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与提升：构建理论大厦的艰难求索

章罗生　何云云　胡智云

[摘要]与上世纪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硕果累累、进步显著、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表现出构建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艰难求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这一点，可以李炳银、丁晓原、王晖、章罗生等人的研究和《报告文学论》等专著为代表。

[关键词]新世纪；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综合与提升

[中图分类号]I20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4-0074-06

关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丁晓原认为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30年至“文革”前，第二阶段从1977年至1999年。在第一阶段，研究者对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涉及，形成了文体理论研究的基本要点，为文体理论的发展构建了一个雏形框架。第二阶段可称为发展期，其中1977年到上世纪年代中期是“恢复期”；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重要收获期。此间推出了一批较厚重的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报告文学史的研究蔚然可观：“朱子南、张春宁、赵遐秋、章罗生的著作是其代表性成果。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李炳银的《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梁多亮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论稿》等，其中包含着他们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许多独到的沉思。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陈进波、马永强的《报告文学探论》等，对域外报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开拓了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空间。”其不足，“表现在前期，主要是理论批评的泡沫化倾向比较突出，批评的感性化导致研究学理性的消解。后期学理品格有所见长，但理论批评整体性建构失衡。与创作史研究相对兴盛相比，对报告文学本体理论的体系性建构显得不成气候。”丁晓原还认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了三代研究者。茅盾、胡风、以群、周立波、周钢鸣、李广田、罗荪、刘白羽等为第一代，“他们一方面进行报告文学理论批评的实践，另一方面自己又进行报告文学的写作”。朱子南、范培松、张春宁、尹均生、赵遐秋、涂怀章、陈进波、洪威雷、梁多亮等为第二代。“他们对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评论，对报告文学写作过程、方法与艺术的演绎，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时人对报告文学基本理论知识的需求”，但“总体上理论化程度不高”。谢泳、王晖、章罗生、马永强、张立国、李干等为第三代，李炳银是介于两代之间的“代际人物”。“一般来说，第三代研究者思维更见活跃，思考的界域更为开阔，较少墨守理论陈规的思维定势，更见自出心裁的理论创造勇气”；其不足是“力量还相当单薄，形成不了理论研究的规模优势”，“研究者个体之间的理论素养与功力，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应该说，除第二、第三代研究者中还应增添雷达、周政保和丁晓原本人外，论者的这些概括和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此外，关于新时期至90年代的报告文学研究，有人认为，80年代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相比，不但严重滞后，而且其水平和质量不高，总的来说，还停留在资料整理、现状追踪和个别作家作品评论的层次，缺乏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和系统建构。这种情况到90年代有所改变，即不仅理论研究者和理论专著大为增加，而且其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但总的来说，“中国报告文学研究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停留在低级的探索阶段，是一门未成型而亟待建设的新学科。”那么，新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批评有哪些发展与进步呢?我认为，与小说等其他文体作横向比较，报告文学研究仍处于弱势与落后状态，但在报告文学学科内部作纵向比较，却硕果累累、进步显著、来势喜人。其具体表现，一是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二是研究领域拓展、观念创新、方法多样，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总的来说，其研究表现出构建报告文学独立理论体系的艰难探索，可用“综合与提升”来概括。

应该肯定，就研究队伍和数量而言，一是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涌现的中坚学者坚守阵地，顽强奋进，力求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贡献出了新的精品力作；二是不断有新人新作加盟和充实研究队伍。就前者而言，李炳银、章罗生、丁晓原、王晖、刘雪梅和龚举善、张暧等均在原有研究基础和成果上，新出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报告文学论》和《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论略》、《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等专著；就后者而言，其代表作有张升阳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孙春曼的《文学的返朴归真——当代纪实文学概观》、王文军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和王吉鹏、何蕊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史稿》、《报告文学理论探新》等。同时，还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有影响的论文。当然，能够代表目前报告文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与最高水准的，还是前者的几部专著，它们分别在不同方面有所突破和拓展。以下试择其代表者进行具体评述。

