如求己

潘滨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人们不会轻易把筹码放在别人的盘子里的。

求人不如求己,类似的话还有: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或者如校训般写在墙上,自信、自强、自立……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注重人际资本的伦理社会,关系之道乃基本生存之道,毕竟,任何人拥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金钱、智慧、才能、精力、时间等等,投入了一个项目,就不能再投入另一个项目。不过,求人是要有成本投入的,自己与别人相比,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自身总比外人可靠。所以,除非万不得已,人家掌握你的身家命脉,否则,人们不会轻易把筹码放在别人的盘子罩的。“求人不如求己”这一传统表述在当下之所以会不断地被人念叨,与日益逼仄的生存环境和日益恶化的人际关系不无关系,而其中无可奈何的语态,深深体现了中国人自我励志的精神诉求。

事实上,求人永远不可避免,每个人都会遇到苦难,部有难以克服的弱点,都有人生的短板。不管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求人司空见惯,只是内心不愿。在本质上,求人是对外部环境的对抗,是藉由别人之手,抵御不良处境,而求己就是一种妥协,当大环境不可改变的时候,那就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所以,求人不如求己,多少带有悲壮意味。

人多力量大

胡赳赳

如果人多、劲往一处使,就能创造奇迹。

人多力最火就是人海战术的代名词。温总理说过,再小的事情,乘以13亿就变成大事情,再人的事情,除以13亿,就变成了小事情。所以,人多力量人、问题多、国情复杂,需辩证对待。

人多力最大,老百姓总说:吐口水都能把别国给淹了。人多市场也大,任何商品都能在中国推销出去。人多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仿佛一夜之间。人多适合跟风,买房买车买股票,没有一样不如此。

干革命、促生产、抓建设、搞经济,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人多力量大”的标语在发挥作用。最近,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提名人洪博培说最喜欢中国的一句话: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人多力量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许多人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的好处是“集中力量办人事”。德鲁克在其管理学著作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人力成本的增加会有效节约时问,增加产能。别人需要10年完成的事,因为人多,也许1年就完成了。北京建筑增高的速度是三天一层楼,这个纪录还在不断被刷新。

而现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来临,使得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受到削弱。人多意味着包袱,意味着下岗、失业、待安置人口。人多力量大,消耗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速度也大。据说许多老板把矿山挖完了、把河流污染了,就把子女送到空气清新环境怡人的澳洲去。

人多力量大,最终能树立的是大国地位而不是强国地位。人多不能是一盘散沙,否则能量都内耗去了。所以,须正确对待人多力量大。

人定胜天

胡赳赳

天人斗法,其乐无穷,其患也无穷。

类似的提法还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在这种唯意志论的观念蛊惑下,中国人失去对自然的敬畏。误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把人当作生物链的最高一环,许多天灾事实上是人祸。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但基础的东西往往因其平常而被人忽略。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毫无顾忌。矿难层出不穷、温室效应挥之不去、污水排放屡禁不止,地下水水位下降等等,人们生活在一个由自己制造的“二手环境”之中。“高峡出平湖”、大建水电站、大移民,这种人工景象状似豪迈,却令人担忧。无怪乎有人把地震等大自然的现象当作惩罚。

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曾经是指导人类活动的重要精神方向标。尤其在中国,体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豪迈情怀,一直为人所追随所倡导。

事实上,人定胜天一语,古已有之,但却非现在之意:人定胜天的意思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人的因素比天命更为重要。

有时候,人想胜天,但天不遂人愿。因此,天人斗法,其乐无穷,其患也无穷。有人认识到,人类的每一次灾难都是源于人类的无知、贪欲和为所欲为,而误把力量极其巨大的自然界同力量极其微弱的人类相提并论。人最终是要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理想境界。

人生最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活着,钱没了!

何雄飞

中国人保守储蓄的习惯是过冬时最好的一身棉袄。

在小品《不差钱》中,有一段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对白。

小沈阳: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

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人死了,钱没花掉!

赵本山: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人活着,钱没了!

而与上述对话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一些经济学家经常爱引述的两位老太太在天堂的一段对白。

中国老太太:我攒了30年钱,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

美国老太太: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临终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

两段对白巧妙影射出保守型与激进型消费观的冲突、中国储蓄节俭型社会与美国信贷消费型社会的反差。

有人说,中国人是为别人活,更喜欢存折;美国人是为自己活,更喜欢信用卡和支票。说中国人为别人活,是中国人长期恪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开源节流”的守财之道。他们拼命挣钱,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是因为对未来没有安全感,担心天灾人祸,担心生病,担心孩子,苦苦积攒一点家产全都为了留给后人。说美国人为自己活,是美国人有丰厚稳定的社会福利,他们不用为未来及孩子担心,他们对储蓄没有任何兴趣,而是乐于通过信贷消费购买豪宅、汽车和游艇,提前享受幸福生活。

美国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曾概括过钱的四种用法:一、你为你用你的钱,用钱者既注意节约,又注意效果。二、你为他用你的钱(送礼),用钱者只注意节约,不注意效果。三、你为你用他的钱(公款),用钱者不注意节约,只注意效果。四、你为他用他的钱(公共建设)。用钱者既不注意效果,也不注意节约。

在不走极端的前提下,保守型与激进型的消费观并无优劣之分,关键是你能不能跑赢钱。但经历一场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风暴之后,人们发现,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引发一场灾难,而中国人保守储蓄的习惯,无疑是过冬时最好的一身棉袄。

三十而富

何雄飞

“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除非天降横财。”

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三十而立”,到当下中国人愿景或现实中的“三十而富”,这一字之差,突显了传统和现代断裂中国新富人群赚“新钱”、过新生活的普遍社会心态。

何谓“新富”?他们是“那些得益于20世纪后25年基于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兴盛而顺势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新贵”。松下幸之助、霍英东、默多克、李嘉诚、理查德·布兰森、比尔·盖茨、阿布拉莫维奇……作为昨天“三十而富”的财富偶像被膜拜;刘翔、章子怡、丁磊、陈天桥,成为今天“三十而富”的代言人;李想、茅侃侃、戴志康、高燃、姚建军、韩寒、郭敬明、姚明、丁俊晖则缔造出“二十而富”的新神话。

“三十而富”者是消费主义的背离者,很少盲目追求热点和消费潮流,是人格价值经济化的认同者,他们并非借助《新钱:三十而富的秘密》、《三十而富黄金方案》、《三十而富:30岁前速成百万富翁》一类的成功学书籍发家。但却一直想在30岁之前干好10件事:成为本行业尖子;要有个人品牌:感情安定:明白自己的短处;清楚自己的长处:储备一定的翻本钱:建好人际关系网;学会授权他人:在某些时候三缄其口;对人忠诚。

近50年来,全球百万富翁的平均年龄从62岁降到38岁,其资本规模也不是以百万计而是以十亿计。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三十而富”族群是依靠中国崛起而迅速致富的“华人雅皮士”,他们或在跨国公司担任管理工作,或自主创立新经济公司,有房有车,热衷休闲生--活,强调品位、及时享乐,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大城市休闲消费的中坚力量。

在孔子当年所设定的从三十到六十的人生进阶中,财富以及其他物质形态的东西从来就不是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而今天,“快中国,所倡导的现实价值体系是,“成名要趁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二十而立、三十而富、三十五岁退休”,旧“三大件”——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换成“新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儿子、票子、帽子,持续的焦虑与急功近利困扰着独生一代的“30岁族群”,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三十而富”的更大一种可能是“三十而负”,成为房奴、车奴和卡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何雄飞

对时间与效率的空前强调,显露的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谋求快速发展的迫切心态。

1982年,深圳蛇口喊出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是中国挣脱计划经济樊篱走向市场经济、吹响改革开放号角、“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

时任蛇口管委会主任的袁庚冒着要被扣“大帽子”的风险喊出这句口号,是感慨于香港资本家的时间和效率意识。当时,中国内地虽然开始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多数人还耻于谈钱。有人认为,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老干部也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直到邓小平出面表态,争议才得以平息。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过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现代版。它成为当时“三天建好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闯着走,遇到绿灯抢着走”的广东精神的最好见证。

这句口号跟后来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崇尚成功,宽容失败”一脉相承,都是深圳精神的代名词。有人因此认定深圳人是“革命家”、“探险家”、“拓荒者”、“老黄牛”、“科学家”和“实干家”。

