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０年，见证中国的变与不变

范庆华

1977年5月，一个由17名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组成的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代表团，应中国外交学会的邀请首次访华。此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有特殊意义，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两年后，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青联)与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以下简称美国青理会)正式建立双边交流关系，双方共同致力于培养下一代中美青年领导人。自1979年8月起，迄今已完成54批500多人次的互访交流活动。在两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国青联与美青理会的交流合作已成为中美民间交流的典范。

全国青联主席王晓在《全国青联与美青理会建立交往关系30周年纪念文集》的前言中写到：“全国青联自1949年成立以来，已经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外青年组织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其中，与美青理会合作开展的中美青年领导人互访交流项目是我们非常珍视的重点项目之一。”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同时也是全国青联与美青理会正式建立交往关系30周年。为了庆祝这两个珍贵的30周年，全国音联与美国青理会组织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作为《世界知识》的一名记者，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8月1日至8月14日，美国青理会组织一行29人的访问团分两批访问中国。访问团的成员大都是活跃在美国社会的杰出青年政治领袖，他们有的在州政府担任参众议员，有的任职于法律界与经济界，其中有19名成员是为了参加此次纪念活动而再次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全国青联与美国青理会共同举办了中美青年领导人论坛，来自中美双方的知名专家与学者出席了论坛，并作主旨发言，与中美嘉宾一道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

中国是重要的行动者

美国青理会成立于1966年，是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组成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半官方组织，主要从事国际青年政治交流活动。青理会的宗旨在于增加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的国际阅历，培养新一代领导人，帮助其成员建立对外关系网络，提高在美国社会中的知名度。成立之初，青理会的工作重点在西欧地区，随后，其活动范围逐步扩大，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7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

本次代表团成员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第一次访华，对于中国发生的变化，他们有着非常切身的体会。“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许多代表发出由衷的感叹，“中美之间的关系就等同于G2的关系”。中美商会会长柏麦高在接见代表团时说，“如果把沃尔玛当成一个国家，它已经是中国的第七大贸易国，目前美国企业中有50％在华都有投资”。中国的变化着实让人瞠目结舌，30年间，中国GDP总量增长了近100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中美青年领导人论坛发言中指出，“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以前没有发挥作用，但现在不同了，在安全、贸易、发展、能源、环境等这些属于软实力的范畴，中国也发挥作用了，这是过去五六年才开始出现的现象。可以说，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虽然在军事或思想领域，中国还称不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经过30年交往，中美之间的共同和相似的地方在逐渐增多。“中国的政治体制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法律体制也变得越来越健全，人民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利”，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中美商会会长柏麦高对代表团成员说。柏麦高的这番讲话消除了代表团中一些成员对中国仍然存在的疑虑。是啊，在两个社会、政治制度完全迥异的国家，要消除人们之间的疑虑谈何容易。30年前，共产主义的概念在美国人心目中犹如洪水猛兽；30年后，美国人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一个社会制度与其完全不同的国家。代表团一位成员对我说，“对于中国采取怎样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其实并不在乎，政治制度本身不重要，只要它是适合本国国情的。在过去的30年，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开放和民主，人们享有了更多的自由”。从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来看，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的确在逐渐深入，在这种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也变得更加开放与包容。

相互了解仍不对称

中美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虽然在逐渐增加与深入，但这种交流与了解有时候是不对称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中美青年领导人论坛中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教授有不同的看法。“对普通市民来讲，这个话大体上不错；如果是针对精英、专家这个阶层，结论恰恰相反。总体上美国专家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强于中国专家对美国的了解。不管是从访问的数量还是对对方的了解程度来看，中国的学界都差得很远。美国学界往往深入中国农村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等问题进行实地调查”。“可是对于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双方的了解其实都不够”，王逸舟教授紧接着说，“我们在外交场合经常谈到要尊重对方的利益关切，可是当我们在谈到什么是对方的核心利益关切时，却有一半人不能及格”。王逸舟认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三位一体的利益，一是中国的发展，二是中国的主权，三是中国越来越多的形象、国际责任和国际话语权的问题。而美方的核心利益也是三位一体的利益：富裕、安全和领导力。王逸舟认为，中美双方还需要大大提高改进自己，试图找到盲区，试着学习对方，不要自以为是，自己判断对方的情况。

未来领导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

对于王逸舟教授的观点，笔者表示认同。随着中美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中美政府与民间的交流都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状态。在过去30年间，中美之间虽然开展了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和各种渠道的交流与合作，可是中美双方的沟通和理解仍是不足的。全国青联主席王晓指出，新的任务和挑战要求中美各界培养一大批有世界眼光、包容心态、合作能力的青年和青年领导人。作为论坛最后一名发言人，美国青年政治领袖、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陈泰凡先生指出，未来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大家更重视谦虚、敬业、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以及能够与同事发生共鸣的能力。陈泰凡强调，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领导人应该更加积极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里必须要和不同背景、经历的人打交道，要做一个敏感的领导人，过去认为敏感的领导人是比较弱的，现在看来敏感的领导人才能建立强大的组织。

我想，陈泰凡的这番讲话不只适用未来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也适用全球各国的领导人。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我已经体会到了这种变化。在安排的一场美国代表团与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学生代表举行的对话上，一位代表团成员说，“中国青年学生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是如此熟知，远远超乎想像”。他们在肯定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同时，对美国的军事霸权主义以及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更加务实、不卑不亢，从他们的表现中，我明白了什么是未来中国领导人所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原世界乒乓球女单冠军邓亚萍在接见代表团成员时，当一位成员问道：“你取得了那么多的世界冠军，请问在大赛中你是如何处理你所面临的压力?”邓亚萍回答道，“我给自己的压力超过了别人给我的压力”。这一句铿锵有力的回答震撼了所有代表团成员，而她个人的奋斗经历更是生动地诠释了我们未来青年、未来青年领导人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