一李炳银的“感悟和随想”

李炳银是“最近20年来最为典型的职业化的报告文学研究者之一”。继90年代的评论集《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之后，他于近年又出版了评论集《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该书收集了1996—2000年的各种评论文章29篇，内容包括理论探讨、作家作品评论和年度述评等。这些文章，基本上保持了以往的风格与特色，即“重心还是落在实证式的研究上”：“以多视点观照报告文学创作的态势与特征。既有微观的作家作品的具体透析，有中观的对某种文学刊物所刊载的报告文学进行分析，还有基于一个时间维度，对报告文学作年度或更长时段的评论”；他的实证研究，“大多能是是非非，实话实说，表现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不少作家作品评论是有建设性的。”。然而，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他的实证研究“特别是一些创作综述中有一些成了创作现象的陈列和若干作品的题解，对创作现象和作品缺乏有深度的分析”；“比较而言，李炳银更擅长于对作家作品作社会历史的批评，他比较善于通过考察现实生活、文本与主体的三维关系，挖掘作品历史的、社会的或政治的价值，评判作家主体的人格品格，而比较弱于对创作进行艺术分析”；因此，其研究“一方面有不乏新意深度的力作，但另一方面也可见一些泛化随意的感悟式的评论”。这也正如李炳银自己所说，“我时常感到有不断的创作现象需要面对，有许多现实的事情要做，放弃对这些鲜活的创作现象的研究，我总认为是一种不易补救的损失。结果，顾此失彼，对于报告文学就只有了感悟和随想，只有收获的喜悦忧患和不断的记录。我有时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负责报告文学管理的账房先生，记录下的都是一些有关收入支出的流水账。”。这虽是自谦，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实情。

不过，应该指出，正是由于李炳银有如此清醒的“自知之

明”，他也一直在试图改变和超越自我，一直在为构建报告文学的理论大厦而努力。这一点，他近年发表的《当代报告文学思考》和《报告文学论》等有影响的长文即是明证。这些论文，涉猎广泛，论述全面，集中表露了他一贯强调的关于报告文学的理性、现实性、批判性与真实性等思想，代表了他对报告文学评论与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其中不仅有对创作现状的批评，也有对现实争议问题的回应；不仅有对传统理论的探讨，也有针对创作实际而提出的新见。应该说，他的不少见解因接触到了创作主体、文体本质等某些前沿理论问题而闪耀着智慧之光。然而，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成果虽然超越了“旧我”，但总的来说，仍属于“感悟与随想”的范畴。它论述全面而失之笼统，感悟新鲜而流于浮泛，思想敏锐而欠深刻——总之，还缺乏学理的深度与系统的建构。

二丁晓原与王晖：对自我的突破与超越

与李炳银不同，丁晓原和王晖是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他们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曾单独或合作写过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丁晓原的研究，除具有学院派批评“所普遍具有的严谨、扎实文风和规范性与学科化之外，较强的系统意识和文体意识是其中突出的特点——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阐释，勾勒报告文学理论发展的轮廓，辨析与确证报告文学文体最具原点意义的特点”。他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正如标题所示，其突破在于运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报告文学进行外部环境与内部形式相结合的整体观照，从而提出了许多敏锐的新鲜见解。如将百年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分为“近代文化转型与报告文学的发生”、“政治文化制导与报告文学的演化”和“现代文化建构与报告文学的自觉”三个阶段，即“自发期”、“自立期”与“自觉期”；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写作方式”，是“近代知识分子借助于其他文化条件所新创的一种具有显性社会意义的独特文体”；报告文学“成在政治”、“也败在政治”；等等。总之，作者的评说既有理论的高屋建瓴与观照的全方位、多视角，又有对作家作品的悉心体察与对文体性质的独到发现，可见出其扎实的研究功底、严谨的写作态度与较好的学术素养。相对于《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丁晓原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主要属于“内部研究”：“其中有关于‘发生期、‘解放区等某一时段或空间存有的报告文学的论析，有关于某种类型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评论，最多的则是对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的细析解读”。尤其是较早论及了女报告文学作家群体和梁启超、周恩来、瞿秋白、邹韬奋、范长江、黄钢、刘白羽等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两方面正是当前报告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此外，与论者的一贯风格相同，该著也在具体论述中伴随着对报告文学本体的思考，不时闪耀着独到的思辨之光。不过，无论是作为作家论还是本体论，都还应提升理性，加强深度。