对于时间与效率的空前强调,其显露出的是一座城市、一个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态。诚然,它在鼓动造城者加快工期、激发创业者激情、搞活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在速度面前,今天的深圳陷入到一种因为制度贫血而担心被“抛弃”的困扰之中,中国制造也因“血汗工厂”、“粗制滥造”、“低价倾销”而被世界广为诟病。

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

朱坤

如果下半截没戏,上半截也好不到哪里去。

杂志出版人洪晃在历经了或中或洋、或名流或平民的几段婚姻之后的大彻大悟之语。这话放在女人看男人特别有效,但对男人来说,女人的上下半截,都是本质,至于修养这回事,没几个男人真的在乎。

洪晃是这么说上下半截的:“男人分两截,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女人真的爱上一个男人是被他的下半截打动了,不是上半截。让我说,我们女人还是应该多多注意一下男人的下半截,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如果下半截没戏,上半截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话间接解释了何以壮阳药与男科医院如此发达的原因。以往被忽视的女性性需要被发现了,妻子们开始建议男人们去检查肾脏与前列腺,就像广告里说的:“女人肾好,你就别想跑。”

性学家佛洛伊德说过:我研究女性心理30年,到现在也不知道,女人到底最想要的是什么。女人们常说男人用下半身思考,此言非

虚,但洪晃也不得不承认,女人还是爱用上半身思考,即使是多注意男人的下半截,也是为了验证他的上半截是否真实有效。

据我所知,很少有女人因为某人做爱做得好而爱上他或嫁给他的,相反,很多女人还是会因为一张名片、一本存折或一套房子这些上半截而委身子人。起码在视线所及范围内,男人的上半身与女人的下半身还是择偶觅爱的主流。在情感市场上,十八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也比不上一个身家千万的富豪。同理,十八个女博士也远不及一个身材玲珑浮凸的波霸更为风光。

所以,女人们去学做菜、做头甚至做人,其实都不如学习做爱有效。男人们去健身、健脑或健力士,都不如健全自己的存款户头更重要。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山鸡哥

把政策视为问题把对策视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案。

近年来,《3倍速执行力》、《超级团队执行力》、《实战执行力》、《战略执行力宝典》、《真正执行力》等书籍在中国企业管理界掀起了一股执行力风暴。在“执行力差是企业的最大内耗”的认知之下,“沟通、协调、反馈、责任、决心”被视为企业执行力的五个关键词,“认同文化、统一观念、明确目标、细化方案、强化执行和严格考核”被视为执行力二十四字真经。

但执行力一旦遇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算是强龙遇上地头蛇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公共管理的灾难、执行力的死敌,其结果是:一纸空文、各行其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团队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表,对策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常规作业。国家三令五申而改变不了的事,输给了对策;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源于各行其是。

中国话里有很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近义词,有的是贬义:阳奉阴违;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说一套,做一套;歪嘴和尚念经。有的是中性甚至褒义:鸟有鸟道,蛇有蛇道;办法总比困难多;活人不能被尿憋死;船到桥头自然直:适者生存。

正如政策不总是对的,对策也不总是错的。没有小岗村违反当时政策的对策,就没有农村改革的先声。对策有时是针对现实情况最真实最合理的反应,所以有时甚至有幸能转化为政策推行。

中国儒家讲“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法不责众,难得糊涂,并不较真。在集权的体制下,权力和利益、地方利益和全局利益、政策和对策,都像两个聊不到一块的亲戚。中国人擅长以手中的小权力来化解公权和约束,令政策的梯级传递效应失效,令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

而且,把政策视为问题,把对策视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案,进行政策敷衍、政策利用、政策附加、政策折扣、政策曲解、政策照搬、政策抵制、政策回避,往往被中国人视为精明的处世哲学。

有学者提出:“从思想上矫正对这一现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偏见,建构选择性中央集权与制度化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完善法律规范审查和公民参与机制。是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治本之策。”——愿望是好的,只是“建构选择性中央集权与制度化地方分权相结合的体制,完善法律规范审查和公民参与机制”时,会不会同样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

山寨的,才是中国的!

何雄飞

草根、敏捷,开放。创新与低成本,反权威、反垄断、反主流,是山寨经济的江湖印记。

在主流社会精英分子的辞典里,山寨的同义词是草莽、粗陋和农民。

唯品牌论、血缘论者,就像忽视自己出身一样,会刻意忽视“中国制造”的“山寨尾巴”,不时祭起国际品牌与中国创造的大旗,但在现实层面,“8亿衬衫换一架飞机”才是中国制造的鲜活缩影。

山寨经济肇始于门槛低洼的手机业,并迅速从手机、数码、电脑、服装、汽车制造业蔓延至娱乐文化业,山寨手机、山寨电脑、山寨时装、山寨汽车、山寨明星、山寨春晚、山寨电视剧、山寨《百家讲坛》、山寨诺贝尔奖……大有“无山寨,不中国”之势。

山寨不土,至少,它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的全球价值产业链中,不再仅停留在利润稀薄的制造环节,而是像“蚂蚁雄兵”开始向前端研发、后端营销进行渗透,令跨国公司夜不能寐被迫应战。遥想欧美与日本当年,亦靠山寨发家。

敏锐的经济学家发现,山寨经济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除了工业化不能全面吸收第一产业过剩的劳动力外,与政府的高行业进入壁垒、高牌照费用以及腐败紧密相关。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外资巨无霸嗜血而且精明,国资有着铜墙铁壁的护佑,民营资本很长一段时期被挤压在一个狭小的角落自生自灭,唯有借助“老板睡地板”的“山寨精神”,才得以生存。至少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山寨现象已不是少数中小企业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化经济中的后发经济体所体现出的结构性特征。

山寨中国另一成因是贫富分化。占据中国人2/3的农业人口,处在社会权力金字塔的底座,他们付出血汗,却一直是财富和利益边缘体,因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低,身上传统的农耕文化在进城之后又迅速被消费文化所摧毁,穷人只能通过山寨式的崇拜与模拟来向富人学习生活。富人则通过补偿性、想象性的消费来填补心灵缺失,他们在事实上成为山寨商品和山寨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

当年农业学“大寨”,今天工业学“山寨”!一句乐观的口号会是:“山寨,中国未来的创新活力源!”中国未来的波音、GM、Intel将孕育在山寨的摇篮里。

[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这才是惨淡现状。

这是中国人的一想儿。也就一想儿。梦想照不进现实,现实是什么,有网友把这句话错了错:“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这才是惨淡的现状。

但还是把这个段子的全文照录如下:“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逢年过节要奖金,别人做事我加薪。喝茶看报好开心,副业兼差薪照领。秘书美丽属下拼,有过你扛功我领。欧亚美非加南极,出差旅游任我行。”当然,还有许多别的版本。

中国白领最缺觉,曾有一则报道是北京白领上班挤地铁实在太累了,回家要睡一觉才有精力做爱。因此,睡觉睡到自然醒就是双休日最大的奢侈。

老百姓最爱读的新闻是:巨富入狱、巨贪落马。为何?在他们眼里,这些都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的人。这两句话一定要连用,否则,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是银行办事员、睡觉睡到自然醒的是失业者。

据胡润榜的数据统计,中国顶尖消费群体中,资产100亿元人民币以上有200人;资产10亿元人民币以上有2000人;资产1亿元人民币以上有5万人;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有80万人。4月份,某机构发布的财富报告

更是称,北京富裕人士全国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

把这些人加起来,中国的超级富裕群体为852200人。当然,这个数字比较保守。现在,百万富翁都不能称为富翁了。还有可能是房奴。数钱数到手抽筋这事,也只有穷人想得出来,难道不会用点钞机么。

(文/胡赳赳)

[四大喜]

“四大喜”、“四大悲”背后,是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忧郁的中国人。

古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有新四大喜:久贫中大奖,版内遇故知,与情人一夜,股票大涨时——当知己要到互联网上找,新婚之夜被一夜情取代,当种田不如中大奖、金榜题名不如股票大涨,可见中国人观念的疾变。

同样逻辑的,还有“炒房炒成房东、泡妞泡成老公”等的“四大傻”,“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等的“四大铁”。古人泉下有知,或要说一声“世风日下”——“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社会各阶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消极和抵触心理。”《小康》杂志曾在2006年为中国人评定“快乐指数”,顺便分析了一下中国人的当下心理。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医疗支出大无法承受、住房条件差买不起房等诸多问题,是中国网民集体宣泄的原因。“四大喜”的消极成分或源于此。

