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官场小说让我丢了“金饭碗”

张　弘

《国画》出版距今已经10年了,作为“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开拓者,47岁的王跃文被誉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而写作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金饭碗”不能再端了,同僚们嫌他点破了官场潜规则。近日,在湖南省作协,王跃文向笔者畅谈他弃政从文的人生经历——

抛诸脑后,母亲的官场六字箴言

建国以来,有些政治运动可能很复杂,但是,一些很严肃的运动,到了下面以后,未必就如此,很可能就成为纯粹的“人整人”。过去有矛盾,运动一来,就逮住机会弄你一回。

我父亲有一点文化,土改的时候参加工作。县委书记的夫人脸上长了麻子,他就在她的扇子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当时就是一个玩笑,一笑而过,但是县委书记的夫人心里挺不舒服。到1957年反右的时候,县委书记夫妇就抓住这个事伺机报复,把我父亲打成右派。因为这个原因,1978年之前,家人一直被笼罩在右派分子家庭的阴影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专科毕业,分配在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对我而言,这与从政是两回事,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就业,并没有抱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当时寻找职业,特别是在一个县一级的城市里面,似乎没有比到政府机关去工作更好的选择。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母亲对我的告诫是6个字:紧闭言,慢开口。但是,我的性格比较直率,或者说还有一点不信邪,基本上把母亲的话抛诸脑后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率性而为。我当时感觉,官场气氛好像还比较清廉,我自己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县委书记、县长这些官员面前谈笑自如,毫无惧怕或者是敬畏之感。而且他们对我这个小伙子也很欣赏,对我很不错。我当时觉得,只要好好干,职位的升迁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向上升”的念头,好像这是人生过程当中一种自然的成长。

从县到省,机关玻璃罩外的看客

直到后来我才感觉到,在地方上,当一个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尽管这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是,

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县委书记是说一不二的。

我在政府机关里面属于笔杆子,还算做得不错,一步一步,从县里面调到怀化市政府办公室。当时一般的干部都是手里提着一个人造革的那种黑公文包,我就不喜欢这种包,觉得很老套。我用的是一个柯云路的《新星》里面,主人公李向南背的那种黄色的帆布挎包。有一个老同志就跟我开玩笑说,小王背的书包,不像个干部,你应该弄个皮包。

就这样,我在机关过了十几年,见识多了一点,另一方面,我觉得官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官场的腐败,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等等问题,跟过去比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慢慢知道,单纯地秉持着过去做人做事的原则,你有才华,好好干就会得到升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凭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比别人优秀。但是,提拔来提拔去,反正都没有我的事。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业余不喜欢玩其他东西,打牌瞎逛。从1988年左右,我就开始写小说。当时一直把它当做个人的爱好,读书写作,成了我的生活调节。

我曾经在一个中篇小说里面写到过一个人物,当他要调离地方的时候,突然觉得大家好像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面罩着,而他自己在玻璃罩子外面,其实那就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我跟他们隔着一层玻璃,他们在里面活动,我是一个看客。

虚实巧合,破坏游戏规则的尴尬

1999年,我好像一夜之间爆得大名,赢得了无数读者,包括一些从来不看小说的读者、很多官场上的人、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阅读目的当然不一样。

另一方面,我的写作又让我在身处的官场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别人以为,他们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觉得我破坏了游戏规则。

事实上,我在作品中写到的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发生在我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更别说是人物了。有的人刻意要让生活当中的人对号入座,而我一直反对把生活当中真实的人物当作模特,然后做点变形。

我认为,虚构应该是文学创作的灵魂,我作品里面所有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虚构出来的。

但是,虚构的东西和生活有惊人的巧合。

比方说,我写过一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小说主人公到秘书长家里去送礼,两个人谈笑风生,特别亲切。然后送礼者把门打开告辞的时候,还在那里高声说谢谢。秘书长的脸一下子就垂了下来,把门“嘭”一声关上了。