相对而言，王晖的研究虽不及丁晓原的领域宽广，却自有其专精之处。他长期关注报告文学的发展动态，能敏锐发现和提出某些问题，也能不时对一些新作进行评论。他的论文集《现实与虚构——当代文学文体批评论》收录了他自1985年以来的部分评论文章，其中有关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文学方面的内容约占一半。这些文章，有对创作现状的评论，有对本体特征的思考，还有对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其中不乏独到的新鲜之见。不过，这些论文毕竟是他早期的成果，其论述还不够系统、深入，显得不够厚重、成熟，一些短文似有“应景”之嫌。相对而言，最能代表他学术水准的还是其专著《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与以往研究相比，该作的内容更丰富，方法更多样，资料更翔实。它不仅从文化学而且从叙述学、文体学、批评学和传播学等多种角度和不同层面，对百年中国报告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进行了内外结合、纵横交织的反复言说。其内容涉及报告文学的文体性质、发展规律、美学形态、传播方式和批评标准等诸多方面。由于作者也是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且试图建立自己独特的阐释体系，因而在论述时，他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旁征博引各种资料尤其是古今中外各种权威观点，努力增大其理论含量与提升其学术品位。这样，其论述就不时闪现出新鲜与独异的理性之光。如认为：对于文体流变，可用“附庸而独立，一体到多元”来概括其发展的总体态势；“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由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三元素构成，它们分别从客观呈现、主体诉求与艺术表现三层面支撑着这一规范”，其中“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是构建“非虚构性”骨架的三个支柱；在百年中国报告文学语言体式流变趋态的描述中，可清晰地看到由“一体独奏到多语合鸣”的语体扩张谱系，其语体基调以写实、简洁和严谨为基点，在此之上又辅以雄浑、悲壮与明朗、绚丽这样两个分支；百年中国报告文学文体从其言说的对象及其文体面貌中所折射出来的意味，都传达出其与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度整合、互动，这即是对“现代性的追寻与反思”；等等。总之，该作不仅是奠定作者学术地位的厚重之作，而且是标志着近年报告文学研究水平与质量提升的代表作之一。

当然，尽管如此，《百年报告文学文体流变与批评态势》也只是试图建立自己的“阐释”体系而不是“理论”体系，它毕竟不是报告文学的“本体”研究，因而其理论发现与贡献也就受到限制。而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来说，目前最需要也最缺乏的是对报告文学的“本体”研究，即对报告文学进行美学定位，建立报告文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目前报告文学创作、编辑、评论和评奖中的某些混乱，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报告文学的不够重视，其原因均出于此。正是如此，刘雪梅的《报告文学论》就显得弥足珍贵。

三《报告文学论》：构建理论大厦的尝试与努力

刘雪梅《报告文学论》的“重点是从报告文学的内部规律入手，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讨。著述将报告文学文体理论视为一种开放但又自成体系的结构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文体史论、本体论、客体论、受体论等若干子系统，每一个子系统相对于它的内部构成因素，又是一个中观系统。以此人手，本书将上述内容列为专章进行考察，将报告文学文体理论这一整体分解为历史过程、内部规律与创作整合几大板块，以求从诸方面的有机结合中逐渐通向整体的全面把握。”因此，它“为报告文学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可说是填补了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的确，由于作者攻读的是文艺学硕士学位，且主攻方向即为报告文学理论，十多年来她一直对报告文学理论孜孜以求，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因而该作就显得功底深厚，是近年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具体来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的突破与特色在于：一是如前所述，它具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全书七章，每一章为一子系统，分别对各论题范畴内的诸问题进行了层次分明的论析。二是立足点较高，视野较开阔，现

