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兵马俑归属之争

2009-09-03 07:03
新世纪周刊 2009年21期
关键词:陶俑兵马俑秦始皇

陈景元用30多年的时间,质疑和佐证秦始皇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而“国家队”同样用30多年时间“一铲子一铲子”地证明8000陶俑是秦始皇的。

陈景元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

张雄

用30多年时间质疑秦兵马俑归属的建筑师陈景元,被视为史学异类。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在2200年前驾崩之前统一了中国,下令修建长城,对中国实行残酷统治。他当时唯一惧怕的是天帝的震怒。他为此下令修建一座庞大的陵墓,让8000名真人大小的彩绘武士守卫。”在介绍兵马俑时,美国的《焦点》杂志这样写道。兵马俑被认定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似乎从1979年叶剑英题写“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馆名时,就已作为一种“公论”尘埃落定。

“想改口太难”

“‘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说法,传播得太久了、太广了,想要改口喊其他的,恐怕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72岁的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另有其人。

陈景元的身份与考古或历史无直接联系,他的本专业是建筑学。孩提时代,陈景元喜欢跟着隔壁的棺材店老板用泥巴捏小棺材。在中学里,陈景元几何、制图课成绩出色,制图老师王孟碌认为他是个学建筑、搞工程的好苗子。王孟碌对陈景元说,在秦始皇陵底下,就有众多的山川模型、宫殿建筑模型,那就一定要考到西安去。

1957年,陈景元考上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六年制,现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报到第二天,他独自一人跑到秦始皇陵“考察”。大学期间,陈景元跑遍了秦陵附近的山山水水,那里的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陈景元从建筑学、工程技术角度,研究秦始皇陵和秦阿房宫等问题,并参与1961年6月临潼县的城市总体规划工作,划定了秦始皇陵保护区的范围。1973年底,陈景元完成了一部叫《骊阿集》的书稿。在书中,陈景元论述了阿房宫并非秦始皇所建,且秦始皇生前没有预修过骊山墓。这是中国人从建筑工程角度,对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司马迁所撰《史记》一书有关秦代阿房宫、骊山墓的史料记载,首次提出的全面否定。

发现兵马俑的消息并没有马上被公布。1974年11月初,陈景元到南京博物院办事,博物院的同志把这个内部消息告诉了他。一直对秦陵抱有浓厚兴趣的陈景元特意跑到西安进行考察。但对于兵马俑迅速定性为“秦始皇所有”,陈景元认为此结论很成问题。

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内参上发表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在这个报道中,作者蔺安稳写道: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此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

参加一号坑第一次发掘的研究员张占民曾对媒体透露,1974年正处于“批儒评法”的关键时刻,中央有人要为法家人物秦始皇树碑立传。但长期以来在文化思想、艺术领域找不到秦始皇的贡献,一下子发现了6000兵马俑,他们自然重视。

岳南在他的系列图书《考古中国·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中披露: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江青看到了这份内参,在惊喜之余,她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很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国务院于1974年6月30日批示,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

陈景元认为这是考古史上极其罕见的“先定性,后发掘”的举措,“考古队还没进入现场,相关证据都还没有收集,就一口咬定陶俑的归属。所以这个‘考古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成分科研的。”

在陶俑出土几个月后,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学者来到西杨村进行实地考察。他们看到这里距离秦始皇陵有两公里的距离时,纷纷发问: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怎么会放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至于陶俑的时代、性质、属主等问题,专家们认为并不能做出肯定准确的判断。国家文物局任际奉处长在1976年看到一份对秦俑提出质疑的材料后,也曾表示“秦俑定性确实很匆忙,文章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林剑鸣在《秦俑之谜》中,这样写道:既明确秦俑坑距秦始皇陵外城东墙有1225米之远,就很难证明这组建筑必定为秦始皇陵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陵园之外。

同样属于质疑者阵营,但陈景元并不认同“1225米”的说法。“这个1225米是以讹传讹。早在1980年1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画册中,就明确无误地说‘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东门外,距陵墓1.5公里。”陈景元介绍,连袁仲一在《秦始皇兵马俑研究》一书中也承认,“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的西杨村南。”但是这一结论与袁仲一曾宣称“三百丈”的说法仍然不相吻合。

袁仲一曾在1981年第一期《旅游》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汉旧仪》一书有记载,秦始皇曾下令宰相李斯,将陵墓的范围向外扩展“三百丈”,经过钻探测量,发现出土陶俑的地点,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认定这是秦俑定性的有力凭证。“实际上我查阅过各种版本的《汉旧仪》,并没有找到关于‘三百丈的记载。而且,就算这个说法成立,秦时的三百丈折合成现在的尺寸,也只有690米,而距离秦始皇陵封土将近2公里的西杨村,怎么可能‘跑到690米的圈子里面去呢?”俑坑里的时间之轮

战国时,各国车轴的尺寸不同,路面形成的车辙也不同。车轴有别,互不通车。不同车辙的路,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好办法。因此车同轨是秦始皇完成统一后的重要举措。考古界认为,河北省的井陉天门关的车辙是秦王朝车同轨留下的重要实物佐证。