有美国调查机构在全世界20个国家调查人们的快乐水平,结果是美国人的快乐水平最高,有46%的人对基本生活感到快乐:中国人的快乐水平位列榜尾,只有9%的人感到快乐——这个数据显然夸大了中国的不快乐水平,但在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大学毕业生工作难找的今时今日,要让高物价、高楼价、高压力下的中国人快乐起来,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说超过50%接受调查的中国人认为最快乐的职业是公务员而不是自由职业者,中国最快乐的头三大城市依次是成都、杭州、青岛而非GDP排名最高的城市。“四大喜”背后,是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忧郁的中国人,网络、一夜情不过是舒缓压力的方式,幻想着中大奖、紧张等股票升,都是这个物欲时代的焦虑症。

(文/黄小娴)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认识世界,必须先从认识自己开始。梦乡一样,现实却分很多种。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不仅仅是北京奥运会的一句口号,也不仅仅是体育竞技的一种理想,它更代表着中国人从被世界抛离到融入世界的愿景。

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变化。长达几千年里,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除我之外再无世界。在近代一两百年里,中国则一直在外面的世界的欺凌和压迫中生存。终于中国得以扬眉吐气之后,又经历了两个世界的简单对立以及屡屡遭遇抛弃和龃龉的复杂境遇,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都让中国难以融入世界的其他部分。最近几十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则经历了向往、迷恋、自作多情以及逐渐的反思。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力量上的自卑感往往成为困扰中国人的双重枷锁,使得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中国如何看世界,世界如何看中国。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崛起,让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极大增强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也让世界重新开始认识中国的现实。

京沪穗等大城市的面貌和经济已经非常接近中国人无比向往的国际化大都市标准,中国的经济总量似乎也可以开始改变世界的规则,但中国还必须了解到世界的规则一直都在多元化差异和承认普世规则之间微妙游走。民族认同与国际视野、经济实力与文化影响、大国责任与个体利益,这一切复杂关系都会从每个中国人的个体情绪中反映出来。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都在一起起事件里能够看到。

认识世界,必须先从认识自己开始。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梦想一样,现实却分很多种。

(文/陈漠)

[我不要等,我要的是现货]

期贷太漫长,而且有风险,心急的女大学生喊出:“我不要等,我要的是现货!”

没什么比婚姻介绍所里的征婚启事更能体现婚恋观的变迁了:这里最受欢迎的是事业有成、年龄在35岁至55岁之间的男性和年轻貌美的18-25岁女性。

一位54岁的高级工程师,把征婚女友的年龄限定在38岁以下,如果有婚史不能“拖油瓶”,并且属于“四有”女人,即有气质、有风度、有容貌、有身材。一名在机关供职的公务员,做小伙子时属于典型的困难户,找不着对象,不惑之年离了婚,却成了香饽饽,每周都有慕名而来的相亲者。“我是副处级,三房一厅也算得上绩优股,要好好挑挑,肯定要找个漂亮的未婚姑娘。”

所以,有人提议说,《百家讲坛》应该请李嘉欣和邓文迪开一个融汇多种学科的讲座,名字唤为“商业情感学”。如果男人们都在听陈安之,都在听成功学,那么为什么女人们不去听“如何嫁个有钱人”?

李嘉欣和邓文迪完全可以讲述自己的立志过程:这个过程同样要经历漫长的自我发现、自我定位与自我调整,同样需要在众人怀疑的目光中凝固意志、坚定目标并付诸努力。还有,如何和顶级富豪打交道,如何掌握他们的心理动向,这部分私人理财顾问、媒体记者和商人们肯定爱听。

在石油、电力和农作物都尚未真正市场化运作之时,我们的婚姻市场倒率先与市场接轨了,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优质资源的合理配置:男人的资源是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女人的资源是她们的青春和美貌。

但真正的有钱人大约也忌讳你因为钱而爱上他,那些真正抓住了所谓潜力股的女人们也多半是瞎猫撞老鼠,完全凭运气。倘若不能在人家没钱的时候便牢牢抓住,先有情再有钱,等他万众瞩目再去追涨,弄不好血本无归还惹人耻笑。

现在再去指责女人们贪图虚荣未免显得冬烘气十足,只有男人们个个顶着“做李嘉诚,包李嘉欣”的梦想,才会有李嘉欣邓文迪们的真正用武之地。

(文/朱坤)

[我是流氓我怕谁]

用无赖掩饰无奈,与其说是愤懑的呼喊,不如说是内心怯懦的呢喃。

站在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背后的,是生活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青年们的浪荡青春,而这句响亮口号所传递出来的,却是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价值观“躲避崇高”的新走势。

1988年,王朔的4部作品被同时改编成影视作品搬上银幕,这一年成为影视文化界的“王朔年”。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还发生着这些事情——叶圣陶、沈从文病逝,崔健的摇滚乐歌曲《一无所有》风行全国,中国首次“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不出所料地引起轩然大波……

如今二三十岁的中国青年们,大部分人是说不清“上世纪80年代”是怎么一回事的,

尽管他们也会有样学样地将这句话脱口而出——“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句当年由王朔喊出、所有青年人响应的惊世之语,记住了那个年代城市青年们的精神状态。

生于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混乱的七八十年代的城市青年们,有青春却无资本,有欲望却无理想,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期,各种新思潮、新玩意涌入中国城市的时候,他们既兴奋,又无措,“我是流氓我怕谁”——用无赖掩饰无奈,与其说是愤懑的呼喊,不如说是内心怯懦的呢喃。

而这一戏谑的表达,却在之后的90年代,成为新一代城市青年——乃至中国青年个性的自我解嘲方式。

90年代之后,中国人对追求精神、物质的需要更加大胆,文化观念进一步解放,人们相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得社会财富以及实现精神消费,似乎只要有创造财富的足够胆量,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

此时带有浓重流氓无产者腔调的“我是流氓我怕谁”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兴奋剂,尽管“无产者”这个角色此时已经离中国人越来越远了,而在网络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却看到了这种流氓气质在一种铺天盖地的草根精神中的延伸与升级。

(文/佟佳熹)

[我秀故我在]

存在感是成为网络生存的第一要义,是推动人在网络上博取关注的一种原始动力。

现在再回想起当年那些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只会觉得是些笑话。

从木子美到竹影青瞳再到流氓燕,无论是性爱日记还是裸照,都为自己赋予了极大的社会意义,女权、性开放、自由表达等等。可随后几年,以反常规方式表现自己已经落伍,裸照已经成为常规。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各种网络美女以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裸照、半裸照、情色照、艺术照,她们或许会引起一轮观看热潮,随即又被新的事件所取代。在更年轻的网民心中,以各种方式发表自己的照片已经不需要什么借口,就是贴出来看看。

存在感,是一个很奇妙的词汇。不管老一辈的网络红人承不承认,存在感都是推动人在网络上博取关注的一种原始动力。而在如今,存在感更是成为网络生存的第一要义。存在,秀;秀,而存在。这是网络构建的扁平式社会所带来的价值观。

秀者对自己没有存在感,只有观者的欢呼或者谩骂才能让他确立存在感。进一步说,秀者之所以展示反常规的行为,只是因为他预设观者会因这些反常规而有更激烈的观看回应,而这正是秀的目的。作秀很多时候甚至可以不代表任何表达欲,不意味着他们想说明什么,他们也不期望取得观者的认同,只是纯粹的展示。秀者的内心永远感觉这一切只是一场注意力的游戏。

毫无疑问,正如现实社会一样,网络的浩渺大海同样会给网络个体造成孤独感,不学习规则就无法沟通、不结交朋友就没有乐趣。网络孤独感和现实孤独感往往相映成趣,现实中越有归属感,对网络的归属感则越没有兴趣,反之亦然。网络中的秀者往往认为,把自己从网民的茫茫人海中暴露出来造就了一种归属感,使自己确认到自己是那个有名字的人,并以这个名字而拥有观者的目光。

(文/陈漠)

[我的地盘我做主]

“我的地盘”带来极度的自由,也培养了这代人空前的“孤独”。

“我世代”的最经典表述。

当有一天“周杰伦”、“动感地带”等等都成为怀旧的名词时,“我的地盘我做主”或许还能保持它的流行热度?答案或许并不肯定,但极度“自娱自乐”的社会心理将会伴随中国的独生子女们很长一段时间。一台电脑、一个独立空间,这代年轻人即可在其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宅男”、“宅女”文化蓬勃生长。

