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奔星与长沙修业学校

2009-07-29 07:11吴心海
纵横 2009年7期
关键词:长沙湖南文章

吴心海

创办于1903年的湖南长沙修业学校迄今已有106年的历史,它不但是湖南省最早的综合性学校之一,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学校创立之初,就是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关于徐特立老人断指血书的故事,版本较多,《湖南日报》2007年的一篇文章记载: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操场给学生讲演时事,痛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讲到悲愤激昂处,他跑到厨房拿来一把菜刀,当场砍掉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血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因流血不止,他当场晕倒。校长彭国钧怕传出去得罪清廷,便用徐特立的血,在一张白纸上另写了八个大字:“请开国会,断指送行”。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毛泽东也曾在修业学校教书和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4月,从北京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受彭国钧校长的聘请,任教修业三个班的历史课,在此工作了8个月,主编《湘江评论》,为修业学校留下令人瞩目的一页。而家父吴奔星(1913—2004)在长沙寄籍的时间有5年,在此期间均在修业求学和教书。他的文章,对于修业精神的宣传,也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1928年,吴奔星跟随在北平师大读书的大哥吴兰阶,从故乡安化来到省会长沙。他起初想投考一所当地知名的中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无力负担高昂的学杂费用,只好托同乡关系进入安化人彭国钧执掌的修业农校,不但学费可以缓交,还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吴奔星进入修业,原本只想学到一技之长,未来生活可以温饱,孰料一名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语文老师,讲授古典文学十分生动活泼;一名英语老师,则善于把教英语和学习古典诗文结合起来,这下激活了吴奔星蛰伏的文学细胞,诱发了他的创作欲。1929年,吴奔星开始向长沙的《通俗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投稿,几年下来,诗文累计有20多篇。而修业的岁月,竟成为吴奔星从事文学创作的起跑线。

1931年,因肺病吐血半盆而休学半年的吴奔星,从安化再次返回长沙,继续在修业的学业。学校了解到吴奔星在休学期间曾在家乡小学代课,就让他在附小代一个班的语文课,免除其田间劳作,这样一来有助他大病之后的恢复,二来可以补贴他的一些生活费。于是,成绩本来不错的吴奔星,向老教师学习了教学法,凡是短篇诗文,都要求学生背诵、默写,自己也带头背诵并默写于黑板上,学生手脑并用,教学效果良好,学生及家长都觉得这个青年老师讲课不错。到了1932年夏天毕业时,修业学校就把吴奔星留作附小老师了。吴奔星后来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修业也可以说是肇端。

吴奔星留任修业附小,既当语文教师又从事文学创作,本以为这种快活的日子可以持续很久。孰料,几个月后,三哥吴立湘要去北平考大学,鼓动他同行,颇出乎他的意料。当然,他心里也泛起涟漪。作为湖南人,吴奔星清楚地懂得,“出湖”(湖,指洞庭湖,意思就是走出湖南)即意味着志向高远,海阔天空,前途无量,这和他1928年跟着大哥从家乡安化到省会长沙来相比,诱惑更大了。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向学校辞职时,小学生不但集会挽留他,还派代表求见校长,至于校方也竭力挽留,使他一时进退两难,只好把三哥请到学校,与学生和校方见面,三哥承诺,弟弟此去北平考大学,如果考不上,立即回来认真教书;如果考上了,毕业后再回母校服务,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此反复诉说,情真意切,终于和学校达成四年后回母校服务的口头协议。吴奔星在60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临行之前,“学生们送我礼物,有的甚至送钱,我因急于北上,一律婉谢。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受孩子们的真心诚意。在他们面前,有流不干的眼泪。大一些的学生,还要我在语文课本上签名留念” 。

1933年11月30日,正在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一年级的吴奔星,读到当月出版的《独立评论》第78期上一篇有关湖南教育问题的文章,想起自己北上之前寄籍长沙读书生活多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修业农校,不禁写下一篇介绍修业的文章,并写了一封信于次日给《独立评论》的主编胡适寄去。这是“初生牛犊”吴奔星和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声名显赫的领军人物胡适的首次文字交往。

