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端:南宋首位冤死的抗金将领

2009-11-16 02:47王克强
百家讲坛 2009年18期
关键词:富平

王克强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距臭名昭著的风波亭冤狱尚有11年。

南宋王朝的恭州(今重庆)监狱里,充满着一种诡异的气氛。宋高宗的特派员——宣慰川陕大臣张浚新委任的利夔路刑狱官已经与前任交接两天了,可狱卒们却始终没见新上司在狱中露过脸。更为古怪的是,到现在为止,连新上司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狱卒们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说:“稀奇啊!这不符合朝廷惯例啊!”

更为诡异的事还在后面。两天后,暂时被囚禁在恭州监狱里的抗金名将曲端,还没来得及被查清受指控的罪名,就暴毙狱中。关陕地区的官场上流传的说法是,曲将军在狱中得了怪病,七窍流血而亡。许多军界要员私下里质疑:老曲进去的时候还体壮如牛,怎么才几天工夫,说病就病、说死就死了呢?

许多巴蜀百姓听闻此事,都流泪叹息说:“曲将军死得冤啊!”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昵?悲剧的源头又在哪里呢?

曲端,字正甫,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人。他出身于军事世家,自幼好学,喜欢文史,长于兵略。

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趁金兵围困汴京、宋朝西路军主力勤王之际,连续攻占宋朝两座要塞,兵锋直指镇戎军。镇戎军是宋西北锁钥,如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经略席贡,急中生智,想到不久前曲端曾在柏林堡独挫西夏军,于是上奏力荐曲端担任镇戎军守将。曲端奉命于危难之间,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固守镇戎,西夏数万精锐骑兵猛攻一月不下,损兵折将,悻悻而退。从此,曲端一战名扬,成为家乡百姓心中的偶像。

进入南宋后,曲端又指挥宋军抗击金兵入侵,并取得了三次大的胜利;进一步树立了个人的威望。然而就在曲端运筹帷幄、寻找战机,准备收复黄河以西全部失地之际,一颗天煞星降临了。

宋高宗的宠臣张浚正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向他走来。张浚之所以能在历史上露脸,得益于南宋初年的“苗刘之乱”。扈从将军苗傅、刘正彦以“清君侧”为名,杀王渊、康履及内侍百余人,闯入行宫,逼高宗退位。当时身在秀州(今浙江嘉兴)的文臣张浚、武将韩世忠等闻讯,立即发兵勤王,平乱擒逆,苗、刘二人伏诛,宋高宗皇位失而复得。这让宋高宗倍感欣慰,于是在大乱平定后,给张浚加官进爵。张浚是蜀人,最怕家乡落入胡人之手,于是向高宗建言:“中兴大宋,当自关陕始。臣恐金人犯陕,继之窥蜀,其地一失,江南再难保全。”赵构一听有理,即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全权负责西路军的战备工作。君臣离别之际,张浚吹牛说:“为臣前驱清道,专等陛下回驾中原!”并许诺三年后上元节在汴京庆功。退朝后,岳飞将军讥问张浚:“相公恢复失地如此神速,毋宁梦中呓语乎?”张浚闻之色变,“憾之终身”。

张浚上任之后,很快任命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负责前线抗战工作。张浚之所以如此信任曲端,肇因于二人的初次见面。张浚刚到任,就去视察西路军各营。他来到曲端军中,却发现空无一人。张浚十分惊诧,赶紧询问曲端:“你手下的将士在哪里呀?”曲端不慌不忙,取出下辖五个军的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随手一指,说:“就看你的中军!”曲端“于庭开笼纵一鸽以往”,很快,“所点之军随至”。张浚为之愕然,发狠话说:“本抚要看你的全部军队!”曲端“悉纵五鸽”。于是,“五军毕集,戈甲焕灿,旗帜鲜明”。对于这种利用军鸽传唤五军的军事操练方式,张浚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此雷霆治军,不禁让张浚为之折服,所以委曲端以重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张、曲二人的和睦关系仅仅维持了数月时间。因为此后不久,对于要不要发动富平之战,张浚与曲端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并由此点燃了内讧的导火线。