“我的地盘”带来极度的自由,也培养了这代人空前的“孤独”。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学生创业成为多数人认同的职业之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远离国企,捍卫职业自由。同时各自承受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求职、失业、房贷……这一代在一个单位工作一辈子的就业模式,在今天已经成为神话。同样,“一辈子只爱一次”也成为神话的一个分支。

对职业、感情、消费的多元化选择,以及个人支配命运的极大自由,这看上去的物质世界的“丰盛”,反而让其中的很多患有“选择障碍”者茫然。很多人拥有自己的地盘,却实现不了自己做主,不是缺少做主的权利,而是缺少做主的智慧和心理素质。随之而来的是心理亚健康者人数激增——当然“独生子女”并不是社会压力的唯一成因——“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减压娱乐节目、励志电视剧占领电视荧屏,前进动力多从社会文化中获得,而从家庭中得到的精神支持少了。

从上个世纪70年代青年们抑郁地道出“你别无选择”,到现在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半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地盘我做主”,折射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微妙关系,其中文化观念的开放度、科技的进步、物质的丰富是造成这一改变的基础,而人在其中是否真的自在,与口号的花样无关,与“做主”的行动力有关。

(文/佟佳熹)

[我能]

“我能”是冒险的风帆,是自信过度的虚假繁荣。

“我能”是商业口号,也是成功学迷药,成功学的三大精髓是我信、我能、我要。

最新的“我能”诠释者是奥巴马,在竞选成功的庆祝演讲上,他一口气说了9个“yes wecan”。美国黑人领袖梦幻般的选举之路,为崇尚个人奋斗的“我能精神”插上了金色的翅膀。

从心理学上说,“我能”是一种自我暗示,是对失败的本能抵御。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时代,根据二八定律,80%的优质资源向20%的社会精英聚拢,要想在这个日渐势利的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要付出超常努力,将自己推入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于是,“我能”是给“我能不能”的犹豫一个响亮的回答。

事实证明“我能”是有效的。马云能将服务小企业的阿里巴巴做成商业帝国;小公务员柳传志能在而立之年下海创业,成为一代商业领袖……改革开放30年,有太多的“不能”和“不敢能”变成了“我能”。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人们看到了太多打破常规、奇迹崛起的事例。这些如鸡血般的成功范例,打入跃跃欲试的国人心头,于是,下海成热,炒股成疯,考研如潮,考公务员一浪高过一浪。于是,我能成为下一个比尔·盖茨吗?我能成为中国的奥巴马吗?设想之声不绝于耳。“我能”是冒险的风帆,是自信过度的虚假繁荣,每个人在说我能之前,应该想到,我有什么。根据概率学原理,即使天时、地利、人和,即使万事俱备、不欠东风,要想获得成功,也是小概率事件。因为成功者有限,成功者需要数量庞大的失败者做群众基础。

“我能”,是中国人的口水成功学,正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为自己鼓劲。从个人实际出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比虚妄的“我能”要美妙很多。就像中国足球,永远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我凭什么能的问题。

(文/潘滨)

[我是来打酱油的]

“事不关己不开口,专心一意打酱油。”

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网络三大体育运动,成为社会情绪的解压阀和戏谑出口。

“艳照门”一出,媒体尤为激动。广州电视台上街采访市民看法,一位市民答曰:“关我鸟事,我出来打酱油的。”网络由此传开打酱油的佳话,关于打酱油的各种PS图片和改编段子风靡一时。“关我鸟事”无法流行,“打酱油”却红极一时,使用后者其实是暗指前者的含义,不得不叹服网络的创造力。

如今的信息传播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既有着相同的嗜血逐臭本性,也有着自我表达和集体表达的截然不同。“艳照门”等不良事件在传统媒体上的传播往往都以正统道德批判为表象,内核却依然是窥私和窥淫的人性,不然很难理解为何众多的传统媒体都乐于采访路人、请教专家。就众所周知的问题去采访路人,最后得到的结语往往都是预设好了的、千篇一律的谆谆教导。而在网络上,不良事件的传播却刚好相反,往往都是以窥私、窥淫的本性为先,最后却引发众人的厌恶而重归传统。

在“打酱油”一语的流行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网民的态度是已经对此事感到厌烦、对现实感到无奈,并非不愿意发表看法,却选择了以不置可否的冷漠来表达对事件的反感。这似乎是一种网络化的非暴力不合作,一种翻白眼式的蔑视。

在飞速发展、规则为明的年代自然也就怪事频出,而这时候打酱油则成为一种绝妙的反讽。正所谓“事不关己不开口,专心一意打酱油”。

(文/陈漠)

[外国月亮比较圆]

中西方的关系是想象共同体,也是误会共同体,不适共同体,奇异共同体,惊艳共同体,机会共同体。

流行,但却违反政治正确的生活共识。

曾有名为“万尺良缘”的作者写过一篇《中国人更愿在美国生活的真正原因》,里面将美国描述为世外桃源:美国人想法单纯、待人诚实、彼此信任、生活轻松。证据包括:出去玩一定会有人主动询问需不需要帮忙拍照,如果你不满意还要给你重拍:在超市复印可由顾客自己随意拿取纸张,店主绝对不会查验:还有钥匙和雨伞失而复得、图书馆不查个人书包、卖蛋糕方式的募捐等等。

当美国人向全世界推销一生换8辆汽车的中产阶级梦,在全球化社会,中国亦催生了唯名牌是举的小资、回国也找不到工作的海归派、非外国人不嫁的上海女子、手托新东方红宝书的托福考生,“崇洋媚外”早已带上“国际化”的褒义。直到金融危机让中国人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对一直深信不疑的西方榜样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态度。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西方与中国在全世界,存在一种想象共同体。也是误会共同体,不适共同体,奇异共同体,惊艳共同体,机会共同体。同时亦发出过面对西方的中国人的17个自问:为什么“支持国货”永远只是一句空话?为什么甘愿为出国倾家荡产?为什么把“奥斯卡”当桂冠?为什么中国人要有英文名?……

30年改革开放,中国人已渐渐习惯了出现在身边的全球化面孔。老外可以是中国人的生意伙伴、朋友、竞争对手、上司、同事、下属、邻居、家属、恋人、偶像、粉丝及其他可能的关系。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将逐渐改变“外国月亮比较圆”的观念,随着越来越多保护本土文化传统的声音出现,“外来和尚会念经”或会由崇拜的姿态,变为平等的姿态。

(文/黄小娴)

[卧槽泥马]

创造力伴随恶趣味而生,越是恶趣味越会有无穷的创造力。

草泥马位列网络十大神兽之首,这种奇怪的动物和卧槽泥马这样奇怪的词组一样,都是中国人在网络上宣泄情绪的离奇方式。

网络语法向来奉行无原则的简略、无根据的变造、无逻辑的恶搞,但在这种完全解构的用法中,我们仍可以分析出中国网民的思维范式。卧槽泥马和草泥马的根源不算清白,它们的前身都是充满暴戾和性意味的一个脏字,即使在相对开放的网络中,这样的用语依然是违反公共道德的禁忌。但网民的智慧在于,通过假借和谐音,让脏词漂白,既能保留原有意味,同时又让情绪变得温和。

它们所表达的含义不再是简单的斥骂,而变得含有戏谑和玩弄的意义,而被斥骂的对象也因为这种软性攻击而变得无所适从。这颇有点像孩童蓄意玩弄粪便,以弄脏自己来表达抗议,以让大人难以接近来拒绝大人。

从另一个方面讲,网民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出卧槽泥马和草泥马的种种衍生文化,包括图片、头像、歌曲、定义、故事等等,创造力也是无以复加的。而在网络上,往往创造力伴随恶趣味而生,越是恶趣味越会有无穷的创造力,这既是网络文化的活力所在,也是网络文化的弱点所在。

如果说早期的网络世界主要是通过指斥来体现自己和现实世界的对立,那么现在的网络文化已经演变为以无视来塑造自己。俗话说,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骂,骂不过就跑,这才是网络世界的生存之道。

(文/陈漠)

[网络就是新生活]

网络新生活,新在每时每刻都会有新技术出现,以此改变人们的沟通、娱乐和思维方式。

1996年,一幅巨大的广告出现在北京的一个路口:“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中国人这才恍然进入了网络时代的新生活。

和瀛海威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崛起的,还有碧海银沙、水木清华、8848、四通利方,163、爱特信、腾讯、网易等网站、公司。前后数年,从论坛到商务网站到网络技术公司,中国的网络时代俨然初具苗头。