实感和针对性较强。即论著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均来自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所依据的材料也是自新时期以来的最新文本。这就给人以较强的新鲜感和时代感，也是它与传统理论的最大区别。因为，就整个中国文学而言，可以说，新时期以来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情况最复杂。而这种复杂多变、求新求异的趋势与现象，就向传统的文学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作为新时期后才“由附庸蔚为大国”的报告文学来说，就更是如此。即它迅猛发展、丰富复杂的现实更向传统文论提出了严峻挑战，更显出了建立报告文学“自己的”独立理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而要建构报告文学的独立理论体系，如果依据的还是新时期以前的材料而回避或无视新时期以来的鲜活现实，或即使依据了新时期以来的材料，但却不新、不典型，那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即使不是“空中楼阁”，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建立全新的报告文学理论体系的前提，是对新时期以来的大量报告文学创作文本与实践活动的全面把握。而《报告文学论》的突破与超越，首先就正在这里：它的章节的设置、观点的提出与辨析，都源于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

正是如此，也就必然带来第三方面的突破与特色，即观点的新鲜、深刻与论述的周详、严密。如在第一章的“源流论”中，它先列出新闻起源说与文学起源说的具体表现，后细致比较两种起源论之得失，再周密分析起源中的各种“合力”因素与文体观念的发展演化。第二章的“本体特征论”也是这样：先列出有关报告文学的各种言说，指出其得失优劣，后提出“外形式(表层形式)”与“内形式(深层形式)”的新鲜概念并进行具体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报告文学定义，再对此定义的内涵进行具体解析。其中尤其是第三章“美学形态”提出的报告文学具有纪实美、写意美、思辨美和综合美，第四章“价值论”提出的报告文学的报告价值、主体价值和多元价值取向等等，更具有理论的原创性，其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如在讨论争议颇多的“真实性”问题时，作者在提出“事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概念后，指出：事实真实具有可靠性、不变性和特殊性等特性，艺术真实具有认知性真实、假定性真实和诗艺的真实。在谈到报告文学的综合美时，论著在辨析文学与新闻的差别和报告文学对两者的“综合”、“统一”时，其论述更见透辟、严密。

不容讳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即出于对以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感，人们不敢谈文学的政治标准与宣传功能，甚至只强调“批判”而讳言“歌颂”。这一点，在报告文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有人甚至认为要将“歌颂”赶出报告文学家族。而《报告文学论》在这方面也表现了其不凡的理论胆识与勇气。她从报告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肯定：“报告文学的政论性特征决定了报告文学必然要具备宣传功能，不论是政治与政策的宣传，还是个人观念的灌输，报告文学都以影响人们的思想，扩大舆论阵地为根本动因”；另一方面又严肃指出：“报告文学的宣传价值标准不能只是政治标准，更不能只止于对现行政策进行印证，而应以文化标准、哲学标准、社会学标准、人类学标准来共同审视报告对象”，“让宣传充分报告文学化，报告文学不能宣传化”。

总之，尽管《报告文学论》在总的理论框架上尤其是在本体论上，还缺乏较大的突破与创新，人们有理由要求它视点更高，体系更完备，尤其是要求它从整个中国文论建设的总目标出发，使其成为整个“具有中国特色”新文论的有机部分。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初具规模、较有体系的报告文学本体论专著，因而其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应予充分肯定。