富平之战的决策,始于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初。在这之前,有密探报告,金将完颜宗弼(兀术)将饮马长江。张浚当即下令西路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不久,金兵果然大举南下。张浚闻知,率军向东驰援。刚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听说金人已经败退,于是就收军返回陕西。但金兵败而未溃,仍有大量残余部队滞留江淮,伺机南渡,这对南宋中枢构成极大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浚才下定决心,准备打一场大战役,吸引金军主力西来,以减轻东南战场的压力。这一决策得到了宋高宗的大力支持,但却遭到西路军众将领的群起反对。

曲端诚恳地对张浚说:“兵法强调知己知彼。现在娄室(金军将领)在陕,彼军虽是孤军,但兵技之习、战士之锐、分合之熟等,均在我军之上。我军虽有五路精兵,可是刚刚临阵换过将,将士之间尚未形成默契。万一开战,上下必难协同,大溃将一发不可收,巴蜀也就危险了。何况运动战是女真铁骑之长,摆开阵势硬拼,就会导致‘我为客彼为主,处处被动。不如据险固守,精练士兵,常出偏师偷袭,使金兵疲敝。他们在陕中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则必定取粮于河东,到了这种状况,也就实现了‘我为主彼为客的有利态势。不出一二年,金人必被拖垮。我军趁机大反攻,河西失地必能一举收复。”

这段话,击中了陕西敌我双方的要害所在,是曲端在陕西前线多年得出的清醒认识。怎奈志大才疏的张浚急功近利,急于反驳岳飞对自己的质疑,因此执意要主动出击。既然曲端不支持,他就去争取少壮派大将吴玠的奥援,然而吴玢也认为“宜各守要害,须其弊而乘之”。就连张浚的心腹刘子羽也力劝他不要轻举妄动。对于这些合理化建议,张浚一概听不进去,他在军事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说:“我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可是现在东南战线军情危急,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不得不这样做啊!”

于是,张浚下令陕西五路大军会师。大军聚集后,张浚亲自阅兵,见骑兵6万、步兵12万,声势浩大,大喜,竟然站在点将坛上得意忘形地说:“从此,我们就可以一路向北,收复燕云十六州了!”不料,大将军曲端却在一旁没好气地说:“必败!”张浚顿时觉得很没面子,他勃然大怒,恶狠狠地说:“如果不败又将如何?”曲端慷慨激昂地说:“如果宣抚的军队不败,我情愿伏剑而死!”张浚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喊道:“军中无戏言!愿意立下军令状吗?”曲端也不应答,当即命人取来纸笔,一挥而就,呈上军令状说:“如果我军不败,曲端当伏军法!”张浚身为主帅,居然也信誓旦旦地说:“我军如果不能取胜,本抚也把头交给将军!”全军将士耳闻目睹了这场帅将之争,个个瞠目结舌。张浚唯恐军心涣散,于是声色俱厉、装腔作势地说:“大敌当前,还宣扬不战之说,怎么可以当大将?”曲端冷笑一声,说:“那我就等着看结果了!”说罢,当众交出了威武大将军印。

宋军旌旗蔽日,让金廷十分惊惧。完颜宗弼亲自率军从淮上西行,赶到陕西与娄室军会师,以解西部战场之危。

当时西部战场的宋金力量对比是:宋西路军约18万,号称40万。金人集中宗尧、宗弼、娄室三

军,女真精锐铁骑逾10万。

九月二十四日,宋军进至富平,列阵迎敌。张浚并未亲临一线,而是躲在邰州(今陕西彬县)遥控指挥。前线五路兵马分别由熙河经略刘锡、泾原经略刘琦、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永兴经略吴玠统领。金军方面则以宗尧为中军,宗弼为左翼、娄室为右翼。战事未开,金军已经棋胜一招,主帅宗尧亲临一线,便于凝聚士气,统一指挥,随机应变。而宋军前线五路将领均为平级关系,危难之际难免各自为战。这就给了金军铁骑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有利战机。

果然,金兵首先攻击赵哲的部队。赵哲率军英勇抵抗,却始终不见友军驰援。当时金将娄室熟悉内情,把最难啃的骨头——曲端一手训练出来的泾原军——留给了初来乍到的宗弼,自己却拣软柿子捏,强攻赵哲。宗弼果然遇到了麻烦,被泾原军团团包围,矢如雨下,损兵折将,狼狈不堪。所幸泾原军刚刚换将,泾原军诸副将轻视新帅刘镝,不听号令,才让久经战事的宗弼看出破绽,突围而出。赵哲那边就吃不消了,被两路金兵围住狂殴,又没有友军来帮忙,渐渐不支。关键时刻,主将赵哲离开了自己的部队,使麾下将校失去指挥,最终导致崩溃。赵哲军一撤,就给了金军向宋军腹地纵深穿插的良机,宗尧、娄室立即率铁骑包抄宋军后路,宋军全线溃退,关陇六路几乎全部沦陷,在陕西勉强守住了阶、成、岷、凤、洮五郡,以及和尚原、方山原两处要塞。