到底要为中国网民提供什么样服务,是网络公司们最困惑的问题;而能够从网络中体验到什么样的新生活,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网民想知道的。中国网络时代就在这样的双向迷雾中前进。

如今,瀛海威在ISP和ICP的角色扮演中迷失自我,最终黯然谢幕;曾因聊天室红极一时的碧海银沙丧失全国影响力,回归地方综合性网站;水木清华转为校内网络,不复往日辉煌;腾讯的OQ依然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即时通讯软件;四通利方变身为新浪网、爱特信设立搜狐、网易从163.net变为163.com,三家竞逐门户网站风潮:而淘宝、阿里巴巴等网站后来居上成为电子商务的代表。中国网民的数量也从1998年的62万增加到2008年的2.1亿。

最初中国人对于网络的概念就是邮箱和BBS,随即门户大战让人们发现了网络新闻的即时性和海量,从而找到了和传统媒体完全不同的信息传播渠道。随后的博客和播客则让人们看到自我表达的可能性,信息传播的集中性再一次被粉碎。电子商务网站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带动了“宅经济”的发展,更是塑造出新的文化和族群。从QQ到MSN再到SNS,网民的沟通和人际关系也在不断的技术发展中起着新的变化。

如今的网络,已经成为比现实生活庞大、复杂得多的虚拟世界。在这里。消费、娱乐、沟

通、学习等人类需求都成为可能,人们已经很难完全离开网络而独立生存。

(文/陈漠)

现官不如现管

肖锋

学者总结东西方社会制度时曾有定论:如果说希腊是民主的故乡,那么中国就是官僚的故乡。

官僚制,bureaucracy,也称科层制,理性官僚制讲究分工明确、职位分等、技术资格、排除私情等。但在中国,此官僚非彼官僚。

中国官僚一词带有负面内涵。中国官僚通常并非政府忠实的代理人,而是吃拿卡要的中介,所谓“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中央政令,每个层级都有自己对文本的解释,以便找到寻租空间。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出中南海解释版本千奇百怪。

中国官僚潜规则集中表现在现(县)官不如现管上。现官不如现管的法则在任何年代与朝代都是通行的。近年来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居高不下,一些人办事送礼时习惯找处长,这个“处长现象”就是现官不如现管。进对门,找对人,说对话,送对礼。到京城搞批文先要搞定相关处长,请处长吃海鲜不过万元不叫排场,大龙虾处长吃一只拿一只,拿回去煮粥喝。

当现官一定要当一把手,无论官职大小。“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名片上的学问,如果是某某巡视员或研究员,就不是现官而是安慰旧官的虚职,再大级别都没用;相反如果是某某主任或所长,旁边注明“正处级”,哪怕“正科级”,那含金量就高了。再小的庙都要当一把手,这样才能说话算数。办户口打通派出所的关系要找对户籍警。办执照要找对归口科室的科长。连摆摊都得找对管这片区的城管。

今天大学就业4成是靠父母关系,2成靠其他社会关系,剩下的4成只有去挤人才市场了。学生考公务员都挤破了头,学者评这是社会倒退。公务员除旱涝保收外,也看具体职能部门,跟经济越沾边越有含金量。大学生报考公务员,那是现官的权力在召唤。

就业危机之下鼓励大学生去做村官。村官也分含金量高低,沿海城市周边的村官吃香,可以富甲百里,吆喝一方。最近央视曝光潮汕地区某村长为自家阴宅擅自占地百亩,气派之大宛如一个小公园,村民无人敢言。相信这种村官位置是不会留给单纯天真的大学生的。

小日本

山鸡哥

抵制日货时,抗日卫国时,温习旧事时,中国人对这个邻国的代称脱口而出:小日本!

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5,人口是中国的1/10,中国人的确有资格说:小日本。

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亚洲之首,但中国人不曾以“小”字作为日本之外的亚洲任何国家名的前缀。经历了屡犯我疆的日本“倭寇”历史、曾经的中日不平等条约和日军侵华史,“小日本”这个称呼早已超越了地理和人口的定义,满载历史的伤痕与记忆,成为一种负面的道德判断。抵制日货时、抗日卫国时、温习旧事时,中国人对这个邻国的代称脱口而出:小日本!

其实日本不小。从经济实力来说,日本排名世界第二;从国家形象来说,日本排名世界第一。

日本还有一大堆世界第一:人均国民收入(2000年)、海外净资产、汽车工业、电子工业、产业机器人数量、环保科技、工业大国中的森林覆盖率、核电厂发电量、高级钢材产量和钢材出口、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每万人劳动人口的研究人员数、初等教育入学率和中等教育入学率、国民平均寿命……中国崛起了,在经济持续增速、外汇储备等方面成为了世界第一,但中国的人均GDP只是日本的1/10,同样能源所产生的GDP约相当于日本的1/15。论及政府清廉度、法律公正度、社会保障体系、商业社会价值、环保理念等方面,中国可能都会输给日本。

主动提出“小日本”概念,并把它上升为“小日本主义”的日本人,是1956年出任过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他在1911年就反对号称“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军部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外扩张路线,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其核心是主张和平发展、与亚洲近邻和平相处、放弃满洲。可惜“小日本主义”没有成为舆论主流,而“二战”后60余年来和平、民主、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努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主流。

《中日友好条约》缔结31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方针。基于复杂的历史情感,“小日本”的情结并未完全在中国人的心中消失。它虽语义轻蔑但渐趋平常心,并不妨碍中国人对日本先进领域的尊重与学习、对自身问题的重视与超越。

笑贫不笑娼

潘滨

物化社会里,跟人格尊严相较,人们更难以忍受贫穷的苦难。

其实娼还是会被笑的。但跟贫相比,大家更看不起没钱的人。

“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的诗句),但很多为钱而焦虑的穷人,没有心情去听风声。

道德高尚换不了VIP,高资产和高消费者能理所当然地成为VIP。

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企业以利润为诉求,“先富起来”被意识形态所认可。既然个人财富直接决定着生活品质,并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个人财富的全民竞赛就变得不可避免。 创业、投资、中彩票,升官、发财、嫁大款,都被视为脱贫致富的捷径,但每种都不乏风险。娼,也被视为脱贫致富的捷径之一,投入的是身体成本,冒的是道德和法律风险。

笑贫不笑娼的本质是金钱与道德的对垒。在金钱与道德的单项选择题里,选A者居多。毕竟娼为暗娼,穷却为明穷。穷是遮掩不住的,你的拮据,你的小家子气,你的抠抠索索,由于穷造成的所有窘态,都让你如芒在背。因为穷,你会觉得别人在指指点点;因为穷,你会觉得自己抬不起头;因为穷,你会把心胸收得格外窄:因为穷,你会装作满不在乎。

当然,跟30年前相比,现在的所谓穷人并不是衣食住行上的绝对穷者,只是房价油价更加可观,消费风气更加强烈,大家的欲望也被进一步放大。说到底,大环境如此,人人有责。

想唱就唱

佟佳熹

从草根到明星,让中国底层民众看到了自由表达、展现自我价值的可能。

与歌词“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相对应的歌曲简谱是“3456,51222”,歌唱难度低于周杰伦、低于国歌、低于《我和你》……这为“想唱就唱”在民间的迅速传播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至于文化上的可能则形成于《超级女声》这档电视选秀节目。

在制造出一批流行语诸如“PK”、“海选”以及各种“米”、各种“饭”、各种“粉”、各种“丝”的同时。2005年度《超级女声》成为近10年来大众文化领域最值得人关注的一种文化奇观。

中国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可能性,长时间以来只存在于两个地方:一、内心深处。二、特权人群手中。超女们的“想唱就唱”,第一次把这种“特权,交给了社会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的平民女子们,借助电视平台,让她们被人崇拜和追捧,既有人“鼓掌”也有“荧光棒”。成

为明星不再是平民女子们深夜“推开夜的天窗,对流星说愿望”。

随后我们看到了一批从草根到明星的个案,如郭德纲被冠以“相声超男”、易中天被冠以“学术超男”,虽没有“想唱就唱”为他们伴奏,但如超女一样,他们让中国底层民众看到了自由表达、展现自我价值的可能。

2007年,“想唱就唱”的人从女性延伸到男性,湖南卫视的另一场选秀节目《快乐男声》继续沿用“想唱就唱”的宣传语。而现在。2009年度“快乐女声”又已经启动了。可以预料的是,这又将是一场全民的娱乐狂欢。

