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秦始皇,还会是谁?”

2009-09-03 07:03
新世纪周刊 2009年21期
关键词:吕不韦兵马俑秦始皇

张 雄

两代考古工作者挖了30多年,证实着兵马俑确属秦始皇,但同时还是解释不了很多疑问

陕西兵马俑坑在2009年6月13日举行了第三次挖掘的启动仪式,这天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

35年前的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骊山北麓,西距秦始皇陵约2公里处。9位西杨村抗旱打井的农民偶然挖出了一些真人大小的俑头、躯干和大量的陶俑碎片。层层上报后,将相关文物带回县里。几十天后,几尊完整的武士俑终于被拼接、修复成功。

临潼县一时难以对文物的性质和时代做出明确界定,于是此事被很快上报到省里。1974年5月,新华社记者蔺安稳知道了情况。回京后不久蔺安稳将此事写成内参,刊登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396期,标题为《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短短四五百字将陶俑发现经过描述了一遍。文章中并未明确说明出土的武士俑是否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但这篇文章已经将兵马俑和秦始皇陵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结论是30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1974年7月6日,中央对“秦代武士俑”的批示,正式向陕西省委、省政府作了传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很快成立了考古发掘队及发掘领导小组。考古队最初只有4个人,时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发掘队一行人带着行军床等行李和发掘工具进驻考古工地。袁仲一196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接手秦俑的发掘工作后,袁仲一长期主持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勘探和挖掘,曾被学界称为“兵马俑之父”。

袁仲一是“秦始皇兵马俑”论点的坚决支持者。“这不仅是我的观点,也是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基本观点。得出这一结论,是两代考古人员经过30多年一铲一铲挖出来的。”

袁仲一原本预计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完成的挖掘工作,不料一干就是一年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罕见的、超乎想象的大型陪葬坑。袁仲一挖了很多的试掘方,也找到了1号兵马俑坑的边界,但却仍旧不敢下结论。考古队又对1号坑进行了复探,几乎照顾到了俑坑的每一处细节。最终的试掘工作在1975年6月底结束,而有关兵马俑坑在学术上的定性,即兵马俑是秦始皇的陪葬这一观点正是在这时才得出的。此后,兵马俑才开始以“秦始皇的陪葬”的身份被公布在大众媒体上。所以,袁仲一表示,对兵马俑坑进行的定性建立在历时一年多的勘探和发掘、研究工作之上,是可靠的。

铁证“吕不韦戈”

在兵马俑1号坑中出土的文物中,有23件带有始皇纪年铭文的铜兵器,分别从秦始皇3年到19年,其中的6件“吕不韦戈”,纪年有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如秦始皇三年的“吕不韦戈”,是袁仲一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所有的证据。

吕不韦戈上有“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丞义工”铭文。“三年”指秦始皇三年,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寺工”是秦始皇时期中央主造兵器和车马器的官署机构,“”为主造工师人名;“丞”为主造工师助手,“义”为人名;“工”为具体制造的工人,“”为人名。由于晚期器物不可能出现在早期墓葬,因此可以证明俑坑是秦始皇时期建造的。

“在《文物保护法》上就有‘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之分。秦俑坑出土的‘吕不韦戈属于可移动文物之列。”陈景元的观点是,戈是一种可移动文物,“吕不韦戈”在全国很多地方一直都有发现。它可以出土在后人的墓葬中,也可进入遭到后人破坏的前人墓葬中。袁仲一也多次表示:俑坑焚毁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并劫走大量兵器,俑坑内留下外来人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在1974年以前,兵马俑已“被人发现30次以上”。

袁仲一介绍说,俑坑建筑所用砖与陵西建筑遗址发现的砖在大小、颜色、纹饰、火候、质地、重量上完全相同,甚至连砖上陶文的内容、文字风格、戳记方法也没有丝毫差异。铁建筑构件的型制与陵西遗址发现的铁构件也一模一样。由此说明俑坑建筑材料与陵西遗址所用建筑材料是同时制作,只要陵西遗址属于始皇时期的结论不错,秦俑坑也只能是秦始皇时期。

兵马俑坑内的陶俑与秦始皇陵其他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造型风格和制造工艺相同。如秦始皇陵封土西侧内外城之间的曲尺形马厩坑出土的陶俑,其大小、服饰、冠履、发型及制作方法,和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一些陶俑完全相同。这证明二者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艺术匠师塑造的,都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且,一、二、三号俑坑出土的数十件拉车的陶马和骑兵的鞍马,其造型、神态和细部的刻划手法,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马相同。如马的造型,都是头部较重,鼻骨隆突,颈厚稍短,甲低,脊背宽博,胸部较广,四肢发育较好,属于我国西北部的河曲马种。