更要命的是,西路军损失了数万精锐以及大批军事辎重及军粮。张浚身边仅余千名随从,狼狈退人四川,“人情大沮”。

这位张文臣很是羞愧,“欲慰人望”。于是下达命令说,因为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而且在全军退却的时候,又是泾原军首先聚集,可见前帅曲端训练有方,所以授予曲端左武大夫之职。

军中参议王庶得知消息,知道张浚有重新起用曲端的打算,于是跑过来现身说法:“富平之战,宣抚与曲端有胜负之约。今宣抚以何面目见曲端?若曲端得志,虽宣抚亦敢斩之,不可用也!”

张浚一听,不禁寒毛直竖:“是啊!当年,进士出身的王庶曾是曲端的上级。在耀州军事会议上,王庶没有听从曲端的多项战略建议,凭文人的意气,与金兵苦战,结果延安沦陷后,王庶率溃军投奔曲端,差点儿被曲端问责杀掉。幸亏朝廷的钦差大臣谢亮竭力反对,王庶才得以脱身。如今曲端一旦得志,再来一次问责上级,自己哪里还有活路!”想到这里,张浚就有了收回成命之心。而恰恰在此时,曲端的旧将吴玠为了报复当年掣肘之恨,也跑来对张浚说:“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张公!”

正在举棋不定之际,张浚又收到了许多为曲端鸣冤的书信。川陕军民都认为“富平之败,皆固曲端之废”。张浚看到曲端如此深得关陕士庶的心,更加害怕了,于是开始罗织罪名,必置曲端于死地!

罪名之一,就是“指斥乘舆”。王庶检举揭发说,曲端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明显是在嘲讽当今皇上不思进取。而事实上,这首诗不过是曲端被贬官后优游林下的自况而已。

罪名之二,便是吴玠以老部下的身份,检举曲端早就有割据谋反之心。

罪名之三,是“贵以部下之叛”。曲端蒙冤后,他的部下张氏兄弟、李彦琪叛降于金。

于是,张浚就以“部属叛降,主帅必知其情”为名,将曲端打人死牢。

那么,张李诸将叛降,责任究竟在谁呢?恰恰是张浚自己。富平之战后,张浚不问赵哲离军的真实原因,将赵哲斩于衯州,然后派心腹孙恂接替赵哲环庆经略之职。有人就挑动环庆军中诸多副将说:“你们作战勇敢,然而赵将军却无辜被诛,天下哪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不料隔墙有耳,有人跑去告诉了张浚手下的“特务头子”刘子羽,刘子羽立即派人通知铁哥儿们孙恂。孙恂先下手为强,以败军罪名斩副将张忠、乔泽。其余诸将也被孙恂召集训斥说:“尔等头亦未牢。”副将慕容侑是环州大户,“闻此语,惧诛”,带头叛乱,一时环庆路烽烟四起。这对泾原路的曲端旧将们触动极大,本来曲端被罢,其部下被羁管,已经是处置错了。后来又派刘镝去统领曲端旧部,曲端旧将“素轻琦”,双方矛盾在所难免。于是,泾原统制张中彦首先降金,其兄张中孚于一月后亦降,又一月,猛将李彦琪又叛。这些曲端一手训练出来的精兵猛将,除吴玠所部外,几乎全部投入金人怀抱。此种情况虽有张浚欺人太甚在前,但为了泄私愤而罔顾民族大义;这是职业军人的耻辱。更恶劣的是,他们这种极端自私的行为还把自己的恩师曲端推向了绝路。

张浚终于下决心了,他一反朝廷惯例,任命武将康随担任利夔路刑狱,赶赴恭州,主审曲端“谋反”一案。

这个康随原是曲端将军的部属,曾因盗用库金,被曲端施以鞭刑,并被弹劾降职。任用此人负责曲端一案,张浚用心不可谓不毒。

康随刚到恭州,就趁曲端尚不知内情,导演了一场由张浚精心设下的毒局。他悄悄更换了狱官。新狱官一入监牢,就盛情款待曲端。曲端不知是计,“甚讶之”。那人就上前说:“将军功臣,朝廷所知,决无他虑。若欲早出,第手书一病状,狱司即为申主,便可凭藉出矣!”曲端一听可以“保外就医”,当然乐意,欣然引笔书之。狱官嘿嘿一笑,将曲将军的“病情报告”揣人怀中,一揖而去。

