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

姚志彬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大国、世界列强的凌辱,长期在救亡图存的绝地里挣扎。几代仁人志士和全体国民有着深厚的“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情结。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在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政经形势中,奇迹般地保持了年均9.6%以上GDP增长,是同期全球经济增速的3倍多;经济总量较1978年增长60倍,2007年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占到全球经济总份额的5%以上;外汇储备更是高居世界第一;13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人均寿命提高到72岁,有了堪称民族复兴第一步,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毫无疑问,今天是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最为光荣的时代。

然而,正当我们踌躇满志沿着大国崛起的道路,阔步前进的时候,一些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悄然降临。如全球性的化石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环境破坏等等,迫使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作深刻的检讨,因此,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应运而生。

一、摆脱现实发展困境的理性抉择

发展陷入困境,此路不通,“不通则痛”

世界史上严格意义的大国崛起,是500年前“地理大发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的产物,先后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和日本,都是以工业文明为价值取向,立志做自然的主宰、追求财富的无限增长,甚至以海上霸权和枪炮实力,开拓资源与市场,在300年间创造了等于传统社会总和的财富,但也耗费了亿万年的自然储备,仅20世纪的100年,人类就消耗了1420亿吨原油、2650亿标准煤,按目前产量,全球剩余可采石油的静态保障年限仅40年、天然气仅60年。由于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其全球性滥用造成的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成为2008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可以说,低碳经济是对人类工业文明的深刻检讨,也是对列强崛起路径的生态批判。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对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中国,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诚然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产物,但经典的制度设计中,并没有回应生态危机的机制,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文明为基础。因此,中国30年取得了西方百年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工业文明百年的环境危机,也在30年间集中爆发,且更带有发人深思的中国色彩。

过去的30年,中国沿着传统工业文明发展道路,在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条件下,拼资源,拼环境。仅从1990年到2001年,石油需求增长了100%,天然气增长92%,10种重要有色金属增长276%,迅速消耗国内的储藏,也玷污了秀美山川。同时也由于我们实施低人力成本策略,以加工贸易的低廉所得,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导致中国“卖什么什么贱,买什么什么贵”,甚至在全球油价和粮价高涨的情况下,仍维持廉价出口,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也使中国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石油、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7%,铜70%,铝80%,也将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

和平崛起,敢问路在何方

从战略层面而言,中国现有的发展道路、崛起路向,陷入了“四个走不通”的困境:一是能源安全走不通。资料显示,照目前趋势,我国2020年一次能源需求将较现在翻倍,达48亿吨标准煤,其时国产加进口的煤炭、石油资源,最多只能满足到70%,出现能源供给严重不平衡。二是环境容量走不通。世界卫生组织等相关研究指出,我国1/3地区受酸雨严重影响;全球20个空气重污染的城市,16个在中国,仅11个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每年使5万人丧命、40万人感染慢性支气管炎;2020年,仅燃煤污染致人疾病的代价将达2900亿美元,占GDP的13%。三是国际竞争力走不通。按照国家权威部门分析,到2030年,我国主要产品将被挡在“碳壁垒”门槛外,失去国际竞争力。四是国际责任走不通。我国今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二氧化碳第一排放国,2050年的排放量将达120亿吨,而目前世界气候谈判认可的全球排放量,极限状态也只有200亿吨。

既然现有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四不通”的山穷水尽的境地,中医云“不通则痛”。我们何不以壮士断腕的精神,摒弃对发达国家旧有路径的依赖,毅然选择低碳经济道路?尽管这种选择是痛苦的,但痛并快乐着。我们要建立适合新约束的政策体系、技术制度和市场环境,彻底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尝试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跳跃和崛起。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责任

苏东事件以后,中国的成功发展为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和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发展低碳经济。我个人理解,中国选择推行低碳经济,其意义绝不止于技术与经济的层面,也在于政治层面,在于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道德责任宣示与承担。

资源、气候、环境问题浑然一体,中国不能独善其身

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具有世界上最紧张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可以说,中国肩负着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责任,其发展取向,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要发展,但绝不能沿用工业文明史上,强占资源和市场的老路,不能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产业、甚至转移人口,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因为资源、气候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是全人类面对的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也不能通过“自扫门前雪”的方式独自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更何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调各国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中国的崛起,只能以内敛的方式,取发展与道德责任的统一,强调经济体内部生产、消费的生态循环,提倡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俨然与《联合国宪章》、《世贸组织协定》并称,成为世界性的基本规则。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公约》条款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越发加快,预计今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将达成一个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事实上,气候变化已成为环境保护的中心概念,环境的考量因此纷纷进入各国外交、贸易、安全政策。西方战略家鼓吹的建立国际干预机制、伸张环境正义,也有了实际的响应,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武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不断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不断成熟,如果可再生的丰裕能源系统一旦确立为世界标准,对依赖传统工业路径的发展中国家,将是灭顶之灾。很明显,只有在以气候问题为代表的生态战略中积极应对,才能取得国际事务中经济、技术、道义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提升国家的绿色控制能力,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手段和目标,既关系到执政能力和国家安全,更关系到履行国际环保责任。