四章罗生等的“史”学研究

当然，在整个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中，新时期以来，收获最丰、成果最多的还是在报告文学史方面。这方面的代表著作，上世纪80年代有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和范培松的《报告文学春秋》，90年代有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章罗生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和高文升主编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等。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著作不但有增无减，而且也表现出“综合与提升”的特色。就数量而言，2002年以来，其专著就出版有章罗生的《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张升阳的《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孙春曼的《文学的返朴归真》和王吉鹏、何蕊编著的《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史稿》等多部。其中《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和《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较有代表性。

《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论述了有关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与审美特性，以及报告文学观念的确立与嬗变，描述了中国大陆自建国初至90年代的报告文学发展线索，介绍了徐迟、黄宗英和陈祖芬等新时期以来的15位作家。论著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观点公允、论述具体。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由于其时间下限截至20世纪末，因而它追踪时代，贴近现实，包容和评述了更多、更新的创作现象与作家作品，同时，它对各阶段与各个作家的创作，也进行了较具体的比较和细致的分析，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新见。不足之处，一是在结构和体例上，“史”“论”有机融合不够；二是在观点和论述方面，新的理论建树较少。

相对而言，《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显得扎实、厚重得多。首先，《史论》是“断代史”，《发展史》是“通史”，在研究时段和内容上，《发展史》远比《史论》深长、丰富。即它不仅包容了《史论》所述的整个“当代”(至上世纪90年代末)的内容，而且包括了“当代”以前的“近现代”。而90年代出版的两部“通史”，即张春宁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与朱子南的《中国报告文学史》，由于其写作与出版时间的限制，其不足也恰恰在于对新时期报告文学论述不够，尤其是未能涉及90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而这一缺陷，正是限制其“通史”理论创新与体例完备的要害。因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至新时期以来才真正独立、繁荣和逐步成熟。可以说，不论述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或对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论述不充分的报告文学通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通史。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发展史》超越了以往而具有独特意义。其次，《发展史》的突破在于有新的较完备的体例，即有自己独特的史观、史识，或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具有“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意识”，而“这种整体意识同时具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对于我们研究其他方面、其他时段的文学发展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再次，也如学者们所言，《发展史》的“一个突出的学术特色是把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扎实的历史叙述相当成功地融为一体”：它“既在历史研究上贡献良多，又在报告文学理论上深入思考，对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和独立品格作出了明达的辨析”。的确，论著在以新的史观对百年报告文学的发展进行评述时，也同时探讨了有关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独

立品格等理论问题。如认为：报告文学的确具有“边缘性”，它是一种介于新闻、政治、哲学和纯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它既具有新闻的特点，也具有文学的特点，但又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冲突、融合后的全面综合与有机统一。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戏剧那样的纯文学或“狭义文学”，而是如诸子散文、史传文学、现代杂文或某些风格化政论文那样的“折中义文学”。但它仍可运用纯文学的形式、方法与技巧，仍可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和美学风格。

最后，与此相联，“这本史著的另一个优点是既有史的通识又颇多精彩的点评”：“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常常是作家论的集合而缺乏史的通识，给人见木不见林之感，近些年的文学史又过于追求所谓整体观照而将名家名作消解掉了，给人以见林不见木之感。章罗生先生这本专题史著汲取了上述教训，致力于宏观的史识和具体的评论的结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书从大处着眼，纵论报告文学百年发展史，脉络清晰，论断精审”。此外，“全书引证十分丰富，援用资料相当翔实，对各种文本和重要报告文学作家所作的评价，也大体客观、公允、恰当”，因而它“确是近年有关我国报告文学历史研究的难得的丰厚之作，是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部可贵的成果”。但该书也存在重点不够突出，论述不够深入，缺乏内在的价值标准与理论体系等缺陷。

继《发展史》之后，章罗生于近年还出版了《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正如作者所说，该著是他以往研究的继续和发展：不仅与他以往的《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和《发展史》构成相互关联的中国报告文学史“三部曲”，而且标志着他从较单纯的“史”学研究转向“史”与“论”的结合。这些探索，显示了作者企图不断超越自我、提升理性，将报告文学史学研究与本体研究有机结合的努力。