有房才有家

何雄飞

家庭一直是中国人的宗教,保险公司和庇护所。

如果解构“家”字,会发现“宝盖”下压着一头“猪”,这代表了中国人对“家”的所有朴素情感。对“有房才有家”的阐释,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海子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潘美辰说“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有房才有家,安居才能乐业,房子是安身立命之所,可以遮风挡雨。可以尽享天伦之乐,房子里承载着中国人内心最温暖和最私密的部分。人人心中都有一套完美的房子,人人都渴望“住得像个人样”,像生活家一样诗意地栖居。这也就是当龙永图质疑为什么人人要买房时会遭到非议的原因。

从筒子楼、集体宿舍、福利房到经济适用房、商品房,房子身上,集聚了中国人仅存的一点尊严、智慧和积蓄。在家的意义之外,房子还是农村青年进城奋斗是否成功的标志、是否结婚的筹码。据说。上海女青年就把男人分成4类:一是有房有车没有房贷;二是有房有车有房贷;三是有房无车有房贷:四是无房无车无房贷。第一类可马上谈婚论嫁,第二第三类可先考察后谈婚论嫁,第四类则“免谈”,“无房不婚”。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房奴”喜欢说“回家”,“租房客”喜欢说“回住处”,这反映出人人乐当“房奴”的一个普遍社会心理:买不起大的买小的,买不起新的买旧的,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实在买不起,租也要租得起。

一本叫《死也要买房》的书里说:房子里有你的呐喊,你的梦想,你的困惑,你的生活……然而,在被开发商、地方政绩、投资客裹挟下节节攀升的房价面前,“房奴”、“不买房运动”发起者和钉子户们除了仰天长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外,没有一点办法。

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

黄小娴

看似观念问题,实则是制度问题。

全国有65.7%的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大约1/4的人因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放弃医疗——这是《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提供的数据,结合此前“全国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的言论,一时让“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的话变成描述中国医改的小标题。

“喝一次茶要多少钱?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所以就觉得看病贵,‘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不对。”有人说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的这句话是实在话,但社会学家反思是中国人的福利问题——中国医改一度被概括成7个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医院、医生不满意;病人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乡下人不满意;有钱人不满意;穷人也不满意。卫生、社会保障、金融、财政、价格和药品管理等部门都曾被牵扯进来,学美国还是英国,走市场化还是公有化,更让中国的医改显得是一次盲人摸象。

“有什么也别有病,没什么也别没钱”看似观念问题,实则是制度问题。2009年4月,新医改方案历经3年酝酿、争论,终于公布。回归公益、推行医保的新医改带着新变化而术,有专家谈医改方案亮点是全民医保让国人不怕生病,但能不能改变“有病无钱”的中国人的尴尬局面,更多人仍在观望。

有钱人终成眷属

朱坤

中国富豪们越有钱,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就越不幸福。

这句警世名言的下半句是:有情人终成鸡肋。

在没有建立新的经典言语之前,中国人最擅长的,是将旧的经典狠狠嘲弄。有人是这么理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它不是只要“有情”,人终会成为眷属;它还有一种读法:有“情人”,终成眷属,即想成眷属,就得有“情人”,哪怕找一个“知己”。而“有钱人终成眷属”除了“有钱人”才会“终成眷属”之外,还有另一层理解:“有钱”,人才能“终成眷属”。

在2006年震惊全国的那场相亲会中,30位钻石王老五、200万元起步身家、28800元入场券……数字被屡屡重点提及。但也有人马上认为这不过是骗局,理由很简单:真正的钻石王老五早被白骨精们千次万次地筛选过了,不可能有这么大面积的留存。而且,在现实中国的情境之下,单身对富翁来说是更理性的选择,他完全可以一边单身,一边过着已婚者的生活。

有人翻出了张爱玲当年的名言:“婚姻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男人嫖娼和女人卖淫合法化了”,但在婚姻制度大家有生之年绝无可能取消的前提下,“有钱人终成眷属”某种意义上相当合理:女人们凭着年轻貌美待价而沽,男人们像投资生意一样投资婚姻,他们之间的婚姻不过是社会上最稀缺资源的集中罢了。

王实甫喊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时,崇尚的正是“郎才女貌”,男女婚配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男女真情萌动殊为可贵。而且,当时他们的眉来眼去私定终身,其叛逆性相当于今日的多P性爱或同性之恋。

也有人说“有权人终成眷属”才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主流:那么多贫苦书生十年寒窗,不就为的是一朝夺取功名,被宰相女儿所垂青?所谓“郎才女貌”,若不能求得一官半职,再满腹诗书,也只能沦为孔乙己和范进式的下场。而今日被查处的大小贪官污吏,哪个没有婚外情人?

但真正有钱人的烦恼你是看不见的,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富人是被注意最多研究最少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针对中国富豪们的报道中,不无意味地说:“中国富豪们越有钱,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就越不幸福。”

一切皆有可能

胡赳赳

“一切皆有可能”是近30年来中国人敢想、敢干、敢于冒险的心态实录。

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著名的广告语通过励志的手法使李宁公司一跃成为与耐克、阿迪达斯竞争的头号选手。

2001年,李宁公司在电视上开始播放一分钟新的广告片,广告片所表达的含义是:在年轻、充满活力的人面前,外界的限制都形同乌有,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可以从无到有。

“一切皆有可能”从品牌宣言到大众励志圣经,并经由街头文化的传递与普及,亦演变为一场深刻的生活哲学课。

随着加入WTO“神六”“神七”上天、GDP连年高速运行、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国正在经历一

种“一切皆有可能”的奇迹书写。中国高歌猛进、大众拥抱消费和娱乐,一切是上行社会的有力迹象。

中国人的心态从未如此Open过。打破体制、打破限制、打破条条框框,一心奔向狂欢的娱乐场,跑步进入消费主义。

只有上帝才全知全能,但人在现实面前因不全知才具备各种可能性,尤其中国人更是如此,不疯魔不成活。

“一切皆有可能”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敢想、敢干、敢于冒险的心态实录。从委身于集体主义精神与从众心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张扬个性、释放才智、呼唤“我世代”的到来。因此,既诞生平民选秀偶像李宇春,也产生审丑法则下的芙蓉姐姐:既有体育英雄刘翔和姚明,也有扶不起来的中国男足。

“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对这句话的理解与想象不一,也决定了汲取不同的思维和态度。

万物都生长,一切皆有可能。

一代不如一代

佟佳熹

对着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充满哀怨地絮叨着“一代不如一代”,几乎成了表示人精神层面衰老的标志——这在鲁迅那里早就用九斤老太演绎过了。

在社会的宏观大视角下,“一代不如一代”显然缺少数据的实证支持。国际上用“GDP”等数值来衡量国家实力,每个国家的每一年都可以用一串数字来体现经济实力。而史学家们也会说:“清代的国力肯定强于明代,明代肯定强于元代……因为历史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就算愤青们对当下社会状态再多不满,也会承认今天百姓吃的穿的比旧社会强多了。

而把视线压缩到具体的行业、职业、道德层面,“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就多了。“现在的医生都医德败坏,比不了以前的老大夫们业务、品德都过硬。”“现在的演员太淫乱了,以前的明星多么德艺双馨啊!”“现在的90后都是脑残加人格残障。”……可是说这些话的人,接触过多少“老大夫”,认识多少“老明星”呢?他们不过是在把“下一代”和自己心目中想象出来的完美“上一代”作比较而已。总说“人心不古”,可谁又面对面地接触过古人呢?

在学术、管理等方面,由于“近亲繁殖”的存在,人的社会实践范围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而缩小了。很多年前即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大学学术研究越来越“家族化”——北大的教授带出的学生,全都在“自家”的视角里研究问题,被关在了“祖宗们”圈定的框框里。而诸如此类的“近亲繁殖”,不光存在于中国校园,各个国家、各个集体都逃脱不掉。而当“近亲繁育”现象被人发现并且尖锐地指出时,是否预示着一场革新的到来?