适之先生:

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我常感到修业所办的农科确是现代中国所最需要的一种教育。不过,这种感觉被遗忘了整整一年。昨天读了贵刊傅君湖南教育一瞥后,此种感觉又在脑中飘忽,故在匆忙中写成此文寄给贵刊。

先生明达,提倡教育,素不后人,能借我一席刊载吗?乞覆。敬请

撰安。

吴奔星谨启

11(应为12——海注)月1日

附寄邮票贰分,如不能刊登,请将原稿退还;如能刊登,亦请用此寄贵四本,××××××(原文不清——海注)。又及

通讯处:和平门师范大学

12月10日,《独立评论》刊出了署名吴奔星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修业学校史略,指出修业是12名“富于革命思想之青年”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孕育”,迄今“已有整个的30年了”;修业1923年在离长沙城十里的新开铺正式“加办农科”,1927年“马日政变”曾导致学校一度停办,“仅设立一棉稻试验场”;1928年停办中学部,仅办农科,另有供学生“研究农村教育之用”的附属小学设在城内马王街。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修业学则上的施教方针为“本校教学,采教学做合一”之原则。而目标有二:使学生获得有用之知能;使学生自动研究,获得经济的学习方法。针对修业学校地处偏僻的长沙郊区,文章表示如此“城市奢华气习,很少侵入进去;因此学生可以潜心地从事农学的研求”。文章第三部分,吴奔星介绍修业的重点,主要涉及修业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堪称浓墨重彩。吴奔星写道:无论教职员和学生所穿的衣服,“全是用土布制的农人衣服”,“一年四季除了下雪及倾盆大雨外,你总看见他们的头上戴着蓑笠,身上穿着汉装卷起衣袖,两条腿比夏季各大城市的女郎的摩登,来得彻底,连鞋也没有。皮肤蕴藏着无限的泥土气”。至于伙食,师生和所雇农夫同等待遇,“一日三餐,每餐的菜,全是素的”;60岁的老校长彭国钧 “恐怕一班教员及学生不能吃苦,便亲自与农夫吃饭”。在这一部分中,吴奔星还提到修业师生改良稻作的工作,“这种工作 ,他们从民国十七年来起到今年止,没有停止过。在水稻方面,已得到了许多成绩,如‘小南粘、‘谷儿子、‘七十早等10余种稻子,经过实验,定为优良品种。并由该校师生将这十几种稻子,分发到长沙附近;闻最近的将来,亦推广到全省各县”,并断言“我敢说湖南稻作之改良,实修业开其先河”。此外,从他的文章中,我们还得知,修业学校为每位学生分配四分之一亩耕地,由学生耕种,所得利润校方得三分之一以维持校务,学生本人得三分之二,可作三个月的伙食费,如此“不特养成学生的劳作精神,而且养成学生‘自食其力的本能”。

吴奔星在介绍完修业之后呼吁:今后中国开办农业学校,应以修业学校为榜样,把学校办到农村,到田间从事实际研究,那才是中国所需要的农业教育。

至《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发表,湖南长沙修业学校创办刚好30周年。这篇文章,创造了两个“第一”——从个人而言,它使当时吴奔星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第一次现身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论坛;对于创办30年的修业学校来说,则是第一次登上全国性的权威刊物在国人面前亮相。吴奔星文章对当时的修业学校介绍之详、篇幅之长、影响之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私立金陵大学图书馆1933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1858—1931)及1935年编辑出版的《农业论文索引续编》收录了从清咸丰八年(1858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底之间76年来的中国境内出版的中西文杂志丛刊上的相关农学文章,中文索引多达43800余条,而介绍修业学校的仅吴奔星此文。此后,虽有数篇文章发表在地方专业杂志,但影响力相对有限。

吴奔星介绍修业的文章,不仅面面俱到,又不乏细节,且充满感情;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住在长沙有十余年的历史,湖南教育的内幕颇为清悉。但是惟修业农校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象最深。” 这些或多或少都在暗示,对于修业,吴奔星并非只是一个知晓内幕的旁观者,而是一个深浸其间的亲历者。如果阅读该文更仔细点,从此段文字中可看出端倪:

