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述评

王小平

摘要：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它独特的传播过程。本文依据材料将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划分了三个阶段，并用具体的史料来展现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关键词：马克思学说 传播

一、 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雏形

1891年底至1892年四月,《万国公报》最早节译了美国人贝拉米（E.Bellamy）写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这部小说是1888年美国初次发行的，它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对康有为和谭嗣同的维新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

1899年2至4月，李提摩太在节译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Kidd）的《社会进化论》中，有如下两段记载：“其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另一记载说：“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偲（即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至今终无以难之。”[2]文中提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还提到了恩格斯。这是国内最早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由于传教士主要是宣传宗教和信教方面的消息，其间也有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但都是作为宣传基督教的补充，加之作者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根本就不可能正确地介绍马克思学说，这使得马克思学说在国内的影响也就很有限。

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学说》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并称之为“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引文如下“故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3]这是在中国人创办的刊物上，中国人首次介绍马克思。

1903年10月10日，《浙江潮》第八期所载《新社会之理论》一文中粗略地介绍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者认为“......以其注意社会改革，非计政治改革，故名社会主义，其社员曰社会党。”作者还认为共产主义“该派创始人为法国罢勃（Baboeuf,巴贝夫），其后劲为犹太人埋哈司（Karl.Marx，马克思），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 [4]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共产主义并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也就不可能过多得介绍了。与此差不多同时，在《国民日日报汇编》的《德国之社会民主党》中也提到了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并对此给予了肯定 “该民主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为圭臬，......是其在各政党而得莫大胜利之所以。”[5]文中的“马枯士”就是马克思。

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动为百物价值之原泉。”。其文中还说社会主义“吾中国夙有之”， [6]还提到了1866年9月第一国际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际章程，“此等言论，与千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7]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学说的传播是非常的零碎，人们只能在各种传播舆论中获知，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上面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来。

二、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较之前一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认识上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马克思学说的全貌至此变得日渐明朗，这不得不归功于朱执信、梁启超、无政府主义派，此外还有孙中山、廖仲恺、宋教仁等人。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只选取几个人稍加述评。

1906年初，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列传》一文，文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进行了最为详细地介绍。他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介绍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 “要之，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拉萨尔、…...则庶几于革命犹有所资也。”。[8]朱执信还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的批判“岁入则大半为赢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谓之掠夺，盗贼，乌可得哉”。 [9]朱执信对剩余价值的认识也是正确的。“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庸钱，余六个小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 而干没其余。” [10]朱执信对马克思学说的评价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学者约翰.弥勒的影响，朱执信不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观点，认为“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往往亦自劳动。”，[11]此外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也没抓住最重要的部分，甚至把马克思和拉萨尔并列起来。当时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朱执信本人也从未认为马克思学说符合中国国情并把它付诸于实践。因此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就停留在纸上，只能做马克思学说曾经经过的一个最好印证。

1906年2月23日，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又一次提及“麦喀谓田主及资本家皆盗也，今以此手段取之，则国家其无乃先盗矣乎？......”[12] ,“麦喀”即马克思。但是文中曲解了马克思学说。

1907年8月31日，章太炎、张继、陈独秀、刘师培、何震等数十人受到日本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该讲习会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刘师培为中译本作了个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又还远远不够，......他还认为马克思主张在推翻旧制度之后，还须建立自己的国家，使人成为国家的奴隶‘均背于平等之旨”。[13]该讲习会表面上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质上宣传的是马克思的变质的东西即无政府主义。由于无产阶级还处于幼年阶段，也没有马克思学说产生的阶级基础，所以马克思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也就微乎其微了。

三、马克思学说在中国传播的高潮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学说经过十月革命的成功引起了中国人的注意，这一次中国人将马克思学说推向了它在中国传播的高潮。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学说“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一曰社会主义是也。”[14] ，“......其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思（Karl.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15]陈独秀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并不能从本质上宣传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的传播不得不归功于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

李大钊紧接着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文中热情地称颂了十月革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文中还说到“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7]这是李大钊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始。

李大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思考， 1919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根据他的理解系统地介绍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文中批驳了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以来的种种误解。用唯物史观论证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预言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接着又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生产学说。这篇长文是我国最早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著作，虽然不免有些错误和缺点，但其基本内容是应该肯定的。这表明李大钊已经对马克思学说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和相当深入的研究。

李大钊并没有满足自己所取得成就，1920年3月又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2月又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了信仰和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范围，他还身体力行通过办很多刊物，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除此之外，《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等刊物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对提高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李达在1920年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底商榷》来驳反清源，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18]在马克思学说传播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出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如李汉俊、陈望道、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等等，这些人在自己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又宣传马克思主义，使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正本清源，也使更多的中国人看到了并慢慢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学说。在马克思学说传播的高潮阶段，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发起的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紧接着各地陆续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共产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从此以后马克思学说在中国有了自己的归宿，逐渐成为解救中国人民的理论指导，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开始了中国化。

结束语

马克思学说毕竟是中国刚刚掌握了的理论，是一种舆论指导，它需要中国人付之于实践。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也就成为磨练中国人的开始，磨练使中国人真正成熟起来，也使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在磨练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39页。

【2】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641-642页。

【3】、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340页。

【4】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284--285页。

【5】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478页。

【6】、【7】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03、204页。

【8】陈旭麓主编、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4-25页。

【9】、【11】陈旭麓主编、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5、26页。

【10】《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984页。

【1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85页。

【13】《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1年，437页。

【14】、【15】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0、12页。

【1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 》，人民出版社1959年，100、117页。

【17】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25页。

转载《黑龙江史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