凭据到手,康随就露出了他的“尊容”。曲端一看主审官是宵小,知道自己不免于死,“呼天者数声”。康随诘问曲端“擅执本路节制使王庶”等谋反罪行。曲端慷慨争辩,气势如虹。康随自知理短,恼羞成怒,说:“还敢抵赖,重刑伺候!”下令将曲端“坐之铁笼,炽火逼之”。曲端凝望着熊熊燃烧的炭火和吊在烈焰上的铁笼,说了声:“铁象可惜!”周围的差役都知道,曲将军有一匹宝马,名唤“铁象”。将军是在感叹不能再驰骋疆场啊!曲端被投入铁笼前,仰天长叹:“天不欲复中原乎?”余音绕梁,振聋发聩。差役们目睹烈火映红了将军全身,纷纷泪如雨下。而康随仍在吆喝“加炭”。烘烤之下,曲端渴极求饮。康随立即命人递上早就准备好的烈性烧酒。曲端一饮而尽,很快就七窍流血而死,享年41岁。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离去。

张浚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在曲端死后,制造病死狱中的凭据。

半月后,宋高宗在临安崇政殿里看到了张浚关于曲端一案的奏折,凭他的政治智慧,很快就发现了此案的诸多破绽。但他的唇边却露出了一缕不易觉察的微笑,好爽啊!一块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当年曲端抗金三战三捷,他就派大臣张彬到渭州以招兵为掩护,对曲端进行了暗中考察,结果发现泾原军“只知曲大帅,不知赵官家”。于是在西路军中恢复宋太祖祖制——文人带兵、兵无常将,也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现在张浚不负重托,在西部战场率先实现了文人带兵的基本国策,宋高宗怎能不欣慰呢?

可是问题是,即便所有的文人都能像张良一样做到运筹帷幄之中,也还是要靠韩信这样的人去决胜千里之外啊!南宋兵力孱弱之门,自此打开了一条缝。

曲端一死,川陕民众反响激烈:“远近士民,闻端之死,无不怅快,有数日食不能下者”,“关中将士人民无复归意”,“陕西军士,皆流涕怅恨,多叛去者”。这种消极影响,比富平之战的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富平之战损失的仅是物资和士气,而曲端冤案出现后,失去的却是精锐和民心。

尽管吴玠后来指挥的和尚原大战彻底粉碎了金军西窥巴蜀的美梦,但宋朝痛失关陕的地利优势,也使得宋军日后想要收复中原,只能从江淮一路用兵了,陕西的夹击之势丧失殆尽,中兴希望近乎破灭,偏安局面彻底形成。

南宋史臣因张浚的声名,修史时处处为张氏说话。元朝修的《宋史》,依据的是宋朝内廷档案,也不能完全称为信史。虽为曲端立传,但是洋洋两千言,竟看不到曲端的战绩。而曲端在陕西军民中的威望,绝不是侥幸得来,是靠他自身的战绩争取来的。曲端在与金军的战斗中,曾经多次战而胜之,导致金军屡陷泾原周边的城关,独不敢骚扰泾原百姓。富平之战,泾原军“诈立端旗,足以惧敌”,也充分证明了曲端的军事威慑力。这也是曲端被冤杀后陕西军民痛恨张浚的原因所在。

后人评价曲端,对他贬斥最多的,就是他的跋扈,这有一定道理。但也应看到,曲端所处的南宋初年,宋金战事连连,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军事将领,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也养成了武将的跋扈风气。岳飞、韩世忠,均非温顺之人,都有犯上记录。就连曲端的下属吴玠,对上司也无恭顺之心,以“跋扈难制”作为死罪的证据,其罪名是难以成立的。

难怪南宋学者罗大经痛心疾首地说:“普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张浚)袭其事,几于自坏万里长城!”

罗大经哪里知道,曲端的悲剧、岳飞的悲剧,乃至他们所处的那个王朝的悲剧,早在宋太祖定下“崇文抑武、文人带兵”的基本国策那一刻,就已经埋下种子了。

编辑: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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