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情照亮人性的角落

何　慧

对于同性恋这一特殊敏感的题材,在台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相当普遍,而在中国内地却很稀少。很多人读《孽子》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其实刚开始笔者也是如此。然而读过之后却是深深的感动,文中一种悲悯的情怀贯穿始终。白先勇把这一特殊人群的爱写得那样轰轰烈烈、理直气壮,不禁让人掩卷叹息。《孽子》主要讲述了台北新公园莲花池边是一群男同性恋者的王国,反映这些边缘人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观照整个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当代意义。白先勇本身就是同性恋者(在1988年4月底,白先勇在接受《花花公子》的记者蔡克健采访中,首次公开自己的性取向[1]),他甚至怀着一种礼赞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同性恋者,最明显的是表现在《孽子》的题记上,“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2]

《孽子》的开头非常具有震撼力,首先就交待了由于儿子李青的同性恋行为而导致父子俩的决裂的情景。也就是这一幕,定下了小说哀婉、悲伤的基调。没有稳定的职业,李青们沦为一群靠出卖肉体为生的“青春鸟”。以父权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无法容忍同性恋这种仅属于很少一群人所有的亚文化。虽然在中国公众舆论对同性恋态度一向比较温和,但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盛行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尤其是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积习很深的国家,儒家道德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很深的李青的父亲、还有王夔龙的父亲王尚德、傅老爷子等,他们都是国民党战败后由大陆去台湾的一族人,政治上的失势和生活的窘迫他们尚能容忍,希望下一代能够继承衣钵出人头地。但李青被学校开除,“龙子”杀人、傅卫自杀,彻底打碎了他们的梦想,源于此的失望和愤恨可想而知。

从李青这一方来看,他们被社会压迫、排挤、鄙视,他们天赋异禀,不同的性取向使他们无法生活在阳光之中,这是“血里带来的”,他们无法抗拒。这些孽子们尚能应付社会上种种人对他们的鄙视,即使公开地被喊作“人妖”也能做到含笑应对、自我调侃。然而李青的痛苦与挣扎就在于得不到父亲的谅解,他承载了父亲最后的希望,“也曾洋洋得意,自认为不愧是军人子弟”。但又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在父亲的失望中愈加对自己感到失望。“我愈来愈感觉到父亲那沉重如山的痛苦,时时有形无形地压在我的心头。……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败苍老的面容。”与李青形成互补的小玉、吴敏、老鼠等人同样渴求亲情和家庭的温暖:小玉心心念念的就是去日本找他的亲身父亲林正雄,甚至把对父亲的感情部分移植在日本华侨林样的身上。吴敏在忽冷忽热的张先生那里找寻到了家的气息,即使在张先生中风半身不遂后仍然不离不弃。

在《孽子》出版后不久发表的散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中,白先勇以一位长者的口吻娓娓地向李青们说出肺腑之言:“你这一生的路都不会好走,因为这个社会不是为你少数人设计的,社会上的礼法、习俗、道德,都是为大多数而立。……但你接受了你不平常的命运,接受了你自己后,至少你维持了你为人的基本尊严,因为你可以诚实、努力的去做人。”[3]白先勇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以人性的光辉照亮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温暖那“常年流着血不肯结疤的心”,用悲悯的情怀关怀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争取伦理和生存上的平等,带领他们走出阴暗的角落。所以,尽管《孽子》从头至尾都弥漫着一种悲观、无奈、宿命的基调,但在文本最后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那暗夜里的光亮。文中的小玉成功“跳船”来到日本,吴敏和阿青都做回了正经行当,相信有一天阿青的父亲一定会原谅他,而小玉也会找到他的亲生父亲。

人生而平等。著名的性学家福柯认为“人既不是这种人也不是那种人,既不是同性恋者也不是异性恋者。我们称之为性行为的东西有一个无限广阔的范围。”他也相信终会有一天,“‘你是同性恋吗?这个问题,将显得如同‘你是个独身这个问题一样自然,而‘美将成为未来人们选择伴侣的主要标准。”[4]

注释:

[1]白先勇:《与〈花花公子〉记者蔡克健的谈话》,收入白先勇《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2]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白先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收入《第六只手指》,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4]李银河:《李银河自选集——性、爱情、婚姻及其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何慧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