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还是不死，这是一个问题

栏目编辑 吴晓燕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册上有一篇课文《“诺曼底”号遇难记》,它取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小说《船长》。课文记叙了哈尔威船长在“诺曼底”号邮轮遭到“玛丽”号大轮船猛烈撞击而即将沉没时,沉着冷静地指挥60名乘客和船员安全脱险,自己却在完全可以逃生的情况下选择了随着客轮一起沉入深海的故事。

《史记》中记载有项羽之死一事。项羽被刘邦军队追杀,穷途末路之时,乌江亭长前来营救,项羽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发生了有名的“戊戌六君子事件”。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结果失败,主要参与者被杀,谭嗣同是其中之一。在被捕的前一天,谭嗣同整日不出大门,等待来逮捕他的人。他对苦苦劝他到日本的志士说:“世界各国变法维新,没有不经过流血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有听说过因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就是国家不能强大昌盛的原因啊。(如果)要流血的话,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同年的8月13日,谭嗣同在北京南城的菜市口被杀。

现实生活中,对于他们的生死抉择有着较大争议。一些人认为他们身上体现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值得称颂。但也有人认为,哈尔威船长求得生还后可以再当船长;谭嗣同可以在逃亡日本后重新为变法维新出谋划策;项羽可以逃往江东,卧薪尝胆,等待重操霸业之机。总之,他们不应轻易地放弃宝贵的生命。死,还是不死,成了一个问题。我们选择这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试图找到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它关乎权利、人格、责任、道德、理想、正义等等方面,似乎不仅是生死问题这么简单。

(一)三人之死

1.哈尔威之死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小学教师 李俊 我觉得哈尔威船长的选择可以理解,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却不一定正确。我们应当记取的是:生命是最可贵的,船长选择在自己的岗位上葬身于大海是不值得推崇的。作为教师,我们应该让学生懂得: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而每个人的生命并非仅仅是属于他自己一个人。试想一下,哈尔威船长已经完成了指挥救援任务,如果他游到救生艇上存活下来,丝毫不会影响别人的获救,而只会扩大这次救援逃生的战果。他还可以做一名好船长,继续为他人作贡献,还可以继续孝敬父母,照顾妻儿。他没有选择生存机会,虽然可以说他是一名尽责的好船长,但不能算是一名好儿子,一名好丈夫,一名好父亲。因为他在选择放弃生命的同时,也选择了提前终止向父母尽孝、向妻儿尽责。他弃生求死,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大的损失,也是一种无谓的牺牲。总之,我觉得应该告诉学生,这样的英雄可以理解,可以敬佩,但绝不可以效仿。

北京某公司职员 周轶 舍生取义之人,往往生命中都具有理想主义精神。哈尔威船长从事的是有着冒险性的事业。遭遇事故而沉船,即便是在航海技术比较发达的今天,也是一件易于发生的事。如何在保存性命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可能是事故后最为权宜之策。船长却在最大化地履行职责后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舍弃对于他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然而对于船长自己来说,所忠爱的事业遭遇如此重大的挫折,所掌控的“诺曼底”号——他最得意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追求事业的精神也会受到毁灭性的一击。事业可以重振,可是重创何以能恢复?“诺曼底”号不会重来,他主动毁灭自己的肉体就是对完美事业的追求,而且,他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征学 船长是可死,也可不死。如果船上的乘客全都救出来了,他完全没有必要死。因为虽然船长的职业是船长,但他可能还兼着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角色。如果他是为忠于船长职守去死,那他其他的责任就没有尽到。船沉了,人救上来了,与船同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他活下来,还可以为社会作贡献。如果船上的人没有救完,他就应该选择死。因为作为船长,只要乘客上了你的船,就应该安全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如果船沉时人还没有救完,他就应该以身殉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杨韶刚 在《“诺曼底”号遇难记》(雨果的原著名为《船长》,不同的题目本身就隐含着作者不同的着眼点)中,哈尔威船长完全有机会安全逃生,但他却遵循了当时法国“人在船在,人亡船亡”的法律规定,选择了死亡。从哈尔威船长指挥60名乘客和船员脱险的整个行为过程来看,哈尔威船长的行为是值得称道的。当面对乘客和船员拥挤逃生的局面时,他发布命令说,“哪个男人敢走在妇女和儿童前面,你就枪毙了他”,他用“二十分钟,足够了”这句话来安慰逃生的人们。所有这些行为和话语都体现了一个船长忠于职守、扶助弱小、镇静自若的做人之道,是其道德价值观的真实体现。他一生都要求自己忠于职守,履行做人之道。面对死亡,他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但是,在最后选择与船同亡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他做出的选择是:以自己的死遵守了当时的法律规定,用无声的语言彰显了自己的人格和船长的尊严,但同时也缄默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法律规定的悲愤抗议。这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有一条法律规定,船长必须与船共存亡,否则就会受到法律制裁。这种法律规定并没有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而只是一味强调船长的职责。试想,哈尔威船长已经把所有的乘客和船员都安排在了救生艇上,他自己也完全可以逃生,仅仅为了这样一条迂腐的法律规定,就置人的生命于不顾,我们需要谴责的正是这种法律规定的不合理。同时,我们也从这个案例的背后看到了西方人自觉遵守法律的道德情怀,对哈尔威船长的道德自律深表钦佩。但是,我也为哈尔威船长不能超越这一境界,实现更高的价值追求而感到遗憾。