调查资料显示,井陉古道的轨距是1.40米,而云南曲靖的秦故道车辙、辽宁朝阳城门车辙也是140厘米。而俑坑出土的“战车”轮距是1.80米;铜车马坑出土的一号车,轨距是1.90米,二号车的轨距是2.04米。袁仲一对此的解释是:秦代有战车、有大车、有小车、有独轮车,那么多不同用途的车,没有办法做到“车同轨”。

陈景元引用《说文解字·序》的文字说明秦始皇的“车同轨”制度执行的力度:战国的时期“田畴异亩,车涂异轨、令律异法、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兼天下,李斯乃奏同之。“秦王朝由于大规模建设工程的需要,必须使车辆制造实行标准化、制度化,为的是最大限度提高产量,及时地供应备品、备件,使一车可以直通全国。而车不同轨,哪里还有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

陈认为,井陉秦皇古道上的车辙,根本不与俑坑战车的轮距相同,也不与通车的轮距相同。“大小尺寸各不相同的车轴,尤其是1.8米轮距的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秦代同车轨制度。这些都有力说明了,俑坑里面所有的车,处处都与秦王朝的基本国策相抵触,根本就不可能是始皇时代统一轴距的车,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秦始皇的面前,去为秦始皇陪葬?”

陈景元还认为,秦始皇即位之时首先要建造的,是刚刚去世的父亲秦庄襄王的陵墓、即位才三天便去世的祖父秦孝文王的陵墓,及其祖母、尊祖母等人的陵墓,这才是秦始皇即位后一个时期内最为紧迫的陵墓工程。“秦始皇是一个事业型的君主,对他来说远大的治国信念,让他根本无暇顾及百年后事。而且他非常忌讳死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记载。”陈景元认为在秦始皇生前,并未有“预修”陵墓之举。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一种观点,即秦兵马俑坑曾在秦王朝末年被项羽焚毁。1975年第11期《文物》杂志发表的《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中说:“俑坑底部普遍覆盖厚度约0.15~0.44米,可分为10~14层的淤泥。”陈景元认为俑坑底部的淤泥层,是俑坑自建成之后直至焚毁前夕,实际存在的一种“时间年轮”。《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称:各种兵器,多出土于淤泥层的表面或淤泥、淤沙中。“这样吕不韦戈跟俑坑底部的陶俑并不属于同一地层,毫无疑问是俑坑的‘非原配兵器,乃是外来者的遗留物。”陈景元说。

“如果俑坑竣工不久,就遭到焚毁,在一两年时间之内,怎么可能形成几十厘米厚、可以分成14个层次的淤泥层。临潼地区历年气象资料是,150毫米的大暴雨频率是3年一遇,干淤泥也是平均每3年才有l层。这样14层淤泥需要40多年的淤积时间,加上俑坑自身10年的建设工期,所以俑坑真正的始建年代,就要一直向前移推半个多世纪。这一推不要紧,它就被推到秦宣太后、秦昭王这段期间上来了!”

真正主人是秦宣太后?

陈景元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

秦宣太后芈(音米)氏曾把持秦国朝政41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芈氏家族,一直是楚国世代的王室显贵。秦楚两国“绊以婚姻,袗以盟”,秦惠文王娶了芈氏。历史上楚苗同裔,楚人的祖先是随武王伐纣的“苗人酋长”,所以楚国也被称为“苗的楚国”。

俑坑中绝大多数的武士俑,头顶上都盘着一种“歪髻”:发髻高高盘在头顶左侧或右侧。这与秦陵陪葬坑出土的坐佣和直立俑有明显差异,后者的发髻都盘在头顶正中的脑后部位。这是陈景元认为芈氏很可能是兵马俑主人的重要论据。

陈景元介绍,在我国西南省份,有的面具艺人,會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斜眉扯眼”的样子。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歪髻由苗人推向楚人。“歪髻”在楚人中传承下来,湖北楚墓中,有梳着“歪髻”的古尸;阿房宫遗址出土的玉片上,有“歪髻”的人像,阿房宫由宣太后始建,她来自楚国王族,“歪髻”和她有着直接的关系。

“芈氏是秦始皇尊祖父秦昭王的生母,由于出身显赫,在秦楚联姻之时远嫁秦国。《汉书》记载,阿房宫由秦惠文王修建,未成而亡,随后,由芈氏执掌秦国朝政41年之久,大量王室玉器和楚苗式样‘歪髻偏髻玉人出土,加上遗址中有‘楚字瓦当的发现,充分说明阿房宫工程由芈氏来推行续建的。同样,有着‘歪髻偏髻的秦俑坑,当然免不了要从她这里入手去寻求答案了。”在《秦俑真相》中,陈景元这样写道。

陈景元曾与袁仲一当面对质过关于秦俑属主的问题。1976年,陈景元去了西安,见到了当时的考古队长,后来的兵马用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他一口气向袁仲一提出了20多个问题,陈景元回忆说,当时袁仲一的汗直往下淌,夹着香烟的手指在哆嗦,这些问题袁仲一都无法回答。

当本刊记者致电袁仲一询问相关情况时,袁说:“我不认识他(陈景元),或许在什么会议上会遇到过,但并不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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