送礼的这人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一开门脸色就变了。

后来他才想明白,打开门出来以后,应该悄悄离去,不应该在门口高声喧哗,因为整个楼道里面都是同事,让其他人知道有谁到家里去,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听别人说过,我就是觉得,生活当中应该如此,因此进行了虚构。后来,很多官场上春风得意的人看了以后会心一笑,说写得太真实了,我们就是这样。

写作丢碗,机关“分流”回了家

写这些官场小说的时候,我没有考虑过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小说就是小说,社会毕竟发生了变化,文革时期“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对作家进行处理的时代应该说一去不复返了。

后来在机构改革的时候,要搞所谓的人员“分流”,我被一种堂而皇之的程序“分流”了。而且,这肯定是有意为之。

当时办公厅有一个规矩,分管的副秘书长要找“分流”的同志谈一次话,给安抚安抚,但是分管的人不敢找我谈。办公厅的一把手,秘书长找到我,我知道他要谈什么,就故意说,找我别的可以谈,“分流”这个事情就不要谈了。

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我被“分流”,但是这个原因你不会承认,我不愿意逼着别人去撒谎,所以我们就不要谈了。他说,那就不谈了,以后你干什么?是不是可以帮你物色一个单位,我做工作帮你调动,你也可以去读书。读书就是缓冲,另外也可在家里再待3年,3年过了以后,你就再找个工作,把你的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去。

当时我说哪里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写作,写作也是一个乐子,这是我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的。

3年很快过去了,我的档案快要到人才交流中心去,我快要成为“人才”的时候,湖南的一批作家朋友说你还是到作协来,也不一定发工资,毕竟要好一点。我就把工作关系放到作协来了。

格格不入,确实不懂官场的“味”

我曾经用“我不懂味”来形容自己与官场的格格不入,这个“味”,是湖南土话,意思就是规矩,游戏规则等等。我当时体会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官场亚文化。中国正统的主流文化在中国还是儒家文化,修齐治平这些东西,中国的读书人还信这一条。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则。千百年来,官场人读的是《论语》,用的是反间,讲的是王道,行的是霸道。行知不一,或者是言行不一。这种表达,这种在官场当中从来没有被人认知、研究过,没有堂而皇之地宣传过的一些切实的游戏规则和逻辑,其实更起作用。

如果把儒家的那种文化叫做官场文化、正统文化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真正起作用的那种东西,就变成亚文化,官场亚文化才是实际的行为规范。

我对机关生活有隔膜,对有些东西很厌恶。比方说我们四五个人在办公室里面聊天,一个领导一来,大家全部起立,说主任怎么样……我做不到,我老是不起来,就坐在那里,当我看到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坐着,觉得特别尴尬,最后还是得起来。就是我起来了,别人心里也不舒服,因为你起得比别人晚,他的心里对你就会打折扣。中国官场的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我被“分流”也有其合理性。我们按照换位思考也很正常,不是我做得不好,而是我不应该在官场里面。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平和一点看也很正常。一个人既然在官场里面干,就应该想方设法得到升迁,因为这种官场体制就是这样,你所有的身份、地位、待遇,能够集中得到体现的就是你的位置和职位。我们现行的制度设计就是这样。既然如此,人性很多不好的东西就有可能在这里面去呈现。

当初被“分流”的时候,我在决策何去何从,最终抱定我只有走写作这条路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很绝望的过程。在官场里面,要么按照那种游戏规则去玩,我不愿意。我觉得特别委屈,要放弃很多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做一些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逢年过节,要去拜年,要走访,要打电话,请吃饭等,这些事我只要想起来就烦,是不愿意做的。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你有可能玩不下去。

如果我想开公司,必须跟城管打交道,还有公安、税务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一天到晚想着跟各种权力部门去赔笑脸,给他们送礼,请吃饭,喝酒,我想这些东西也烦。我也见到很多看上去风风光光的大老板,在那种权力部门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面前都得赔小心。如果运气更好一点,或者做得更成功一点,还能做一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个帽子戴上以后,做生意更加好——这实际上是收获权力的红利。而我只有走写作这条路,就不需要去求人,人不求人一般高。不过,要靠写作挣大钱、发大财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马马虎虎可以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