2.项羽之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杨韶刚 《史记》中的项羽之死虽然同样给人带来了震撼和感动,但他的死不是对法律规定的被动执行,而是对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道德自责。他虽然同样有逃生的可能,有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的希望,但面对由于他的自负、傲慢等消极人格导致的惨败,他选择了死,也不失为一种英雄的壮举。否则,即便他能够侥幸逃生,他那难以改变的自负人格,也很难保证他能成为比刘邦更好的封建帝王。

河南焦作六中教师 卢泰之 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缺乏对于灵魂的思考,更没有上升到灵魂之永恒归宿的视域来看待肉身之存无。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为典范意义的孝道文化导致的是更多的人在生死抉择时更多选择的是忍耐和负重的苟活。在他们的个体精神之中没有支配自己肉体生命的权利。项羽、谭嗣同等对生死之选择更多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气节”,而非其他。其中固有的对个体生命的态度造就了中国的人文精神中的常以胜败论英雄。项羽为人大度、耿直、忠义之气节是刘邦不可比的;谭嗣同舍生取义壮举的历史意义是诸多苟且偷生的人难以想象得到的。生也有道,死更有道。领悟并恪守死生之道,乃是人类不断前进的动力之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征学 项羽是必死无疑,只是主动死和被动死的区别。为什么?先说被动死。假如项羽不自杀,一种可能性是投降;一种可能性是渡乌江,待东山再起;一种可能性是与刘邦军队作战。假如他投降,刘邦迟早会杀掉他。因刘邦(集团)把他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如后来吕后帮刘邦杀掉韩信。以前,项羽和刘邦之间虽然有约,但是他们之间却高度不信任,没有任何信任可言,如鸿门宴上刘邦的不辞而别。所以,刘邦即使当时不杀掉他,后来也会找机会杀掉他。从事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事后的情况检验来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假如项羽渡乌江,他很难东山再起。一方面,由于连年战争,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十分厌恶战争;其次,当时,刘邦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第三,项羽手下的将领,如张良等人的离开说明项羽作为领导的缺点还是比较多。他的缺点展示在有识之人面前,所以,就很难再有人去投奔于他。假如项羽选择与刘邦军队作战,很可能会被刘邦的士兵杀死。作为一名将帅,如果被一个小士卒杀掉,是一件屈辱的事情。这三种死都是被动的死。主动的死(自杀)是项羽考虑了很久的。他和虞姬告别时就已下了决心,准备了很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统帅,应该死在战场上,所以选择了自杀,选择了一种主动的死。