五其他评论与研究

除以上所述外，其他方面，还有孙春曼的《文学的返朴归真——当代纪实文学概观》、张暧的《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和王文军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等值得关注。其中《文学的返朴归真》实际上是作者担任副主编并参与编写的《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一书的补充。这两部论著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上对纪实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的纪实文学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也有力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因为，在目前的文学创作、编辑与评论中，“纪实文学”的概念相当混乱：有的将其视为与“虚构文学”相对的种概念，认为它包括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和纪实小说、纪实散文等；有的则将其与“报告文学”并列，或视为同一概念，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涌现的一种新文体。因此，当今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标有“纪实文学”字样的作品，有的实际上是报告文学，有的则确与报告文学有所区别。究竟应该如何为“纪实文学”定位?怎样界定“纪实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创作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急需回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纪实：文学的时代选择》与《文学的返朴归真》的意义正在这里：它追古抚今，放眼世界，将理论探讨与创作实际相结合，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纪实文学”问题。两部著作在内容上有部分重叠之处，但也在不少方面进行了补充和发挥，尤其是对纪实文学的概念内涵与“真实”性，对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纪实散文和口述实录、历史题材纪实文学等进行了具体的分项论述，虽然其论述还不深入，某些问题也并未完全解决，但其知难而进的探索精神应充分肯定。

与《文学的返朴归真》相比，《20世纪纪实文学导论》的内容显得更扎实、丰富，它不只较全面地论述了包括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传记文学等在内的纪实文学的有关理论，而且还具体论述了斯诺、范长江、徐迟和黄宗英等报告文学作家，刘心武、老鬼和虹影等纪实小说家以及杨绛、李辉和胡辛等传记文学家。虽然全书缺乏严谨、统一的体系和更多新鲜、独到的理论贡献，其所选作家对象也带有随意性，但毕竟集中论述了较多的纪实文学作家，尤其是第一次对纪实小说这一争议较大的品类作了较具体的理论探讨和个案分析，同时，对“斯诺体”等报告文学的分析也颇见功力。这些，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局部抗战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研究》的选题和视角较独特。它针对以往学术界将“抗战文学”的起始时间定为1937年而忽略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这一“中国局部抗战时期”的缺陷，不仅首次论述了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现象，而且认为，报告文学这种新兴文体，“正是在局部抗战时期成熟，并且在全面抗日战争中风靡一时的。这一客观的文学史现象表明，把报告文学的发展纳入到抗日战争的体系中去探索，能开辟出某种新的研究领域。”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视野并未局限在“局部抗战时期”这一小的时段，而是“以小见大”，将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世界左翼思潮与世界报告文学等进行广泛联系，具体探讨其影响与联系；同时，还将局部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与全面抗战时期的报告文学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报告文学进行较深入、细致的比较，从而努力探寻其内在规律。这样，该著就不仅呈现出较强的学理性，而且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综合与提升”的总体趋势，与上世纪相比，取得了可喜成绩和实质性进展。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几代报告文学学者自强不息、勤奋耕耘、刻苦奉献，但却未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人们所翘首期盼的“理性化程度高的体系性的理论建构”，更未能改变报告文学研究在整个文学研究和文论体系中的落后、尴尬处境。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究竟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变面貌?我认为，首先是要全社会——当然主要是学术界——正视现实，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与必要性；其次是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从整个文学乃至文化的高度重新认识纪实文学与报告文学的本质；最后，才是从整个中国文论革新与重建的高度来建构报告文学的理论体系。

补记：本文编发前，笔者又见到《纪实之美》(何西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凝想》(李炳银)、《文化生态视镜中的中国报告文学》(丁晓原)和《转型期报告文学论纲》(龚举善)等理论新著，限于时间与篇幅，本文未及补充，有待在专著中具体论述。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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