而“上一代”面对“下一代”,弱弱地说“一代不如一代”——用自己成年人的智慧去对比“下一代”未成年时的稚嫩。他们至少忽略了一点,他们该对自己的下一代负责。如何用更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上一代”和“下一代”,光做比较是无趣的,彼此接纳和尊重才最重要。

饮食定生死

潘滨

食品危机连着健康危机,应该吃什么,怎么吃,如果把握不好,将为嘴巴的贪吃或随意付出生命代价。

人与食物永远都是一对矛盾。没有食物会饿,食物多了会胖。

从饿死人的旧社会,到饮食不当造成身体垮弱,再到进入文明社会,饮食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每一次重大疾病的背后都能找到饮食的身影。“民以食为天”,从一定意义上说,饮食左右着一个国家国民的体质和国民健康的综合实力。

有句话说得好,你在看风景的时候,风景也在看你,演化过来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饭也在吃你。所以,传统思想认为,人这一辈子吃饭是有定量的,少吃几口,多吃几年,不能贪吃,也不能乱吃。

饮食界目前新朋友很多。化工品是饮食界的新成员,因为利益,三聚氰胺成为食物链的一环,转基因食品来临,你嘴里吃的西红柿,但果肉内有鱼的DNA。为了使猪快速增长,科学家把人类的生长基因植入到猪体内。猪八戒梦想成真了,但猪流感开始吞噬生命。由于食品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使餐桌变得异常危险,饮食定生死有了新的含义,很多物质在你不知不觉中就收入肚中。 这是一个不饥不饿的年代,整个社会处于食积状态,肠胃相对满实,挑食、厌食严重,各种新花样层出不穷,我们广泛涉猎,却又消化能力有限,但这是一个性格急躁的时代,新的物质还没有消化,下一个饭点即刻来到,各种鲜辣香料刺激胃口,被动地吃进更多。

我们相信饮食定生死,是相信有因就有果,是相信积少成多,凡事有度。治大国如烹小鲜,人生如菜谱,我们的饮食哲学足够丰富,吃喝文化异常发达,甚至衍生饭局生态。饮食不只定生死,那毕竟太漫长,饮食能定得失,定发展,定前途,短小平快。

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

肖锋

中国确实有很值得骄傲的几千年文明,但这种文明并没有创造一个国际秩序。

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炉,西方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升温。2009年《中国不高兴》出炉,理性评论者认为这标志着所谓“大国崛起”之后激进民族主义走向病态。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走过了14年的历程,中国也从“只想领导自己”变成“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中国不高兴》可谓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因为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升级,说话的腔调似乎应该提升8度。

从“说不”到“不高兴”都暗含着一个中国人原本不敢曝光的想法——中国要做一流国家——因为中国原本就是一流国家,只是百年来沦落了。

“说不”的原型来自《日本可以说不》(1989年),作者是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两本“说不”枪口都对准了那个可恨又叫人无可奈何的美国。可问题是中国已有了日本人的底气了吗?中国还拿不出行销全球的品牌和令世人欣赏的流行文化。

当然,奥运也开了“神七”也上天了一定要造几艘航空母舰也提到议事日程,这就是国富民强到可以对世界强国“说不”了吗?国人向有大国“情结”。大唐盛世已过去了一千多年,试想兼容并蓄的大唐^会不会对世界“说不”?

网评说“不高兴”中“持剑经商”的说法,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中国确实有很值得骄傲的几千年文明,但这种文明并没有创造一个国际秩序。从大英帝国到今天美国,从以WTO为代表的世界贸易体系到联合国等国际政治体制,都说明制造现在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的国际化领导力似乎还仅限于亚非拉穷兄弟国之中。

有人拿《中国不高兴》与1962年中国上演过的一部启智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相比,“没头脑”与“不高兴”是一对兄弟,提此及彼,“没头脑”就容易“不高兴”。其实,“不高兴”们可并非“没头脑”。他们剑指西方是假(或者虚晃一枪,真正的西方他们够不着),枪刺所谓中国精英阶层是真,那些改革开放既得利益者与未得利益的“不高兴”们构成一对死磕的对头,唇枪舌剑的口水战屡见中国话语场。

这么说反美只是项庄舞剑。其实美国人何尝不知,他们以你虚高的民族主义情绪为由遏制你的国力军力,百般阻挠对中国的高技术输出。“不高兴”们与美国五角大楼都善用修辞中的假借法。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黄小娴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就没关系。

广州大学辩论赛曾以“‘熟人社会在当今中国利多弊少”为题,辩论前的引言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就没关系”——这句话披露的是中国熟人社会的真相,连涉世未深的大学生都明白。

有人认为随着中国人越来越熟悉在商业社会生存的规矩,中国正摆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起码中国人明白利字当头,熟人可以用来吃:“杀熟”是转型期中国人际关系嬗变的一个面相,也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一个功利化真相。

名校的同学录、交际达人组织的饭局、学费昂贵的MBA、周末自由行的车友会,都可能是找到可“靠”朋友的热门场所。社会学专家认为,城市化进程、人才流动和互联网的发展,早已改变了数千年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也改变了以家庭、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人们随意流动,更多地处于一种离散状态。这种离散状态导致朋友的缺失,北京有调查显示,近9成人感觉熟人越来越多,朋友越来越少。

《美国的社会孤立:二十年来核心讨论圈子的变化》里陈述过美国的经验:“拥有知心朋友就相当于构造了一道安全网,朋友数量的下降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当朋友与个人生存空间、发展被社会文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搭档,朋友问题本身就构成了压力问题:大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一项“大中学生心理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提示,96.5%的学生存在人际关系的问题:中国青年报有调查显示,7成人认为同窗情不再温暖:有干预中心的统计,人际关系、工作压力等问题导致职场人8成有心病一一班级危机、宿舍危机、办公室危机。中国的年轻人一边啃父母的老,一边将“出门靠朋友”当成压力一一在不断变化的熟人社会,朋友数成为个人的成就指标。这种朋友工具化的选择,在造就手眼通天的商业之前,可能先制造的,是批量的忧郁病人。

做人不能太CNN

陈漠

2007年的“做人不能太CCTV”,到2008年的“做人不能太CNN”,都是隐晦的臧否。 “做人不能太XXX”在近年几乎成为了一个句式,这不能不说是网民的一大贡献。

如果从表层意义上讲,“做人不能太CCTV”,表述的是对正统模版的反感,而“做人不能太CNN”则是对选择性信息的愤怒。在后来演变中,这两个词语也夹杂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反体制、反西方、言行不一、偷换概念、置若罔闻、不光明的手段或者光明的不光明手段等等所指都被使用者各自添加进来,成为两个难以表述清楚的形容词。流行语就像空置的公寓,而使用者就像租客,租客所带来的文化参与进来,使得公寓的整体文化很可能最后变得远远超出制造者的意图。从一点上讲,CCTV和CNN有点无辜。

有趣的是,它们都是媒体,而且都是电视媒体,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具有极高影响力的权重个体。然而,电视媒体以及电视媒体所代表的广播式传播方式在网络世界里。已经不但具有感染力,而且还会引发嘲弄,这正是自媒体的蜂窝式结构所带来的变化。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具和方法去获取信息、验证信息、发布信息。每个人都更相信自己,而不是某个远端的发布机构。更能够引导某个网络个体情绪的是另一个个体,而不是某个义正言辞的发布机构。

以名词做形容词,以机构名代替描述,这是中国的网络社会所发展出来的评判方式,似乎什么也没说,但似乎又什么都说了。

做人要厚道胡赳赳

要别人厚道的,一般都是自己想占便宜。

骂别人不仗义的,一搬都是自己便宜没占到。

语见2003年冯小刚电影《手机》。冯氏电影以每年一部的速度为大众贡献流行语,但数“做人要厚道”这一句最得人心。

此前,李宗吾先生做人要“厚黑”流传甚久、流毒甚广,从民国初年到如今,人人对厚黑略懂一二、一知半解,尽照着做、比划着来。

但正如李宗吾所说:“……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_人又厚又黑,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众人看了,争相仿效,大家都是又厚又黑,你不能制我,我不能制你,独有一人,不厚不黑,则此人必为街人所信仰,而独占优胜。”

这个必为街人所信仰的,就是电影中费墨用四川话所言:“做人要厚道——”。

但是费墨本是厚黑之人,他说严守人“做人要厚道”不免就成为笑柄,整个电影,经商偷情怕老婆搞文艺,仍是厚黑学的典范。于是。厚黑之人要别人厚道,就让观众乐不可支。

要别人厚道的,一般都是自己想占便宜。骂别人不仗义的,一般都是自己便宜没占到。中国人心里的想法,从来都拐着弯儿,而愤愤不平,也都挟着私利。

我们来拣冯小刚老师——王朔的语录看看:“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咱现在是个小婊子,得立个大牌坊;等咱玩成大婊子了,就立个小牌坊;等咱玩成名妓了。咱就不要牌坊了。”“本来我打算死前写一封道歉信的,给张艺谋。他现在拍电影有点像一个装修大师了。”