3.谭嗣同之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杨韶刚 谭嗣同虽然也完全有机会逃生,但他是以自己的死大义凛然地向那个黑暗的社会提出了抗议。他的死和哈尔威船长之死有很大区别,那就是,他不是默默地遵守那个时代的法律,而是面对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想以革命者的流血牺牲来唤醒国人。这种死的选择具有更深刻的政治道义,体现了华夏民族“从道不从君”的传统美德。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黄征学 谭嗣同可死,也可不死。不死,可以像梁启超一样跑到日本去。死,就是被杀。谭嗣同选择死与他信仰大乘佛教有关系。他用实际行动体现他所信仰的菩萨舍己救众生的大悲愿行,并希望用自己的鲜血唤醒同胞的灵魂。谭嗣同以身殉道,追求“道义为之根”的生命,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梁启超在《仁学序》中,既以佛门标准赞扬他具有大乘菩萨的悲愿,同时又褒扬他是一个仁者,为谭嗣同的死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认为,他不该死。革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想要以几个人的血去唤醒整个民族精神上的麻木状态,其效果还是相当有限的。如鲁迅在《药》一文中就谈到了革命志士以血唤醒民众麻木精神状态的有限性和无效性。与其这样,倒不如活着继续战斗,唤起更多国人的精神觉醒。如孙中山、毛泽东,他们本来有好几次都面临着死,但都跑掉了。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本来通缉要杀的人中就有他,但他跑掉了。综观历史,中国历次朝代的更替都有人死,但都不是以几个人的鲜血去换取的。从后来发生的史实来看,谭嗣同死的影响的确是有限的,而是生者领导了更多人,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如孙中山等人创建同盟会,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

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 何杰 主张谭嗣同等人可以不死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哈尔威看重的是自己的船,项羽看重的是自己的名声,谭嗣同看重的是改革大计。他们将最看重之物当作了生命支柱。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他们如果活下来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如果生命支柱不存,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殉命。唯有如此,他们才会心安。这是他们的人生追求,值得我们尊重。其实,我们赞扬谭嗣同等人的“死”,是赞扬他们的人生追求;我们认为他们可以“不死”,是为他们的策略选择惋惜。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

谭嗣同等人将最看重之物当作生命支柱,在一些人看来有些偏执。但正是这种“偏执”,显出人类追求美好境界的决心。他们虽然没有做出“更多的”实利贡献,但他们却化育了更多美好的人心。鲁迅先生非常不赞成刘和珍等人的徒手请愿,但他的不赞成是对其策略的不赞成,相反,他对刘和珍牺牲的意义却有着高度的评价。谭嗣同等人的死给后人的精神世界种下了美丽的梦想,化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好心灵。或许,哈尔威没有再做船长,项羽没能东山再起,谭嗣同见不到维新成功之日,实际利益少了许多,但他们的死对后代人心的化育,却有着更高的价值。

(二)生死问题的探讨——信仰问题的再审视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 任永泽 生或死之间的选择看起来就在一念之间,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深远的。生死问题有待解决,它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在哲学中,生死被看作是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生或死,生或死就会以什么样的面目呈现。只有对生或死问题有真正的理解与心灵上的安顿,才会正确对待生与死的抉择,并由此主动地践行。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故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严肃思考与对待、理性与批判性审视的有意义的问题。若问生或死是否值得,则需要探究生或死的意义。我们只有求得“为何而生或死”的身心安顿,才能面对生或死的诸多挑战。面对生或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哈尔威船长面对死亡,又一次运用了成为一名英雄的权利;项羽死得壮烈,死得英雄;谭嗣同献祭于忠爱的事业。三位人物有意识地用“死”谱写了“生”的价值与意义,诠释了对事业的虔诚,写就了“责任担当”的精神与品性,完成了自己在尘世的使命。那是什么成为评价生或死价值与意义的标尺呢?

