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舞剑：如何消灭制度成本

杨　柏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的“守戒”与服务供应的到位，会使相当一部分“制度成本”转化成企业利润。而消灭制度成本，会使金融危机下外销转内销的企业更容易撬动内需这个大市场。

刘克丽是我在贵阳龚家寨一起长大的“寨小”，差不多二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深圳重逢，听人介绍她是“国内IT界第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专栏”的记者，这让我既欣慰又感慨：贵州其实是很出人才的。

克丽曾在万山生活过，在松桃下过乡。带着多了解一些这个女知青的想法，我打开了她的博客，一下子就看到了她刚写就的博文——《消灭制度成本》。克丽说，“金融危机就是全球金融制度付出的制度成本”。她观察到金融危机中一些外销型企业转内销，反而发出“开发国内市场比国际市场难”的叹息。称这叹息饱含了对国内市场“成文的与不成文制度成本的一腔怨恨”，提出当下应对金融危机，“正是消灭制度成本的好时机”。

不知克丽所说的“成文的与不成文的制度成本”，是不是就是指张五常的老师科斯提出的那个交易成本?如果是，这个概念就非常巨大且极其深刻了。比如，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单维追求GDP粗放型经济生产方式对环境与资源不正常的消耗与破坏，回到全球共识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来。如果粗放方式也是一种“制度成本”的话，那消灭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改革任务。

记得三十多年前，克丽差不多每晚都在我家窗外的篮球场上舞剑。她所说的“消灭制度成本”，使我与如何让贵州摆脱贫困联系在一起。当今贵州人均GDP仍然稳居全国倒数第一，面对这样的现实，我疑惑有没有一个多少导致贫困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制度成本”，抑或是一种因袭的习惯在里面?

我想答案是明确的。因为我们的经济体中因制度信息的不完全，存在许多过高的成本。比如前两年我关注比较多的，我国物流业成本占产品销售总额的16－17％，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0－11％的水平。消灭了这些多付出的5－6％的交易费用，经济就会踏踏实实多收入相当于200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的百分比。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6.1％，广东为5.8％。

贵州改革开放30年。走在全国前面，主动消灭制度成本，最漂亮的是“走了独木桥”——人民公社作为行政架枸转变为乡。结果显示，除了这一点，什么都没变，人还是那些人，地也还是那些不争气的地，但从此有了饭吃。我最近重读《凝望山之脊》，又看了一遍刘学洙同志写的回忆当年的省委书记池必卿不动声色，“不搞两条道路斗争”，保护老百姓搞包产到户的文章。不禁感慨，在那个年代，是什么原因，使池必卿们如此勇猛奋进。

由于省情特殊，贵州还是一个出奇事的地方。比如2007年底，媒体传出的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一枚公章分五瓣的故事——发票只有盖了合在一起的印章，会计才会据此作账报销。一举提高了“公款”使用的透明度与合理性。看似报销几十块钱，要凑齐一枚章，提高了协调成本，但“破”章机制实质是授权代议民主。它在一定程度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实现了“权力制衡”，消除了权力缺乏监督造成的“沉没成本”——哪怕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占便宜。

我有时甚至怀疑，圭叶村合盖财务审核章，这个故事是否太精致了?但却愿意相信这是个微观层面，靠民间智慧消除制度成本，缓解贫困的极为罕见的“经典个案”。它包含的信息，实在是太多太深刻太戏剧性了。这也让人很容易联想起，2至3年前新华每日电讯刊发的一篇说浙江“资本自由度第一”的电稿。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2006年公布了一个《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30个省区市中(不合西藏)，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市场一成本=利润”。浙江民营企业在31个统计大类的制造业中，除了国家绝对垄断的3个产业外，都迅速形成了产业集群。这隐含着政府行为的“守戒”与服务供应的到位，使相当一部分“制度成本”转化成了企业利润。

经济学原理中，“制度成本”不仅风险大，而且还非常隐形，常发生在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受一定社会结构所影响。一旦制度成本居高不下，那企业的利润就微乎其微，甚至赔本还赚不到吆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