够损吧,够缺心眼吧,够不厚道吧,甚至于够厚黑吧。有一段时期(包括现在),中国人努着劲从经济上赶英超美,于是乎原形毕露、动物凶猛、龇牙咧嘴,场面极其混乱。欲望代替了良心。谈良心谈理想谈纯洁,岂不是傻x一个。做人要厚道——蒙孙子呢。

这是中国人擅长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明明自己做人削尖脑袋,偏偏要别人厚道。正应了那一句,被许多人拿来做手机铃声的葛优的台词:“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呢。”够恶霸的级别了。

厚道的意思就是老实,老实的意思就是不狡猾,不狡猾就是智商不高,智商不高就是愚傻笨型人格,被猪油蒙了心眼的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只买贵的,不选对的

佟佳熹

“这点工作压力,比起房贷压力,根本不算压力!”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2001年冯氏喜剧《大腕》结尾时,李成儒饰演的精神病患者,口中给“成功人士”设计的高档住宅,要卖“四千美金一平米”。如今的中国大城市,不少住宅的价格已经超过了“精神病患者”的预言。

除了房子,中国的大部分消费品,在近30年内,从价格到款式,都以疯癫的速度更新着。中国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演变为市场化的消费社会,用30年的时间,完成其他国家上百年才实现的消费观念演变。

而更多中国老百姓面对的问题并不是“要好的还是买贵的”,而是“好不好由不得自己选择”。

2008年奥运会,中国男子50米气手枪冠军邱健在拿到金牌后最先表达的是:“终于有钱提前还房贷了!”2009年票房成功过亿的电影导演宁浩,在谈到导演工作压力时说:“这点(工作)压力,比起我们的房贷压力,那根本不算压力!”

最好的房子肯定最贵,不贵的房子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而就算不好不坏的房子,大部分普通中国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也根本不用考虑它好与贵以及“性价比”。在房子问题上,中国消费者没有过多选择的余地,唯一能选择的就是“买或者不买”。

而在奢侈品消费中,“只买贵的,不选对的”的确成为尚未掌握奢侈品规律的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原则。“不论你的衣服多廉价、头发多油、脚上穿着多脏的拖鞋,只要你拿着LV的包包进欧洲的店铺,店员都会对你肃然起敬。”——台湾艺人蓝心湄多次在她的女性美容节目里向观众强调奢侈品的重要。内心贫困的中国人怎样装扮自己才能让欧洲人“肃然起敬”?LV、爱马仕、阿玛尼等等品牌迅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测富标准,即便在全球经济崩溃的2008,中国人仍然是LV等欧洲奢侈品的最大消费群体之一。

“我不觉得LV的包包哪里好看。”很多没有品牌忠诚度的女孩如是说—一面对游走于北京CBD地区、成千上万仅仅手挎名牌A货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既不“贵”,也不“对”。

用西方歌剧演绎中国哲学——文化解释权的回归

胡斐

有人觉得张艺谋贩卖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有人觉得他的大片光有画面没有情节,张艺谋都没有多说什么,拿出具体的作品才是硬道理,奥运会开幕式,可以说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无论做什么,都由西方标准在发言,张艺谋成功扭转,他始终坚持本土创作,坚持用中国标准来解释文艺作品,这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10月即将在鸟巢上演的《图兰朵》,是张艺谋既奥运之后的又一次大作,这次他拿出了一个爱国导演的热情,从中国人的视角重新演绎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的西方歌剧。

张艺谋比一般导演更知道西方媒体能接受什么,有抱负的、爱国的导演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骨子里除了是自己意识的张扬之外,都有爱国情,都想把自己民族好的一面展示出去,只不过手法不同。

一场好的文化活动,能产生与世界对话的强大力量。

《图兰朵》的中国哲学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更需要自己的品牌,现在,《图兰朵》做到了把外国人觉得好的东西拿过来,当做原材料,由中国人来做。整个《图兰朵》是Made in China,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故事。

中国导演眼里的图兰朵呈现的是一个在封建社会受迫害的女子唱词唱得好——从小生在帝王之家,反过来透露出她的可悲,生活在深宅大院,从未迈出过一点,可她也有青春烂漫的时候,也渴望自由,也渴望爱情,种种得不到,导致她的心灵扭曲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人同情的,这都是中国版《图兰朵》新的解释。

《图兰朵》其实是讲的三个哲学。

第一幕是生和死,西方人写图兰朵第一幕的时候描绘了一个砍头的场景,很阴森、恐怖、直白,西方人的油画里描写生和死都是血淋淋的,不管是路易王被杀,还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上断头台,不见刀不见血不算杀,而中国古代画里是没有血淋淋的东西的,中国人解释生和死有另外一种哲学。在图兰朵第一幕里就处理得很浪漫,幻化成蝶。

第二幕,图兰朵唱她的背景,这时候就能向西方人讲述一下中国女性内心的世界,她内心也是渴望爱情和自然世界的,渴望无忧无虑的生活,因此第二幕将能看到用大自然作为影像的对比。

第三幕讲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站在卡拉夫的角度去看。在最有名的唱腔《今夜无人入睡》的演绎上,西方惯的手法就是让卡拉夫在前面唱,后面有无数人点着灯,而中国在处理的时候只出现卡拉夫一个人,背后是一扇窗,最后用多媒体技术让那扇窗离他越来越远,最后卡拉夫走在了最前面,世俗留在了最后面,这讲的是爱情上哲学的概念——爱情是孤独的。当你进入到爱情的时候,所有的世界都不在了,心目中只有一个人。

最后一幕柳儿死的时候,处理手法也不一样,西方的处理是让柳儿从侍卫手里抢了剑,然后自尽,这不自然,柳儿是一个弱女子,居然能从宫廷侍卫手里抢来武器?张艺谋认为,这里不应该表现柳儿的功夫有多高,而是该表现爱情的伟大,柳儿是暗恋卡拉夫的,她能为心目中的爱人去死,这是伟大;卡拉夫是喜欢图兰朵的,他明明知道这要冒着死的危险,也希望能感动图兰朵;图兰朵活了20多岁,不为爱情所动,最后为了柳儿和卡拉夫,心灵被融化了。因此在表现的时候,换了一种手法,柳儿死之前,图兰朵公主的头发都是高高地盘起来,形成一个发髻,象征她的内心世界永远紧闭,柳儿从公主头上把发簪拔下来,刺入自己的心脏,公主的长发像水一样泄下来,代表她的内心已经在爱情中融化。

这都是老外无法想象的,中国人对与爱情、生和死的思考,把这些传递给西方的观众。做一个中国制造,能够和西方人对话。

解释权必须回归中国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与世界对话?难道非得要用歌剧?为什么不用我们自己的戏剧?

中国明代家具牛,不是中国人说的,是西方人,他们需要这个原材料,就说,中国明代家具在世界工业史上有一定地位的,于是明代家具就起来了;中国现代艺术从一张画不到几万块到一张画上千万,也不是中国画家说的,是西方收藏家说的,他们花3年时间,收藏了几百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画,觉得该到卖的时候了,便将其炒起来。一部文化作品,不论是电影、戏剧还是小说故事,解释权都在西方人手里。在张艺谋执导《图兰朵》之前,都是西方的导演在诠释这个戏,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是阴暗的;中国的女性,比如图兰朵,是一个见到男人就想杀的变态;他们认为平、旁、彭几位中国大臣是猥琐的。这样一个歌剧,每天在120个国家上演,这些人接触到中国的故事,想象中国人是这样的,有多可怕?

这就是中国软实力缺失的现状——解释权不在中国人手里。世界上中国文化的复兴在哪儿?不是某位著名时装设计师使用了中国元素,不是一只熊猫变成了好莱坞动画片的主角,而是一本中国人写的小说上了西方畅销书架,是一个西方的故事由中国导演来诠释。

《新周刊》曾经在2005年的《创意立国》专题和2006年的《软中国》专题中,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位置作出过深刻的思考。“全球的中国态度里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情感消费和尊敬,仿佛中国的文明史不是五千年而是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不能怪西方人误解我们,轻视中国文化资源的正是我们自己。一方面仗着沉睡中的文明及经典妄自尊大,一方面趋附西方所引领的文化潮流,这是大多数国人所选取的文化姿态。”

“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也许只有当‘中国制造的产品真正运行着‘中国文化制造的软件,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真正匹配了一个大国的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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