不可否认,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对生或死的价值与意义的顿悟来源于信仰。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与心灵依托。人生观、价值观的实现都是基于信仰之上的。三位人物用“死”献祭于忠爱的事业。这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博弈。他们用 “死”守护“生”的价值。可以说,生或死的抉择是希望、信仰、责任与使命的抉择,是价值与意义的抉择,是精神力量与人类情感的抉择。

生或死的选择昭示我们重新审视信仰、实践信仰。这是人类精神状态的客观使然,也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希望与福祉。反观今天的社会,一个客观的现实图景是:人性缺席,良知退隐,道德堕落,精神危机,责任淡漠,不道德或反道德的行为此起彼伏。这些都是与信仰的缺失有关。人类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答案是:信仰。这是生命赖以充实的终极关怀。纵览中国近现代史,许多革命志士坚守不屈的信念,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强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不惧死是因为他们懂得生或死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找到了一种比自己的生命更可贵、更重要的东西。故他们把“死”的举动融入了自己的事业。其间隐含的意义是:信仰是对“死”抉择的皈依。正如弗洛姆所言:“事实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只是在充分地出生。”

“头顶星空,仰望大地”,人类才能恪守信念,坚持立场,人类的梦想才能诗意地栖居,人类才能不断地创造和超越。重建信仰,朝圣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关怀尺度,是人类信仰的终极价值关怀与精神关怀无法回避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性复归美好的价值选择与客观使然。为此,我们要做的事是:充分利用、发掘人类文化的优秀资源,在精神性、文化性中把迷失的“信仰无根性”找回;落实、开展信仰教育,其目标要人性化,过程要理性化,内容要渗透信仰的价值内核;探索、建立信仰与价值认知、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条件与机制;营造良好的外部信仰环境;建立意义求索与精神提升的信仰体系。

(三)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校长 徐建平 “生与死”,是一个引人深思的严肃的哲学命题。我认为,学校作为传承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场所,必须让学生懂得“生死之大义”——为何而“生”,为何而“死”。要“生”得其所,“死”得其所!

首先,必须教育学生懂得生命的意义,使他们学会珍爱生命。生命不能预演,不能排练,只有一次。曾几何时,同情、博爱,敬畏生命,珍视自然,都是人类的公德和美德。然而,在今天青少年的视野中,人的生命的贬值,挥霍生命的大度,实在令人震惊。因区区小事而杀父弑母,一言不合便捅死同学,偶遇小小挫折便割腕跳楼,一群初中生以十分卑劣下流的手段虐杀女乞丐……这样的消息,时常困惑着我们的视野。人们不禁会深深责问:人性的光辉沦丧何方?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连养育自己的父母、朝夕相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轻易践踏、摧残,还有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呢?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绝对是一种比世界大战还要悲惨的灾难。所以,倡导人心向善,敬畏生命,珍爱自然,应该成为教育的最低目标。

其次,要让学生懂得“生”的价值。“活着为了什么?”“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模糊理解,导致了一场场青年学生藐视生命、践踏生命的悲剧。个人的贡献,有大有小;人生的旋律,有壮怀激烈,也有波澜不惊。但是,正是这一个个所谓的微不足道的生灵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默默无闻地在各自的角落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才创造了今天纷繁的大千世界。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这个世界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人都不能妄自菲薄,轻践自己。生就要造福于他人,造福于社会乃至人类。这样的生,不管是以何种方式,都是有价值的,都必须十分珍惜。

再次,要让学生懂得“死”的价值。一个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但却有死的选择方式。中国历来有视死如归的传统,如“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实际上,死还是不死,是一个为谁而死、是否值得一死的命题。死,要死得其所,要无愧于自己,无愧于他人,无愧于社会。为人类的信仰而死,为人类的正义而死,为人类的美德而死,死得其所。正因如此,哈尔威船长从容地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的光荣留给自己;谭嗣同立志成“为变法而死第一人”而唤醒民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在死与不死之时毅然选择了死亡,这不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已植根于他们心中的一种义理之辩。我们要让学生从小就树立一种正确的生死观,使他们懂得什么样的“死”不值得,什么样的“死”才是死得其所,从而传承人类的美德。

(注:关于哈尔威船长的背景材料,由深圳市福田区南园小学的李俊教师提供,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对以上评议,若读者朋友有不同意见,欢迎发表自己的看法!)

责任编辑/吴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