记得在民国十八年的夏天,该校主事彭先泽(湖南安化人。民国八年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科学习,从事水稻研究。留日期间,曾赴朝鲜考察水稻生产。民国十六年回国,先后主持长沙修业学校农科,任湖南省建设厅农业技正、江苏淮阴农校教务主任。率学生培育水稻“修农”、“修农二号”、“粒谷早”、“淮农”等良种,以早熟、高产、抗逆性强而受欢迎。后潜心研究茶苗育种、茶树栽培、茶叶采制、茶农之组织及国际茶叶市场之出路等,著有《安化黑茶砖》、《茶叶概论》、《鄂南茶业》、《西北万里行》等书。被誉为“中国黑茶理论之父”。后被错误处决。——海注)赤着脚在田间工作,马路上走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走前的一个便向他喊道:“喂!请你找彭先泽先生带我们看看学校!”那人说完后,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他接了后,便说:“是我!”接着便邀着他们往办公室走去。

吴奔星和三哥吴立湘在北平读大学,经济上主要由大哥吴兰阶支持,生活尚能够勉强维持。不料,1934年初,大哥吴兰阶在一次回家乡的路上感染风寒,又遭遇庸医,不治身亡,这对于吴家兄弟二人来说,真好比大厦倾颓,顿时少了顶梁柱、主心骨,更少了经济来源,濒临失学的危险。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恰巧在此之前,吴奔星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的文章,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在湖南教育界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颇有人人夸说修业之势,让修业学校的负责人非常高兴。由于吴奔星原本和修业学校有过大学毕业后回校教书的口头协议,修业校董决定垫付他大学4年的生活费,共计大洋200块,而条件很简单,就是毕业后回母校服务一个时期,以工资归还母校垫款。与此同时,三哥吴立湘则与远房舅父张自立联系,也得到了支援。这样一来,兄弟俩解决了后顾之忧,顺利度过了大学时代。

吴奔星1937年7月从北师大毕业时,正逢卢沟桥事变。吴奔星在北师大的同学周怀球(周小舟)要到山西抗日大学,邀请他同去,但他因为要回长沙践约,为母校服务以偿还借款,只好婉言谢绝。当年7月18日,吴奔星离开北平,7月21日从南京转乘轮船南下,24日抵达武昌,去见正好在当地的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彭校长看到学生能够遵守承诺,很高兴,派人为他买了去长沙的车票,并给他10块零用钱。吴奔星终于回到阔别近5年的母校,9月一开学,就开始教两个班的国文,以古文为主。但由于日军日益南逼,长沙危在旦夕。1937年年底,吴奔星恋恋不舍地离开修业学校,应时任浙赣铁路联合公司理事会主任秘书张自立之邀,赴醴陵担任浙赣铁路巡回教育队队长,在铁路沿线宣传抗日救国,并解决铁路员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未能在修业服务期满并归还母校垫付的费用,成为他一生中莫大的遗憾。不过,对于吴奔星而言,修业学校不仅培养他走上文学和教育的道路,而且在经济上资助他完成了北师大的学业,可以说是恩重如山。他内心的修业情结,一辈子都浓得无法化开,正如他在北平读大学期间,所创作的诗作《我所思兮》中所吟诵的:

我所思兮在城南,

这儿我离开了童稚的摇篮。

厌弃海味慕山珍,

金桂飘香时节:盟白首,结永欢。

1949年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国内报刊对修业学校的介绍,基本集中在宣传毛泽东、徐特立在修业从事革命活动的范围内,而修业学校的历史则被淡化。“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修业逐渐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对修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主政者彭国钧、彭先泽等均被平反昭雪,他们对湖南教育和农业所做的非凡历史贡献也得到应有的承认。至此,吴奔星当年所写的《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一文,也如同文物“出土”,不时为人提及。

责任编辑:贾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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