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云南滇青铜器艺术

李艾东

内容摘要：滇青铜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古滇国的文化脉络有着清晰的确定性。古滇国青铜器区别于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青铜器附饰雕塑的写实性。古滇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特征是器型与小型的动物雕塑附饰的形式或是器型与独立的人物和动物雕塑的组合。

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云南古滇国的青铜器至商代以后，居住云南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在这些青铜器中，完整而精美的造型包括了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及圆雕、浮雕及直形体浇铸与焊接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关键词：古滇国青铜器写实性

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年代上限断定的分歧。比较统一的断代其下限应该是在西汉中晚期，即通常所称“滇王国”时期。建国后至今，在云南境内数次大型青铜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已经证实了关于占滇国青铜器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及学术地位。有关古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西南夷列》。有关它的存在和消失在之后的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在古滇国历史经历的五百余年间，它兴盛于战国，至西汉之后走向衰亡。东汉初叶云南被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所取代，直至古滇国消失。

古滇国时期的青铜文化一个重要的代表性特征是：器型与小型的动物雕塑附饰的形式或是器型与独立的人物和动物雕塑的组合。滇青铜文化艺术的形成与古滇国的文化脉络有着清晰的确定性。古滇国青铜器区别于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青铜器附饰雕塑的写实性。从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滇国墓地和江川李家山滇墓考古发掘情况看，有代表性的当是江川与晋宁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和虎鹿贮贝器。古滇国贮贝器种类包括的范围很广，如骑士、狩猎、人乐、播种与纺织贮贝器等等。1992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溪地区、江川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江川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在发掘的59座古墓葬中出土青铜器等文物共计有2173件。这也是继1972年之后的再一次发掘。在具有典型的古代滇人文化特征的大批随葬青铜器器物中，蛇形的青铜器物占数量最多。

古滇国早期青铜器上具像纹较少，而且多为图案化。发展到古滇国的“青铜时代”时，图像语言发展成为雕塑语言，这种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内容多取材于生活，富有情节变化的具像造型。像农作、狩猎、放牧、舞乐等场景，这种雕塑语言真实地记录了古滇王国的社会生活。如西汉滇青铜器中最为精美的鎏金骑士牧牛贮贝器，此件器物造型中的人物与动物雕塑写实性极强，在呈“)(”形筒状器身腰部两侧各塑有一只虎形耳，顶盖上面环绕着塑有四头黄牛，器型中央竖立着一个长方形台基，上面是一个腰挎佩剑的鎏金骑士和坐骑，为牛群的主人。其场景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面貌。

在古滇国时期青铜铸造的生产工具与青铜铸造的兵器，都有着精美的雕塑装饰。尽管其中一些兵器的基本造型与中原地区十分相近，但纹饰却不同。尤其在武器之上，一般装饰着俘虏或动物等。充分显示了滇国工匠非凡的创造力。

狩猎，采集与战争题材始终为云南古滇国时期青铜器造型所关注。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兼有礼器的功能。如戈、矛、剑、钺、斧、戚等兵器同中原相比较，在形制与纹饰方面差别很大。一些形制为模仿动物的造型，诉诸视觉的欣赏价值而言，有学者将该类独具云南本土特色的兵器视为是实用与审美合一的“仿生式”青铜兵器。

云南出土的战国、秦汉时的铜锄最多。如万家坝出土的铜锄有的背面有浮雕牛头。研究表明，根据小墓中出土的铜锄有使用痕迹的情形推测，此类型的锄不大可能是农耕用品，应该是用于祭祀的器物。这些青铜锄头上的纹饰有孔雀纹饰、牛头纹饰、雉鸡纹饰等等，其中部分为抽象弦纹、回纹、编织纹、锯齿纹、双旋纹、太阳纹、绳纹等，尤其以双旋纹为常见。纹饰的分格、排列力求均匀，富有规律。细节安排，章法布局等方面，独具匠心。所有图案都以一种或几种不同的纹样为单元，形状相同，方向相对，排列均衡对称，给人以稳重、整齐、匀称的感觉。大多采用了直观的表现手法，并以浮雕与阴刻的方法表现。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以具有庄严和神圣之感的兽面纹为主，风格粗犷凌厉，线条勾曲回旋，变形夸张。在商代瑰丽、精严的艺术中，内涵与神秘性是通过造型、比例变化和细部结构的夸张而获得的。同时，追求较大的器型体量是商代艺术的一个特征。西周侧重于理性化、朴素、规整，而春秋战国时期则又追求世俗享受、满足官能的豪华之美。

中国西周初期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承袭了商朝的形式，风格明显类似。这其中的代表作是周康王(姬钊)二十三年作的大盂鼎，重153.5kg，造型雄浑，工艺精湛，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其内壁铸铭文19行共291个，铭文的内容涉及周文王兴周伐纣的原因，周王赋予盂以军权，并且赏赐给盂祭神的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奴隶等史实，大盂鼎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奴隶制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历来被学界重视。从造型上来说，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已经较商朝有了很大的区别，西周时，艺术追求朴素之美，西周早期，承袭商代的艺术风格，一些重要的青铜礼器也和商代的作品一样表现着神圣、庄严之美，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审美意识发生了改变，活泼、流畅的纹饰和优美、典雅的造型逐渐代替了商代沉重的风格。这在滇文化的历史环境中这些特征随之也发生了变化，滇青铜器上雕塑附饰高度的写实性已经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又一个里程碑。通过对比研究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造型和滇王国青铜文化不难发现，云南古滇国青铜器在形制、纹饰甚至包括铸造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如鼎、簋等重要的青铜礼器在滇文化中被贮贝器、铜鼓所取代，特别是贮贝器和其他器具上的大量人物和动物附饰雕塑，应该是古滇王国青铜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

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云南古滇国对范型材料的使用顺序是石范——泥范——失蜡法。铸造有单面范、双面范和分铸法，器物的形制也较小。中原地区青铜器造型表现的形式及内容与云南古滇国青铜器相比，较大都是一些程式化的神秘的图形。例如，殷商时代中原青铜器在装饰表现中除铭文、征战、宴乐等特定图像纹饰外，基本上都是相对固定的纹饰，如饕餮、龙凤及兽面纹饰等等，以及其他几何与动物变形的图案。而滇国青铜器装饰雕刻却呈现出一种多变的、生活化的甚至浪漫的意态。

古滇国的青铜器及其艺术造型，既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厚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已发现的铜鼓的图案中，一部分为太阳纹、几何形花纹、饰弦纹、云雷纹等。动物图案出现最多的是鳄鱼与翔鹭纹、牛纹、鹿纹及船纹等。在这些文饰图案中，太阳纹最能反映出云南古代民族对太阳的崇拜。牛纹及其他能够作为炫耀财富，显示荣誉、地位与威望的象征的纹饰，除具有云南地域民族特点外，也包含着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些共同的审美倾向。

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同时，云南古滇国的青铜器至商代以后，居住云南古滇池、洱海、滇西北和红河流域地区的云南民族先民也同样创造了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这些青铜器中，完整而精美的造型包括了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及圆雕、浮雕及直形体浇铸与焊接的工艺。其写实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