2008年,袁仲一在接受《西安日报》采访时谈到,从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看,兵马俑坑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陵园的建筑布局像一个理想的宫城,有高大的封土和内外两重城墙。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秦宫,内城象征着皇城,外城象征着京师的外廓城,陵墓居于内城的南部,寝殿居于北部,符合陵侧设寝的礼制,居于右宫的各种府藏坑、车马坑,位于封土西边的内城里边;象征着宫廷厩苑、苑囿的陪葬坑居于外廓城的西部;寺宅吏舍居于西北区;象征着京师厩苑的马厩坑及兵马俑坑居于外城的东侧,坐西面东。整个陵园的布局合理有秩,“事死如生”。秦始皇生前住的秦宫及咸阳城是有军队守卫的,其卫队可分为三种,一是皇帝的侍卫军,职责是在殿中侍卫,守卫宫殿掖门户,出充车骑;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军;三是京师的屯卫军。一、二、三号坑兵马俑军阵,属于第三种,即守卫京城的屯卫军,或称宿卫军。

袁仲一认为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的陵域内。“考古资料证明,秦始皇陵的规模宏阔,陵域占地面积很大,东西、南北各为7.5公里,共56.25平方公里。其范围内都有秦始皇时期的遗迹、遗物。秦始皇陵的文物分布密集区为19.2平方公里;秦始皇陵的核心区为2.13平方公里。兵马俑坑位于文物分布较密集区,西距秦始皇陵外垣1025米。兵马俑坑周围东、北、西方向还有其他秦始皇陵陪葬坑。”

在秦国的历史上,能够有这么大的财力和魄力修建如此庞大的陪葬坑的,除了秦始皇,还会有谁呢?袁仲一反问。

在当年的考古队还流行着对兵马俑的另一种分析。古代的秦国人都信仰一种观念,即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生前怎样,死后还要怎样。秦始皇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观念的局限。他生前是称霸六国、不可一世的皇帝,他死后仍然需要一支威武雄壮的军队守卫他的亡灵。兵马俑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诞生的,所以它被安置在秦始皇陵地宫城墙的外面,象征着守卫京城的部队。

这个传说可以解释,为什么兵马俑距离陵墓有一段较远的距离。“它不可能是一个女人的”

对于“兵马俑属于秦宣太后”的说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仲立认为,宣太后不具备享有建这个陪葬坑的条件。“不要说是宣太后,历史上哪个皇帝都不可能。”张仲立表示,不能想象,秦始皇陵园里还能有一座秦始皇高祖母的墓。“除了秦始皇,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拥有。研究工作做到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秦始皇陵是中国最大的帝王陵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之一,陪葬之多是空前的。”

袁仲一表示,秦宣太后不可能有“兵马俑”这么大的陪葬坑。女人的陵墓不会有8000兵马俑,而且有女人的葬俑制度,应有侍女俑。在兵马俑坑中,除了与军队有关的东西外,其他能够体现女性特征的随葬品完全看不到。所以,袁仲一坚持认为,兵马俑坑和秦宣太后没有任何关系。骊山北麓广大地区,也就是秦始皇陵附近,并未发现还有其他大型墓葬的史料记载,因此秦俑坑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的陪葬坑,另外从它那么大的建设规模来看,也只有秦始皇才有这么大的魄力、财力修建。

在2008年第四期《知识就是力量》上。一篇名为“驳陈景元的秦俑新说”的文章支持了袁仲一的观点。文中写道:在秦宣太后时代,秦国对外休战,对内改革,国力富足。但是,秦宣太后能否组织起数十万人为自己修建陵寝呢?文章的结论是“显然不可能”。

作者写道,首先,秦虽与六国休战,但秦和西戎的战争依然十分频繁。秦国为避免西周末年西戎人侵扰镐京的事不再重演,不得不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消灭西戎各部。在秦宣太后时期,和六国休战时许多在史籍中记载的狄戎部族的名称也消失了,也就说秦宣太后时期秦国消灭了很多西戎的部族,正是这一时期对西戎的大量消灭才使得秦昭王、秦庄襄王、秦始皇能够集中足够的兵力对付六国,一举扭转了秦国迎战六国联军屡战屡败的局面。

其次,就秦国的人力资源而言,秦宣太后不可能修筑这么浩大的陵寝。“作为一个女人,以仁德为其主要的内部国策,在西部边疆依然战事频繁的境况下,是不会消耗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寝的。”

陈景元对这样的论点颇不以为然,他说,秦宣太后陵的位置,《西安府志》中对此记载,它说:“秦宣太后,葬芷阳驪山,去新丰县十四里,则在临潼界。”在《临潼县志》中也说:“秦宣太后陵……在新丰县南。”两个史料记载的地理位置都和兵马俑出土地点相近。

“至于女人的葬俑制度一说,也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论调。从来没有哪个考古记录能证明,女人的陵墓就一定有女俑。秦始皇的祖母陵,前几年不是被挖出来了吗?而侍女俑都在哪儿啊?”陈景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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