中国崛起,必须对国际事务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

这里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发展的合理空间。中国是一个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国,要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其二,道德理性地对待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存量”与“增量”之争,一方面我们要和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发展权利,迫使发达国家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大幅度减低排放;另一方面要客观看待来自西方的压力,不能因为“西方拥护的我们就反对”,也不能期望达到与西方排放水平一致的绝对公平,正如“办公室抽烟故事”所揭示的道理一样,绝不允许后来者抽到“过瘾”了才谈戒烟,后来者一定要自我节制。其三,树立负责任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不仅需要硬实力,更需要软实力,需要文化和道德的感召力,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典型意义,对非洲、拉美和南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如果我们摒弃旧路径,走出一条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对营造有利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进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那样将可以真正昭示苏东的解体,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而是社会主义向教条模式的悲情告别,是社会主义拓宽创新空间的开始。必须郑重地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大厦,需要坚实的道德责任基石。

三、走符合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必由之路

工业文明时代的大国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制造者

回顾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发展,这是一个能源消费逐步增加的过程,人类的现代文明是以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为代价的,发展越快、排放越多,发展水平越高、排放水平越高。工业文明时代的大国迷信科学,梦想征服自然,做大自然的主人。如今,当这一梦想快要实现时,人类却不得不面临空前严峻的“全球问题”。

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经济批判,指出其生产方式只会使人变成机器,只会使人间的关系变成赤裸的金钱。这种批判针针见血,但却不足以让尔后的各种社会形态改弦易辙,主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摆脱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反思工业文明,仅以经济为武器是不够的,只有借助生态价值和文化判断的放大镜,才可以看清大资本大机器生产方式背后的西方经济理性。这种理性以英国大哲学家罗素所谓“自然、他人、自我三者是人类宿敌”作指导,立于此文化基石之上的工业发达国家,人口不过世界的15%,却历史性地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多的天然气和50%多的重要矿产,他们是今天全球气候问题、生态危机的始作俑者。

中国注定要承担起探索人类新文明形态发展的重任

人类存在的生态环境有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两大类型。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将自然界和其他“非我”存在物置于服从和被动地位,从而造成了生态结构的失衡和社会结构的断层。随着人类活动方式从古代主客未分的朴素形态向近代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态的迈进,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进而把人与自然的对立推向极端。随着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历史超越,人类活动方式亦将从“主客二分”的理性形态向现代“主客统一”的实践形态转型,人类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必将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型关系向人与自然的统一型关系转化,使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崇尚“天道圆圆”,讲求自然与人的“生生不息”的传统中国文化看来,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和人类社会的按需分配设想,都是以无边的人类欲望占有有限的自然资源。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理性,近似于强调以自然法则维护群体延续的当代环境文化,是中华民族能以国家形态传承几千年的重要支撑。近代以来,工业文明凭借经济全球化的强势,让我们失去了对固有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不知道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特点,一味把西方的理念看作普世价值,不断克隆西方的发展模式。全国高耗能的重化工业,2007年已有20%的行业增加值,在目前4万亿投资的大环境中,又有一轮膨胀,而其背后7亿瓩装机容量的动力支撑,70%是高排碳的火电,更会对环境造成沉重的负担。可见,发展中国的低碳经济,即使在强调科学发展观的今天,仍然举步维艰,路漫漫其修远兮。

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

当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许多人认为发展问题最大,但比发展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如何生活问题,只有真正明确人类应如何生活,才能真正知道应该如何发展。

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是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中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国文化精神要义同生态文明的内核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大国崛起基础的“海洋霸权”、“物欲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要抓住这个人类文明转型的机遇,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要重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重建不是机械复旧、固步自封,“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而是与新形态的生态文明相结合,以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创造生态工业文明,这是科学发展与传统发展的角力,也是新型文明和现存体制的碰撞。新文化的重建,是中国实现人类三期文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也是大国崛起的命脉所在。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充实并刷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并实现人类文明的转型,从而带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

中国沿着低碳经济的道路和平崛起,将为人类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

(作者单位:九三学社广东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